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丝绸之种古国研究的新视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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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丝绸之种古国研究的新视野
开拓丝绸之种古国研究的新视野
――从古钱币上发现历史
丝绸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早在商时期已有丝绢，周代有了罗与纱，战国时已有织绵，隋唐两代随着织丝工具的进步，彩锦和纹绫已如霞光云绮，美丽异常。
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丝绸经陆路由东向西传播，经波斯，印度而至东罗马帝国。
在东罗马帝国的丝绸市场，只有贵族才能倘佯于市，并视丝绸为奢侈品，价格极昂贵，每磅上等丝料值黄金十二两。
东罗马帝帝国大量购入丝绸，导致严重黄金外流，国家财政出现高度危机，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丝绸贸易有着密切关系（杜维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
历史上运输丝绸的路上，马帮驼铃，商贾僧侣，往返其间，该是一番何等繁荣的景象。
和平也伴随着铁马金戈，沿路上的古国都视之为经济命线，不惜一切争夺对这条路的控制权，许多古国因此兴起，也因此灭亡。
沧海桑田，朝云暮雨，遗留下的只有残垣，枯草黄沙。
这条运丝绸大道也就渐渐不为后人所知了。
直到一百年前，瑞典地理学家及探险家斯文赫定及匈牙利大斯坦因深入中国西部腹地沙漠高原考察，发现古楼兰遗址和敦煌藏经洞，运丝大道才又清晰起来。
后来，斯文赫定写了一部专著《丝绸之路》进行专题研究。
但他们多以文献，简牍，文书，武器，珍宝，丝绸等遗物求证历史。
以钱币为媒介研究丝绸之路古国历史者，在中国杜维善是第一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杜维善开始收藏中国古钱，到八十年代已有二十年的集藏历史了。
那时通过东方钱币学会的介绍，他认识了几位在美国的钱币专家，在交谈中说起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他们都是这种钱币收藏者。
丝绸之路的古币对杜维善来说完全是一门新的课题，他感到茫无头绪，但是自身收藏经验告诉他，只要用功夫，是可以钻进去的。
开始，他不是收古国钱币，而是收集古国的历史资料，而且是以波斯萨珊王朝为主，然后再收集一些和它有关的其他古国钱币。
他从国际拍卖会拍品目录上看到萨珊王朝古币参拍，就乘了飞机到拍卖现场，购得这枚古币。
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夏鼎在《文物》上发表论文中谈到新疆萨珊王朝古币的资料时，杜维善对此种古币的收藏已甚为可观了。
一九九0年，杜维善回到别离四十余年的上海，走进坐落在河南中路的上海博物馆，参观该馆的钱币收藏。
马承源，汪庆正在会客室接待了他。
杜维善感慨万千，这个地方，这个房间，是他在少年时代曾到过的，这位平时极严肃的人，突然和二位馆长开了玩笑：
“我要向二位馆长收房租了。
”上海博物馆所在大楼原是中汇银行大厦，是海上闻人杜月笙的产业，如果还能子继父业的话，杜维善当然有权收房租了。
二位馆长说：
“我们知道，杜先生此次来是要有所贡献的。
”
杜维善的此次上海之行，就决定要把他收藏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一九九一年夏季，杜维善给马承源，汪庆正来信：
加拿大领事副领事包文泰夫妇和本人暂定于十月二十五日来沪，这次是以东方钱币学会会员名义拜访上博和上海钱币学会。
