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docx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docx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

　　《太极图》（下文简称为《图》）是否出于周敦颐自作，它与《太极图说》（下文简称为《说》）是一体的关系吗?

这一问题自从周敦颐去世后不久即开始争论，至今也没有定论。

此前，笔者曾有《（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一文讨论过此问题，本文则拟从文献考察的角度人手，集中讨论与此相关的三个问题，希望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再做努力。

　　一

　　展开讨论前，先要辨明一个问题。

很久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把图与说视为一体，传图者必传说，决不可能前人创图，后人作说。

”但是，一千多年来，几乎无人怀疑《说》的著作权问题，直接把《图》与《说》视为一体，那就等于取消了这个问题。

而实际上，关于周敦颐的种种疑案，主要是围绕《图》（而不是《说》）是否为周敦颐所自作而展开，故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著作权”问题时，仍需要区别对待此二者。

从这个角度说，“把《图》与《说》视为一体”不应该成为我们讨论此问题的逻辑起点。

再者，也没有什么特别充分的证据表明，“以《图》与《说》为一体”是被所有人严格遵守的金律。

基于此，我们在分析史料时，就不能一概而论，把话说的太绝对。

当然，杨柱才先生也提出了另外一种情况：

“明确以《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并称，是朱熹首先提出……另一种情形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单提《太极图》或《太极图说》，实际所指确实互相包含，即提《太极图》则包含《太极图说》，提《太极图说》则包含《太极图》，这个习惯在朱熹那里也常见。

”我们应该注意到上述现象，但是同样也不能把它绝对化。

其实，即使是在朱子那里，也偶有例外的情况。

如他在《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此为“南康本”《通书》的后序）中开篇即云：

“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文中简单一个“并”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上述分辨看似简单，却非常必要。

因为一旦把上述主张绝对化，就可能使我们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

比如：

比朱子略早的祁宽曾在作于绍兴甲子年（1144年）的《通书后跋》中提到：

“逮卜居九江，得旧本于其家（周敦颐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

《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

校正舛错，三十有六字，疑则阙之”云云。

根据这段文字，大家基本上都认为：

在祁宽所见“九江本”《通书》（以下简称“九江本”）中，只是收录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通书》，而没有收录《图》，也自然就没有收录《说》。

上述观点的形成，即受到上述说法的影响。

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笔者在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发现了一则材料，基本上可以否定这一说法。

该书所收《又?

延平本》一文有日：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

如《太极说》云：

“无极而太极”（小注：

而下误多一生字）……

　　关于这则材料，宋刻本标注此文作者为“前人”，但在该书目录中却又明确标明此为“晦庵后序三篇”之一，又考朱子所作的《再定太极通书后序》，则云：

“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指‘建安本’《通书》，以下简称为‘建安本’）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

‘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云云。

由此可知，此文确系朱子所作，其之所以未被收入《朱子文集》的原因待考。

束景南先生以为此文当作于淳熙六年（1179年）朱子刊刻“南康本”《通书》（以下简称为“南康本”）之前，信然。

　　关于这段文字中“此本”二字的具体所指，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

陈来师以为指的是“建安本”；杨柱才君则认为，“朱熹……碰到所谓临汀杨方所得‘九江故家传本’，朱熹对之做了校勘，写有跋文，称《延平本》”；束景南先生则认为，“延平本《太极通书》非朱熹刊刻”。

比较而言，恐怕还是束先生的说法为长。

因为既然这段文字称“此本”为“延平本”，那么它应是编订或者刊刻于福建延平才对，但目前还没有盲接证据显示，朱子这次校对活动的地点就在延平。

因此，“延平本”《通书》应当是为朱子所发现的，此前刊刻于延平一地的《太极通书》（以下简称为“延平本”）旧本，但是其具体的流传情况不详。

　　那么，杨方所得“九江本”与祁宽所见“九江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束景南先生认为：

“杨方所得并非原本”。

其例证是：

“从其中（田按：

指‘延平本’中的《太极说》）的误字来看应是一个传写本，其出现的时间应在绍兴十四年之后。

真正见到九江旧本的是祁宽，那是只有《通书》而没有《太极图易说》的本子。

今有人说杨方所得传本‘最具权威’，是把祁宽所见九江旧本同杨方所得九江传本误混为一了。

”看来，束先生也认为《图》和《书》是一体的，因此才会认为，既然祁宽文中说九江旧本中没有收录《图》，那一定也不会收录《说》（即他所说《太极图易说》）。

由此，杨方所得“九江本”就是晚出的。

　　我们认为，束先生的这一说法很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其一，这段文字中明明称杨方所得是“九江故家传本”，“故家”二字白纸黑字，不是轻易就能否定的。

其二，祁宽的后跋作于1144年，而朱子在编订“长沙本”《通书》（以下简称为“长沙本”）之时，就已经参考过包括“九江本”（当为祁宽所见的版本）在内的诸多《通书》版本，也曾见到过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见《太极通书后序》所述），那么也自然会见到过经由祁宽校订和印行的《通书》了。

可以说，朱子对于“九江本”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高明如朱子者，在十几年后在见到杨方所得传本时，并没有怀疑其真实性。

那么，我们今天又有什么理由怀疑杨方所得到的本子就是晚出的，而且偏偏其中所收录的《太极说》（即《说》），就是为后来人所增。

而所增加的文字中，还偏偏就有错误，甚至连名字都错了呢?

