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第一章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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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第一章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第一章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第一节 西昆派和宋初诗文
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人民获得比较稳定的生产环境,统治者也采取一些放松压迫、减轻剥削的措施,使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农业、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社会呈现了繁荣的景象。
为了粉饰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诗赋,并常在宫延赏花钓鱼,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风气。
这样,晚唐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乃自然继续发展。
西昆派的形成正是宋初文坛这种趋势的集中表现。
西昆派以杨亿编《西昆酬唱集》一书而得名。
亿(96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福建浦城)人,早有文名,特别为太宗、真宗所赏识。
《西昆酬唱集》是以杨亿为首的十几个御用文人典型的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
杨亿在序中说:
“余景德(真宗年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
时今紫微钱君希圣(惟演)、秘阁刘君子仪(筠),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
……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靡。
”可见他们是在修书和写作制诰的余暇,从“遗编”和“前作”里摭拾“芳润”,以作诗为消遣的。
他们或咏前代帝王和宫廷故事,如《始皇》、《汉武》、《宣曲》等;或咏男女爱情如《代意》、《无题》等;或咏官僚生活如《夜宴》、《直夜》等;更多的是咏物如《梨》、《泪》、《柳絮》等等。
他们自认是学习李商隐,实际只是片面发展了李商隐创作追求形式美的倾向。
他们缺乏真正的生活感受,写出来的诗大都内容单薄,感情虚假,写来写去,无非为了搬弄几个陈腐的典故,如《泪》: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
谁闻垅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
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晓玉壶欹。
多情不待悲秋气,只是伤春鬓已丝。
全诗缺乏感情上的内在联系,只是把有关下泪的几个典故堆砌在一起,杂凑成章。
但形式上却词藻华丽,声律谐和,对仗工稳,正好为那些生活空虚的官僚士大夫提供一种以文字为消遣的玩艺。
由于杨亿等在书本知识与词章修养上已超过了晚唐五代的许多作者,和王朝对这种诗风的偏爱,“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西昆派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
和晚唐五代浮靡文风在宋初发展的同时,对立的复古主义思潮也正在发展。
韩柳之后,古文运动的高潮虽已低落,但影响并未中绝。
五代时牛希济作《文章论》,已认为韩愈独正唐代的文风于千载之下,并指责当时“唯声病忌讳为切”的浮靡文风。
到宋初,柳开更以继承韩柳古文传统为己任。
开(947—1000),字仲涂,大名(河北大名)人。
他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扬文道的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并认为道和文有主次的关系,“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
他特别强调道对文的决定意义,认为文应该为现实政治文化服务。
柳开的古文理论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宋初浮靡的文风,但他的古文也未能密切联系实际,“随言短长”,得心应手,而不免有“辞涩言苦”的缺点,因此影响还不大。
和柳开同时,反对宋初诗文的浮华作风,并从理论和创作上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唯一作者是王禹称(954—1001)。
禹称字元之,济州巨野(山东巨野)人。
他家世务农,出身清寒。
太平兴国八年进士,曾为右拾遗、左司谏等官。
“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
因此“八年三黜”,曾作《三黜赋》,表示“屈于身兮不屈其道,虽百谪而何亏”。
他久历州县官,比较了解人民的疾苦。
他的守正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及面向现实的创作态度,是使他在文学上取得较高成就的根本原因。
王禹称是宋代最早提倡继承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优秀诗人,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
他对杜诗博大精深的现实内容有独特的认识,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宋初的浮薄诗风也深致慨叹:
“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
”(《还扬州许书记家集》)他写了不少揭露当时阶级矛盾,具有人民性的作品。
他敢于向宋太宗献《端拱箴》,对“一裘之费,百家衣裳”,“一食之用,千人口腹”的宫廷奢侈生活大为愤慨,直接控诉了“聚民膏血”的统治者;而对于“室无环堵”、“地无立锥”的广大人民,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如《感流亡》:
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
赖有可爱日,悬在南荣边:
高舂已数丈,和暖如春天。
门临商於路,有客憩檐前:
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恂恂一夫鳏。
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
试问“何许人”?
