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晚清学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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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提 要：
1907年至1909年张之洞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直接负责清末兴学国策的制定与实行。
在他的主持下，学部于积极推动普通和实业教育的同时，提倡保存国粹，继续奖励学堂出身，办事方针出现从锐进而缓行、由创新而复古的变化。
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见湖北与直隶的门户立异和人脉渊源，对中央教育行政的决策乃至近代教育发展的进程与样态影响至为深远。
关键词：
张之洞 晚清 学部
在张之洞研究的众多著述中，其管理学部的情况较少被涉及，主要原因当是他的文集、年谱甚少收录有关资料。
其实，张之洞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将相当多的精力与心血倾注于学部事务，这恰恰也是他从疆吏进入权力中枢，对国家决策发挥作用与影响最直接的时期。
缺少这一重要部分，对其一生的把握便不够完整，尤其难以认识张之洞晚年思想的延续与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张之洞与学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发现背后隐藏着清末兴学过程中湖北与直隶、张之洞与袁世凯的门户立异。
人脉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学部，在张之洞管部之前，更多地运用直隶兴学经验，而对张之洞按照湖北模式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并未照本宣科地贯彻执行。
这不仅是理解张之洞与学部矛盾的关键，同时也为认识晚清教育近代化的复杂性提供了例证，表明应从制度条文与实际运作的差异来把握社会转型的具体进程。
管部大臣
1907年9月30日清廷谕令入值军机的张之洞管理学部，是学部短暂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张之洞政治生涯形式上的巅峰。
南北两大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同入军机，是“丁未政潮”余波之下晚清政坛的重大调整，成为传媒注意的焦点和朝野议论的中心，时论对此颇多揣测。
其实，所谓调虎离山，主要矛头应指重兵在握的袁世凯，至于张之洞，权力制衡之外，共辅朝政以挽危局说似乎更符合实情[注解：
《申报》1907年9月6日《论袁张同入军机事》：
“环顾廷臣疆吏，由稍实政事思想而才识之足以稍备缓急者无出袁、张。
况当是时，革命之风潮正亟，而满汉之意见未融；官制之更张如麻，而立宪之基础未定；外交则在在棘手，而折冲樽俎者尚乏其人。
故自有此谕，而满汉之意见借以消除；自有此谕，而立宪之基础可望成立；自有此谕，而外交庶不至专事赠礼，而亦可收末路之挽回”。
]。
一些传闻也佐证了这种揣测：
据说“张中堂近屡有电至京，于改革官制、设立内阁暨维持粤汉铁路、对付留学生问题并消除满汉界限办法，皆别有政见”[注解：
《张中堂最近政见之传闻》，《盛京时报》1907年8月20日。
]。
因此，当廷臣反复讨论袁世凯请立内阁折议而未决时，两宫不无怨辞：
“你们毫无主意，张之洞虑事周详，可电召来京，裨各事有所商斟”[注解：
《电召鄂督之原委》，《盛京时报》1907年8月23日。
]。
后来张之洞入京觐见，太后面谕：
“奕NFDE1已老，载沣尚幼，汝系朝廷旧臣，国家政务历练颇深，日后国政，仗汝办理”[注解：
《召见张中堂述闻》，《时报》1907年10月7日。
]。
内讧政潮暴露了官场黑暗，使清廷元气大伤，令本来阻力颇大、困难重重的新政、宪政改革更加举步维艰。
清廷对张、袁既有顾忌，又不能不有所借重，相互牵制之下，若能共辅朝政以济时艰，虽无力回天，尚可支撑残局。
张之洞本人对入京不无犹豫，曾“两辞军机，均奉温旨慰勉，而又七奉电旨敦促来京，乃犹逗留鄂中，徘徊不发”，以致言官奏参疆臣抗旨，恐蹈尾大不掉之覆辙[注解：
《京事小言》，《申报》1907年9月10日。
]。
学部方面，张之洞入京引起不小的骚动，首先是尚书荣庆不安于位。
