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思想道德状况与特点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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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青年思想道德状况与特点二

当代中国青年思想道德状况与特点

（二）

多数青年对“四有”培养目标表示认同，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和贡献社会，依然是当代青年的人生追求。

多数青年对“四有”目标表示认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

在本次调查中，有54.4%的青年认为“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很有必要，认为“有必要，但难以做到”的青年为29.5%，以上两项认为“有必要”的青年合计为83.9%，为大多数。

但认为这个目标“太政治化，不可能实现”的青年为7.1%，比1996年（5.01%）增加了2.09%；另有9.1%的青年认为“人应该自由发展，不应约束和规范自己的个性”，比1996年（5.31%）增加了3.79%。

由此可见，近年来青年对“四有”目标的取向和评价发生了一定变化。

这一变化表明，部分青年在成才目标的价值取向上与党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有一定差距，追求这一发展目标的信念有所弱化。

分析认为，成才目标上的价值取向，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择和定位往往决定一个青年的全部生活，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历来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

“四有”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对青年整体素质要求的生动概括，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青年的要求和期望，符合当代青年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四有”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不可偏废。

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对“四有”的整体性认识有待提高，有52.9%的青年认为走向成功的首要因素是“能力强”；23.5%的青年认为是“文化素质高”，表明多数青年非常重视知识和能力的提高，这是可贵的。

但对理想、道德、纪律对于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知识和能力的“硬件建设”同时，下气力认真抓好思想道德教育这一“软件建设”，使青年的成才目标在价值取向上同“四有”的完整内涵相一致，把党对青年的培养目标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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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表明，多数青年在认同“四有”目标的同时，法律意识也明显增强。

有21.7%的青年表示经常学习与工作生活有关的法律知识，比1996年（18.76%）增加了2.94%，有时学习法律知识的青年也达43.6%。

在处理个人的重大问题时，有84.8%的青年表示要考虑法律因素，比1996年（83.04%）增加了1.76%；在处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时，有85.3%的青年表示要考虑法律因素，与1996年持平。

当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有67.9%的青年表示找司法机构，列8个选项的第一位；表示找政府主管部门的青年为52.1%；找本单位领导的青年为34.9%；找共青团的青年为4.8%。

这表明，多数青年已经把学习和掌握法律却识作为自己成才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变化。

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和贡献社会依然是当代青年的主要追求。

对于“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这个古老话题，本次调查结果的显著特点，就是“建立美满和谐的家庭”由1996年的第二位上升为本次调查的第一位，比例达22.2%，比1996年（20.38%）增加了1.82%；而“事业成功”则由1996年第一位降为本次调查的第二位，比例为20.1%，比1996年（23.42%）减少了3.32%：

选择“为社会做贡献”的青年为15.7%，列第三位，与1996年（15.18%）基本持平。

选择以上三项的青年合计为60.0%，成为多数青年的人生追求。

另有13.6%的青年认为“生活宁静，平平淡淡过一生”是人生最大幸福，比1996年（10.65%）增加了2.95%；而选择“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青年为7.6%，比1996年（9.10%）减少了1.50%，认为是“入党入团”的青年为0.6%，与1996年持平，没有变化。

分析认为，与1996年相比太多数青年对人生的追求更加务实、多样，理想主义色彩淡化。

凡是在他们的现实和想象中无法企及的事情，他们大都不去追求，如只有1.4%和4.0%的青年选择了“有权有势”和“有钱”，因为他们知道实现这两个目标是很难的。

而他们选择的人生追求大都是能看得见、模得着的，如家庭、事业和宁静的生活。

尤其是选择家庭幸福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这是自1984年以来历次调查中的第一次。

对于这种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社会发展是正面的作用大，还是负面的作用大，参加数据报告评估论证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度分析和研讨。

多数青年崇尚自主独立、实现自我、奉献杜会，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有所滋长。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当代青年的自主独立意识显著增强，有55.6%的青年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在乎别人的评论”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比1996年略有上升；有38.4%的青年表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比1996年（14.43%）加了23.97%，增幅相当大。

另有11.6%的青年选择了“敢为天下先”，比1996年（9.69%）增加了1.91%。

这表明，近年来青年的自主独立意识有了很大增强，无论对单位或组织，还是对社会或家庭，其依赖性均已大大弱化，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的个性化更加明显。