答云“家长安,去岁关辅旱,逐熟入穰川。
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
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天。
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
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
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
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在官无俸禄,奉亲乏甘鲜。
因思筮仕来,倏忽过十年;峨冠蠹黔首,旅进长素餐。
文翰皆徒尔,放逐固宜然。
家贫与亲老,睹尔聊自宽。
这是王禹称贬官商州时写的诗。
诗中同情由于旱荒而流亡他乡的饥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无异是广大人民的蠹虫,实际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的官僚们的尖锐讽刺。
在商州,他学习民间的歌唱,还写了《畲田词》五首,热情地歌颂人民集体互助的艰苦而欢乐的劳动:
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
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
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他始终抱着羞于作官,关怀人民疾苦的态度。
类似《感流亡》这样的诗,还有《对雪》、《对雪示嘉右》、《十月二十日作》等。
这些篇章,特别是古体长篇,大都以单行素笔,直写胸中所见,而不甚着意刻划描写,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特征。
此外,他的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如《泛吴松江》、《寒食》、《春居杂兴》、《村行》等,则明净洗炼,清新悦目,颇见情趣。
王禹称还批评了五代以来“秉笔多艳冶”的颓风,抱有“革弊复古”的愿望。
他的复古主张,以六经为旗帜,实际和柳开一样,强调取法韩柳。
他认为文是“传道而明的工具,是“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因此复古的意义并不在于“模其语而谓之古”,而是要象古圣人那样为了不得已的明心和传道。
这样,他就得出了为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并取法韩愈“惟师是尔”的结论(《答张扶书》)。
他的古文如《待漏院记》,借题发挥,生动地刻划了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官僚形象,表现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和对国事的关切。
又如《唐河店妪传》,借一个老年妇女机智勇敢地推敌坠井的故事,说明边疆人民保卫乡土,“习战斗而不畏懦”的精神,并指出统治者把边疆的兵力调到内地以自卫的失策。
他的古文,不仅多有现实政治内容和鲜明的思想倾向,而且一般语言平易近人,继承了韩愈古文“文从字顺”、以表达恰当、易道易晓为贵的基本作风。
继柳开、王禹称之后,提倡复古的,有姚铉(968—1020)。
铉字宝臣,庐州(安徽合肥)人。
他根据《文苑英华》选的《唐文粹》,“文赋惟收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四库总目提要》)。
还特别立了“古文”一门,以示接受韩柳的古文概念和传统。
更著名的是穆修(?
—1032)。
修字伯长,郓州(山东郓城)人。
他继承柳开的步调,当西昆体风靡一时之际,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对后来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先驱的作用。
但他和柳开一样,创作成就不高。
当西昆派诗人酬唱方酣、影响愈来愈大的时候,宋真宗于祥符二年(1009)下诏复古,指斥“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竞雕刻之小巧”;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徂徕先生全集·祥符诏书记》)。
统治者这个诏令是由于杨亿、刘筠的“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辞多浮艳”,旨在维护名教而发的,但客观上也打击了西昆派,推动了诗文革新运动。
到了仁宗即位,欧阳修、尹洙、石介、梅尧臣、苏舜钦等登上文坛的时候,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柳开以来的复古主义传统,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二节 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江西吉安)人。
四岁丧父,家境很贫穷,母亲用荻杆画地教他识字。
二十四岁中进士后,在西昆派文人、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府里,开始和尹洙、梅尧臣等互相师友,唱和诗歌并提倡古文,逐渐成为著名的文章家和文坛领袖。
他一生作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官职,也是北宋中叶重要的政治人物。
当欧阳修登上文坛和仕途的时候,北宋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都日趋严重,统治阶级内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派斗争异常激烈,欧阳修坚决地站在范仲淹的一面,关切国事,同情人民的疾苦。
他指责那些“先荣而饱”的人不知为天下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而能忧天下的人“又皆远贱”(《读李翱文》)。
他指出王朝诱民、兼并、徭役等大弊(《原弊》),主张轻赋税、除积弊,实行“宽简”的政治。
由于他直言敢谏,屡曹诬陷和贬斥。
但由于他政治上、文学上的才能为王朝所重视,贬官不久,往往又得到起用。
他早年敌视王伦、王则等的起义,表现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后来官越做越高,名越来越大,政治上倾向保守,因此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欧阳修在政治上和范仲淹等对保守派的斗争,和他在文学上提倡诗文革新对西昆派的斗争,是互相呼应的。
范仲淹在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的主张,就包括对文风的改革。
