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陵顺安三月三庙会及其文化特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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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铜陵顺安三月三庙会及其文化特征

关于铜陵“顺安三月三庙会”及其文化特征

　　[论文关键词］安庙会历史发展　文化特征

　　[论文摘要]铜陵“顺安庙会”依托顺安，伴随着铜采冶业相融共生，凝聚着铜陵地区一千多年来经济社会的基本形态，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传奇，体现了多彩的文化特征，是铜陵独特的区域文化现象。

认真分析其形成的条件和发展脉络，研究其相互联系与作用，对于促进区域科学发展，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

　　我们把铜陵“顺安三月三庙会”（以下简称“庙会”）作为研究单位，提炼其中的文化元素，不仅是自我认知和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有利于打通现实与历史的链接渠道，为后续的发展提供养料。

　　一、历史发展

　　“庙会”自唐代形成，每年农历“三月三”前后，通过吸纳周边方圆几十公里农、工、商、艺各界，以集市贸易伴随文化娱乐的形式，在固定时段进行着不同地区、行业、层次和不同需求的各类商品自由交换或以货币为媒介的互通有无。

它把农耕经济的模式和铜采选冶业相结合，不但促进了本地区不同行业的合作，达到了农业与工业相伴共生，同时吸纳沿江的人文风情，并且成为东部吴越文化和西部荆楚文化的链接点。

（一）历史发展脉络

　　五代至北宋是铜陵矿冶业的鼎盛期，也是“庙会”的繁荣阶段，表现为把古老的青铜文明通过集市的形式与矿冶经济的紧密结合。

南宋以后南陵知县郭蛲在《申免工山坑冶扎子》中提出“即行往罢”，他申述的理由是：

开采铜矿“作坏风水”，致使“水旱之灾未有不由此也”。

铜陵矿冶经济出现衰落，也直接造成了集市的萧条。

但经过“贞观之治”和“王安石变法”，“庙会”因势而兴。

清代以后，顺安周边所产中药材“丹皮”时兴，引得药商纷至沓来。

特别是明末清初，“庙会”开始与“上海龙华寺三月三庙会”交流，以崇尚佛事活动为旨的“龙华寺庙会”，逐渐吸收了顺安“庙会”商贸、饮食和娱乐的内容：

顺安“庙会”中的“洋货”却又源自“龙华寺庙会”。

1938年底顺安陷落，集市主要买卖农副产品和日用百货，文化活动只有玩把戏、唱门歌廖廖几种。

民主政府也通过“庙会”购储一些食盐、火柴等亟需物资。

日寇汉奸不敢公开骚扰，只是赌博、嫖娼、鸦片恶习公开化了。

“解放战争时期，“庙会”依然开市，一般有开明士绅两边疏通，强调地方利益第一，双方都各收各的税、各做各的生意。

新中国成立后，取缔吸毒、赌博、嫖娼，加强市场管理，反对欺行霸市，“庙会”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较大的丰富和提高，物资产品充分上市，民间文艺得到发掘，专业团体尽显风采，科学普及花样翻新。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庙会”规模愈大，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直到一脉相承地扩张升华到“青铜博览会”。

