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学者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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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学者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论
中俄学者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论
徐海燕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涉及苏联时期，有很多重要问题争论激烈，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课题。
新经济政策产生于尖锐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之中，它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是作为狭义上的反危机纲领出台的，还是广义上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
在从行政命令式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它是否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美模式?
怎样看待新经济政策的性质?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解不仅关系到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界通过新的研究方法，以全新视角提出了很多新观点。
一 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背景
（一）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1921年，俄罗斯的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造成了政治经济危机。
当政权面临更迭的威胁时，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共产主义政策”。
但是对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因，自20世纪起，政界、学界就存在争论。
20世纪20年代，托洛茨基从苏俄经济发展的状况、内在要求方面阐述了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内在逻辑性。
他说：
“我们是从什么开始的?
我们是从……在经济政策里和资产阶级的过去实行急遽而不妥协的决裂开始的。
原先有过市场——现在取消，自由贸易——取消，竞争——取消，商业计算——取消。
代之以什么?
集权主义的、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分配一切，组织一切，操心一切：
机器运到哪里，原料运到哪里，成品运到哪里……由统一的中心通过它的负责机关来决定，来分配。
我们这个计划碰壁了。
为什么?
因为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这个准备，或者用列宁同志的表述，因为我们的文化水平低……这么说来，我们的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
如果只谈经济方面，错误在于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领域里承担了力所不及的任务。
在国家的现有条件下，在它自身的技术、生产和组织水平的现状之下，它没有能力以集权主义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
”[1]
“路标转换派”认为，在1920年以前，列宁一直期望世界革命会很快爆发。
由于世界革命因世界资本主义的遏制，“原来指望尽快建成的共产主义没有成功……世界革命被‘延后了’，只在一个落后国家实现共产主义是难以想象的。
俄罗斯应该向世界资本主义学习，因为俄罗斯无法战胜资本主义。
俄罗斯不能再被当成‘试验田’和点亮世界的火把。
火把几乎要烧尽了，世界仍未被点亮……俄罗斯应强盛，否则世界革命唯一的中心就要消失。
这个‘无产阶级’政权最终意识到仅靠暴力的共产主义是软弱的，这样，在避免破坏自己经济制度的同时，开始做出让步，向生活妥协。
苏维埃政权在保留原有目标、对外不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口号和强化政治专政的同时，开始实行国民经济复苏所必要的措施，并不认为这些措施是‘资本主义’的”[2]。
“列宁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开始实行那些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权必然会实行的政策。
为了拯救苏维埃，莫斯科正在放弃原来的共产主义，就是说从其目的看，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或者说‘策略性’上的放弃，事实的确如此。
”[3]
苏联解体后，也有部分中俄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即兴之作”、“应景之作”。
俄罗斯经济学博士С.В.察库诺夫认为，失去政权的威胁推动了列宁向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像接下来1921年春夏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领导集团的行为是一种即兴之作，缺乏明确的深思熟虑的计划”[4]。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副所长А.K.索科洛夫认为：
“必须避免苏联历史文献中所流行的简单化观点，即仅仅关注该政策的个别方面，诸如新经济政策就是城乡联盟（‘结合’）或者是‘进攻前的喘息’，或者是‘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等等。
”“新经济政策是国内推行的一系列彻底和不彻底的摆脱危机的措施。
迫使采取这些措施的是客观情况，而绝不是在尝试按照经济方法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某些思想和模式。
”[5]
中国学者认为：
新经济政策是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逐步制定和完善起来的，其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是大势所趋，并不是对列宁1918年理论的运用和实践[6]。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混乱局面似乎表明：
它是一种应急性的反危机纲领和措施，是为了缓和同农民的矛盾，是为了使国家从深刻而尖锐的社会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是为了使布尔什维克避免丧失政权。
”[7]
（二）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时间
学者们对俄共（布）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时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承认新经济政策是反危机纲领的学者大都认为：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是改行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开始。
”[8]
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阿·秋金认为：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论点在他更早些时候的，其中包括1917年十月革命前写的著作中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9]“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
大家知道，列宁在1918年年初出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
”[10]
俄罗斯学者谢·巴甫刘琴科夫指出：
“反对‘战时共产主义’这一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激进做法的斗争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前。
”[11]
中国学者杨彦君在《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容、后果和教训》一文中写道：
“1918年春，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著作中，在预计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将经历很长的过渡时期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拟定了一个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后来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
”[12]
（三）新经济政策的出台是列宁的智慧还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大多数学者认为，列宁首先提出新经济政策。
“列宁作为急剧变革政策方针的倡导者，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极为坦率、真诚的回答。
”[1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着力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前景。
