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规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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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规划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规划
当人们对一些经典概念和模式，如经济最优化模式、生态最适模式、最低安全标准、承载力概念等提出疑问之后，环境与发展规划的方法论也随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本文指出：
①以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模式指导规划都是非常局限和困难的，规划决不是一个环境和经济决定论的过程，而是一个可辩护的过程；②环境可能会对发展产生所谓的“顶极的”“绝对的”制约，对此，规划必须服从。
但是，这种“顶极的”和“绝对的”界线是很难确切定义的，也往往是难以操作的，因而其在环境与发展规划中的意义是相当有限的。
必须寻找一些新的有效的战略使规划过程具有可辩护性和可操作性。
如何寻求和设计这种辩护战略是可持续发展规划方法论的一个重要领域。
生态安全格局途径正是在这一方向上所做的努力。
关键字：
可持续性；环境与发展；环境规划；生态规划；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
1从最优化值到最小—最大值：
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规划途径
关于方法论总起来说可以分为两类：
即最大—最优化途径和最小—最大约束途径。
每类途径又可根据经济和生态指标进一步划分，形成一个2×2方阵的方法类型。
环境与发展规划中的可持续途径[1]
项目最大—最优化途径最小—最大约束途径经济指标目标：
追求经济效益，使社会总效益与社会总成本之差值达到最大
方法：
各类经济学优化方法目标：
避免很高的社会成本
方法：
包括最低安全指标、可持续限制、预警原则、发展阈限等生态指标目标：
追求生态适宜性和最佳关系
方法：
生态适宜性分析目标：
避免生态的不可逆恶化
方法：
包括承载力、顶极环境阈限等
生态最优化途径和经济最大效益途径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赖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科学知识，人们能制定一个最好方案。
而最小—最大值约束途径的一个共同点是追求回避最坏结果的出现，而不是追求最佳状态。
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论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来说明竞争双方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应采取的战略。
最小—最大值是一种平衡点，这一原理提倡对政策与策略进行多角度的或双向的选择，这种选择实质上是一种反复辩护的过程，本文所取之义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条件下，允许对方寻求最大利益的一种战略。
2最大—最优化途径
经济最大效益途径
在经济最大效益途径中，货币价值被用来计量自然资产和人造资产，基本指标是成本效益。
它根据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最大社会效益，允许以人造资产来取代被消耗的环境资产。
如果这样，只要最大地获取自然资本与人为资本的总和，我们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当代人的经济活动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
这一途径在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怀疑和反对[4、5]。
理由包括：
它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资产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导致“定量偏差”,因为估价大多基于人的偏好，即“支付意愿”。
一个合理的环境计价必须依赖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这种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
今日的杂草也许正是明日的癌症良药。
它假设自然资产是可以用人为资产来取代的。
这样一来，所谓的可持续性就被误以为可以通过维护最大的人为资产和自然资产之和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保护环境资产来取得。
它把效益作为人类代际之间以及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环境资产分配的唯一决定指标。
但实际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当代人的此时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种的偏好。
所以，以经济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指标无法指导可持续环境与发展的规划。
生态最适途径
生态最适途径基于资源的适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质、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
规划的目标是寻求土地利用和人类活动的生态最适性。
通过景观规划师的“自然设计”[6],这一途径被系统化而成为本世纪规划史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McHarg把该方法总结为“所有系统都追求生存与成功。
这种状态可以描述为负熵—适应—健康。
其对立面则是正熵—不适应—病态。
要达到第一种状态，系统需要找到最适的环境，使环境适应自己，也使自己适应于环境”[7]。
景观规划的目标是寻求一个生态最适的土地和资源利用状态。
这时，对景观的每一种利用都反映景观本身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以通过对所在地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来发掘。
正如McHarg所相信的“我们可以因此判别生态系统、机体和土地利用的合适环境。
环境在本质上越适合于它们，适应过程所做的功就越小。
这种适合是一种创造，这是一种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径”[6]。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最适途径与经济最大效益途径在本质上遵循同样的理性思维。
生态最适模式在景观及环境规划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广为应用。
但其弱点也很明显。
它被作为自然决定论和技术崇拜论的模式而遭到许多学者的严厉批评。
认为，这一模式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反而有误导之嫌。
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模型都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循的。
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
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9、10]。
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
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11]。
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2]。
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
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
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
人类并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的、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径。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13]，经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
由于对这种矛盾的认识，人们提出众多的通过限制经济发展来保证生态过程和环境健康的途径。
3最小—最大约束途径
对经济过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标准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众多关于限制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概念之一。
最早由CIRIACY-WANTRUP[14]提出，用来解决濒危物种的保护问题。
这一概念试图阐明怎样避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坏状态，如物种的灭绝。
这种最糟状态是不可逆的，而其社会损失又是不可确定的。
SMS认为物种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阈限之内。
一旦超出这一阈限，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导致人类可利用资源库的枯竭。
由于社会和自然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
防止这种灾难后果或最坏后果的一个办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标准。
利用这一标准，使足够的栖息地得以保护。
SMS实际上来源于搏弈论的最小—最大值原理[2、3]。
假设社会必须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中取其一：
一是建水坝，从而获得电力，但导致濒危物种的灭绝；二是根据SMS，不建水坝，从而保存了濒危物，但丧失了电力。
再假设，可以获得的电力价值为X；而濒危物种对未来的价值有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价值为0；可能性二，价值巨大，为Y。
这样，两种政策选择与濒危物种价值的两种可能性构成最大社会损失（表2）
策略选择可能性一十的社会损失可能性二时的社会损失最大社会损失
由表2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发生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具有巨大价值Y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Y；在采取SMS的不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出现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并无价值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X。
最终选择哪一个政策，取决于Y与X的大小比较。
如果X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没有把利益的代际之间的分配考虑进去，也缺乏可变通性。
对此BISHOP[15]提出了一条改进原则：
除非社会利益的损失大到无法接受，SMS都应该被选择。
至于多大的损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问题，不仅仅应从经济上来分析，还应从伦理上来分析当代人会愿意承受多大的损失而不去向后代强加某种不确定的环境阴影。
有人认为，SMS概念可以直接应用于所有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问题。
因为它允许现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同时能保护它们为后代所享用。
SMS也能间接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而鼓励资源的节制利用[4]。
除SMS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学者们也提出了其它类似概念，如“可持续限制”,“预警原则”等[4、5、16]。
这些概念都强调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而给后代预留以备不测，防止“最坏”事件或“很高损失”的发生。
但这种最小—最大值途径应用于规划中同样产生一系列问题。
第一：
关于“最坏事件”，在规划过程中，只能是根据不完全信息来判断的。
最坏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预见的一系列后果之极坏状态，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坏事件。
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作为任何政策的借口，来处理环境损失不可知时的情况，结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辩护性。
第二是关于“很高”的社会损失。
无论是SMS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确什么是“很高”的社会损失[16]。
SMS、PP等发展限制概念在发达国家中的小范围景观或环境改变时看来有意义，争议的只不过是新建一个度假区还是增设一块保护地的问题。
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困难得多，在那里，为了生存而开垦一片自然地也许会带来非常高的社会损失（包括稀有物种和栖息地的消失），但是不开垦这片自然地带来的损失也同样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关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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