他强调文章和社会习尚的关系,认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
因此,他建议统治者“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奏上时务书》)。
宋仁宗后于天圣七年(1029)下诏书,指责文士著作,“多涉浮华”,并认为“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庶有裨于国教,期增阐于儒风”(《宋会要辑稿》)。
可见,以欧阳修为代表的诗文革新运动,正是由上而下,适应当时政治运动的要求而产生并为其服务的。
也因为这样,所以欧阳修在嘉右二年(1057)知贡举时,就通过科举考试来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排斥了继西昆派气焰被打击后而起来的“险怪奇涩之文”,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
至于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人的诗文,名重一时,也和他的揄扬提拔是分不开的。
欧阳修诗文革新的理论是和韩愈一脉相承的。
在文和道的关系上,他和韩愈一样,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认为道是内容,如金玉,文是形式,如金玉发出的光辉,“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
但是他也看到,有充分道德修养的人,并不一定就能文章,“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送徐无党南归序》);而且也不一定需要表现于文章,如颜回。
可见道与文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它们毕竟不能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他认为“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答吴充秀才书》),要真能工文的首要条件是对于道“务深讲而笃信之”,要使道“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
他反对那种“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反对那种“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溺”于文的态度。
这样,他使文章和他所关心的“百事”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道统”观念的束缚,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文章。
欧阳修有一些政论性的散文,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
如《与高司谏书》,直斥谏官高若讷趋炎附势不敢主持正义的卑劣行为;《朋党论》反击保守派对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诬蔑,讽谏统治者应该任贤退恶:
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斗争精神。
著名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通过后唐李存勖兴亡的典型事例,说明国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实由人事,表现了他对国家兴亡的朴素唯物主义见解。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
“满招损,谦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它一唱三叹,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不仅富于现实意义,在写作上也显示了欧文的语言婉转流畅和笔端富有感情的特点。
欧阳修的散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怀人,都显得摇曳生姿,具有较强的感人力量。
如《释秘演诗集序》、《泷冈阡表》等。
《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朝暮变化,四时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间的游乐,层次历落分明,语言自然流畅,表达了摆脱约束、从容委婉的情致。
他的《秋声赋》,用散文的笔调,通过多种譬喻,描摹无形的秋声,烘托出变态百端的秋天景象,一变向来一般辞赋凝重板滞、略无生气的面貌,表现了他在艺术上的独创性。
欧阳修的散文虽以学习韩愈相标榜,风格实各不相同。
如果说,韩愈的文章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那么欧阳修的文章就恰象澄净潋滟的陂塘。
韩文滔滔雄辩,欧文娓娓而谈;韩文沉著痛快,欧文委婉含蓄。
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正确作法,而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
他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略无滞涩窘迫之感。
又注意语气的轻重和声调的谐和。
欧阳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为当时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毫无愧色的。
欧阳修也是当时的重要诗人。
他有部分作品,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现实意义较强。
如《食糟民》把“日饮官酒诚可乐”的官吏与“釜无糜粥度冬春”的贫民对比,并对“我饮酒,尔食糟”的不合理,深深感到内心不安。
他的《答扬子静两长句》,指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贵族王公的享乐,是人民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
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借王昭君的传说故事,同情妇女的命运,也谴责了昏庸误国的统治者。
欧阳修诗中较多的是抒写个人生活情绪以及亲朋间题赠应和的作品。
这类作品,一般思想内容较为贫弱,在比较平直的抒情写景之中,往往凭借一联半句,集中地表现了新颖的意境。
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都是。
欧阳修诗也是学习韩愈的。
前人已经指出他有些设想奇怪的诗,如《凌溪大石》、《石篆》、《紫石砚屏歌》等,都是模仿韩愈的《赤藤杖歌》(见陈善《扪虱新话》下集)。