在沪期间，包先生希望可以看到上海收藏的勋章，奖章和有关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金银铜币（近代）。
本人也决定此次来炉将拙藏《丝绸之路钱币集》带来呈交上博，以便将来开馆用。
我将这次赠品订为第一集，以后再捐献第二集。
我已决定第二集中全力收集蒙古大汗和四个汗国的各种钱币。
十一月二十六日，杜维善，谭端言夫妇又致信马，汪二位馆长：
“在下月我和端言将补遗二部分三十二枚金银币带来上海呈交贵馆“，”我们这批古币将来可以提供给学者专家们在元朝历史研究上有所帮助。
这封信寄出后当天，杜维善又急不可迫的把令人兴奋的消息写信告诉马汪二位，信中说，皇天不负有心人，总算没有令上博失望，日前收到伊利汗拜都大汗都大汗银币（极少），现在伊利汗九位大汗全部收齐，将来钱币馆能全部展出一定很完整，这消息烦请电告陈源局长，为编辑元明卷打一针强心针。
一个月后，十二月二十六日，杜维善，谭端言捐献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仪式在上海博物馆举行。
那两大厚册的集子，每页都整齐地嵌着十枚古币，三百六十七枚古币，无不发出历史的幽光。
每一枚古币的护套上，都有杜维善手中的中英文说明，当时的评论者认为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这些说明。
从说明中可得知，古币收藏范围包括西域五十五国中的二十多个国家。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萨珊王朝的金银币。
萨珊王朝是一个有四个世纪历史的波斯古国。
这个古国的文化不但透过丝绸之路深深影响我国，同时在外交，经济及文化上一直和我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萨珊王朝为白衣大食灭亡后，他们的子孙都逃到我国，并受到当时唐高宗的册封为波斯王将军。
在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新疆自治区出土了大量萨珊钱币，这足以证明萨珊王朝和我国贸易之频繁。
萨珊王朝钱币以银币为主，银铜合金钱币只见于早期几位皇帝，除了阿塔尔一世的较常见外，其他都少。
金币主要是用于宫廷赏赐，铜币作为辅币性质，两者非常少。
所以萨珊王朝钱币收藏之宏富，品种之齐全，已凌驾于全世界同类私人藏家之上。
现为世界私人收藏之首位。
在举行捐献仪式时，博物馆还为杜氏藏品办了一个观摩展。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钱币部馆长弗胡沙，蒂埃里，看到萨珊王朝钱币，竖起大姆指赞萨珊王朝的，很好。
呔哒国仿萨珊王朝钱币的，很少，很好，他指着一枚钱币说：
伊尔汗国的，上下两行都是蒙古文字，中间是阿拉伯文，很少很少。
说起蒂埃里，他和杜维善认识还有一段小插曲。
一九八二年夏天的一天，杜维善在香港办公室里，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包文泰介绍蒂埃里来见杜维善，说是要和他研究中国的半两钱。
蒂埃里拿出一篇自己的关于半两文的论文，杜维善看后对他说你没有资格研究半两，蒂埃里问为什么？
杜维善说你真假都分不出来，怎么研究半两。
杜维善从蒂埃里著作中，解释给他听为什么他用材料都是赝品。
并邀请蒂埃里去他家看他的收藏。
蒂埃里足花了两天时间看杜藏半两，同时还作了不少笔记。
一年后，他们再见面时，蒂埃里竟可以分出战国和秦的半两，这使杜维善非常惊讶，连中国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居然可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抓住所以要点。
在西方研究中国钱币的学者中，蒂埃里可以说是佼佼者，没有其他外国人能超越他对中国古货币的知识了，他替他馆藏中国钱币出书，第一部《中国钱币》已在一九八八年出版了。
