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家到作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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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画家到作家

从画家到作家

儿时有梦万万千，却是从来也没有敢想到做画家、做作家。

在我们年轻的那个年代里，是不可能有自己的志愿的，“服从组织分配”和“祖国的需要就是志愿”的口号压倒了一切。

而对于我来说，这理想更是虚妄，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僭越的非分之想。

倒是有过几个与艺术有关的机会：

四岁时，我是个全市知名的小童星，经常上台演话剧。

五年级时，我创作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件文艺作品——相声。

六年级时，全国“大跃进”，老师分配我一段围墙，我画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幅大壁画《南瓜楼房》。

高中时，我是学校黑板报的主要撰稿人，还是校乐队的成员。

但这一切理想，都随着家庭成分的问题而付之东流、灰飞烟灭。

一

我的文学创作开始于1978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误上了文学这条船。

尽管这个开始并不算晚，但对我来说，这条文学之路却是已经迟了多年。

长期以来阻挡住我进入文学之门的，不是才华的欠缺，而是家庭成分。

因为我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所以多年来我不得不低首偃耳、强行压抑住内心对文学创作的欲望，即使在那个大字报、大批判横飞的年代里，也不敢发表一个字的作品，生怕被人揪住尾巴。

幸好我还会作画，在“文革”中这一特长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当时，我的作品已经参加过多次省级美展，已经是省美协最早的会员之一了，还是市美协的副主席、江苏省版画家协会的副会长。

文学少年画家梦，文学永远是一个青年的梦，这个梦虽然来得迟了点，但却是相当离奇，也相当地夸张，因为那是一个异想天开之梦。

1978年，随着父亲的错案得以平反，眼看着无数的作品在复苏了的刊物上发表，我的文学之梦也跟着开启，我写了一篇名为《震惊世界的喜马拉雅——横断龙》的科学幻想小说。

是写几位古生物学家，在西藏与云南交界处的一个魔鬼湖发现了活着的恐龙的故事。

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科幻小说还是凤毛麟角。

小说写好了，我冒昧投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没想到立即被《科学画报》选中，两期连载。

就是这篇一万多字的科幻小说竟然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纷纷传说在西藏发现了活着的恐龙，不断有人打电话到编辑部去询问真假，致电给小说的主人公去表示祝贺！

甚至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也为此开了会，《中国青年报》也为此开了一个专栏，专门请古生物学家来解答中国究竟会不会有活着的恐龙。

恐龙的真假问题闹得全国沸沸扬扬，扑朔迷离。

小说一出名，其它的事也来凑热闹：

很多刊物前来约稿不说，笔会和会议也不断。

好几家出版社把它改编成了连环画，各种书籍版本都收了它。

电影制片厂也来了，邀我把这个小说改成电影剧本，请我到长影的小白楼里去住了一星期。

但因为书中道具恐龙的造价太高，当时电脑还未发明，技术上无法做到惟妙惟肖、活龙活现，如果当时能够拍摄成功的话，那现在登上奥斯卡领奖台的就不会是拍了《侏罗纪公园》的斯皮尔伯格了。

出版社将这部科幻小说出了单行本，随后在省里获了奖，以后又出了我一本科幻小说集，我第二年就加入了省作家协会，成为作协和美协的双重会员，从一位画家转变成了作家，我也就从此踏进了文学之门。

到现在，这部小说已经成了中国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三十年来已经被选进了十八种不同的选本，

在成功欣喜的同时，麻烦也接踵而至：

这篇供人娱乐的小说，却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科幻小说究竟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

正好那时的政治背景是“清污”，于是有人便指责科幻小说是对科学的一种污染，甚至上升到是“伪科学”的高度，于是科幻小说家便纷纷自危了，他们都认为科幻小说姓“文”，都把求助的目光转向作协。

但是，作协的态度也不明朗，因为文学界一直视科幻小说为“小儿科”，只是把它划为儿童文学里的一个分支，或者不被视为主流文学，对它的创作规律并不甚了了，也把科幻小说作家与科普作家归为一类，认为它是科普，只有极少数的科幻作家能够加入作协。

在这样前后两难的情况下，中国的科幻一时基本绝迹，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复兴。

尽管我因科幻小说而获誉，但在出版了两本科幻小说集之后，也对科幻小说这一形式产生了怀疑和厌倦，我对科幻中那种无中生有、异想天开的场景已生厌情，对我来说，必须有自己熟悉的生活基地，科学对我来说是陌生而苍白的，我必须另寻生活基地，所以便在八十年代退出科幻，改写纯文学了。