荣庆仕途发迹，缘于任山东学政时结识袁世凯，并由后者引荐，和权倾一时的荣禄拉上关系，就任学部尚书后，还与袁过从甚密。
他虽在管学大臣任上因修订学制与张之洞共过事，实际不过附庸。
而袁、张之间明争暗斗，天下周知。
袁世凯不久出任外务部尚书，而张之洞屡请回鄂，当局彷徨，并未授予实职。
此时荣庆因学部的改革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如坐针毡，关于张之洞去向的种种传言，更使其忐忑不安。
因为无论就资历抑或分量而言，张之洞都远在荣庆之上，张是否督管学部，关键不在朝廷的态度，而取决于本人的进退。
〖JP2〗深谙官场之道的荣庆以退为进，而传媒充当了官僚表演的道具：
“荣尚书以学部管理全国教育，为立国根本，年来办理时虞竭蹶，近因张相国到京，极力辞退，引张自代。
政府一再慰留。
闻荣尚书决意引退，已经庆、袁面奏两宫，大约张相国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不日即可发表矣。
”[注解：
《学部尚书有更动消息》，《盛京时报》1907年9月19日。
]10日之后，着张之洞管理学部的上谕正式颁布。
〖JP〗
张之洞管学部，并位列蒙古尚书荣庆之上，事出有因。
庚子之后，清廷将锐意兴学视做挽救危亡的灵丹妙药，新式教育成为新政与宪政的重要内容。
但学潮汹涌，异动迭见，学务推行迟缓，使当道忧心如焚。
以人事论，张之洞入京前两月，有言官奏请整顿学务，将种种流弊归咎于学部的人事安排，矛头直指荣庆：
“公忠纯正，惟性谦抑不自裁断”[注解：
《周爰诹阻挠兴学第二片》，《总商会报》（广州）1907年9月26日。
]。
与荣庆相比，张之洞的经验政绩都胜出一筹，“故以南皮兼管学部，冀得纠正学术”[注解：
《张相国兼得管学之原因》，《总商会报》1907年10月12日。
]。
以教育论，此时学务发展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与完善的要求。
张之洞进京前，林绍年“面奏现行学务章程诸多不合，在张之洞原定时学务尚简，今者情形不同，应俟张之洞抵京，再令其会同学部详细改订之”，已“蒙允准”[注解：
《林中丞请改订学务》，《盛京时报》1907年8月30日。
]。
以权术论，则是有利于平衡牵制。
设大学士、亲王管理六部事务是清制一项不成文、却不鲜见的成例。
1906年官制改革期间，就有“外务、财政、陆军、学部均设管部大臣，以事关重要”[注解：
《京师要闻》，《盛京时报》1906年10月24日。
]的传闻。
后虽一度停派管部大臣，而且尚书不分满汉，只设一人，但经历丁未政潮，清廷变动人事，袁世凯执掌外务部，张之洞若掌管学部，既可加强学务，又有助于相互制衡。
以张之洞本人的意愿，其政治生涯扮演过多种角色，兴学无疑是他热衷而富有成效的一类。
年近耄耋仍晋京奉命虽属无奈，若能做一些朝廷棘手而自己又驾轻就熟之事，也是一种成就与慰藉。
老于世故的荣庆对张之洞管部的心情颇为复杂。
依照清朝惯例，满汉复职的衙门中，“凡指麾一切者，谓之当家。
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若管部为满大学士，或汉人而兼军机，则实权在管部；若汉大学士管部，尚书则满人而兼军机，则管部绝不过问”[注解：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3册，中华书局，1984年，1313页。
]。
荣庆虽为军机，但张非普通汉臣，后者到任，自己的当家权势便会失去，流于附属和服从。
上谕颁布之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闻香涛丈管本部，主持有人，学务之幸”，可谓言不由衷。
事隔半年，便流露出内心的不满：
“本部值日，严（修）、宝（熙）、乔（树NFDE3）旋到。
冰老来作主并款司员，喜怒无常，敷衍终朝”[注解：
谢兴尧整理校注《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119、134页。
]。
共事两年中，荣庆的小心翼翼从以下事实可见一斑：
一是张之洞曾为各学堂选择学生制服款式，样服送抵学部时，因型色怪异，严修试穿引起司员的哄堂大笑，众皆“认为大似喇嘛，司员咸谓当议驳不行。
荣尚书以为张中堂之所定也，未便驳斥，不日将颁发为天下式”。
二是张抵任前，“部中补缺二十余员已定稿矣，嗣因中堂到任未久，停搁未办……荣尚书因令此次补缺各员先往谒见，一俟接见事毕，即请中堂画稿，定期入奏”[注解：
《京师近信》，《时报》1907年9月27日、10月16日。
]。
然而，百密不免一疏。