蒂埃里所赞赏的伊尔汗国的那枚钱币，在杜维善捐献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中也是引人注目的，蒙古族是我国东胡族室韦的一支，长达三千年历史。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开始强大，在成吉思汗领导下，东征西讨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公元一二0六年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后即分封四子邑地，分别为钦罕汗国，察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
四大汗国中以伊利汗国和元世祖忽必烈关系较为密切，在一段很长时间内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往来。
四大汗国的钱币在中国本土都没发现过。
这些钱币的主要出土地区是中亚地区，但数量极少。
太祖最初仿花剌子模钱铸，有小银币和大型铜币，这是史书所没有记载的。
杜维善对四大汗国的钱币特别是对伊尔汗国的钱币作过深入研究，研究出该币六大特点，除了钱币上的文字，图案，重量，大小及流通时间有了精确说法，还从图案上发现铸钱的政治特色，他写道：
“伊尔汗国的钱币不但是贸易上使用，在政治上也表现一些特色，从钱币的形制，图案上表现出来。
一八二七年阿鲁浑汗因为要联合拜占庭王朝攻打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特别在钱背上铸一个十字架并用阿拉伯文铸以天父，天子，圣灵之名，一位神主，以讨好基督教国家，这在蒙古四大汗国是绝无仅有的。
一九九二年一月，杜维善，谭端言将由香港移民加拿大，仍不忘对上海博物馆有所奉献，以利乡邦。
行前，他又给马，汪两位馆长写信，对上次捐献作了补遗，他写道：
“去加前夕整理行装，搜出补遗二目录及拓片资料，奉上请参考。
补遗上目录中尚有遗漏，须得到加后清理才能奉告。
本拟将补遗中诸录先奉上，俾便作拓图，然迄今为止尚未找到，可能在行李中已送至加。
目录中请注意蒙古帝国早期四大汗国中仅缺贵由汗一枚，伊利汗和萨曼王朝诸汗已齐全，其中阿不赛音当二金币非常少，萨曼王朝亡于黑汗王朝（喀喇汗），后者钱币在新疆大量出土，其形制和前者有关，故必须收录，花剌子模，蒙古帝国钱币皆受萨曼王朝钱币影响，故重要。
纵观总目，贵霜，贴木儿诸汗国钱币尚有加强必要，期臻至国内博物馆最佳收藏。
为了使上海博物馆钱币成为国内最佳收藏，杜维善又向该馆作第二次捐献。
对于这批珍贵金银币，上海博物馆辟出专室，全部予以陈列，并请杜维善撰文编印《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专册，以广流传。
杜维善的夫人谭端言是他收藏的经济后盾，杜维善走到哪她都赞扬他说：
我拼命挣钱，他拼命花钱。
谭端言也说：
“他总是说买钱币可以保值，结果都保值以上海博物馆来了。
”
从小看大：
“性醇谨，喜购置古书字画”
杜维善的钱币收藏，早已是名震海内外了，还有他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第七子，只凭这两点，我早想认识他了。
那是因为我想从他身上证实我的一些想法，直到二00二年的岁初，经汪庆正介绍，才得和他相识。
他身材修长，面孔清瘦，双目炯炯，带着些许严肃，但没有少爷派头。
我也见过一些闻人之后，虽然老了，但青少年时代养成的少爷，小姐派头仍是积习难除，我心中在说太像了，太像照片中的杜月笙了，并留一篇《杜月笙传》，原来，徐老总也认为像杜月笙这等大亨式闻人，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介草莽式赳赳武夫，但见面后，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少还白相人常说的粗话，一副文质彬彬作派。
看着和我促膝相谈的杜维善，我相信徐老总笔下的杜月笙绝对是真实的。
《文汇报》的两代报人写下杜氏父子两代，这能说不是一个缘字在其中吗？