@其三，同样是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朱子还详细列出了“九江本”与“延平本”之间的十四处“义可两通，当并存之”的差异。

在这当中，有一条差异非常值得注意：

“延平本”作“能化而齐”，而在“九江本”中则：

“齐，一作济、一作消”。

显然，朱子这里是用了两个版本的“九江本”（其中就有杨方所得本）来与“延平本”做比较：

某处在“延平本”中作“齐”字，而在一个版本的“九江本”中作“济”字，在另一个版本的“九江本”中则作“消”字。

朱子的结论是：

无论是作“齐”，作“济”，还是作“消”，都是可以的。

这则材料也足以表明：

其一，朱子在得到杨方所得之“九江手于二程。

事实上，这一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因为侯师圣曾拜访过晚年的周敦颐，并畅谈三天，而二程在十八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和周见过面。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图》的最初面貌的问题。

关于此问题，大家也有许多争论。

简言之，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图》，最早见于朱震《汉上易传》中的《周氏太极图》（编订于绍兴五年，即1135年）。

应该说，此幅“图”也最接近周敦颐所解说之“图”的本来面目。

但是，朱子后来在编订《太极通书》时，却对此《图》甚为不满。

他在未说出确切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就对此图做出了调整：

把旧图第一圈标注“阴静”、第二圈标注“阳动”的格局，改为第一圈为“无极而太极”，第二圈左侧标“阳动”，右侧标“阴静”；又对此图第三圈的五行相生顺序做出了调整（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

朱子提出改动的理由为：

“既以第一圈为阴静，第二圈为阳动，则夫所谓太极者，果安在耶……且所论先有专一之阴，后有兼体之阳，是乃截然之甚者。

”我们说，朱子不能接受“阴静”在上、“阳动”在下、阴阳截然分开的旧图，这完全是其个人认为《图》一定出自淳儒之手的信念所致。

而朱子反复述说“旧图”的安排与《说》中的理念不合，这反倒是有舍本逐末的嫌疑：

《说》本来就是来解释《图》的，它应该要符合《图》所体现出的理念才对，朱子反而要让《图》去迁就《说》，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尽合理。

总之，《图》很有可能包含着道家思想的因素，至少是《图》的作者对于儒道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朱子那样的敏感。

《通书》的早期版本不收《图》的这一事实，能进一步证实此《图》源出道家的猜测。

　　另外，对于所谓“太极安在”的问题，《说》中即已经有所回答：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这就是说，五行之统体即是阴阳之统体，也即是太极之统体（该图的第三层只是对其第二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

同理，其第四层也是对第三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

显然，“太极安在”在最初的《图》中，本来就不应该是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

其实，上述关于周与《图》及《书》的种种争论，最后都落脚在了《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上：

无论是《图》“阴静”在上、“阳动”在下的表述，还是《说》“无极而生太极”或“自无极而为太极”的表述，都能使人联想到某些道家理念：

“无极生太极”、“有生于无”、“静为动本”等等。

可以说，无论是《图》还是《说》的最初版本，都显示出了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

资料所限，我们目前只能说，不管《图》是不是为周敦颐所首创，它本身都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三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一书中所收录的《濂溪通书》（以下简称为“鸣道本”）时，陈来师曾提到，朱子在编订《太极通书》一书的过程中，先是据此前流行的版本，把《图》和《说》附于《通书》之后，是为“长沙本”，后又据潘的“墓志铭”而“置图篇端”，是为“建安本”。

陈来师认为：

　　按照朱熹这些记述，《太极图》及《说》原附于《通书》之末……在建安本才把《太极图》独立出来并列于《通书》之前，从此《太极图》便与《通书》分开了。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

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

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

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

……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共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

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

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

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

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

　　陈来师根据祁宽的说明并引“鸣道本”为证，判断包括“九江本”在内的“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

上文的分析表明，陈来师此说未必符合“九江本”的实情，也未必代表所有“周氏旧本”的总体情况。

不过，陈来师的这段话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图》与《说》之早期关系的又一种思路：

我们可以引人对“鸣道本”的讨论来分析“周氏旧本”的可能情况，进而探索《图》与《说》可能的分合情况。

为了充分了解“九江本”，我们不妨再完整地看一下《又?