但一般地说,欧阳修诗吸收韩愈的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而又避免了韩诗的造语险怪和生僻,因此他的诗语言自然流畅,无韩诗艰涩拗口之弊,风格清新而不流于柔靡。
有些诗因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不免乏味。
欧阳修的诗歌成就虽远不能和散文相比,但它们清新自然的风格,对扫除西昆派的浮艳诗风,仍有其良好的作用。
当时政治上改革派的中心人物、为欧阳修所钦佩和拥护的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在古文创作上也有其一定的成就。
他的古文,一般富于政治内容。
政论文如《上执政书》等,表现了爱国爱民的政治态度。
著名的《岳阳楼记》,描写了洞庭景色的阴晴变化引起登临者或悲或喜的不同情绪,归结到“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更表现了博大坚贞的政治抱负。
比欧阳修较早作古文的尹洙(1002—1047),字师鲁,洛阳人,对欧阳修弃骈文作古文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欧阳修谓“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尹师鲁墓志铭》);范仲淹亦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尹师鲁河南集序》)。
所作多章奏记序,一般质朴无文,成就不高。
欧阳修非常推崇的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山东泰安)人,是反对西昆派的一员猛将。
他的《怪说》中攻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元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意,离析圣人之言,蠹伤圣人之道”:
是声讨西昆派的一篇檄文。
他希望与“三二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上范思远书》)。
但他强调文道的合一,而误以为文和道就是一个东西,立论和柳开相似,而道学气更甚,在古文创作上亦无甚成就。
由于欧阳修的延誉奖引而身登仕籍的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他自称“迂阔”,儒学正统气味较重。
所为古文被认为“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宋史》本传)。
实际他既没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批判态度,也很少有韩愈那种针对现实鸣其不平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一般以“古雅”或“平正”见称,而缺乏新鲜感或现实感。
曾巩的文名在当时仅次于欧阳修,风格也和欧阳修相近。
叙事议论,委曲周详,词不迫切,而思致明晰。
如《寄欧阳舍人书》、《越州赵公救灾记》等,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
但由于缺乏现实内容,他的成就远不及欧阳修。
第三节 梅尧臣与苏舜钦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安徽宣城)人。
他只作过主簿、县令等小官,一生穷困不得志。
诗很著名,尤为欧阳修所称赏。
他们互相唱和,并以韩孟自况。
欧阳修认为梅尧臣诗的成就是和他的贫困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所谓“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
梅尧臣也曾经自称“囊橐无嫌贫似旧,风骚有喜句多新”(《诗癖》)。
官小家贫,使他接近苦难的人民,看到广阔的现实,这是他的诗所以能工的根本原因。
梅尧臣认为诗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而产生的;“国风”是要使下情上达,“雅颂”也要有所刺美,表现了现实主义观点。
他愤慨当时“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的浮艳诗风,使诗仅仅成为一种游戏的技艺(《答韩三子华……见赠述诗》)。
他的诗不仅在内容上接触到现实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人民性,作风也是和西昆派对立的。
在《田家语》中,诗人对于人民所遭受的赋税、徭役、天灾、人祸等等迫害,提出悲愤的控诉。
又如《汝坟贫女》:
汝坟贫家女,行哭声凄怆。
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
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
督遣勿稽留,龙锺去携杖。
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
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
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
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
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
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诗题下自注说:
“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
大雨甚寒,道死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
”诗人描绘了汝坟贫女的悲惨遭遇,指斥了统治者的无情和残暴。
《小村》一诗更形象地写出了农村的荒凉景象和农民的困苦生活:
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
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
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
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
其他如《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直接反映了贫富阶级的尖锐对立。
《田家》、《织妇》、《逢牧》等,也都反映了人民贫困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残暴官吏的不满。
梅尧臣有不少写景抒情诗,意境新颖,饶有情趣。
如《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处?
