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中如何分好蛋糕doc.docx
《收入分配中如何分好蛋糕doc.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收入分配中如何分好蛋糕doc.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收入分配中如何分好蛋糕doc
“如何分好蛋糕”
“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一
王东京：
应该减税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
近十几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分配份额呈现双增加态势，而居民的分配份额则有所下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
如何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成了全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
就此，人民网理论频道将连续推出“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围绕提高居民收入的紧迫性、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措施，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广大网友读者们参与讨论。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千方百计解决影响涉及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必须重点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
关于提高“两个比重”问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分配中的比重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
当年中央提高“两个比重”，对治理重复建设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皆功不可没
早在10多年前，中央也曾强调要提高“两个比重”，不过此“比重”非彼“比重”，当时中央说的，一是提高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二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王东京表示，中央要坚持那样做，自有中央的道理，于今回顾，原因大概是市场体制建立之初，各地有点自行其是的苗头，为强化中央权威，当年朱镕基总理说，必须多收税，而且大头集中于中央。
如此一来，地方上项目就得向中央财政要钱，中央若不同意，地方项目就上不了。
对这一政策如何评价？
王东京认为，评价一项政策，不能脱离当时政策出台的背景，而且经济与政治也不能完全分开。
当时体制正在转轨，市场体制未确立，再加上地方政府有投资冲动，若中央不在宏观上加以掌控，任由各地八仙过海，待以时日，重复建设的局面恐怕难以收拾。
客观而论，当年中央提高“两个比重”对治理重复建设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皆功不可没。
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情形已大不同于以往。
单看财政收入，1992年的财政收入仅3483亿元，一直到1998年才接近1万亿。
之后便一路快马加鞭，近10年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2002年为2万亿，2006年就接近4万亿，去年则超过了6万亿。
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王东京表示，他是喜忧参半。
所以“喜”，是因为财政有了钱，政府就能改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而所以“忧”，则是担心财政收入过快增长会挤占企业与居民收入。
前年召开党的十七大，中央就已一锤定音，并明确说“要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勿庸置疑。
眼下真正应该研究的，是如何提高这“两个比重”。
中央的决定是大政方针，是方向，最终落实还得靠政府的政策。
通过减税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关键在于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
王东京认为，提高“两个比重”说的其实是一回事。
试想一下，若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行吗？
当然可以通过减个税，但减个税照顾的只是中高收入者，若劳动报酬比重不提高，居民收入不可能普遍提高。
这样看，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没有这个前提，舍本逐末，一切都是空谈。
可难题在于，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就得减少其它收入的比重。
因为企业初次分配将收入分成了三块：
工资、利润与税金。
若劳动收入（工资）比重提高，其它两项的比重就得下调，别无他法，不可能三全其美。
那么究竟减那一项呢？
王东京表示，应该减税收。
危机当前，当下大多企业皆苦苦支撑，若让工资挤利润，无疑是逼企业破产关门，有前车之鉴，据说去年倒闭的中小企业就达6万多家。
有人说，那是因为新劳动法提高了最低工资，王东京则认为，错并不在新劳动法，而是政府未先行减税。
王东京表示，可以肯定，只要政府减税，加上有最低工资标准的协助，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可提高，而国民收入分配也必将逐步向居民个人倾斜。
所幸的是，国务院年初已启动结构性减税，大快人心！
“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二
李稻葵：
理性看待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问题，不要上纲上线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根源在于二元经济结构，可实行补贴政策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教授接受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根源在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阶段的必然结果，对此不要上纲上线，不要拔苗助长，将之看成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缺陷。
提高劳动报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就是实行补贴政策，这比盲目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更为明智、合理、有效。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人民日报报道：
前些日子，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连续22年下降”。
对此，李稻葵教授明确表示，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整个比重的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能由简单的统计误差所解释，最近所做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
李稻葵说，横向比较，和很多国家相比，我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是处在比较低的水平。
在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概是65%到70%，美国和英国经济在过去的50年中，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65%到80%之间波动（见下图），而我们是40%以下。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根源在二元经济结构
李稻葵表示，对于劳动占比下降现象，要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不能盲目评论。
根据历史的、跨国的比较发现，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
就是说，过去20多年以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在逐步地转移到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工资率不能得到提升，即农民工进城工资上不去，大量建筑工人、餐馆服务员、保安的工资上不去，这就带来了劳动收入的下降。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李稻葵说，大规律是劳动收入占比在下降，大趋势是未来三五年内这种状况将会得到逆转，因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基本上转移干净了。
国外通过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李稻葵说，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到美国的早年崛起，到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都出现过同样的现象（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阶段的必然结果。
对此不要上纲上线，将这种现象看成是我国的重大缺陷。
