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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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农”字出问题，与农有关的都成了问题，进而带出个“三农”问题。
三个问题捆在一起，成了一个让人们感到极其头疼的问题，一个许多人都想解决但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几千年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新中国一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改革是先锋，农业成就最辉煌，农民是功臣，国家似乎比什么时候都重视三农问题。
为什么如此重农，而三农问题却越发严重？
面对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新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和我们前进发展中遇到的复杂而纷乱的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做出具体部署。
这是党在新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突破性的政策调整。
中央为什么提出城乡统筹思想，怎样用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笔者拟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和内涵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中央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来的，是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提出来的。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质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来看，三农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问题，是与工业、城市及其他社会阶层相对应的问题。
建国以后，我国基本上采取城乡分治政策，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制定政策往往是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在制度设计上，构筑了二元结构，严重存在“重城轻乡”倾向。
理论上我们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应放在各项工作首位。
实际上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做报告、发文件放在首位；出政策、定措施放在末位。
按照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以农言农”的传统，把“三农”问题放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之中，从战略目标上总体把握，统筹安排。
首先应调整政策，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向“三农”倾斜：
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把施惠重点放在农村，把农民受惠作为中心。
其次，应调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创新，逐步建立有利于废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农村制度，切实转变城市倾斜，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建立城乡互动、体现公平、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
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提出了“城乡融合”。
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明确倡导“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刘易斯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
经典作家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城乡融合、城乡平衡、城乡一体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然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特别是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则明确地用事实告诉我们：
城乡统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客观上为城乡统筹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工业化发展通常经过三个阶段，即依靠农业积累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初期阶段，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期阶段，以及工业支持农业发展的实现阶段。
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不再需要从农业吸纳资本等要素。
农业应获得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并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
这个阶段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过渡，工农、城乡关系开始改善的阶段。
根据专家们对我国人均GDP或G、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等四项工业化发展指标的衡量：
20xx年,人均GDP按汇率计算，为970美元。
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
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
50。
城镇化水平约为38。
国际经验反映出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人均G由700美元上升到1500美元之间，农业在GDP总值中的份额由25下降到15之间，农业人口就业份额由55下降到30之间，城市人口份额由35上升到50之间。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判断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我国现在实行城乡统筹既适逢其时，和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关系基本特征相适应；又颇具超前眼光。
其次，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
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
责任制起步，到推动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等等，一系列改革使一个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告别了贫困、解决了温饱。
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工业化在加速，城市化在推进。
东部已率先迈开现代化建设步伐，西部正蓬勃兴起大开发热潮。
然而，计划经济年代城乡差别发展的旧战略和城乡失衡的旧体制仍在阻碍现代化建设。
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地区差距日趋扩大。
城乡之间形成四个鲜明的反差：
一是不断扩张规模、正在走向信息化和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与小规模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形成鲜明反差。
二是高楼拔地而起、面貌日新月异的城镇与生态环境恶化、面貌变化不快的农村形成鲜明反差。
三是收入持续增长的城镇居民与收入低水平徘徊的农民形成鲜明反差。
四是经济加速发展、社会日趋文明的东部沿海地区与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西部地区形成鲜明反差。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城乡统筹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措施。
城市倾斜的二元政策，引起了城乡结构失衡，导致了严重的三农问题。
反过来，这些问题又限制了城市化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比如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太穷，造成需求不足。
正是农民购买力不强，导致工业产品过剩。
同样，也因为城镇人口过少，造成农产品的过剩。
可见，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也是城市不可回避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城乡统筹，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关系。
这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也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措施。
第四、城乡统筹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途径。
20xx年底，我国已总体实现小康，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但这个总体上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