云外一声鸡。
描写晚秋山间的萧瑟景色,细致入微。
此外如“回堤溯清风,淡月生古柳”(《忆吴淞江晚泊》);“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东溪》):
也都是别具剪裁,捕捉了异常新颖的景物形象的句子。
梅尧臣和欧阳修论诗时曾说过:
“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
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见《六一诗话》)这说明他写诗,既要求形象的鲜明突出,也要求意境的深远含蓄。
欧阳修说他的诗,“其初喜为清丽,闲(当为间)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梅圣俞墓志铭》)。
他自己也说:
“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
”(《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从实际看,他的诗虽不废“怪巧”,而基本风格特征确乎可以说是“平淡”。
这种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的诗风,不仅纠正了西昆派错采镂金、内容浅薄无味的作法,而且也适当纠正了追踪韩愈的作者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偏向。
宋人龚啸说他“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录》)。
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梅尧臣的诗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实远不够深广。
他作了大量的应酬诗,即欧阳修所谓“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同上)。
在许多日常生活的描写中,如“一杯独饮愁何有,孤榻无人膝自摇”、“擗包欲咀牙全动,举盏逢衰酒易酣”:
虽琢句新颖,终觉浅薄乏味。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四川中江),实生开封。
他年轻时即不顾流俗耻笑,和穆修一起提倡古文,比尹洙、欧阳修等开始作古文都早。
二十七岁中进士后,作过县令、大理评事等小官,“位虽卑,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
因此为保守派官僚王拱辰等所诬陷,由集贤校理被废除名。
后“居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日益读书,大涵肆于六经,而时发其愤闷于歌诗”(同上)。
卒时年仅四十一。
苏舜钦以诗和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
实际他们的性格“放检不同调”,诗风也很不一样。
苏舜钦虽曾以“会将趋古淡”自勉,但他的诗终究是粗犷豪迈的,和梅尧臣的委婉闲淡显然不同。
梅诗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揭露是比较和平含蓄的,而苏诗指陈时弊,则直截痛快,略无隐讳。
如《城南感怀呈永叔》,直写见闻,一方面是人民在严重灾荒下,被迫采毒草充饥,以致“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而另一方面则是“高位厌梁肉,坐论搀云霓”!
这种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控诉,反映了广大人民和统治者深刻的阶级矛盾。
又如《吴越大旱》同样指斥了统治者不顾“炎暑发厉气,死者道路积”的惨状,仍旧残酷压榨人民的罪行。
作为一个怀有爱国思想、热烈希望反抗民族压迫的诗人,《庆州败》一篇具有更鲜明的特点:
“无战王者师,有备军之志”,天下承平数十年,此语虽存人所弃。
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
国家防塞今有谁?
官为承制乳臭儿,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
符移火急搜卒乘,意谓就戮如缚尸;未成一军已出战,驱逐急使缘险虚。
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剑何所施!
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笑指声嘻嘻。
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围。
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夷。
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
首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
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
地机不见欲侥幸,羞辱中国堪伤悲!
诗人对北宋王朝统治者麻痹于“承平”,以及在对西夏作战中边塞将帅的丧师辱国,揭露不留余地。
在《吾闻》中,诗人激昂慷慨地陈述了保卫祖国的雄心壮志,抒发了热爱祖国的强烈感情。
其他如《蜀士》、《己卯冬大寒有感》等,或愤慨于统治者的昏昧失策,或关切边境士后和广大人民的苦难,或寄寓自己的理想和希望,也都表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苏舜钦的许多写景抒情诗,意境开阔,也和梅尧臣的不同。
如《中秋松江新桥对月……》:
月晃长江上下同,画桥横绝冷光中。
云头艳艳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
佛氏解为银世界,仙家多住玉华宫。
地雄景胜言不尽,但欲追随乘晓风。
少数小诗也写得鲜明入画,如《淮中晚泊犊头》等。
苏舜钦的诗,由于他的豪情壮志和愤慨不平,以感情奔放、直率自然见长;但短处也正在这里,他往往落笔急书,不够精炼,即欧阳修所谓“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因而也就缺乏含蓄和韵味。
第四节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
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家庭。
年十七八,即以天下为己任。
二十二岁(庆历三年)中进士后,为淮南判官、鄞县知县等地方官,留心民生疾苦,并多次上书上级官吏建议兴利除弊,以舒民困。
嘉右三年,从常州知州调为提点江东刑狱,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后人常说的万言书,主张建立宋王朝的“法度”,即效法“先王之政”的精神对现实政治有所“改易更革”。
嘉右五年,入朝为三司度支判官。
熙宁二年,神宗特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从此积极推行新法。
但由于旧党的不断反对,屡次罢相,屡次起用,后退休江宁。
元丰八年,旧党司马光为宰相,全部废除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