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下降，这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任何社会没有例外地都会出现的情况。
国外应该说基本上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没有刻意出台政策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当然，它们也会采取一些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的措施，就是众所周知的--工会措施、劳资纠纷、罢工游行等。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相信我们国家的领导和老百姓是不愿意看到这些措施的。
我们要看到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劳资关系，我们想看到劳资比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过程,不希望通过上述方式达到目的。
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往往不利于劳资和谐
对于大家广为关注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或叫“工资共决”），李稻葵认为，应该说，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或叫“工资共决”），对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像有些专家说的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李稻葵说，首先要搞清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
是在通货膨胀出现、从而劳动支付成本非常高的时候使用的。
在瑞典、墨西哥出现过劳资集体谈判，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工资过快上涨，遏制通货膨胀和工资相互上涨这种状况，而不是为了纯粹地提高工人的工资。
相反，在西方一些国家里，由工会有组织地和管理方讨价还价以提高工资，往往带来的是罢工、游行，以及劳资关系不和谐。
李稻葵说，现阶段乃至未来三至五年过渡时期，首要任务还是要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这比搞盲目的工资集体协商要好。
对于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可以谨慎考虑搞试点。
实行补贴政策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直接有效
李稻葵认为，针对我国的情况，我们要做的是，首先，不要以各种各样应对通货膨胀的目标为理由，打破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其次，在政策层面，不要直接干预劳动力市场本身的运作，而应在市场之外进行补贴，出台一些干预和补贴政策。
这是过渡时期给予的短期干预和补助，目标非常明确。
李稻葵表示，我们不能拔苗助长，否则会遗患无穷，不出五年我们会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劳动力工资增长过快的问题。
我们不能盲目地拍脑袋考虑问题，不能抽象地搞概念，要尊重事实、数据，看看其他国家，看看英国人的200年是怎么发展的，韩国、日本是怎么发展的。
李稻葵说，我们看问题，眼光要远一点，视野要宽一点，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就医脚，不能为了治发烧而治发烧，这是不负责任的讨论方式。
要透过复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表象，看清楚劳动占比下降的根源，尊重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些社会调节。
所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好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合法权益，然后加快劳动力转移，使之能够尽快进入一个新阶段，让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干净之后，劳动工资开始上升，工资率上升，这才是扭转劳动收入下降的根本之策。
全国多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以来，自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
在已调整标准的城市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1120元/月，为全国最高。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广东，为9.9元/小时。
天津的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820元、每小时4.7元，调整为每月920元、每小时5.3元。
在山东，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类：
920元、760元、600元，比原标准平均增长21.2%。
浙江发放困难群众生活价格补贴
针对今年以来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涨幅较大的情况，浙江省日前启动第一季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价格补贴工作，5月21日前发放到位。
根据浙江的有关规定，当季度价格同比涨幅超过3%时，按季度对困难群众实行一次性基本生活价格补贴，价格补贴金额为价格涨幅的4.5倍乘以当地城乡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三
张丽宾：
提高工资标准是破解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
目前我国劳动占比保持50%相对合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在接受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国目前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肯定呈下降趋势，这是目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提高工资标准有很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是破解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
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是提高劳动者报酬的一个方向，但在我国尚未成熟。
参考借鉴国外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真正要提高劳动占比，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社会保障水平。
劳动占比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劳动报酬总量是增加的
记者：
据人民日报报道，前些日子，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连续22年下降”的说法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应该怎样客观认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问题？
张丽宾：
一方面，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肯定呈下降趋势。
单纯考虑劳动占比下降的问题，其实没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国家在“十一五”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就是靠资本、土地拉动，人力资本只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要素。
哪个要素贡献大就拿得多，占GDP的比例就高；相对贡献小就拿得少，占GDP的比例就低，这无可厚非。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这样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不是一个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
另一方面，但劳动报酬水平仍然是提高的，劳动报酬总量也是在增加的。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只是表明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没有GDP增长速度那么快而已。
在GDP增长里，虽然别的要素对GDP贡献率比大，而劳动力要素对GDP的贡献率小，但是劳动生产率本身在提高，劳动力数量在增加，所以劳动报酬总量本身也在提高，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考虑劳动报酬占比的问题不如考虑劳动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
提高工资标准有很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是破解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
记者：
各地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在当前形势下，提高职工工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张丽宾：