一次，因留学日本五班进士已届毕业之期，驻日使臣李家驹电知学部请予考试，“不料此电到时适为荣华卿尚书先行阅看，迟至一、二日始交管学大臣张中堂处，张以为轻己，甚为愤怒，致彼此各有意见，外间遂传有五班毕业进士停止考试之说。
又闻张、荣有此小冲突后，慈宫亦有‘天天考试留学生是赶（干）什么的’之谕，说者谓必有张言先入者。
”[注解：
《张荣两中堂对于学务之意见》，《申报》1908年6月10日。
]
人事安排更是如此，学部总务司司员兼参事厅行走陈衍久为张之洞所赏识，因奉调到部时间略有延误，后议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时又持论不同，得咎于荣庆，一直以参事候补未能升擢。
张之洞闻知大怒，令总务司郎中杨熊祥限期三日，将陈补缺。
不久，荣庆以学部名义宴请张之洞，张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陈衍从普通司员所坐的下席请至堂官之上席，令荣庆十分难堪[注解：
陈声暨编、王真续编《侯官陈石遗年谱》，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本，1971年，184—194页。
]。
由此可见，张之洞管部两年间荣庆只能陪衬，这种局面自然使其怀念往日的威风，而偏向袁世凯北洋系。
张之洞刚到学部时，对荣庆说：
“若得梁鼎芬来部，则予可无忧矣”，荣“竟不答”[注解：
《学部将有变动》，《大公报》1907年9月26日。
]。
不久，张又将梁列入学部咨议官名单，学部上下闻讯，大相反对[注解：
《梁廉访进退维谷》，《大公报》1907年8月7日。
]。
1908年5月，张之洞奏荐人才，对乔树NFDE3倍加赞赏，誉为“规划精详，遇事能见其大”[注解：
《管理学部事务张之洞等奏荐举人才折》，《大公报》1908年5月1日。
]。
但乔在学部的人际关系非常紧张，以致张之洞故后，不得不设法调离。
学部司员对于张之洞来部反应颇为激烈。
荣庆任职学部，同僚中影响最大者当推严修。
戊戌失足后，严修在天津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尤其在兴办官立小学、工艺及半日学堂方面成绩斐然，颇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器重，力邀其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
袁世凯曾说：
“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
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注解：
陈宝泉：
《严范孙先生事略》，引自齐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7页。
]，可见其对严修的信赖与倚重。
1905年学部成立，袁世凯奏保严修为侍郎。
荣庆职掌学部期间，与袁世凯保持密切交往，也引严修为心腹，学部初期的规划章程多出自严修之手。
1916年荣庆故去，严修所撰挽联称：
“同年踪迹近多疏，惟我两人特亲密”[注解：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350页。
]，可谓两人半生交谊的总结。
学部共事时，严修利用有力地位，不仅影响决策过程，将直隶经验带入中央，而且左右人事安排，所培植的人脉甚至超过一度主导学务大政的张之洞。
尽管严修本人与张之洞并无芥蒂，开始还有所期望，但在学部内部，他与张之洞一系的罗振玉等人矛盾明显，磨擦不断。
当军机处电话通告学部张之洞管部消息时，“尚侍丞参相顾失色，各司员无不恐慌”[注解：
《学部省党之恐慌》，《总商会报》1907年10月12日；《学部司员之恐慌》，《盛京时报》1907年9月28日。
]，担心人事变动及其以章程条文束缚学务推行。
果然，张之洞上任伊始，就极力提高办事效率和改善司员素质。
他首先接管人事任免权，对学部各司厅局“自员外郎以下一律考试，严行甄别，以便分别黜陟”[注解：
《张中堂将考学部司员》，《大公报》1907年10月3日。
]；公开表示对学部现有司员的素质不满，直接从各地抽调干才进入学部；整顿各省学务，一面派员密赴各省调查学务，一面亲自甄别各省提学使[注解：
《学部将有变动》，《学部奏调干员》，《张中堂整顿学务之政策》，《大公报》1907年9月26日、2月16日、10月5日。
]。
此外，他对各种公文案牍尤为慎重，“凡本部关于学务各折稿先由各堂阅看，然后呈诸相国，必又再四斟酌，分别改正，始令缮折入奏”。
对编书局所纂各种小学教科书，张之洞也坚持“须呈由本堂亲自检阅再行刊布”[注解：