在调查中，多数青年表示崇尚真才实学，重视文化素质，向往个人成功，追求自我价值。

有36.8%的青年闲暇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读书学习，充实自己”，比1996年略有提高。

在回答“您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时，有52.1%的青年选择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承认”，与1996年基本持平；37.9%的青年选择“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比1996年（35.75%）增加了2.15%；选择为了“使个人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改观”的青年为22.9%，比1996年（17.37%）增加了5.53%，增幅较大，表明青年的工作目的明显向个人价值和家庭生活倾斜。

同时，当代青年奉献社会的精神依然强劲，“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8.9%）、“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6.6%）和“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10.9%）被46.4%的青年视为人生信条。

比例虽然比1996年有所下降，但依然接近五成。

另有15.7%的青年把“为国家和社会进步做贡献”作为自己的工作目的。

分析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当代青年的人生理念注入了新的要素和新的活力。

从总体上看，青年的人生理念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倡导的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即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和谐统一。

这表明，以社会本位、集体本位为基本内核，以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重视个人利益为必要条件，并能对个体形成道德要求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正在青年中逐步形成。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部分青年中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有所滋长。

有14.2%的青年崇尚“有钱就有一切”的人生信条，比1996年（12.6%）增加了1.6%，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能挣到钱就是好样的”青年占6.6%，比1996年（4.13%）增加了2.47%。

另有9.3%的青年认为“人生短暂，当及时行乐”，比1996年（4.88%）增加了4.42%，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青年为5.2%，比1996年（6.79%）减少了1.59%。

分析认为，上述比例虽小，但增幅较大，应引起重视。

从社会环境来看，经济成份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必然引起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

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尚未形成“道德共识”的情况下，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滋生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在于，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处在形成之中，可塑性较大，属“易感”群体，切实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引导，防止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对他们的“感染”，就显得尤为重要。

青年对社会公德的评价不—，整体水平有所提高，道德行为与认知水平的差距依然存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职业道德处在养成之中。

对于社会公德状况，总体肯定的上升，具体肯定的下降；对自己的评价高，对他人的评价低。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10.8%的青年认为近年来社会公德水平“有较大提高”，比1996年（7.27%）上升了3.53%；认为社会公德水平“有所提高”的青年为37.9%，也比1996年（31.30%）上升了6.6%，两项合计为48.7%，接近半数。

而认为近年来社会公德水平“有所降低”（28.1%）和“大大降低”（8.1%）的青年合计为36.2%，分别比1996年（36.37%、10.78%）下降了8.27%和2.6%。

增幅和减幅均比较大。

这表明，对近年来社会公德水平在总体上持肯定评价的青年有较大增加。

但在对一些具体行为的道德评价上，持否定态度的青年则比1996年普遍增加。

比如：

认为“交通路口闯红灯”增多了的为24.0%，比1996年（16.55%）上升了7.45%；认为“在文物古迹上涂抹”增多了的为19.2%、比1996年（14.22%）上升了4.98%；认为“在禁烟的场所吸烟”增多了的为20.0%，比1996年（15.74%）上升了4.26%；认为“随地吐痰”增多了的为17.6%，比1996年（11.70%）上升了5.9%；认为“在公共场所喧哗”增多了的为21.0%，比1996年（16.47%）上升了4.53%，认为“乘车不讲秩序’增多了的为25.9%，比1996年（23.27%）上升了2.63%；认为”不孝敬老人”增多了的为26.8%，比1996年（24.80%）上升了2.0%；认为“欺骗他人”增多了的为44.2%，比1996年（42.55%）上升了1.65%；认为“见死不救”增多了的为37.9%，比1996年（35.48%）上升了2.42%；认为“损坏公物”增多了的为24.6%，比1996年（21.08%）上升3.52%。

而认为上述行为减少了的选择比例均比1996年有所下降。

在比较自己与朋友和其他青年社会公德状况的评价中，则呈现出对自己的评价较高，而对朋友和其他青年的评价依次下降的态势。

比如：

认为自己乘坐公共汽车时“不顾任何人拼命挤上车”的只有6.5%，认为朋友有这种行为的占19.0%，而认为其他青年有这种行为的则高达65.5%；认为自己“遇见老弱病残和儿童主动让座”的为88.6%，认为朋友这样做的降为59.8%，而认为其他青年也能这样做的则再降至20.0%；认为自己“从不在文物古迹和建筑物上涂抹”的为91.9%，认为朋友从不这样做的降为69.1%，而认为其他青年也从不这样做的则再降至23.4%，认为自己“从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青年为55.1%，认为朋友这样做的仅为28.8%，而认为其他青年也这样做的就只有10.6%了。