二

我是画家，对我来说，美术就是取之不竭的生活之源，这里面也有着人所不道的喜怒哀乐，也有着着阴阳性格，也有着大起大落，从八十年代之后，我便把目光转向了美术题材，并终生以它为业。

因为我谙熟此道，我会写得比别人深入，也会比别人写得内行而精彩。

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相当熟悉而高大的人影活动在我的心底，那就是著名的画家石鲁。

石鲁是中国画坛中最具个性的画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画家，他的画作被作为“野怪乱黑”的典型而横遭批判，在“文革”中被江青“钦点”而判死缓，他被逼致疯，愤而出走，以后在病中以具有文人画反抗锋芒的书画作品而傲立于世。

他是中国新时代画家最特立独行的人物，最早把以前人所不屑的荒芜的黄土高原纳入视野画题，是西北“长安画派”开宗立派的人物。

他的画风狂放粗野，不入窠臼，被称为“中国的梵·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十三位大师级人物之一。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我曾在“文革”中与他有过十年的交往，曾相随在他的身边很久，当时就立下了要把他写出来的愿望。

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

固然一个画家的个人故事也可能成为一个长篇，但要作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就要使书中创造的人物具有典型意义，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那就需要将故事拓展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而石鲁的个人经历恰恰正具有传奇性，他所代表的正是一代画家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的普遍遭遇。

他背弃封建家庭，只身从四川步行到延安，投身革命之后因为坚持强烈的个性，所以在他的创作道路上时被批判，但他的坚定信念未变。

即使在“文革”中两世为人，被逼致疯，但仍以手中的画笔作刀戟，投向迫害他的“四人帮”。

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坚贞，也看到了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那股桀骜之气，我要写出的不仅仅是石鲁个人，而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丹青谱。

在以往的小说中，都是工农兵和劳动人民占主体，现在我让一位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了主人公，而让他不平地死去，这是要带着一股勇气的。

以我对石鲁的了解、以我对美术界的熟悉都还不够，还需要有广阔的社会背景作资料，需要有更加深刻的思考，才能使我的小说成立。

于是，我将花了八年的时间搜集来的资料细细研读，又研究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绘画史和尽可能找到的“文革”史，然后在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背上行囊，钻进了川陕的大山之中，收集到了大量的素材。

我把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白发狂夫》。

小说写出来后，于1991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为重点书出版，立刻就有评论发表。

当年就在北京召开了长篇小说《白发狂夫》研讨会，文学和美术两界的很多著名评论家都来谈这部书。

著名评论家冯牧也出席了这个研讨会，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是一部“具有丰富生活内涵和文化内涵的优秀小说”，他认为这部书是为中国文坛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形象，这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不是一般人物，很难写，但却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写照，这部书写出了中国文艺界几十年的特定历程。

以后，陈荒煤和王朝闻都相继撰文，给这部书以高度评价。

新华社发了通稿，还被中央电视台列为当年优秀的十部长篇小说之一，一时评论迭出。

1994年，《白发狂夫》获“人民文学奖”。

《白发狂夫》走红之后，又有多家电影厂赶来，要求改编成电影。

曾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长的陈荒煤主动愿意做它的艺术顾问，并积极向各电影厂推介，介绍导演。

但这部书最终还是没能被搬上银幕，甚至连陈荒煤的评论文章也得辗转几家才发表，这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部书是写“文革”的，都不敢拍。

陈荒煤盛怒之下，亲自去问当时的广电部长，但也支支吾吾地不了了之，“文革”是一个难以迈过的坎。

不过，历史还是最公正的，2009年，《白发狂夫》被列入“建国60年长篇小说5000部”，并由凤凰出版社再版。

第二年，此书被福井耕一先生翻译成日文，在日本的NHK出版社出版了。

到现在，我已经出版了17部书和6本画册，发表了46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并且早在八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国作协和中国美协，这一从画家到作家的变化，连我都是始料未及的。

三

尽管我完成了从画家到作家的转换，但并没有放弃画家的职能。

经常有人问我：

“你究竟是以作画为主，还是以写作为主？

”人们以为这两样不能同时得兼，必须要一轻一重、一主一辅。

书画同源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古代能写会画的才子史不绝书，诗书画印被视为文人必备的四大才能。