《张相国慎重奏案》，《张相国检定小学教科书》，《大公报》1908年5月10、8日。
]。
一般科员对此颇不以为然。
直隶模式与湖北模式
张之洞管学部，不仅人脉要面对袁世凯的北洋系，方针政策也须对暗中依循直隶经验的学部既有做法有所调整，以期贯彻其亲手制定的癸卯学制。
自李鸿章、刘坤一死后，袁、张南北并立，尽管两人并未公开较劲，朝野上下却时时加以比较。
二人于各自的辖区全面倡行新政，同为全国楷模，但又各有侧重，袁世凯长于军政，张之洞优于文教。
同时两人还力图扬长补短。
1906年练兵处巡阅时，湖北新军进步神速，与北洋军各胜擅场，舆论惊为奇迹。
袁世凯则在教育领域不甘示弱，直隶兴学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压倒湖北。
更为重要的是，直隶的人脉关系在学部中上层占有优势，因而在统筹全国学务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往往沿袭和发展直隶的成功经验，对于张之洞依据湖北模式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进行调整，如在地方学务机构中增设学务公所、劝学所、宣讲所，制定女学章程并大力推广女学，举办速成师范和半日学堂，增加学堂布点以便学生就学等，均由直隶经验而来，与湖北的做法乃至《奏定学堂章程》明显有别。
张入京之初，传媒对学部司员恐慌异常的现象进行评析，认为“《奏定学堂章程》为南皮手定之本，其时张、荣、孙三学务大臣均力为赞赏，乃学部成立后反不能实力施行，部员聚讼，妄作聪明，朝令夕改，以致外省各为风气，弁髦定章，更何望寰海尊王以驯至风同道一。
此为南皮所极不满意者，常讥部员流品太杂，多非谙习学务之人，一旦掌部，恐其大加淘汰。
”[注解：
《学部司员之恐慌》，《盛京时报》1907年9月28日。
]果然，张之洞下车伊始，即对荣庆不避嫌疑地公开贬直隶而扬湖北，表示“深不满意于直省之各高等学堂，谓程度既不足，而徒务虚名，自欺欺人，莫此为甚。
湖北学堂无虑数千，而高等学堂仅存其一，名实不符之事吾不为也。
”[注解：
《张相国之论学务》，《大公报》1907年10月22日。
]实则前此学部办事以循序渐进、黜华崇实为主旨，“故每年部务及直辖学堂经费，岁不过五十万两。
及南皮张文襄公管理学部之后，务为恢宏，各分科大学，同时并举，部中又增设机关甚多，而经费乃增至数倍。
”荣庆“莫能阻，乞休不获请”[注解：
王季烈：
《蒙古鄂卓尔文恪公家传》，《辛亥人物碑传集》，686—687页。
张之洞管部后学部费用虽有显著增加，但前此每年远不止50万两。
]。
尽管张之洞对学部隐伏的直隶人脉与做法耿耿于怀，但丁未政潮后舆论担忧张、袁入京会引发新一轮冲突，张不能不有所顾忌。
而且他走马上任之时，正值朝野对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诸多指责，请复科举之声时有所闻之际[注解：
《议复中书黄运藩请复科举折》，《学部官报》35期，1907年10月；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5），中华书局，1958年，总5633—5637、5641、5657、5666—5668、5756页。
]。
学界既为新政宪政关注的热点和社会各界目光的聚焦，也是革命与风潮的“易燃地带”，当权者为之忧心忡忡。
此外，学部成立一年多来，虽然基本完成了与近代学制配套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置，并在师范教育、留学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普及教育及实业教育还未及推广。
上述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压力，使张之洞的办事宗旨及谋略规划既要照顾既成事实，又须以湖北经验修正直隶模式。
管部两年中，他以整顿学务、普及教育、保存国粹、加强控制为基本宗旨，所有决策与措施均围绕上述重点展开。
新旧教育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普及的范围和程度，清廷更强调以此为宪政基础。
张之洞入值军机不久，将普及教育列为中国最要之政，表示决心“办有成效方为满意”[注解：
《张中堂之壮志》，《大公报》1908年3月10日。
]。
普及教育需要筹措大量经费和培养大批师资，他先是提议由地方税项下分别提用所需款项，继而“责成各省提学使劝令各绅将空废庙宇设法改建”学堂。
接着，为了稳定师资，又提出将“所有各省学堂监督、教员应一并改为实官，以资激励”[注解：