延平本》这段文字：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田按：

清刻本《周子全书》误为“核”字）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然亦互有得失。

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

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其十四条，义可两通，当并存之；如《诚几德》章云：

“理日礼”（理，一作履）；《慎动》章云：

“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云：

“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学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无此四字）、“日不善”（此下一有“否”字）；《乐》章云“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伦，一作常）；《圣学章》云：

“请闻焉”（闻，一作问）；《颜子章》云：

“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云：

“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

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

如《太极说》云：

“无极而太极”（而下误多一生字）；《诚》章云：

“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睽复无妄》章云：

“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巳矣”（心，误作以）。

凡十九条。

今附见于此，学者得以考焉。

从这则文献可知，“鸣道本”所采用的底本，肯定不会是“九江本”，也与朱子自己所整理的“长沙本”、“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均有不同，却基本上与“延平本”相同。

“鸣道本”无《图》也无《说》，表明其不属于程门传本系统；它未经过朱子整理却错误极少，这又似乎表明它更有可能属于“周氏旧本”（具体有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等）的最初版本（假定《诸儒鸣道集》编者没有对其删减整理过）。

而“鸣道本”与“九江本”也有不同，这又似乎表明，诸“周氏旧本”的流传情况也颇为复杂：

既有不收《图》与《说》的版本，也有只收《说》的版本。

这或表明，《通书》版本的演变，可能有一个从既无《图》也无《说》，到无《图》却有《说》，再到程门传本有《图》也有《说》的复杂过程。

但是，“鸣道本”与“九江本”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通书》早期版本不收《图》，《图》与程门弟子有直接关系。

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鸣道本”明显不同于“九江本”。

如文中提到：

“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

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云云。

“鸣道本”的《理性命》章正作“柔如之”；《师友》章自“道义”以下也没有分章。

“鸣道本”在上述条目上都不同于“九江本”。

再如：

为朱子所指出的“九江本”的三条错误，都没有出现在“鸣道本”中。

　　第二，“鸣道本”亦不同于“长沙本”。

朱子提到：

“‘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日’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

”以此为准，“鸣道本”与“长沙本”的差距甚大，因此也与胡宏所编订的《通书》不同。

当然，“长沙本”在末尾收录有《图》和《说》，这也是其与“鸣道本”的不同之处。

事实上，多数学者认为，《诸儒鸣道集》的刊刻时间当在1168年朱子刊刻《程氏遗书》之前，而“呜道本”所采用的底本更要在此之前，自然要早于朱子编订的“长沙本”（刊刻于1169年之前）。

　　第三，“鸣道本”与“建安本”也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知道，“建安本”起手即收录有《图》和《书》，此外，朱子亦提到：

“建安本……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云云这条材料表明，“建安本”中收录有朱子自己整理的关于周敦颐的“事状”，而“鸣道本”并没有收入此“事状”，这是其与“建安本”的显著不同。

　　，

　　第四，“鸣道本”亦不同于“南康本”。

显然，二者无论是卷数，还是具体内容，都有很大差距。

　　总之，“鸣道本”似乎与朱子所编订的各种《通书》版本均无关，却更与“延平本”一致：

上文中提到的十九条“延平本”不同于“九江本”之处，“鸣道本”与“延平本”完全一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而且，“延平本”也应该刊刻在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太极通书》之前。

不过，“鸣道本”并没有收录《说》，这是其与“九江本”和“延平本”的显著不同之处。

资料显示，朱子似乎对于“鸣道本”的底本也是熟悉的：

如“鸣道本”《理性命》章云：

“厥彰厥微，匪虚（后有小注：

一作灵）弗莹。

”与之相对，朱子在《朱子语类》中提到：

“别一本‘灵’作‘虚’，义短。

（万正淳录，当在朱子晚年）”而“鸣道本”正在朱子所说的“别一本”之列。

我们知道，在朱子编订“长沙本”之前，社会上即流行着诸如“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等多种《通书》“周氏旧本”，“鸣道本”很可能便是其中之一。

而《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选择刊刻“鸣道本”，既可能意味着其与程门的关系较为疏远（因此才不选在当时较为流行的程门各传本），也可能意味着朱子所整理的“最为完善”的《通书》版本尚未面世（至少是他们还没有见到）。

但是，“鸣道本”《通书》由于未经过朱子的整理，因此在保留宋代的原始材料上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总之，在朱子编订《太极通书》之前，未收录《图》的《通书》版本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而且它也可能更接近周敦颐著作的本来面目。

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关系时，更不能无条件的把二者视为一体的关系，而是应该正视《图》与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责任编辑：

李尚信　张文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