杜维善长我二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上海，别名灏，号慕潜，笔名北斋旧史。
灏这个别名还是章士钊（行严）题赠的。
抗日战争期间，杜维善随父亲居住在重庆，作为杜家大律师的章士钊和杜氏寓于同一栋楼，楼上楼下，朝夕相见，就为他题赠了灏这个别名，后改煜，但他很少用煜，可能是不大喜欢吧。
那时，他每天给章士钊磨墨，跟章学写字，离开重庆时，章士钊的夫人还将章氏用的一方砚送给杜维善留作纪念，这方砚至今留在他书案上。
此砚有孤桐用砚和杜维善的题跋，曰：
“章夫人赠余行严世伯常用砚，今已二十四载矣，戊寅秋杜维善记时年六十有六。
大容刻。
”刻者大容即香港著名金石家茅大容。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随家人回到上海，住嵩山路奚家。
有关这段时日的生活情况，杜维善回到加拿大后于春分之日给我来了一封信，写道：
当时我十五岁认识了荆门蔡子玉先生，每天来我家教我书法。
蔡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陈微明老师。
陈老师是苍虬先生弟弟，陈苍虬是张勋复辟时之兵部侍郎及学部侍郎。
我并见过苍虬先生和老师之友陈病树先生，当时他们都算是遗老派，我母亲（孟小冬）曾请他们各吃过一次饭，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书斋思古楼还是陈老师题的，出典是发思古之幽情，苍虬先生画的思古楼和老师写的思古楼记至今还宝藏之。
陈微明的文章卓然可读，著有《双桐一桂轩续稿》，是他的门生弟子们集资刊行，杜维善和其姐姐都捐了款的。
陈微明所作的《思古楼记》我是读过的，此记本来是题在陈苍虬所画的《思古楼图》的，这些在《思古楼记》写得很清楚，为便于对杜氏的了解，不妨将此录之于后：
丁亥（1947年）八月，吾友蔡君子玉谓余曰杜月笙之子维善仅十五，性醇谨，喜购置古书字画，欲求一师讲古文辞，吾已推荐君其勿辞，月笙先生以义侠名天下，而颇敬重儒士，昔于李芒宸将军所见之，意其子亦必魁杰人也。
明日维善来执致关聘，循循有规矩，云彼于嵩山路凭屋三间，读书其中。
余至其家，庭院甚广大，有辛夷二株，高出楼屋，花时可想见其盛也。
楼中庋经史子集四部，书无虑数千卷，皆今人所弃者。
维善及其姐日从余听讲一小时，维善有李氏同居，必备佳食饷余，有敬师之诚。
一日请余名其楼，余以为维善喜读古人之书，与今，与今世学子异好尚，架上所列未必能尽观也，然其意趣殊为可嘉矣。
尤不能不入学以蕲进取，安知其将来不能博学而成名乎。
孟坚之赋有发思古之幽情语，即以思古名其楼，为书一横额张之壁间，吾望其发思古之幽情，于暇日取所藏经史读之，不徒为陈设示雅观而已。
今又请苍虬兄为绘思古楼图，欲余作记书其上，遂书此以助之。
此记写得朴实无华，也很中肯，作为一个教师，绝不会违心的为一个十五岁少年鼓吹的。
以杜维善今日对古钱收藏及研究的成就，在世界钱币收藏界所产生的影响，真是应了陈教师的话，安知其将来不能博学而成名乎？
陈微明算得上是有眼光的人，不是希望杜月笙之子，自己学生继其家声而成名，而是希望他能博学而成名。
杜维善不只是收藏古钱之富在私人收藏中天下无敌，更重要的还是以钱证史的研究，常能发前人所未发，纠正史中的偏颇，补之遗缺，从古钱上跟踪历史，发现历史，不博学能做到吗？
杜维善在上海少年时的书斋思古楼，以后到香港，台湾再回到香港，一直用思古楼名其斋。
赢移这一斋名是到加拿大后新起的。
杜维善移居加拿大后，最初寓居连襟处。
他的连襟是潮州人，家居三层楼的大屋，每层约五千英尺。
当时杜维善想租地下室为书房，连襟坚决不肯，因为暖气是整一层而不是一间，这样会开支很大，但又不好意思增加房租，于是就把汽车间旁边一间小屋让给他做书房。
那间小层冷得他无法看书写字，此时他把书房命名为赢移，那个赢字一方面是指他喜欢的秦半两，也是指暴君秦王之姓，用以讽喻。
从杜维善身上，我看到其父雅而重儒人生的另一面。
这一面常为杜月笙研究者所忽略，或者说不邮正视而采取有意回避的态度，我觉得这不是史家的作风。