（二）市场元素构成

　　“庙会”交易的产品繁多。

这里，不妨通过其市场元素的分析，来见证铜陵地区社会繁荣程度与别样的民俗风情。

　　经贸市场大体分为：

牛市居首，交易量最大：

铁匠铺与铁制农具现打现卖，也备有如犁、钯、镰刀现货；木竹农具，如风扇、水车、禾桶、竹床等；五谷杂粮、竹木柴炭、兽皮山珍；种苗，即树、花、药、姜、山芋苗：

一些特殊行市，有修补类、摇鼓货郎、江湖郎中、宗教迷信、婚丧喜事用品；小吃市场，酸甜香辣都有，尤其是顺安酥糖、大通酱油干子、太平街烧饼之类特别走俏。

　　集市娱乐活动让人目不暇接：

一是搭台唱戏，主要是“目连戏”。

其次是“黄梅戏”，“桂月娥班子”。

还有“倒七戏”（庐剧），再有芜湖或徽州的京剧（徽剧）班子，下江的锡剧也曾经路过。

二是歌舞，龙灯、滚龙和板龙起领头作用，表演牛歌、山歌、情歌、劳动号子。

三是曲艺，“傻子班子”杂技，南京来的魔术。

其他如耍猴、拉洋片、评书、大鼓，还有象棋摊、押诗韵等。

四是宗教和民俗，有逛庙会相亲、赶集谈恋爱、新女婿上门、老姑娘回娘家、接亲戚看龙灯、邀朋友赏牡丹等五花八门。

　　二、源头成因

　　顺安镇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庙会”是顺着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其中有天然的条件，也交织着人文活动的背景。

我们在考察其整体形态、寻访它的成长路径的时候，可以看出构成“庙会”的诸种要素。

（一）水陆相交的自然优势

　　从陆地环境看，由顺安到周边仍一矿冶遗址，直径不过十公里。

在顺安镇东南四公里的新桥河畔很早以前就有人砌炉炼铜，称“炉铺”。

若干年后，“炉铺”竟然绵延成一公里的“长龙”。

“炉子铺”的形成既表明此处有矿可采，更得益于顺安周边的水系。

发源于铜陵境内海拔最高的天门山北麓、穿越铜陵全境的顺安河，上游连接它的支流新桥河畔许多矿冶点，下游直通荻港、长江，“水口”就在顺安，水陆交通为周边矿冶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条件。

（二）铜采冶的历史依存

　　铜陵自西周以来一直都是重要的铜采冶基地。

“南陵……利国山有铜，凤凰山有银”。

“宣州之地，封方数百里，而铜陵铁冶、繁阜乎其中”。

“山上有姜，其下育铜、金”。

铜陵成片古矿遗址正是中国“古江南铜矿遗址带”中时间跨度最长、产铜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

仅顺安东南几处的炼渣遗存数以百万吨计，若按铜与渣1：

15比例的专家估算，则可达粗铜十万吨以上。

历史上铜陵的矿冶业一直是官办、民营并存。

官办的在铜官山至贵池方向，产品主要是铸钱和制造兵器；民营的则多在顺安周边这一带，主要是出售粗铜和铸制生产、生活用具。

大规模、大范围铜的采冶铸和经营销售，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铁钎、坑木、燃料以及衣食住行，这只能依赖于相对集中的交易市场。

显而易见，铜的天然资源和铜采冶铸的历史、矿治基地与顺安周边居民之间的共同需要孕育了“庙会”，而集市化、规模化的“庙会”就成为不同时期铜陵地区物质与文化发展状态的社会窗口。

　　（三）“临津驿”的重要依托

　　唐代沿江江南从南京到九江只有一条称之为“南浔古道”。

最初上游只有池州驿，下游只有芜湖驿。

之所以置驿顺安，主要是：

①古镇有基础。

沿江江南较具规模的集镇不多，顺安古镇至唐已有二百多年，且是县治所在地；②交通方便。

顺安镇地处南（京）浔（九江）古道中段，沿江江南通衢，且有顺安河上连接周边山区，下通荻港长江，顺安镇处在长江“水口”，水陆交通条件得天独厚；③矿冶业兴旺。

唐初顺安周边铜采冶业正僮兴旺发达。

“临津驿”的设立，不仅确立了顺安在沿江中段的交通枢纽地位，牵动了人员往来、物资吞吐和矿冶产品的运输，也为顺理成章的“庙会”提供了依托。

　　（四）千年古镇的人文承接

　　东晋年问，山西回民定居顺安对于当时矿冶工程的发展和集市的发育不仅是一个人力推动，也是一个文化融合过程。

现在的顺安镇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丰富的市场，显示出繁荣的现代气息。

与此不同的溪溪街，两边马头墙，现存青石板路面纵横两百米，它的古朴与时下建筑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新顺安河直下长江，但穿过溪溪街的老顺安河还依然流水潺潺。