但是纵观中国文坛和画坛，真正能同时具备诗人和画家身份的人并不多，只有王维、赵佶、徐渭等几人。

这是因为中国的画界到了宋元之后便轻画家画而重文人画，那些号称能作画的文人其实用画家标准来要求是不合格的，他们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绘画训练，只是似是而非地率性涂抹，逸笔草草的文人画救了中国文人一命，他们用自己的才学聪明地补上了自己的不足，并从此改变了绘画的标准。

另一方面，号称能作文的画家的文章也大都不堪看，所写的大都是些题记、画后感或画论而已，不能放到文学的层面上去看，他们都是些业余级玩画和弄文的票友，即使名重者亦然。

我在《中国作家书画展》的个人感言中写道：

“我写作，也画画，我要求自己写文章就能够发表出版，画画就能够上得了美展，能获奖。

”我不管别人的观点怎样，但我作画就要像画家，作文就要像作家。

我坚持我的“双轨制”，做我的“两栖动物”。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从1984年起，我开始创作大幅壁画，这是一项耗费巨大精力和劳力的工程，也是绘画界的一项重工业，非有过人的体力和知识不能完成。

壁画是环境艺术，它与周边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一幅好的壁画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环境，一个小景点。

壁画也是综合性的艺术，它虽然附着于墙壁上，但却是集合了油画、丙烯画、重彩画、木雕、石雕、漆画、陶瓷画、玻璃画、中国画、纺织、壁毯诸多材料的一个画种，遍布世界，历史悠久。

我已经先后为各种酒店、饭店、场馆、银行、办公楼、公园、广场、寺庙或纪念地作过壁画，材料也是多种多样，面积达四千多平方米，还加上几十座雕塑。

这样大的工作量令我国外的朋友咋舌，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作品，因为他们国家并没有像中国这样有大规模的建设，壁画是附着于建筑物的艺术。

2003年《中国首届壁画艺术大展》上，我的壁画《白蛇传》获了佳作奖。

在《中国作家书画展》上，我的壁画《樵夫·将军·皇帝》也获了奖，这是那个展览上唯一的一件壁画。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亚、欧的五个国家先后举办过8次个人画展，我获得过罗马尼亚胡内多阿拉省议会颁发的“最高成就金奖”，以表彰我在文学、艺术和文化上的成就。

这是第一位中国画家获得此项奖励。

对于我来说，文学和美术可以双兼，而且可以应对从容，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可以相得益彰。

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它可提供丰厚的文化内涵，美术则可以将文学形象化，更可为我提供创作的题材，这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轨道。

三十年来，我同时操作着它们，并未觉得累。

但是，文学毕竟是最为摄取人心的，也是最为深沉的，我在作画时可以放着音乐，甚至放浪形骸，但在写文章时则需屏声静气，苦心思维。

我写累了时会作画，画够了时再写文章。

画可为文章作补，文也可为画而延。

我曾先后为两座佛塔作过全堂壁画，将佛界诸神一一毕现于壁，从佛教来说当是一种功德，从艺术来说是一项伟业。

因为一座塔上的壁画大几百平米，各式人物多达上千个，都要各司其位，各有名号，又要有艺术性，不能变形和丑化，所幸我合格交卷了。

因为我早在之前曾经出版过一本《一佛一世界》的书，对佛教有所研究，佛教和文学给了我的绘画极大帮助，使我能够从容应对。

作壁画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自己文化修养考验的一个过程，也是对自己创作经营能力考验的一个过程。

壁画不是可以自己选题的创作画，它是业主的要求，是业主对你的测验。

挑剔的业主甚至会对画的风格和具体布局都有想法，只差他自己不会画了。

这种命题创作是带挑战性的，也是带测控性的，稍有不慎就会失手。

文学与美术结合的最高段位是文化和美学，三十年来，我也走上了这一条路，在我的作品中，最多的是对文化的介绍和研究，我是市专家组的专家，为市里的经济建设把关咨询，出谋献策，从宏观上实现我的大文化计划。

另一方面，我还出版了80万字的《美丑大典》，王朝闻、冯牧和陈荒煤都为之作序赞许。

我在这三十多年中最重要的是既成了画家又成了作家，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三十多年正是我事业大发展的阶段，如果说是“文革”十年把我锻炼成为一个画家，那么这三十多年是把我从一个画家变成了一个作家，一个同时从事文学、美术双轨制的“两栖动物”。

四

我从事过多种文学和美术样式，曾有记者问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说，最喜欢的事就是：

白天画重彩，晚上写散文。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说他不会写散文，因为散文是一种最普遍的文体，但要想写好它却并不容易。