在性格上，杜月笙是个很复杂的人物，像他这样一个身世飘零，无依无靠的少年，成为上海滩的闻人，虽然权倾一时，但是一个不文不武，非官非民的人物，为什么偏能和有名的文人儒士结下不解之缘？
像才子律师江一平，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刊，当时的上海地方法院院长郑毓秀，都是他私人律师或座上客，曾任吴佩孚的秘书长，人称江东才子的杨云史，国民党的监察委员，诗人杨千里都成为他的私人秘书，《申报》的史良才和杜月笙是知交，从《新闻报》的编辑唐世昌成为杜月笙的第一个徒弟开始，其后的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李超凡等当时的著名报人，都是杜月笙的门生。
著名朴学大师，学界泰半章太炎和杜月笙交往，建立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杜月笙在高桥建立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为杜氏编家谱，还写了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更有意思的是杜月笙与杨度的交往。
杨度是清末名士，曾任清政府宪法政编查提调，袁世凯称帝时，又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等组织筹安会，为恢复帝制出谋划策。
袁世凯失败后，有人曾撰写一联语骂筹安会六人：
“病起六君子，送命上陈汤。
”后来，杨度又脱胎换骨，成了共产党人。
就是共产党员杨皙子，深得杜月笙尊敬，不但按杨度在袁世凯时代担任参政时的月薪五百元标准，每月奉杨度月敬五百元，还送了一幢位于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花园洋房。
杨度就在这幢花园洋房里做地下工作。
还有杜月笙心中那股浓浓乡情，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不忘乡土，尊敬父老，是正人君子所为，而杜月笙成名后，每年夏天都要从施德之，雷允上药房购大量痧药水，诸葛行军散，亲自送到高桥故乡，挨家挨户免费送发，如果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笼络人心，可是在他定居香港后，生命处于弥留之际，还叮嘱将尸骨运回上海，落葬故乡高桥。
这总不应用笼络人心来解释的。
文化与乡情是杜月笙内心的两大情结，是不是他内在基因所致，这就很值得探讨。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更是生命科学的一大课题。
杜月笙的乡情与文化两大情结，在杜维善身上得到再现。
父亲与儿子不同的是，儿子在青少年时代就受到良好教育，明显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欢喜。
杜月笙在香港逝世后，杜维善随母亲姚玉兰由香港移居台湾，完成中等教育后，又赴澳大利亚深造，学习地质。
学成回台湾后虽然做了几年地质官，最后还是全部热情投入古钱币收藏，又通过所藏半两钱研究战国及秦汉史，通过丝绸之路古国金银币研究中亚史，而且都取得为学术界所公认成就。
杜月笙，杜维善父子所处时代不同，对中国历史所造成影响不同，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那种情结，却是由父及子，难以解脱。
杜维善心中也有一股浓浓乡情，在他给笔者信中，表达出乡情绵绵的思绪，他写道：
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钱币收藏，不在于它的金钱价值，往往你有再多的钱，并不能买到一个好的收藏，任何一个收藏如果目的是炫耀个人财富，那他没有学术价值，构成一个好的收藏要具备两点，一、有系统性，可以作深入研究，以填补历史上空白，纠正过去对古币的错误看法，二，对中国古钱要有正确观念，不管一枚是否值一元或值一成，要知道所有在中国本土的古钱都是国家财产，将来叶落归根，应回到中国去。