此时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为1921年后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利用商业和市场关系打下了思想基础。
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多次强调新经济政策与夺取政权后上半年特别是1918年春天的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14]“市场经济思想在列宁经济理论体系中是个核心问题，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列宁各个时期大量理论论著中。
在列宁所处的时代，国际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革命形势的需要，既为列宁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又向列宁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的迫切要求。
正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研究，成为列宁萌生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观念的逻辑起点。
”[15]“在十分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面前，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总结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审慎的酝酿讨论。
根据列宁的提议，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做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同时采取了与新经济政策相配套的法律改革，从而揭开了苏维埃俄国历史上又一场伟大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
”[16]
但是，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
“托洛茨基曾于1920年2月向列宁和中央提议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
同时建议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并建立商品交换制度。
尽管他的建议当时被列宁和中央拒绝，但这却说明托洛茨基至少应该是最早倡导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之一。
”[17]
研究托洛茨基的波兰学者伊萨克说：
托洛茨基“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党还在固执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是列宁的天才的重大措施……这一功绩至少是被夸大了”[18]。
郑异凡认为：
“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发展是集体的创造，当时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
二 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改变
列宁曾指出，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0]。
苏联解体后，中俄学界对列宁这段话做出了不同解读。
中俄学术界在新经济政策是否是1918年政策的继承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俄罗斯右翼政论家尤利·布尔金认为，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思想与其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建设的社会主义定性为“民主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的列宁是极其热烈的革命者、理论家和大规模社会摧毁活动的实践者。
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则要求不要摧毁、而要活跃资本主义。
这时他不仅仅是和平的改革者，而是渐进的改良主义者。
他仅用两年时间就走完了人类经过几乎一个世纪才能走完的思想发展历程。
”[21]在新经济政策下，社会主义并不敌视资本主义，并不把资本主义赶出历史舞台，而是吸收资本主义。
两者是相容的，两者在从事共同的文明工作并且能够在经济中相对长期地（虽然有竞争）共存。
这说明，列宁以前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时大概自己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现在把它看做是全然不同的某种东西了。
这是另一种社会主义。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40年间，这种社会形态始终没有一个名称。
不过现在，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知道，现代语言称它为“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多元社会主义”、“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或侧重点不同的“人民资本主义”、“社会取向的资本主义”等。
所有这些都是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说法[22]。
布尔金的思想在当今俄罗斯有一定的代表性。
与布尔金一样，霍多尔科夫斯基也认为：
“经济政策被迫改变了，列宁对诸如商品生产、市场、贸易、私营企业等范畴的问题及这些范畴与‘社会主义’概念的结合问题的态度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
”[23]
有的俄罗斯学者提出，列宁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改变是对社会主义性质的看法的根本改变。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对‘合作社’和‘社会主义’这些概念的阐述，与他此前对这些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阐述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列宁写出‘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样的话是绝对负责任的，因为它反映出列宁早就在重新考虑自己对解决国家政权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俄国的‘内部经济关系’应是什么性质这一问题的观点。
”[24]
中国学者谢韬也持此观点。
他说：
列宁“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
“列宁在晚年认识到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25]
段炳麟、柳植、刘彦章等中国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新的发展，是改“强攻”为“围攻”，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构想，并不是1918年春天设想的政策的继续[26]。
俄左翼学者对以布尔金为代表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格·库斯托夫认为：
“列宁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拥护者，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信仰这一学说，为这一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说列宁的哲学世界观和心理道德价值观发生了质变，这是布尔金的臆造。
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他所认为的列宁的社会政治观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发生了‘根本改变’寻找‘根源’。
”“他对俄国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分析采取的是抽象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是整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通病。
”[27]
而其他左翼学者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策略，并非改变了对社会主义性质的看法。
俄罗斯历史学博士В.П.德米特连科认为：
“应该注意到‘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危机并不等于共产主义学说本身的危机。
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非常薄弱，无法同这个庞然大物（广大群众的浪漫主义化意识）一争高下。
理论上的个别突破（如号召加强苏维埃的贸易和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号召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完全被纳入‘暂时退却’、‘战术动机’之类的范畴。
大肆鼓吹的所谓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到1923年实现了转变这一传统的（引经据典的）、未经科学论证的说法，是又一则非常令人遗憾地得到传播的历史编纂学神话，并无人和关于此类‘修改’的实际证据。