横卧在老顺安河上石拱桥的精湛工艺令人惊叹先人的聪明智慧。

从溪溪街、新镇区到过境大道，仿佛听到千百年来顺安前进的脚步声，表明深厚的文脉积累。

　　流传顺安的民间故事甚多，其中在大雪封门的冬天按时为朝庭报信救了当地不少人命的“倚马餐”传说，不仅表明顺安地位的重要，也揭示出不同凡响的特色饮食。

顺安民俗历史悠久，传统节日、喜庆礼仪、童歌民谣、美术工艺，不胜枚举，而当时最为风行的与“庙会”直接攸关的“踏青”习俗最为受众。

江南的顺安，阡陌纵横，莺飞草长。

阳春三月，艳艳花千树，青青柳数行，自然不仅是古人，也是今人郊外休闲的理想之地了。

　　三、文化特征

　　中国民间无论是北京古老的“天桥庙会”还是现代各地的“节会”，都是人与自然、经济与文化的相互融合的产物，顺安“庙会”当然不例外，其绵延不绝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种种，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青铜文化铜陵采冶铜的工艺技术和铜制品以及这些工艺器具的使用、推广，无疑是青铜文化晟直接、最具体的历史见证。

“商周青铜文化延续一千多年，它的物质基础就是采铜炼铜，没有铜又哪来这么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中国的青铜时代，则以大量使用青铜生产工具、兵器和大量使用青铜礼器为特征”。

顺安周边铜采冶遗址属于中国“古江南铜矿冶遗址带”的重要部分。

距顺安以东春秋时代“金牛洞采矿遗址”，竖井、平井、斜井复杂工艺流程俱有。

在顺安周边二十多个铜采、冶、铸各类遗址表明，这一带曾经铸制过大量的铜制生产、生活用品。

l983年顺安等地先后出土的各类酒鼎，是青铜器中的国宝或青铜文化的代表作之一。

这些青铜器具曾经是沿江江南乃至更广大地区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识，证明铜陵地区不仅是我国青铜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曾经是“庙会”重要的交易品种。

先有矿冶而后有“庙会”再有铜陵，它与青铜文化相拥相伴，沿着青铜文化的历史长河顺流而下。

如果说，青铜文化是铜陵得以立业的发家之宝，则“庙会”是延续铜陵生命的衣食行囊，它承载着青铜文化的众多基因，与青铜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宗教文化“庙会”宗教文化色彩浓厚，其表现首推道教。

道教代表人物之一葛洪来到顺安炼丹传道，后来还有唐真人叶静。

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不仅谈到了丹砂的化学特性，还论及了在化学反映中的升华现象。

这不排斥葛洪在顺安传、道炼丹期间，与周边民间矿冶业存在技术联系的可能性。

其次为佛教的兴盛。

距顺安不到十公里的清凉寺，始建于唐代，还有建于北宋的大明寺，都是香火兴旺的千年古刹。

再是伊斯兰教，据称是随移民传入，虽无文字记载，但如前所述早期北方回民南迁是实事，而且目前也是铜陵全市回民聚居最多的地方。

宗教文化的传入，对于本地民俗的影响很大，如婚丧礼仪、服饰餐饮以及音乐、美术，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

　　一地域文化由于顺安地处要冲，又是定陵、义安县治所在地，加上临津驿的设立，有利于四邻地域文化的交流。

首先是长江上游的荆楚文化顺流而下，代表节目是湖北和江西的民间小调和形成于湖北黄梅、安徽安庆一带的“黄梅调”。

其次是下游襟江带湖的吴越文化，代表节目是大鼓评书、民歌小调，如苏州民歌“茉莉花”、杨卅I评书“武松打虎”。

三是山水相连的徽州文化“徽剧”、“目连戏”，另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对丰富和繁荣“庙会”的汉儒文化影响不小。