像我现在虽然身在异域，但心存故土，我认为我的收藏应原封不动将来捐给上博，一方面物归原主，另一方面也可让后人利用我的收藏对我错误的地方作纠正研究。
钱事因缘：
是你的终究会归你，但不是你的就是到了手中，以后也会失去
杜维善给我讲了这样的故事，有次，他在香港观古阁见到一枚半两钱，店主索价五百港元，普通最好的半两钱当时只要一百港元。
他觉得太贵没有买。
回家后，他左思右想感到失之可惜，还是决定忍痛一下，准备第二天去把它买下。
第二天，他又到观古阁，店主说已经卖掉了。
这使他懊悔不已。
事隔三四年后，他在香港摩罗街闲逛，无意中在地上发现这枚半两钱，售者只要一百港元就肯卖，他连价不还，付了钱拿了就走。
这枚半两钱为什么会给他留下那样深刻的印象？
因为它是一枚传形钱。
所谓传形钱，就是半字在左，两字在右，普通的半两是半字在右，两字在左，而此钱两字又倒置，是一枚罕见半两，一般都是赝品。
这一枚是真的，但品相比较差。
后来他才领悟到，这一类半两，品相多数很差，若品相完美，那钱本身便有问题。
杜维善由此悟到：
收集古钱讲究钱缘，是你的终究会归你，但不是你的就是到了手中，以后也会失去。
从以下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钱缘两字是如何伴随他的集钱生涯的。
故事之一：
得五铢巧识孙家骥
台北市北门邮政局对面有一排商场，二楼有一家四川馆，三楼是商场，商场里的一家小小古董店。
杜维善三十二岁那年在某一天在餐馆里吃了一菜一汽两碗白饭和菜，走上三楼，在古董店里看到几枚古钱，顺手拿起一枚五铢钱，就问店主店书新：
“这枚五铢是东汉还是西汉的？
”“我分不出。
”店书新说。
“你做这个生意怎么会分不清？
”“你慢慢地研究就知道了。
”店书新说。
“那我就买一枚回去研究吧。
”这天是杜维善开始收藏古钱的第一天。
在台湾，杜维善对收藏家知道得甚少。
从买了第一枚五铢后，他每天中午吃过和菜就到古董店去。
店面虽小，每天都有人在那聊天，杜维善也成了这里的聊客。
在聊客中有一位叫孙家骥的，是一位清钱专家，而且是一位民族文化研究者。
一聊才知道他本来在住台中大甲一带，因为他喜欢到海边收集贝壳，结果被边防员抓了起来，说他是大陆派的间谍给关了起来。
几年后被放出来，孙家骥每天就泡在这个小古董店里。
杜维善自认识了孙家骥后，就开始了解清朝的钱币如何收藏。
在这以后五年中，杜维善的钱币知识大有长进，他现在采用的对中国古钱分型，分式，断代完成是从孙家骥那学来的一套。
杜维善现在对五铢，半两的分法，也就是孙家骥对清钱的系统分法。
孙家骥当时已五十多岁，正处穷困之时。
孙家骥认识台湾几位较有名的收藏家，在台湾是数一数二的，其中一个就是胡公鲁。
胡公鲁的书房叫紫丁香馆，自榜紫西香馆主人。
胡公鲁是名车凯的拉克在台湾总代理，当时总统，官方所用车全部是他包办，所以他经济比较富裕，而且他是唯一一个能经常在外国买回一些钱币名品的人。
自从认识胡公鲁后，杜维善对中国古钱币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这是因为胡公鲁收藏的钱币从贝，刀，布开始，一直收到清朝的钱币，历代钱币都有。
此时的杜维善初涉收藏，还谈不上什么明确目的，虽然对五铢兴趣大，但是他又认为还是要买一点清朝钱。
搞收藏的人都有这样过程，开始时见到什么都想收，到后来越来越明确。
也越收越精。
此时的杜维善正处于收藏初级阶段。
他要在对清朝钱有所研究的基础上，再发展到五铢，半两，循序渐进。
他开始收光绪钱，因为光绪钱分型和分式都比较简单，但它小的形式也有很多。
在两年时间里，他收藏了光绪钱四千余枚，各种形式都较完整。
在那时的台湾来说，杜维善所藏光绪钱是数一数二了。
有了收藏清朝钱的基础，杜维善就转移目标，决定要收五铢和半两了。
但是，在台湾基本上看不到五铢和半两，即使象胡公鲁这样的收藏家，也只有四五个大大小小的半两。
但胡公鲁知道在莺歌那个地方有一个叫李东园的大收藏家，是天津人，去台湾时带了不少古钱，其有一对折二靖康通宝。
这对钱品相好，而且在台湾只有一对，他要卖给给胡公鲁，一天，胡公鲁约了孙家骥和杜维善去莺歌，三个人捧着一大袋子八万元台币，到李东园家，这是杜维善第一次见到李东园。
“对不起，这钱我不卖了。
