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有底线 才会有自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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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有底线才会有自由
文学批评有底线才会有自由
文学批评有底线才会有自由
4月7日，《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发了一条微博，宣布“再也不读《文学报》了”，以此表示对该报“新批评”专刊上发表的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表示抗议。
此事起因是评论家李建军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三篇评论莫言的文章，被程永新认为“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是“‘文革’式的刻薄语言”。
程主编的话，引出的是关于文学评论底线的讨论。
无论是多大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可被评论，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用什么语言，以什么标准，持什么立场，都事关评论的底线，值得好好讨论一番。
《文学报》有没有故意放大对知名作家的批评声音？
版面对比：
的确有强化批评，弱化调和之嫌
引得程永新主编“罢看”的《文学报》，主要引起争议的部分是“新批评”双周刊。
《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于2011年6月，隔周一期，每期8个版面，宣扬的办刊宗旨为“真诚、善意、锐利”。
实际上，“新批评”成立之后，不乏锐利之音，王安忆、贾平凹、迟子建、严歌苓等作家都曾成为批评的“靶标”。
详细
在引起争议后，《文学报》主编陈歆耕表示，“新批评”刊登的文章不代表《文学报》刊物的立场，《文学报》只是一个平台，那是文章是批评家自己的判断。
这里面有个责任归属的问题，文责自负，文章内容的责任当然该由作者负担。
而作为报纸的编者，选择发哪篇，选择不发哪篇；选择把哪篇重点处理头版推出，把哪篇押后处理低调刊载，这些责任则理应由《文学报》的编辑负责。
那么我们仅从版面上看一下，《文学报》在刊载作品上有没有倾向性。
《文学报》“新批评”双周刊1月10日和1月24日两期的封面
上图的两张封面，分别取自1月10日和1月24日相邻的两期《文学报》“新批评”（“新批评”为双周刊，所以这两期为相邻出版的两起）。
左侧1月10日的报纸上，头条推荐了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直议莫言与诺奖》。
文中旗帜鲜明地摆出了作者对莫言获奖的不屑：
“他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点击查看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
1月24日出版的《文学报》“新批评”，也刊载了一篇莫言的评论文章《对莫言作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这篇文章相比前者，语气明显缓和了许多：
“莫言作品借荣获诺奖而一时‘洛阳纸贵’，是好事，它会使很多读者通过阅读莫言亲近文学，接受优秀文学的熏陶。
正因为如此，需要对莫言创作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以便读者更好地吸取其精华，回避其在暴力、情欲上的过度渲染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点击查看江曾培《对莫言作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如果说前者是猛烈地攻击性文章，那么后者就属于“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式的文章。
然而文学报的编辑在处理这两篇文章时，给出的版面及推荐侧重就很不一样了。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占据了头条位置，江曾培《对莫言作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则偏居四条，字体也比头条小很多。
在相邻的两期报纸上给予如此不同的对待，很难说编辑没有个人倾向在其中。
《文学报》“新批评”双周刊2月21日第41期的封面及报纸内容，该期以头条+二头条的规模重推两篇批评贾平凹的文章
如果说莫言一个人的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看到贾平凹在两期报纸上的不同对待，就很容易看出《文学报》在对待大牌作家上的某种倾向了。
上图为2月21日出版的第41期“新批评”，占据头条二条两个最重要位置的，是两篇关于贾平凹新作《带灯》的评论文章。
从文章标题中，我们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作者的态度。
“没有骨头”、“文字游戏”这样的字眼出现在报纸的重要位置上，很是扎眼。
翻开报纸，这两篇文章占据了两版半的空间，几乎将这期报纸变成了对贾平凹个人的声讨。
点击查看石华鹏《<带灯>：
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唐小林《<带灯>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