列宁同其战友在理论方面（包括关于合作社运动、关于提高国家的普遍文明水平、关于加强民主等）的所有书信，实际上都属于对战术问题的解释，没有扩张到社会复兴战略。
”[28]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教授、哲学博士尤·普列特尼科夫指出：
“对于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所谓新，不是就其本身而言，而是针对此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的。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确实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种根本的改变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
”[29]“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改变就是承认近期、早期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分。
”[30]“1921~1923年，列宁还缺乏足够有力的理由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作激进的改变。
尽管如此，列宁的思想也在发展：
起初是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对当时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的一般性描述，后来则密切注意合作社，把它当成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保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趋向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31]“列宁改变的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而是看问题的角度：
从前，夺取政权以前，他是‘从下面’，从革命的地下状态看社会主义，考虑到夺取政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而现在是‘从上面’，从一个掌权者的角度——从经济组织、文化的角度看社会主义。
”[32]“改行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任务抑或只是策略手段?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不再是那么无可争议、确定无疑了，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
其实，长期战略根本不是那些政治反应灵活并善于即兴发挥的政党的活动所素有的。
几十年来这些政党只是磨炼出了策略技巧并毫不动摇地保持了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信念。
”[33]“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开始社会主义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这并不是列宁的政治哲学观点和道德价值观发生原则转变的结果。
这些过程是苏维埃政权战胜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的结果，是被推翻的阶级停止武装反抗的结果。
这些阶级的部分代表人物开始与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有时还能合作。
”“新经济政策作为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新政策，是列宁早在1918年即已形成的政策原则的继续和发展。
”[34]
中国学者认为，对列宁的社会主义看法应作如下理解：
“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解决经济任务不同于政治、军事任务，如果还是按照老办法靠热情、靠英勇来解决经济任务，必然要犯错误。
第一，对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和方法的看法改变了。
过去是运用暴力或政权消灭剥削制度、消灭商品货币，用直接过渡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现在要把中心放在经济文化建设上，通过若干中介环节，以迂回的和平改造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看法改变了，过去习惯于把合作社看做是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现在看出是社会主义的；过去把农民看成是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现在看成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过去把商品货币看做是资本主义的，现在已认识到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第三，尤其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整个合作社作用、地位和意义改变了。
”[35]
三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列宁本人曾在不同的侧重点上多次使用“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这一提法。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
1921年5月，列宁指出：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全面支持地方的首创精神，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
”他还指出：
“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就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实质。
”同年12月，列宁从通过交换建立工农联盟这个意义上论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组织得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只能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利用商业并逐步发展农业和工业，使其超过现有水平，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现实迫使我们非走这条路不可。
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全在于此。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
”1922年10月，列宁说：
“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
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
”
由于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有不同的概括，就给后人的探索留下了空间。
同样，由于列宁留下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和提法，学者们根据自己对列宁文本的解读而进行各自不同的阐释。
（一）新经济政策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趋同
将新经济政策的性质定义为社会主义，抹杀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区别，实际上为当今的民主社会主义、多元社会主义唱赞歌。
苏联解体后，这种观点甚嚣尘上，其中以布尔金为首的俄右翼学者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列宁的态度是明确的。
对他来说，新经济政策不是从社会主义‘退却’，也并非只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台阶。
新经济政策就是社会主义本身，至少是社会主义的开端。
”[36]布尔金认为，列宁《论合作社》一文“实际上是在论社会主义的实质。
其创新之处在于，列宁实际上完全抹去社会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
“只要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列宁从未说过把合作社原则运用到工业中，从种种迹象来看，也没有这种可能性。
他提出的社会经济模式是两种成分的经济模式，即商业化的国有成分和合作化的私人成分相互作用，而不是一方吞并另一方。
”[37]
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科学方法中心主任米·伊格尔金也持这一观点：
“在向世界社会主义建设过渡后，列宁也有某些提法与当代的相一致，如‘两种成分的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取向的资本主义’、‘多元社会主义’等。
他甚至发现了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生’、‘趋同’的说法，这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到日程上的东西。
”[38]
中国学者余伟民对1918年春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进行了考察。
他指出，1918年春计划的基本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直接过渡的设想[39]。
（二）新经济政策是一场试验
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场试验，中外学者都有这样的观点。
