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docx

1、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太极图(下文简称为图)是否出于周敦颐自作，它与太极图说(下文简称为说)是一体的关系吗?这一问题自从周敦颐去世后不久即开始争论，至今也没有定论。此前，笔者曾有(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一文讨论过此问题，本文则拟从文献考察的角度人手，集中讨论与此相关的三个问题，希望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再做努力。 一 展开讨论前，先要辨明一个问题。很久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把图与说视为一体，传图者必传说，决不可能前人创图，后人作说。”但是，一千多年来，几乎无人怀疑说的著作权问题，直接把图与说视为一体，那就等于取消了这个问题。而实际上，关于周敦颐的种

2、种疑案，主要是围绕图(而不是说)是否为周敦颐所自作而展开，故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著作权”问题时，仍需要区别对待此二者。从这个角度说，“把图与说视为一体”不应该成为我们讨论此问题的逻辑起点。再者，也没有什么特别充分的证据表明，“以图与说为一体”是被所有人严格遵守的金律。基于此，我们在分析史料时，就不能一概而论，把话说的太绝对。当然，杨柱才先生也提出了另外一种情况：“明确以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并称，是朱熹首先提出另一种情形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单提太极图或太极图说，实际所指确实互相包含，即提太极图则包含太极图说，提太极图说则包含太极图，这个习惯在朱熹那里也常见。”我们应该注意到上述现象，但是同样也不能把

3、它绝对化。其实，即使是在朱子那里，也偶有例外的情况。如他在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此为“南康本”通书的后序)中开篇即云：“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文中简单一个“并”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上述分辨看似简单，却非常必要。因为一旦把上述主张绝对化，就可能使我们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比如：比朱子略早的祁宽曾在作于绍兴甲子年(1144年)的通书后跋中提到：“逮卜居九江，得旧本于其家(周敦颐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错，三十有六字，疑则阙之”云云。根据这段文字，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在祁宽所见“九江本”通书(以下简称“九江本”)中，只是收录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通书，而没有

4、收录图，也自然就没有收录说。上述观点的形成，即受到上述说法的影响。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笔者在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发现了一则材料，基本上可以否定这一说法。该书所收又?延平本一文有日：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小注：而下误多一生字) 关于这则材料，宋刻本标注此文作者为“前人”，但在该书目录中却又明确标明此为“晦庵后序三篇”之一，又考朱子所作的再定太极通书后序，则云：“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指建安本通书，以下简称为建安本)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云云。由

5、此可知，此文确系朱子所作，其之所以未被收入朱子文集的原因待考。束景南先生以为此文当作于淳熙六年(1179年)朱子刊刻“南康本”通书(以下简称为“南康本”)之前，信然。 关于这段文字中“此本”二字的具体所指，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陈来师以为指的是“建安本”；杨柱才君则认为，“朱熹碰到所谓临汀杨方所得九江故家传本，朱熹对之做了校勘，写有跋文，称延平本”；束景南先生则认为，“延平本太极通书非朱熹刊刻”。比较而言，恐怕还是束先生的说法为长。因为既然这段文字称“此本”为“延平本”，那么它应是编订或者刊刻于福建延平才对，但目前还没有盲接证据显示，朱子这次校对活动的地点就在延平。因此，“延平本”通书应当是为朱

6、子所发现的，此前刊刻于延平一地的太极通书(以下简称为“延平本”)旧本，但是其具体的流传情况不详。 那么，杨方所得“九江本”与祁宽所见“九江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束景南先生认为：“杨方所得并非原本”。其例证是：“从其中(田按：指延平本中的太极说)的误字来看应是一个传写本，其出现的时间应在绍兴十四年之后。真正见到九江旧本的是祁宽，那是只有通书而没有太极图易说的本子。今有人说杨方所得传本最具权威，是把祁宽所见九江旧本同杨方所得九江传本误混为一了。”看来，束先生也认为图和书是一体的，因此才会认为，既然祁宽文中说九江旧本中没有收录图，那一定也不会收录说(即他所说太极图易说)。由此，杨方所得“九江本”就