时隔一个半月，“新批评”距今最近的一期报纸于4月4日出版（封面见下图）。
这期报纸也是以贾平凹为重点，以一篇题为《<带灯>面面观》的文章作为头条。
这个标题看不出明显的态度，文章内容基本是以客观节制的笔调在评述这本书：
“看完《带灯》之后，读者要问的是贾平凹此次艺术上的突破在哪里？
明清品味抑或两汉品格真如作者说的那样，他在努力转身。
遗憾的是，转身这个动作，也许还只是在意识里。
”点击查看何英《<带灯>面面观》
《文学报》“新批评”双周刊4月4日第44期的封面及报纸内容。
右侧的两篇为贾平凹反驳的文章没有登上左侧的该期封面
这期报纸上其实还另有两篇文章，是对一个半月前那期报纸上两篇声讨性文章的回应，可以算作是对贾平凹的一种辩护。
这两篇文章的态度都是可以从标题中看出的：
《何必从鸡蛋里挑骨头——与石华鹏、唐小林商榷》、《还<带灯>客观的批评》。
然而此时《文学报》编辑的选择是将这两篇标题能表达态度的文章全部隐于报纸之内，不在四个头条中的任一条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把一篇标题无态度的文章置于头条。
这样的处理方式与一个半月前的那期报纸可谓截然不同。
这一显一隐之间，倾向性已然暴露无遗。
点击查看王国杰《何必从鸡蛋里挑骨头——与石华鹏、唐小林商榷》 何世进《还<带灯>客观的批评》
02
评论家李建军和莫言的“梁子”由来已久
2005年李建军就曾指责莫言不分“的地得”
上文除了莫言、贾平凹外，还有一个名字频繁出现，他就是评论家李建军。
他早年曾因一部《与魔鬼下棋———五作家评判书》而名声大噪。
早在2005年，他就曾撰文对莫言进行过批评。
批评的理由现在看来有点小儿科：
因为莫言不分“的地得”
在2005年12月举办的鲁迅文学院研讨会上，李建军提出：
“我觉得莫言的语言粗糙而生涩，常犯语法错误，这说明他在文体的经营上，过于随意，用心不够。
”在评论文章《是大象，还是甲虫？
》里，李建军指出莫言小说语言存在“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不恰当的修饰及反语法与非逻辑化表达”、“拙劣的比喻”和“叠床架屋的冗词赘句太多”等四方面问题。
李建军尤其对莫言不分“的地得”不可忍受。
他提到：
《檀香刑》中诸如“俺不由地（得）打了一个寒颤”、“这时，一直咬住牙关不出声的钱雄飞，发出了一声绝望地（的）嚎叫。
”等3个助词用错的句子。
“不容置疑，莫言语言存在病象。
”
莫言在当年对李建军的批评如此回应：
“成天只是调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未免太无聊了吧。
”详细
莫言领奖后，李建军2个月连发2篇批评文章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祝贺声和质疑声纷至沓来。
李建军作为文学批评家，有一点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他并未因莫言获奖而改变自己对他的看法。
2012年12月莫言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从2013年1月起，李建军先后在两个月时间里撰写了两篇莫言批评文章，除了上文提到的《直议莫言与诺奖》外，还对诺奖组委会给莫言的《授奖辞》做了一番评论。
译成中文1000字左右的《授奖辞》，他写出的批评文字长达16000余字。
因其篇幅过长，是分两次刊登在《文学报》“新批评”上的。
对于诺奖《授奖辞》，李建军依然“炮火”猛烈：
“我们完全可以将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视为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文本。
从这样的文本里，我们看到的，固然有纯粹属于获奖者一人的鲜花和掌声，也有能够满足部分中国人虚荣心的赞美和荣耀，但是，如果站在文化和文明的高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诺奖’评委的溢于言表的傲慢与偏见。
”点击查看李建军《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上） （下）》
03
《文学报》的严厉批评有没有道理？
批评贾平凹“没骨头”：
有一定道理但标题用词太“狠”
上文提到了《文学报》“新批评”在编排上的一些倾向性，和某些批评家对某些作家故有的看法。
那么这些言辞激烈的批评，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先从用词最猛的这篇说起。
评论家石华鹏的《<带灯>：
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从标题就带出了鲜明的态度。
然而我们翻开文章的第一页，却发现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厉：
“我以为，尽管贾平凹先生在表达上做了努力，也有对中国现实发言的想法，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带灯》，其生命活力还是出现了问题，它如一个古稀之寿的老人一样，浑身的钙质流失之后，身体和精神都松垮下来了。
”“或许，缘于我们对贾先生的每一次写作都很在乎，期望在他那里读到真正出色的中国小说，所以才提出了非一般的挑剔与苛刻。
但是遗憾的是，《带灯》在即将出色的最后一两步止住了，作者没有勇气真正地去创造人物，去升华题旨，没有勇气去突破写作最后那道红线。
”
起码从行文的语气来看，我们并没有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对《带灯》强烈的不满。
相反，还能够看出作者对贾平凹的尊重和期望。