但是，他们在其内容上有明显的褒贬义之分。
俄罗斯伊万诺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列·叶·法因则提出：
“1920~1921年之交，由于同农民发生异常尖锐的冲突，苏维埃政权被迫减弱了直接攻势。
其意图是尝试把正常经济（市场）的某些因素‘装进’苏维埃体制，以此摆脱危机并继续实施共产主义方案。
合作社被认为是这种‘可接受的’要素之一，因而在1920~1921年之交，对合作社施以新花招，实际上是新一轮的强制性‘实验’。
它与以往战时共产主义的实验不同，可以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实验。
”[40]
中国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在俄国那种落后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上的一种改革运动。
从今天的角度看，它实质上是以社会主义体制（共产党执政）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的创造性实验[41]。
（三）新经济政策姓资本主义
持这种观点的人均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不同的。
一部分学者持悲观的态度，认为新经济政策必然演变为资本主义。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策略。
1.新经济政策是内部的蜕变和蜕化，必然演变为资本主义
20世纪20年代，“路标转换派”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战略上的退却，而是朝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演变。
（“路标转换派”甚至发表议论说）这个苏维埃政权究竟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
共产党员说，在建设共产主义国家，并且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
布尔什维克在困难关头哄骗私人资本家，然后，据说就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实际上这不是什么策略，而是蜕化，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42]。
2.新经济政策性质是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战胜资本主义
苏联解体后，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都认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就性质而言是资本主义的。
“列宁认为采取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但是他也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斗争以另一种形式在不同条件下的继续，也就是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发展条件下在经济建设领域内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43]
原苏联科学院苏联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米·格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业已形成的无商品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关系基础上发挥作用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全面对抗的战略退却；从被理解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尽快‘消灭’市场的方针的退却”。
“列宁认为的‘退却’的第一阶段是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但不是退回到作为顽症体制的资本主义，而是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回。
第二阶段是‘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其主要目标是“在无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之路”[44]。
这主要是因为：
“俄国社会是多经济成分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程度提高（在产生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专政制度下就是如此，其实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某种势均力敌的状态下共存），所以革命制度在政治先锋队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情况下绝非注定发生蜕变。
”[45]
历史学博士奥·亨·纳扎罗夫也指出：
“布尔什维克领导关于建立无阶级、无商品社会的方针在改行新经济政策后仍未改变。
苏维埃制度的决定性矛盾，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的战略方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同时还经常不断地产生各种范围和各种尖锐程度的危机。
这种情况促使国家领导人随机应变，采取一切退却的和迂回的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在领导人看来不会明显阻碍达到战略目标就行（但从未说过有可能放弃或根本修正这一战略目标）。
”[46]“新经济政策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暂时的、不情愿的、被迫的退却，是向资本主义的让步。
只要一有机会，这种让步就应收回，回到共产主义的经营原则上来。
”[47]
中国学者也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
“新经济政策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能是利用资本主义来搞垮社会主义的政策，它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而绝不是实行阶级调和、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政策。
”[48]
“不少同志把新经济政策当做社会主义的政策。
这种看法就在于：
一方面，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界限，把过渡时期笼统地划归社会主义时期。
另一方面，也没有能够具体地分析和把握列宁在不同场合所使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
”[49]
“列宁在制定和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首先，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是以承认落后、承认困难和承认危险为出发点的。
列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最彻底的表现，是不但承认新经济政策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的，要克服它的一切消极面，而且强调一定要向广大群众说清楚这一点。
他在几乎所有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文献中，都说明了这一思想。
”[50]
3.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和让步，是以社会主义为理想的间接过渡20世纪20年代，不少政治家和学者驳斥了“路标转换派”的观点。
布哈林认为：
“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
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51]“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
”[52]“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即使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我们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诚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近时期内，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必然是落后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不过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即使这些形式也会保证我们越来越朝着日益完善和日益完全的社会主义形式前进。
”[53]
托洛茨基认为：
“从政治上来说，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对农民让步，但它作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国营工业发展的必然阶段的意义一点也不小于前者。
”[54]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作题为《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
他明确指出：
“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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