普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是针对产业工人等低收入者的，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最低工资标准是干预市场的政策、法规、制度，它的作用就是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实际上是保证低收入者的权益——倒不完全是低收入者拿的报酬低，而是说，相对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生活成本来说，低收入者的收入比较低，不能很好地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在当前形势下，提高职工工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意义是非常之大。
从大的方面来说，要拉动内需，就必须扩大消费。
而高收入者扩大内需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往往是消费国外的产品，或到国外消费，国内绝大多数还是一般收入水平的群体，这就需要注意扩大广大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这样，提高工资水平，特别是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是有利于扩大内需的。
另外，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收入差距比较大，所以我们要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扩大中等收入职工的比重，限制高收入者，形成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这样有利于化解当前越来越激化的社会矛盾。
所以，无论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来说，提高工资标准意义都非常大，是我们国家破解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关键。
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是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方向，但尚未成熟
记者：
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或叫“工资共决”，对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国目前实行这个制度可行吗？
张丽宾：
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工资一定是微观行为，要通过劳资双方集体协商来决定。
但是，集体协商机制只能说是一个方向，还极端地不成熟。
因为劳方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劳动者一方的议价能力在提高，但是这种议价能力非常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谈判能力。
所以，在我国目前阶段，要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还需要政府的干预和制度的完善，需要行业性或者地区性的协调机构，来集体协商决定工资的增长率。
这种机构设置，需要配有专家、企业、职工，和其他方方面面的人，是与行业本身的发展、职工的利益相关的方方面面人员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而且比例分配、人员构成要合适，以共同协商工资的涨幅和升涨的形式，目的是促进企业的发展，保障职工的权益。
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建立这种协调机制，盲目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就会导致混乱，要么损害企业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损失职工的利益，造成职工下岗。
与其降低政府财政收入，不如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来提高劳动占比
记者：
有专家认为，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最可行最合理的办法是降低政府财政收入。
对此，您怎么看？
张丽宾：
我觉得，给劳动者涨工资，政府更多的是要保证收入结构的合理性，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而工资要由市场来决定，政府不应该干预。
关于降低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社会保险的负担比较重，我们的企业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执行，社会保险成本要占到人工成本的40%以上。
如果降低政府财政收入，一个方面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另外一方面，要完善税收体系。
实际上，既要促进就业，又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就要对那些垄断行业实行高税收，而对劳动密集型、收入比较低的行业，为解决就业，又促进企业初期发展和创新，那么就应该对其实行减税、补贴政策。
所以，要提高劳动占比，不是降低财政收入的问题，而是调整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
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社会保障水平以提高劳动占比
记者：
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
对于劳动报酬问题，国外走过什么样的路，有何借鉴作用呢？
张丽宾：
我觉得这是市场自然发展的规律，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如果劳动要素对GDP贡献率大，它自然占的比重就高了，比如说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已经超过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了，这样的话，经济增长主要靠高素质的劳动要素投入。
劳动者素质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相应的报酬水平也高了。
虽然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但是还是只相当于美国的1/10，甚至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受制于劳动者的素质比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使劳动者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要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但是，不能人为提高工资，就是说，工资增长率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工资增长率不能超过劳动本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当然，劳动报酬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自发实现增长，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立法和强制干预。
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实际上就是在法律框架下，通过劳资斗争和谈判来实现的，不管最后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怎么样，这是工资增长的基本途径。
当然，特殊时期，也有特殊的增资政策，如日本在1960年就实行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当然，这个计划是全方位的，而不是简单的增加工资。
记者：
值得关注的就是产业工人收入分配占比问题，据说是逐年下降的。
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可有哪些政策选择？
张丽宾：
你说的产业工人，主要是指农民工，农民工现在的报酬水平的确比较低。
要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首先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让他们增加就业能力，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就是立法，包括给最低工资标准立法，还有其他的相关政策，以保证他们的收入水平能够随经济的发展而提高。
在我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劳动占比保持50%比较合理
记者：
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劳动报酬占比究竟多少合适？
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到多少，才能使劳动报酬增长与GDP增长大体同步？
劳动报酬占比有没有一个“黄金比例”，以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张丽宾：
我认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很多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附加值就低，现在还不适合将劳动占比提高很多，至少和国外应该有差别。
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情况，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可以先达到50%。