四是隔江相望的江北文化，主要是无为县的“倒七戏”。

　　一本土民俗文化周边村庄或姓氏宗族操办的“竹马灯”，是流行于顺安、钟鸣镇牡东村一带的民间娱乐活动，它起源于明末清初并流传至今前后近三百年。

“竹马灯”融民间乐器、道具和“三国”时代服饰为～体，以布阵、穿花、跑马表演形式，载歌载舞奏乐，充分表达民众的生活情趣、社会风貌和憎爱分明的理念向往。

在近代，“竹马灯”以艺术的形式曾经为抗日战争作出过积极贡献，并显示着民间艺术的生命力。

还有如龙灯、狮子、旱船、蚌精、挑花篮、门歌、拉洋片、耍猴子等等建国后，又不断推出如腰鼓秧歌、漫画歌曲、戏剧电影、图书报刊具有革命色彩的现代文化艺术形式。

　　一名人文化葛洪慕名来顺安传道、炼丹，现在杏山洞穴的“葛仙洞公园”，是后人依据史料所修。

传葛洪在顺安治愈许多病人，又不收报酬，人们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就仿效前人在山上栽杏树示谢。

此后，满山遍野的杏树，人们就此叫作杏山。

754年，李白首次游览铜陵五松山。

1761年李白遭流放遇赦，途经顺安驻足。

北宋陈翥，学富五车，所着《桐谱》是世界上最早泡桐专着。

影响最大的是两位当朝宰相：

盛度官至“知枢密院事”，曾奉使西夏有功，带回西夏朝贡珍品牡丹数株，仁宗钦赐牡丹一本，盛度带回宗祠种植，至今仍然枝繁叶茂：

王安石与挚友胡舜元王．獬少年同窗，两度寓居顺安，留下诸多遗迹，存有诗词多篇，其中《顺安临津驿》这首千古绝唱成为北宋时期“庙会”繁华景象的佐证。

两位当朝宰相和许多名人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与顺安发生的瓜葛乡情，在前后近千年的时间里，顺安活动着如此众多文人骚客、高官重贵，也直接或闯接影响“庙会”，他们共同成就了顺安的美名，同时顺安的锦绣山水吸引和滋润、养育着众多的名人依仗各自的才华、魅力和地位提升了顺安的社会份量。

是他们把顺安推介出去，把不知名的、经济的顺安提升为知名的、享有文化品位的顺安。

　　顺安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富庶地区，这是“庙会”得以繁荣发展的基础铺垫；位居楚头越尾文化的过渡地带，造就了“庙会”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姿态；源自或依附于青铜文明史的“庙会”，本是艰韧不跋、生身不息的精神体现；“庙会”自唐宋起源经久不衰，正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

顺安“庙会”文化是长江流域文化链条上的构成要素，又以相对稳定的模式促进或影响着铜陵地区自然和人文各要素的最佳结合，形成了相同于各地“庙会”文化的一般共性却又具备不同个性的文化特征。

分布在顺安方圆二十公里区域的“庙会”文化遗点，时间跨度长、历史信息存量丰富、原创因素比较完满，构成了“庙会”文化核心区甚至连带半部中国文化史。

　　顺安“庙会”文化价值不能深藏闺阁，更不能遗弃在当代人的手中让文化走向前台，正是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和文化的现实价值所在。

“庙会”从遥远的过去一路走来，至今还没有看到停下脚步的迹象。

我们有幸见证顺安“庙会”的迎来过往，有责任呵护，有必要摸清它的内在联系、研究它的繁荣规律，汲取精髓，传承其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i]w·艾萨德《区域科学导论》[M]．

　　《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究》[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

　　《铜陵县志》[M]．

　　华觉明《中国青铜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中国古铜都铜陵（矿冶专辑）》[M]铜陵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新唐书》《全唐文》《宋史》《王文公文集》《辞海》[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