分析认为，青年在对近年来社会公德评价上呈现的“总体肯定上升，具体肯定下降；对自己评价高，对他人评价低”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反映出部分青年对道德建设大环境与个人生存小环境之间不和谐状况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部分青年在道德评价标准上存在着“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倾向，并因与自己的亲疏远近而呈现出评价的高低。

青年对道德的认知水平明显提高，追求高尚，但自律性依然不强。

本次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但从道德认知的角度看，社会主流文化的公德观念在青年道德观念的变化中仍居主导地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扬。

多数青年在道德认知上与社会的要求基本一致，普遍具有高尚的道德追求，向往理想的道德境界。

本次问卷调查所列的14种社会现象，如“交通路口闯红灯”、“在文物古迹上涂抹”、“在禁烟的场所吸烟”、“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喧哗”、“购物不排队”、“乘车不讲秩序”、“不孝敬老人”、“欺骗他人”、“见死不救”、“随地乱扔果皮纸屑”、“损坏公物’、“偷盗公共财产”、“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等，有平均为98%的青年认为是不文明或不道德行为，比1996年（平均为96%）提高了2.0%。

而对“给老弱病残和儿童让座”、“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等优良道德规范均持肯定态度，认为是文明行为并应大力提倡的青年分别为83.5%、88.8%和88.5%，比1996年的认知水平略有提高。

在座谈访谈中，绝大多数青年也对上述不文明、不道德行为进行了谴责，并对有些国家的卫生绿化和人的文明礼貌给予高度评价，对我国尽快提高社会公德和绿化卫生水平，寄予热切的期望。

从道德行为测试的结果看，大部分相关数据均比1996年的测试结果有所提高，表明青年的道德行为呈良性发展状态。

在本次调查中，有88.6%的青年能够主动给老弱病残和儿童让座，比1996年（84.86%）增加了3.74%，有61.8%的青年在夜间没有交通警察也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也不闯红灯，比1996年（55.16%）增加了6.64%，有85.0%的青年能够在没有罚款人员时不随地吐痰，比1996年（79.08%）增加了5.92%，有平均为61.45%的青年在办公室、公共汽车、大街、体育场和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不随地乱扔果皮纸屑，比1996年（平均为53.80%）增加了7.55%。

但也有一部分青年存在着认知水平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差距，其行为往往依外部约束力的大小而定，自律性不强，公德习惯仍处于养成之中。

比如：

在乘坐公共汽车时，有3.9%的青年对没有座位的老弱病残和儿者“闭上眼睛装没看见”；比1996年（2.66%）增加了1.24%；在夜间没有交通警察也没有人看时，仍有高达38.2%的青年“闯红灯”，在公共场所没有罚款人员时，有22.3%的青年吸烟，比1996年（20.47%）增加了1.83%。

助人为乐的品德进—步弘扬，正义感有所增强，但仍有近半数青年缺乏见义勇为的勇气。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青年助人为乐、扶贫济困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比例明显提高，社会动员和组织机制进一步健全。

比如：

近年来，希望工程虽已放慢发展直至结束，但仍有70.0%的青年为希望工程捐过款（比1996年（73.32%）下降了3.32%），为贫困地区或受灾地区捐献衣服、棉被的明显增多，其中“捐过许多次”的青年占48.3%，比1996年（39.12%）增加了9.18%；“捐过一、两次”的青年占39.9%，比1996年（44.14%）减少了4.22%。

“捐过的”青年合计为88.2%；为本单位有困难的同事捐款、捐物的青年也进一步增加，其中“捐过许多次”的青年占31.5%，比1996年（26.54%）增加了4.96%；“捐过一、两次”的青年为51.4%，比1996年（54.65%）减少了3.25%。

“捐过的”青年合计为82.9%。

为本地区公益事业（如修路建桥等）捐款的青年也有增加，其中“捐过许多次”的青年占33.2%，比1996年增加了7.14%；“捐过一、两次”的青年为40.1%，比1996年（46.72%）减少了6.62%。