《张中堂整顿学务之计划》，《申报》1907年12月17日。
]，并对任职15年素无失误的退休教习分别给予原薪俸的一半或授为学官的奖励[注解：
《会议整顿学务办法》，《大公报》1908年5月17日。
]。
同时严格教材审定。
他从湖北速调学务议长吴兆泰来京筹划普及教育课本，并明令学部审定科司员：
教科书“非我审定不算数”[注解：
《调员参预学务》，《大公报》1907年10月13日；《岭东日报》1909年2月20日。
]。
在他主持下，学部编发了《国民必读课本》、《简易识字课本》，改良私塾以辅助小学推广之不及，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规章，使小学教育有了显著发展[注解：
《学部通行京外凡各私塾应按照本部奏定变通初等小学简易科课程办理文》，学部总务司编《学部奏咨辑要》卷2，宣统元年春刊本；《张中堂整顿学务之计划》，《申报》1907年12月17日；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25—26页，《光绪三十四年分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8—9页。
]。
此外，张之洞还注意发展边远地区与华侨教育[注解：
《张中堂面奏广设华侨学堂》，《大公报》1907年10月17日。
]。
另一方面，张之洞在预备立宪之初对实行强迫教育虽表示附和，其实始终有所保留，与直隶模式大唱反调。
直隶兴学注重规模与速度，积极要求推行强制性的普及教育措施。
1902年10月12日，在日本考察教育的直隶士林领袖吴汝纶函告张百熙：
普及教育须一定的强迫措施，“乃是普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
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
”[注解：
吴NFDE4生编《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4），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7辑之366种，2251页。
]受直隶的影响，学部曾多次讨论与拟定强迫教育措施，考虑效法西方，将适龄儿童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写进法律条文。
1907年，学部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准备由直隶开始施行[注解：
《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中国日报》1907年4月3日。
]。
张之洞对此不以为然。
他管部的两年间，一改既往兴学求速求高的做法，“但期核实，不务虚名”[注解：
《学部通咨各省变通学制实施办法文》，《学部官报》93期，1909年7月。
]，学部已有成案的强迫教育之法屡议不行，实际上束之高阁。
直到临终，张之洞还叮咛荣庆：
“惟现今各乡镇民智尚多固塞，若遽行强迫，恐有意外之虞，且筹款一端，亦苦毫无把握，万不可操切图功，转滋贻误”[注解：
《实行强迫教育之从缓》，《大公报》1909年9月20日。
1909年秋至1911年华南、华东各省兴起的乡民毁学风潮，证实张之洞所虑并非杞人忧天[注解：
参见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第二部第四章《清末毁学暴动》。
]。
实业教育是近代教育将知识服务于社会的重要途径，亦是教育救国的希望所在。
学部成立之初，曾通令各省举办实业学堂，但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及要求，成效甚微。
加强实业教育，直、鄂并无分歧，张之洞与学部也最易协调。
他主管学部后，根据国情特点及社会需求悉心规划，对发展实业教育予以明确引导及优惠：
1.提出具体的规模与数量指标并明定期限：
两年内每府设中等实业学堂一所，每州县设初等实业学堂一所[注解：
《学部议复闽督松寿奏筹备实业学堂折》，《学部官报》50期，1908年4月。
]；2.规定官费留学生一律学习各实业专科，自费留学生选修农工格致三科者“遇有官费缺出，准期挨补”[注解：
《学部议复御史俾寿奏请选派子弟分送各国学习工艺折》，《学部奏咨辑要》卷2；《学部奏准自费游学生考入官立高等以上实业学堂补给官费办法折》，《学部官报》77期，1909年2月。
]；3.增订初等实业学堂毕业奖励章程，提高实业学堂毕业生的待遇和社会地位；4.限制中等实业毕业生改就官职，以免人才流失；5.通盘整顿实业教育，从学科设置与布局、主管部门职责、师资培养、教材编辑、实习要求等方面完善规划[注解：