文中用“古稀之寿的老人”来形容《带灯》不如贾平凹以往作品那样充满力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文章中的中性词“钙质流失”，到了标题上就变成了贬义词“没有骨头”，这样的转变未免让人觉得有“标题党”之嫌，夸大了文章的本意。
详细
批评迟子建“复制”：
主题先行罗织材料
相比起上一篇标题激烈，文章冷静的文章来，下面要说到的这篇则正好相反：
标题平淡无奇，内容却有点吓人。
评论家翟业军的文章《迟子建创作局限论》发表于2011年11月17日《文学报》“新批评”。
文章从三个方面历数了迟子建的创作局限：
“复制举隅”、“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没有历史，哪来日常？
”。
其中“复制举隅”这一节暗指迟子建的作品有抄袭之嫌：
“迟子建产量惊人，每每让人心生疑虑：
她哪里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莫非被山鲁佐德的精魂附了体？
其实，只要仔细考量这些作品，我们便会发现她的写作很多时候就是复制，细心的人们可以一一罗列出她所凭借的母本。
复制的写作当然轻省，可以批量化生产的，复制出多少，我们都不必奇怪。
而且，古往今来的小说汗牛充栋，这里抓一篇，那里切一段，改改头，换换面，谁能看得出来？
”
在文章的一开头定下了这个调子，后面的内容就是围绕“复制”来举例子。
于是迟子建长篇小说处女作《树下》“借鉴”自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短篇小说《逝川》“借鉴”自拉克司奈斯的《青鱼》，《伪满洲国》从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复制了片段，《清水洗尘》从左拉的《萌芽》中复制了细节等等例子就被穷举了出来。
乍看这些例子，好像有一定道理。
但如果把眼界放开，试问哪一位作家没有受过前辈作家的影响？
哪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学家的数百万字作品中，找不到一点前人的痕迹？
这一番对迟子建作品抄袭的暗指，更像是主题先行后，围绕主题罗织材料的做法。
就像每个人从小到大，一定都撒过一些谎。
如果把一个人撒过的谎收集起来，然后根据这些谎话判定这个人不诚信，那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可信之人了。
点击查看翟业军《迟子建创作局限论》
04
有底线、有争鸣，才有文学批评
不预设立场不为批评而批评，应是文学批评底线的共识
此次《文学报》之所以掀起如此大的风波，就在于很多圈内人士认为他们是预设立场、主题先行的。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中写道“作家也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批评必须专业在行，出发点是与人为善。
见一个灭一个这叫文学批评吗？
这叫‘毁人不倦’！
”。
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看过《文学报》“新批评”上评价贾平凹《带灯》的文章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作者唐小林的批评不讲道理，给人一种不懂文学的感觉。
他认为当下对于文学创作的确缺乏批评的声音，但却不应以此为目的，为批评而批评。
“我觉得应该从创作和文本出发，而不是预先设定一个框框，批评和赞扬都需要公正。
”
对此，《文学报》主编陈歆耕介绍，“新批评”的文章只有一部分为编辑部约稿，“我们会向批评家推荐一些作品，比如贾平凹的《带灯》，但不会预设立场，而是让批评家看完之后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所以微博上说我们预设立场，是不符合事实的。
”陈歆耕说“新批评”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不同观点、见解得以在此交流。
陈歆耕强调，“‘新批评’刊登的文章并不代表本刊的立场，那是批评家自己的艺术判断。
原则上，只要是善意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文章，我们都表示欢迎。
”详细
“罢看”心情可以理解“争鸣”对话同样有必要
在程永新宣布“罢看”后，《收获》杂志编辑叶开在微博评价当下的文学批评家“一种是拿红包的吹捧家；一种是博眼球的谩骂家。
”周立民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这破坏了整个文学批评界的信誉。
作为自己情绪的一种表达，程永新“罢看”的心情可以理解。
不过，想解决争议，也不是光靠“罢看”这样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就能奏效的。
最新一期《文学报》上，针对之前刊载过的批评贾平凹《带灯》的文章，“新批评”也组织了评论家王国杰撰写了反驳性的文章《何必从鸡蛋里挑骨头——与石华鹏、唐小林商榷》。
在这一点上，《文学报》做到了陈歆耕所说的“平台”的作用，让两派观点都有自己发声的地方。
尽管还是有倾向性的问题（如这篇反驳的文章没有上该期报纸的封面，截图见上文），但这毕竟走出了守住共识，维护底线的一步。
详细
结语
批评的底线很重要，同样，批评的自由也很重要。
当批评逾越底线时，我们当然要旗帜鲜明地遏制这种逾越。
但凡事也要谨防矫枉过正，毕竟，设置有共识的底线，也是为了更好地获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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