对上述公益事业从未捐过款、物的青年比1996年明显减少。

非常有意义的一组数据是，在本次调查中表示“想为希望工程捐款但不知如何捐”的青年为10.7%，比1996年（12.61%）减少了1.97%；不知如何为贫困和受灾地区捐物的青年为10.4%，比1996年（14.94%）减少了4.54%；不知如何为本单位有困难的同事捐款捐物的青年为14.7%，比1996年（16.28%）减少了1.58%。

这表明，近年来公益事业的社会动员组织机制不断健全，有利于广大青年进一步实践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分析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能够产生传统伦理道德结构中所缺乏的现代要素，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如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也对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情感形成冲击。

在这种条件下，本次调查所显示的青年在道德方面的进步，就更加有意义。

这说明，近年党和政府及共青团为提高青年道德水平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应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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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近年来青年的正义感也有所增强。

在看见小偷在偷别人的东西时，表示“立即告诉被偷者”的青年为23.9%，比1996年（20.32%）增加了3.58%；表示“等小偷走了以后再告诉被偷者”的青年为13.6%，比1996年（10.99%）增加了2.61%。

敢于维护正义的青年合计为37.5%。

而“装作没看见”的青年仅为12.6%，比1996年（14.24%）减少了1.64%。

但是，仍有部分青年见义勇为的精神明显缺乏，表示敢于“当场抓住小偷”的青年仅为13.7%，比1996年（15.02%）减少了1.32%。

尤其是看见歹徒持刀行凶时，有6.8%的青年“围观看热闹”，比1996年（3.85%）增加了2.95%；“装作没看见，绕道走开”的青年为12.2%，比1996年略有下降；选择“拼命跑开”的青年为6.7%，比1996年（3.57%）增加了3.13%。

持消极取向的青年合计为25.7%（有48.9%的青年表示从未看见过此类情况），也已接近了半数。

分析认为，近年来在青年中之所以出现正义感增强而见义勇为减弱，甚至旁观冷漠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整合对青年形成的负面影响，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一部分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弱化，一切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为标准。

面对歹徒行凶，有24.7%的青年认为“与自己毫无关系”，有20.9%的青年认为“别人不管，自己也不管”，另有14.4%的青年表示“怕死”，三项合计为60%。

另一方面，也由于社会（单位）普遍缺乏解除见义勇为者后顾之忧的制度保障，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

见义勇为是有风险的，而承担风险的社会责任尚不明确。

调查中有10.3%的青年“怕重伤致残后无人承担生活费”；有12.8%的青年“担心自己受重伤后没人承担医疗费”；有4.2%的青年“担心自己死后亲属无人照管”，三项合计为27.3%。

在座谈访谈中一些青年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制度上解除上述担忧，是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激励青年面对歹徒敢于维护正义的关键所在，以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的发生。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职业道德处在养成之中，传统职业道德趋于弱化。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当代青年对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的职业道德建设认识明确，评价积极，信念增强。

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对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的关系认识明确。

有93.1%的青年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比1996年（92.95%）有所增加，其中表示“非常同意”这一观点的青年为42.8%，比1996年（37.33%）增加了5.47%。

另有65.8%的青年不同意“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职业道德滑坡”的观点，比1996年（63.66）增加了2.14%。

尤其是对市场上假货充斥和坑蒙拐骗现象，分别有54.0%和59.3%的青年认为不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比1996年（51.27%和56.26%）分别增加了2.73%和3.04%。

二是能够自觉地把职业道德状况与本单位的发展联系起来看待。

有90.7%的青年认为“遵守职业道德会提高本单位声誉”，比1996年（90.01%）增加了0.69%，其中表示“非常同意”这一观点的青年为40.0%，比1996年（31.26%）增加了8.74%。

三是职业责任感、信誉意识、质量意识、服务意识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职业道德尚处在养成之中，不稳定性明显。

职业责任感是衡量青年职业道德水平的重要指标。

在本次调查中，有42.2%的青年表示当自己的利益低于和自己工作实绩相当的人时，“要加倍努力工作，争取超过他”，比1996年（37.55%）提高了4.66%；当领导的许诺没能兑现时，有61.7%的青年表示“仍要积极工作”，比1996年（59.93%）提高了1.77%；另有73.2%的青年表示“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不会受同事消极情绪的影响”，比1996年（20.27%）提高了2.93%；对“在没有奖金的情况下加班”，有63.1%的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比1996年（66.39%）下降了3.29%。