因为，人力资本包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部门的转移，对GDP贡献率大概是在这样的水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达到50%就是合理的。
记者：
过去我们的经济高增长特别是出口高增长，是以我们的低劳动力成本为代价的，特别是低劳动收入为代价，今后既要保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又要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实现体面劳动，如何处理这个二难选择？
张丽宾：
保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与提高劳动者报酬实现体面劳动，这两者不矛盾。
经济发展是为了劳动者生活得更好，而只有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
未来劳动力数量不会无限供给，必须更加爱惜宝贵的劳动力资源。
劳动者报酬是劳动质量的一个方面，还要提高就业的稳定性和保障性，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所以说，这两者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如果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其他要素不实现充分就业，就业质量不提高的话，经济肯定不可持续发展；随着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提高，反过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报酬就相应提高。
这是一个良性互动关系。
全国多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以来，自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
在已调整标准的城市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1120元/月，为全国最高。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广东，为9.9元/小时。
天津的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820元、每小时4.7元，调整为每月920元、每小时5.3元。
在山东，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类：
920元、760元、600元，比原标准平均增长21.2%。
浙江发放困难群众生活价格补贴
针对今年以来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涨幅较大的情况，浙江省日前启动第一季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价格补贴工作，5月21日前发放到位。
根据浙江的有关规定，当季度价格同比涨幅超过3%时，按季度对困难群众实行一次性基本生活价格补贴，价格补贴金额为价格涨幅的4.5倍乘以当地城乡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制定标准谁说了算？
最低工资上调为何不能多一点
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27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东西部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东部城市进行了结构化的上调，山区幅度大，沿海幅度小；西部城市则大大增加了上调幅度。
然而，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对企业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有了最低工资标准，企业老板是不是可以拿来当标准工资，而不再为员工加薪呢？
“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四
厉以宁：
通过三次分配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说，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而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则是政府的良知。
政府的这份良知，可以细化为哪些措施，以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
就此，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教授。
厉以宁表示，多年以来，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这就需要改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格局。
可以从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三个环节着手解决。
针对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现状，厉以宁提出了收入不应只有市场、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强调节、引导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理论。
厉以宁表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
厉以宁说，第一次分配中，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解决收入分配：
第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因为物价上涨，最低工资标准不提高，当然无法提高劳动收入水平问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下降了。
而且一旦最低工资标准有所提高，其他相应工种和等级的工资待遇就会提高。
第二，农产品售后价格要逐步提高。
在农村，种粮食是最不挣钱的，种粮食的人是很穷的，所以农产品售后价格需要逐步提高。
第三，要大力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农业产业化，让农民从延伸产业链条中得到更多实惠。
厉以宁认为，第二次分配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对贫困户和灾民的救济。
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出台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扶贫项目。
第二，利用税收调节。
个人所得税问题，不仅仅在于提高征税的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根据家庭的负担，根据家庭的收入来调节税收。
单身的人与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他们的负担是不一样的。
第三，现在是需要考虑到遗产税、赠与税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了，这是第二次分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关于第三次分配，厉以宁表示，凡对于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这也是国外的一些经验。
“从第三次分配着手，相信可以缩小现在的贫富差距”，厉以宁说。
“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五
专家：
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变动，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改革收入分配，
我国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空间非常大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程恩富院长和余斌教授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影响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劳动收入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变动，而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改革收入分配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空间非常大。
劳动报酬占比与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记者：
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应该怎样客观认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
答：
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统计指标，其实际情况如何取决于权威统计部门。
国家统计局是这样的部门，全国总工会也有调研渠道，但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是不是也具有相关的调研渠道，我们不清楚。
从目前披露的数据和理论上的依据来看，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和工会未能在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结果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