这个总体上的小康只是两个平均的概念。
一个平均概念是GDP的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一个是全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
这个平均数掩盖着一个非常大的城乡反差。
比如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去年达到了1：
3、1。
这就表明总体上的小康概念，不等于全体人民都进入小康。
实际上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没有达到小康标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用非常高的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低收入的平均数来显示小康水平，而应该使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使农民收入有更高的增长。
现在如果还不能统筹考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根本做不到的。
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维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已根本动摇；维护城乡差别的社会环境已根本改变，城乡统筹势在必然。
按照城乡统筹思路，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
就当前来看，应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最突出的问题：
第一、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突破。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
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
1。
而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张。
20xx年扩大到2.8:
1，20xx年为2.9:
1，20xx年则达到3.1:
1。
如果将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计算在内，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在6：
1左右。
如此严重的收入差距，一是农业生产力落后所致，二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所致。
按照城乡统筹的思路，首先应调整城乡就业结构，打破城乡劳动力在政策上、制度上的界限，按市场经济法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和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扩大就业规模，减缓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带来的压力，把致富农民与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结合起来；其次应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通过粮食直补等办法，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创造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外部环境。
鉴于我国农村居民数量太多，国家财政实力还不够强大，要30多的城里人扶持和帮助60多的农村人，一时还有很大难度。
因此，应从多方面确立战略性的长期的富民政策，实现长富于民，藏富于民，让农民“有其利”，进而构筑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
第二、在解决经济社会公平问题上突破。
长期以来，国家为确保工业化从农业吸取最大数量的低价农产品和农业剩余，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住房、粮食供给、医疗、教育、就业等制度。
改革开放后，持续二十多年高速发展，但国民经济分配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农民的国民待遇始终未能解决，负担却越来越重。
据有关部门统计，农民在工业化建设中贡献了6000亿元左右的资本，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又损失近两万亿元。
这对农民很不公平。
按照城乡统筹思路，应从根本上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
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可通过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国民经济再次分配可通过转移支付，在要素投入方面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
当然，实现城乡之间经济公平的同时，还应在政治上善待农民、尊重农民，让农民当家作主，实现农民“有其权”，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
第三、在解决城乡共同发展问题上突破。
城乡共同发展是缩小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各种差距的重要前提和治本之策，也是当前和今后解决城乡之间矛盾和问题的最佳选择。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按照城乡统筹思路，解决“三农”问题，应以“三化”带“三农”：
即以工业化带动农民收入提高，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经济效益增长。
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是辨证的统一体。
工业化居于主导地位，是城镇化和产业化的核心；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产业化进一步扩张的载体。
农村工业化不能停留在承受城市工业扩散、与城市工业配套，停留在以劳动力密集型中小型工业、传统工业为主的分工阶段。
应提到国家新型工业化层面整合并轨，使乡镇企业与传统工业分离，转变为“现代工业部门”；使从业人员与传统农业分离，成为一支现代产业队伍。
农村城市化不要盲目反对大城市发展战略，也不要把小城镇战略过于理想化，而应采取多元化、低成本发展战略，实现城市城镇全面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城镇转移的低成本和城市、城镇建设的低成本，以便大批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实行城乡统筹，从长远目标看，应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秩序，解决制约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城乡统筹呼唤着我国新一轮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制度的全面创新。
城乡一体化，要实现城乡平等、和谐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触动传统经济社会的体制根基。
20多年来，我们坚持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但并未完全改变城乡不平等的制度。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失衡，也充分说明以前的改革仍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新一轮改革应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农村制度。
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现代农村制度应该体现城乡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方向，体现多元化、多样化的指导思想。
基于社会不平等集中表现为农民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地位之差、权利之差、能力之差和收益之差，现代农村制度必须赋予农民阶层国民待遇，赋予农民平等的人权、财富分配权和公共产品、公共福利的共享权。
当务之急应建立产权多元化和依法流转的农村土地制度，城乡统一、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平等竞争的劳动就业制度，平等税权的所得税和商品税制度，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的财政体制，满足农业、农村、农民需求多样化的金融体制，以低保、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教育优先的教育体制，政府为主体的农业科技体制，政府主导、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医疗卫生体制等。
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是城乡一体化。
这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是城乡互相吸收先进和健康因素、摈弃落后病态、相互融合、双向演进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是不同的空间区域，必然有不同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
差别是永恒的，是无法消灭的。
因此，城乡一体化不是乡村都变为城市，更不是城市乡村化，它将在保留城乡特点的基础上，创造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营造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氛围和城乡生态相互适应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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