但是赞同“当天的工作必须当天完成”（86.7%）的青年则比1996年（90.46%）下降了3.76%；同意“只要完成本职工作，不必太在意出勤率”的青年（35.4%）也比1996年有所增加；尤其是对“领导交待的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的观点，表示不同意的青年为31.2%，列5个选项的第一位。

另有25.7%的青年认为“即使在不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也要从事第二职业”，比1996年（24.14%）提高了1.56%。

从总体上看，当代青年的职业责任感有所增强，尤其是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依然强劲。

但对诸如“完成当天定额”、“领导交办”、“出勤率”和“不准从事第二职业”等观点，则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质量意识是职业道德的重要支柱，提高产品质量总体水平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青年的质量意识比1996年有所弱化。

对于“即使完不成生产（工作）定额，也要保证质量”的观点，有26.0%的青年表示“非常同意”，与1996年（26.33%）基本持平；53.5%的青年表示“同意”，比1996年（58.15%）减少了4.65%；而表示“不同意”这一观点的青年为11.3%，比1996年（8.23%）增加了3.07%。

对于“只要不影响使用，产品差一点也要完成定额”的观点，表示“赞同”的青年为11.7%，比1996年（9.82%）增加了1.88%；表示“不同意”的青年为78.8%，比1996年（81.1%）减少了2.3%。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座谈和个案访谈中进行了专题讨论，青年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一些企业仍然以数量定分配，完不成定额就罚款，而产品质量出了毛病则少有罚款。

“我们老板的观点是，只要有人买，就是好产品”。

二是一些企业质量管理松驰，很少对职工进行质量教育，质量标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却没有留在职工心中。

“对于每天的产品质量，只要组长给质检员一点好处，就全过关了”。

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誉观念正在青年中逐步形成。

调查中有59.8%的青年认为工作为人不能做“违反道德良心的事”和“有损自己名誉的事”，比1996年略有下降，但仍然超过半数。

有63.9%的青年表示不能因为“同事关系不和，工作上就拒绝合作”。

对于竞争，有89.8%和75.6%的青年认为“竞争也要讲职业道德，讲信誉”，“竞争不能不择手段”，分别比1996年有所下降，但正向评价比例仍然较高，呈积极态势。

在回答“您对别人曾作出承诺，如果履行有困难，您会怎样做”时，有12.8%的青年表示“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兑现承诺”，比1996年（10.21%）增加了2.59%；有80.0%的青年表示“向对方解释，求得谅解，在适当的机会补偿”，比1996年（82.53%）减少了2.53%，表示“可以随意取消承诺”的青年也比1996年略有减少。

对于偿还到期债务问题，有6.7%的青年表示“倾家荡产也要还债”，比1996年略有增加；认为“借钱还债、别无选择”的青年为17.3%，也比1996年略有增加。

但大多数（72.1%）的青年认为应“告诉对方实际情况，请求延期”。

而表示“宁肯坐牢也不还债”的青年比1996年略有下降。

恪尽职守，诚实守信，服务至上，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当代青年的服务意识有两个特点：

一是对服务的取向积极，认识提高，自律性有所增强。

调查中有52.0%的青年认为“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烦恼，不应在工作中带情绪”，更不应该把这种情绪转嫁到顾客身上，比1996年（46.76%）增加了5.24%。

而认为“生活中遇到烦恼，工作中带情绪是值得同情的”青年为31.5%，比1996年（37.6%）减少了6.1%。

二是在具体工作中的服务质量往往取决于服务对象的态度。

在回答“如果您的服务对象（工作对象）态度粗暴时”，有6.4%的青年表示“与对方争论”，比1996年（4.41%）增加了2.01%；有11.8%的青年表示“不理睬”对方，比1996年（9.07%）增加了2.73%。

而表示“不计较对方态度，耐心解释，适当满足其合理要求”的青年为57.6%，与1996年基本持平，超过了半数。

另有1.8%的青年表示“不管对方态度如何，都要无条件满足对方的要求”，比1996年略有提高。

分析认为，从两次调查的数据比较来看，当代青年的职业道德水平呈积极发展态势，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职业道德观念仍处在养成之中，与1996年相比，变化不大。

尤其是道德信念还很不稳定，定势不强，对外部约束力的依赖性依然较大。

这应成为今后职业道德教育的重点。

多数青年积极评价近年来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

青年成长的社会环境正在改善，对大众传媒的选择呈现出新的特点。

多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