7、是晚出的。 我们认为，束先生的这一说法很值得商榷，理由如下：其一，这段文字中明明称杨方所得是“九江故家传本”，“故家”二字白纸黑字，不是轻易就能否定的。其二，祁宽的后跋作于1144年，而朱子在编订“长沙本”通书(以下简称为“长沙本”)之时，就已经参考过包括“九江本”(当为祁宽所见的版本)在内的诸多通书版本，也曾见到过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见太极通书后序所述)，那么也自然会见到过经由祁宽校订和印行的通书了。可以说，朱子对于“九江本”是非常熟悉的。那么，高明如朱子者，在十几年后在见到杨方所得传本时，并没有怀疑其真实性。那么，我们今天又有什么理由怀疑杨方所得到的本子就是晚出的，而且偏偏其中所收录的太极

8、说(即说)，就是为后来人所增。而所增加的文字中，还偏偏就有错误，甚至连名字都错了呢?其三，同样是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朱子还详细列出了“九江本”与“延平本”之间的十四处“义可两通，当并存之”的差异。在这当中，有一条差异非常值得注意：“延平本”作“能化而齐”，而在“九江本”中则：“齐，一作济、一作消”。显然，朱子这里是用了两个版本的“九江本”(其中就有杨方所得本)来与“延平本”做比较：某处在“延平本”中作“齐”字，而在一个版本的“九江本”中作“济”字，在另一个版本的“九江本”中则作“消”字。朱子的结论是：无论是作“齐”，作“济”，还是作“消”，都是可以的。这则材料也足以表明：其一，朱子在得到杨方所得

9、之“九江 手于二程。事实上，这一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侯师圣曾拜访过晚年的周敦颐，并畅谈三天，而二程在十八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和周见过面。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图的最初面貌的问题。关于此问题，大家也有许多争论。简言之，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图，最早见于朱震汉上易传中的周氏太极图(编订于绍兴五年，即1135年)。应该说，此幅“图”也最接近周敦颐所解说之“图”的本来面目。但是，朱子后来在编订太极通书时，却对此图甚为不满。他在未说出确切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就对此图做出了调整：把旧图第一圈标注“阴静”、第二圈标注“阳动”的格局，改为第一圈为“无极而太极”，第二圈左侧标“阳动”，右侧标“阴静”；又对此图第三圈的五行

10、相生顺序做出了调整(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朱子提出改动的理由为：“既以第一圈为阴静，第二圈为阳动，则夫所谓太极者，果安在耶且所论先有专一之阴，后有兼体之阳，是乃截然之甚者。”我们说，朱子不能接受“阴静”在上、“阳动”在下、阴阳截然分开的旧图，这完全是其个人认为图一定出自淳儒之手的信念所致。而朱子反复述说“旧图”的安排与说中的理念不合，这反倒是有舍本逐末的嫌疑：说本来就是来解释图的，它应该要符合图所体现出的理念才对，朱子反而要让图去迁就说，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尽合理。总之，图很有可能包含着道家思想的因素，至少是图的作者对于儒道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朱子那样的敏感。通书的早期版本不收图的

11、这一事实，能进一步证实此图源出道家的猜测。 另外，对于所谓“太极安在”的问题，说中即已经有所回答：“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这就是说，五行之统体即是阴阳之统体，也即是太极之统体(该图的第三层只是对其第二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同理，其第四层也是对第三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显然，“太极安在”在最初的图中，本来就不应该是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其实，上述关于周与图及书的种种争论，最后都落脚在了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上：无论是图“阴静”在上、“阳动”在下的表述，还是说“无极而生太极”或“自无极而为太极”的表述，都能使人联想到某些道家理念：“无极生太极”、“有生于无”

12、、“静为动本”等等。可以说，无论是图还是说的最初版本，都显示出了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资料所限，我们目前只能说，不管图是不是为周敦颐所首创，它本身都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三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一书中所收录的濂溪通书(以下简称为“鸣道本”)时，陈来师曾提到，朱子在编订太极通书一书的过程中，先是据此前流行的版本，把图和说附于通书之后，是为“长沙本”，后又据潘的“墓志铭”而“置图篇端”，是为“建安本”。陈来师认为： 按照朱熹这些记述，太极图及说原附于通书之末在建安本才把太极图独立出来并列于通书之前，从此太极图便与通书分开了。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

13、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共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 陈来师根据祁宽的说明并引“鸣道本”为证，判断包括“九江本”在内的“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