我写过小说和报告文学，也写过理论文章，还是觉得散文最难写。

我从1982年开始写散文，一开始就在《新民晚报》的《十日谈》上连载了12篇游记，每篇文章都配上一幅我自己画的插图。

有了这样一个高的起点，对我当然是一种激励，以后，我就以这种一文一图的形式，在该报上连续发了几十篇散文，受到了很好的评价，有些读者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我当年文章的剪报。

我虽然以前也出版过几本散文集子，但那都是专题性的散文集，如写石鲁的《狂石鲁》，写罗马尼亚的《云雀之声》和国外游记的《艺术地图》等等，对以前散见于各报刊上的散文，却是从没有收录，出过集子。

我有一种散文观，我认为，虽然不能说“要把散文当诗来写”作为散文唯一的圭臬，但好的散文应该区别于白话文，应该有所构思，有所琢磨，散文不是谁都能写的。

巴金说过：

“文章要做，但不能太做。

”我不喜欢写那种随意记叙的散文，也不喜欢过于口语化的散文，我不喜欢文白如水，我喜欢写那种刻意经营、有滋有味的美文。

我是小众主义者，我的散文是非口语化的，有时甚至使它具有朗诵诗的特点，使它具有音韵，具有节奏。

我不写诗，但经常像写诗那样来推敲散文的字句，使它具有形式感和音乐性。

我非常讲究措词，讲究格式，讲究疏密，有意调整句式，有的使一句单独成行，有的则把无数词组无标点地组合，有的则用重复、排比、密集、单独等形式来强化。

我喜欢散文诗意化，具有诗般的音乐感和节奏感。

写小说不易，小说有限制，要把精力放在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细节的描写上，不能在语言上过于放肆。

散文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可以调动众多的修辞技巧去表达自己的感情。

写诗要推敲，要苦吟，其实，写散文也要苦吟，只是其表现方式不能被看出来。

冯牧评论我的小说里有散文的笔调，看来，爱上散文，要想不露形迹也难。

年轻时喜欢秦牧，被他文章中所具有的知识内涵所打动。

稍后，又喜欢上了罗曼·罗兰，喜欢他那一泻万里般的激情和如火似的喷涌。

再后，又对余光中发生了兴趣，对他那学贯中西，以诗入散文的写法非常仰慕。

也喜欢沈从文的秾丽和梁实秋的雅致，就是不喜欢散文的矫情和纤弱，也不喜欢尖刻和犀利，特别厌恶那些恍然大悟似的励志和哲理。

我不标榜什么“文化大散文”，但我所写的，其实就是文化类散文，我文章的核心，就是文化和艺术。

我经常告诫自己，自己写出的文章要有文化，要有艺术感，尽可能没有硬伤，因为自己就是搞艺术的，我不能说外行话。

要在三联书店出一本散文集，里面收入我从1982年起发表的散文72篇。

其中一半是国内题材，主要是游记和文化类散文。

涉及的内容历史、艺术、社会、生活和宗教都有，有的是我研究的方向，有的是我的兴趣，还有的则是我的专业，可谓内容庞杂，怪里怪气，难以分类，就把它们合为一辑，叫《何处望神州》。

还有一半是国外题材，都是我游历各国后所得的文章，也是文化类的散文，其中大半在《美术报》整版刊出，同时配以插图，很受读者们的欢迎，叫《敲得响的风景》。

这些文章散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中华散文》《新民晚报》《钟山》《东海》《雨花》《散文世界》《扬子晚报》《读者》《文学报》《羊城晚报》《建筑与文化》《风景名胜》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新明日报》《南洋商报》《东方日报》《中时晚报》和《讲义》等报刊。

至少有二三十篇被各种刊物和选本转载或收入，有的获了奖。

文章有知性和感性之分，不过，在我的文章里，这样的分野并不明显，在叙事的文字里也有抒情，在抒情的文字中也有着议论，因此就难以用“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或“说理散文”之类来划分。

我不想再分什么小类，因为文章好不好主要是供人看文章本身的，分类如何是没意义的，哪怕分错了也不要紧。

考虑到整本书的节奏，我在挑选时既收入了一两万字的长文，也收入了仅有五百字的短文，其中大都是三四千字的，这是因为我想到了苏东坡的话：

“常行于不得不行，而止于所当止。

”

我已到了花甲有五的年纪，因此，这本书就是一本性的书了，有十几篇文章曾在以前的集子里出现过，这是因为这些文章大都被选载过，或是获过奖，敝帚自珍的意思，并没存心去骗读者们的银子。

至于喜不喜欢看，肯不肯掏钱买，那就是您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