”李东园见面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坐了火车来到这里，你居然说不卖了，那我今天就不走了，一直坐下去。
”胡公鲁有些恼火了。
中午吃饭，李东园也不提靖康钱的事情。
直到下午五点钟，李东园仍不松口。
但胡公鲁坚持不肯走。
事情成了僵局。
“这样吧，你再加点钱。
”李东园说。
“我一分钱也不加，本来是讲好价钱的嘛。
”
胡公鲁不愿多加钱，钱币又拿不到，无论孙，杜两位怎么劝，就是不肯离开李家。
李东园没有办法，扭着胡公鲁的衣襟要把他送到派出所。
收藏家无论多大年纪，遇到理想藏品，常能表现出孩子般的天真。
李东园没办法，最后把这对钱拿出来，一流品相，杜维善一看，果然是对好钱。
“家骥，这对钱我是不能让的，让了等于我把女儿嫁出去。
”李东园此话是对孙家骥说，实际上是说给胡公鲁听的。
“你讲嫁女儿，也是嫁到胡家，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你放心好了。
”胡眼疾手快，说着就把这对钱收起来了。
李东园，胡公鲁就这样在吵吵闹闹中成交了。
他们告别时，李东园对杜维善丢下一句话：
“杜先生，你不喜欢五铢半两吗？
我有很多，将来有机会来看看。
”
当时杜维善并没把李东园的话放在心上。
他们三人回台北时，已是半夜十二点钟了。
故事之二：
精研郑家相，智赚李东园
杜维善虽然兴趣在五铢，实际此时对五铢并没有深入了解。
这也难怪他，对一个起步收藏者来说，要熟悉五铢当然有一定难度。
自周代创行刀布来，历次变更其形制。
至汉武帝改创五铢钱，面背轮廓具备，大小轻重一律，制作始称完美，所以它能经两汉魏晋而六朝，通行七百三十九年而未废。
正因为五铢钱行用时间悠久，其间因国之兴亡，世之盛衰，历次的更铸与私铸，因之之五铢钱之形制变化，史书虽有记载，但多语焉不详。
如五铢面文虽同属五铢二字，而形制极繁杂，有厚大与薄小，有五字交叉曲笔与直笔，有铢字朱头方折与圆折，有铢字缺朱与缺金，有面背有轮廓无轮廓，更有四决四出，上下画，上下星，上下横竖，以及面背阳文与阴文之记文，种种不同，何止千种。
对初涉藏钱领域中的杜维善，有雾里看花之感。
正在此时，香港有一位叫布维纳的德国人，他把抗战时期郑家相主编《泉币》杂志翻印出版，杜维善获得一套，这里有郑家相撰述的《五铢之研究》长篇连载。
此文是郑家相积二十多年的藏钱经验自藏五铢数千枚，排列几案，朝夕注视摩挲辨别其文字，审其制作，乃得历代五铢钱各自独特之气质，费时一年六个月，方始告成。
杜维善得此，如得到阿里巴巴“芝麻快开门”的灵咒，细心钻研，把数百种图录仔细辨证，由此对五铢钱有了一个概念，虽不能说了然于胸，也能说出个子午卯酉的来龙去脉。
孙家骥此时已是杜维善家中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谈钱，每次总是谈到很晚才分手。
一天，杜维善问孙家骥：
“李东园手里究竟有什么东西。
”
“李东园的东西都是从天津带来得，五铢半两很多，但是我们都看不懂，你不妨去看看”孙家骥说。
经孙家骥联系，胡公鲁没有空。
杜维善和孙家骥两人约定去看李东园的藏钱。
这一天晚上，杜维善心情很紧张，一晚都未能睡好觉。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身，和孙家骥一起乘火车去莺歌找李东园。
“你是不是来看五铢的？
”李东园一见面就问。
“是的，请把你的所有好东西都拿出来。
”杜维善说。
李东园把他珍藏的所有的五铢钱都拿了出来，大约有三、四十枚，杜维善看着，李东园就从中挑出四枚五铢，说“这四枚五铢是我最喜欢的，不能让。
”
杜维善端详了一番，李东园最喜欢的四枚五铢，他并不喜欢，就问道：
“东老，其他五铢你肯不肯让？
”
“其他五铢可以让，但这四枚不能让，都是名钱。
”
“好，不让你割爱，我就要另外几枚吧。
”
“不过，这钱很贵，要一千元台币一枚。
”
李东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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