14、。上文的分析表明，陈来师此说未必符合“九江本”的实情，也未必代表所有“周氏旧本”的总体情况。不过，陈来师的这段话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图与说之早期关系的又一种思路：我们可以引人对“鸣道本”的讨论来分析“周氏旧本”的可能情况，进而探索图与说可能的分合情况。为了充分了解“九江本”，我们不妨再完整地看一下又?延平本这段文字：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田按：清刻本周子全书误为“核”字)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然亦互有得失。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其十四条，义可两通，当并存之；如诚几德章云：“理日礼”(理，一作履)；

15、慎动章云：“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学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无此四字)、“日不善”(此下一有“否”字)；乐章云“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伦，一作常)；圣学章云：“请闻焉”(闻，一作问)；颜子章云：“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而下误多一生字)；诚章云：“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睽复无妄章云：“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巳矣”(心，误作以)。凡十九条。今

16、附见于此，学者得以考焉。从这则文献可知，“鸣道本”所采用的底本，肯定不会是“九江本”，也与朱子自己所整理的“长沙本”、“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均有不同，却基本上与“延平本”相同。“鸣道本”无图也无说，表明其不属于程门传本系统；它未经过朱子整理却错误极少，这又似乎表明它更有可能属于“周氏旧本”(具体有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等)的最初版本(假定诸儒鸣道集编者没有对其删减整理过)。而“鸣道本”与“九江本”也有不同，这又似乎表明，诸“周氏旧本”的流传情况也颇为复杂：既有不收图与说的版本，也有只收说的版本。这或表明，通书版本的演变，可能有一个从既无图也无说，到无图却有说，再到程门传本有图也有说的复杂过

17、程。但是，“鸣道本”与“九江本”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通书早期版本不收图，图与程门弟子有直接关系。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鸣道本”明显不同于“九江本”。如文中提到：“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云云。“鸣道本”的理性命章正作“柔如之”；师友章自“道义”以下也没有分章。“鸣道本”在上述条目上都不同于“九江本”。再如：为朱子所指出的“九江本”的三条错误，都没有出现在“鸣道本”中。 第二，“鸣道本”亦不同于“长沙本”。朱子提到：“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 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日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

18、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以此为准，“鸣道本”与“长沙本”的差距甚大，因此也与胡宏所编订的通书不同。当然，“长沙本”在末尾收录有图和说，这也是其与“鸣道本”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多数学者认为，诸儒鸣道集的刊刻时间当在1168年朱子刊刻程氏遗书之前，而“呜道本”所采用的底本更要在此之前，自然要早于朱子编订的“长沙本”(刊刻于1169年之前)。 第三，“鸣道本”与“建安本”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知道，“建安本”起手即收录有图和书，此外，朱子亦提到：“建安本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云云这条材料表明，“建安本”中收录有朱子自己整理的关

19、于周敦颐的“事状”，而“鸣道本”并没有收入此“事状”，这是其与“建安本”的显著不同。 ， 第四，“鸣道本”亦不同于“南康本”。显然，二者无论是卷数，还是具体内容，都有很大差距。 总之，“鸣道本”似乎与朱子所编订的各种通书版本均无关，却更与“延平本”一致：上文中提到的十九条“延平本”不同于“九江本”之处，“鸣道本”与“延平本”完全一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而且，“延平本”也应该刊刻在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太极通书之前。不过，“鸣道本”并没有收录说，这是其与“九江本”和“延平本”的显著不同之处。资料显示，朱子似乎对于“鸣道本”的底本也是熟悉的：如“鸣道本”理性命章云：“厥彰厥微，匪虚(后有小注

20、：一作灵)弗莹。”与之相对，朱子在朱子语类中提到：“别一本灵作虚，义短。(万正淳录，当在朱子晚年)”而“鸣道本”正在朱子所说的“别一本”之列。我们知道，在朱子编订“长沙本”之前，社会上即流行着诸如“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等多种通书“周氏旧本”，“鸣道本”很可能便是其中之一。而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选择刊刻“鸣道本”，既可能意味着其与程门的关系较为疏远(因此才不选在当时较为流行的程门各传本)，也可能意味着朱子所整理的“最为完善”的通书版本尚未面世(至少是他们还没有见到)。但是，“鸣道本”通书由于未经过朱子的整理，因此在保留宋代的原始材料上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总之，在朱子编订太极通书之前，未收录图的通书版本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而且它也可能更接近周敦颐著作的本来面目。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关系时，更不能无条件的把二者视为一体的关系，而是应该正视图与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责任编辑：李尚信张文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