《学部奏增订初等工业学堂课程及初等实业学堂奖励章程折》，《学部奏咨辑要》卷2；《学部奏高等实业预科改照中等实业功课教授并限制中等实业毕业改就官职片》，《大清法规大全》续编，吏政部，卷11，政学社印行；《学部通饬整顿筹画实业教育札文》，《大清教育新法令》续编，7编，政学社石印。
]。
1908年以后中国实业教育的较快发展，与张之洞主持下学部的大力推进是分不开的。
保存国粹
张之洞管部不久，有人奏陈“消弭党祸策”，将革命风潮归咎于废八股兴学堂派留学，要求朝廷饬令学部以尊孔为宗旨，约束学生的思想行为，以消弭革命危机[注解：
《八股能消弭党祸之条陈》，《总商会报》1907年10月31日。
]。
对学务责难最为激烈的是，翰林院侍读周爰诹以新学流弊致有乱党之祸为由要求撤回留学生并停罢女学，此折虽经学部与内阁政务处会议而作罢论，但不久清廷便颁布了整顿学风的上谕[注解：
《光绪朝东华录》（5），总5756—5759、5806—5807页。
]。
此事所激起的守旧风潮给全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投下阴影，首当其冲的学部主管自然压力更大。
在此形势下，试图以“精神之所寄”来巩固“规制之所存”的张之洞，主导倾向并非趋新，而是守成。
他毕生奉“中体西用”为宗旨，不同时期对“用”的变通取舍，取决于如何有利于“体”的需要，这是理解他徘徊于“激进”与“缓行”之间的关键。
1901年至1909年，张之洞对新旧学态度的变化及其相应措施，正是典型例证。
学部成立前，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张之洞一直是倡导改造传统教育、肯定和推广新式教育的前驱与重镇。
1901年3月7日，他告诉前来“询自强宗旨”的张百熙应“效西法”，并且进一步申述：
“皮毛亦可救亡，不可轻也”[注解：
《郑孝胥日记》2册，中华书局，1993年，786页。
]。
他不仅先后在广东、湖北等地积极倡行新学，而且通过呼吁变通乃至废止科举，主持修订学堂章程，影响全国教育的大政方针。
但在科举停废、学堂方兴之际，张之洞却开始对广设新式学堂后旧学面临的生存危机充满忧虑，1906年他电示荣庆：
“私衷忧惧非止一日、非止一端，危险已到七、八分，补救已甚不易”[注解：
《致京学部荣尚书》，《张文襄公全集》卷195，电牍74，443页。
。
1907年7月9日，张之洞上《创立存古学堂折》，以保存国粹、造就中文中学师资、维护国本消弭乱源为由，正式请求试办鼓吹已久的湖北存古学堂。
他痛感“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对“各项学堂于经学一科，虽列其目，亦止视为具文，有名无实”深感悲哀，惊呼：
“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因而“请旨敕下兴办，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办理，以延正学而固邦基”[注解：
《创立存古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68，奏议68，26—32页。
]。
罗振玉曾询及张之洞，国学浩博，存古学堂的学制年限太短，又有科学课程，“恐成效难期”。
张之洞回答：
所言极是，然“不加科学，恐遭部驳。
成效虽微，究胜并此无之”[注解：
甘孺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
]。
随着形势的变化，张之洞趋新的一面逐渐淡化，卫道的色彩日益加深。
力图平衡中学在西学冲击下失势，以加固“中体”的根基，维护纲常秩序，是张之洞创办湖北存古学堂并希望向各省推广的根本目的。
朝廷自然理解这番苦心，很快批准了其拟定的存古学堂方案章程，饬令各省仿行。
在张的倡导与主持下，湖北存古学堂于1907年8月正式开学，各地闻风而起，江苏、山西、安徽、福建、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甘肃等省纷纷仿建。
尽管有张之洞的主导支持，但湖北存古学堂的师资、管理不尽人意[注解：
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卷6，天华印书馆，1939年，9页。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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