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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今日头条分享
20111031头条分享
中国金融界大换班农、建行董事长辞职
10月28日晚间，农业银行（601288.SH；1288.HK）和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分别发布公告称，项俊波和郭树清辞去该行职务。
公告均未透露两人去向，也未透露谁将接任其职务。
来自多个渠道的消息显示，中国金融界新一轮高层人事变动拉开序幕，涉及多个大行和监管部门。
农行公告称，根据国家金融工作需要，项俊波请求辞去农行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职务。
项俊波的辞职信于当日送达农行董事会并生效。
郭树清辞任原因同样是“根据国家金融工作的需要”。
建行公告称，郭树清已向建行董事会提出辞呈，请求辞去建行董事长、执行董事等职务。
郭树清的辞任自辞呈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建行董事会表示，对郭树清在任职期间，领导建行重组上市、战略转型、改革创新及经营管理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谢意。
郭树清则表示，对建行所取得的成就十分欣慰，并表示，“请辞依依不舍”。
郭树清以学者型官员和银行家著称。
他年青时曾在内蒙古“插队”，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马列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任助理研究员，1988年2月正式调入国家体改委工作，1993年5月起，历任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与试点司司长、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秘书长等职。
1998年7月，郭树清到地方任职，任贵州省副省长。
2001年3月，回到金融系统，出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3年12月—2005年3月间兼汇金公司董事长。
2005年3月，郭树清临危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长，领导建行完成引进战投、上市。
1957年出生的项俊波，年青时曾参军入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曾赴老山前线作战。
项俊波长期在审计署系统任职，2002年3月出任审计署副审计长、党组成员。
2004年7月，项俊波转任央行副行长、党委委员，2005年8月，央行成立上海总部，项俊波兼任该部主任。
2007年6月，项俊波“空降”农行出任行长，推动最后一家国有大行的股改和上市工作。
2009年1月，农行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项俊波出任董事长。
2010年7月15日和16日，农行分别在上交所和港交所挂牌上市。
抚松谜案：
骗子如何分食23亿铁路工程？
10月27日，吉林省抚松县城附近的宇松铁路工地。
贵州毕节的农民工郝成亮至今还住在工地上，等着结算他被欠了近一年的工资。
他头顶的胜利村隧道工程停工已经两个月，脚下的头道松花江河道上还有人围着未完工的混凝土桥墩忙活，但那不是在施工。
不久前，这项总投资23亿元的铁路工程丑闻被揭露。
靖宇至松江河铁路工程（下称宇松铁路）头道松花江3号特大桥向本应浇筑混凝土的桥墩中加入石块。
接下来，承建此桥的施工队被发现不具备隧桥的施工资质。
承建2号特大桥的吕天博，被媒体称为一个“完全不懂建桥、只当过厨师”的人。
更匪夷所思的是，该项桥梁、隧道工程的承包方也被发现是一伙假冒江西昌厦建工集团名义的“骗子”。
该集团称，“犯罪分子伪造该公司印章、骗取材料承接了该项工程。
”
事件发生后，宇松铁路全线停工，铁道部调查组进驻调查。
“豆腐渣”省级重点工程
宇松铁路全长73.361公里，位于吉林省白山市的靖宇县和抚松县境内，这里地处长白山区，地质复杂，桥梁和隧道共47处，全长超过41km。
2009年由铁道部批准建设，项目业主单位为沈阳铁路局。
全线由中铁九局承包施工。
宇松铁路2005年9月18日被铁道部和吉林省列为部省协议项目，是吉林省的重点工程，总投资23.11亿元。
由于地质复杂，2009年4月时，靖宇县一名领导曾介绍宇松铁路是当时国内单位里程造价最高的铁路。
该铁路在抚松县境内的胜利村隧道与2号、3号特大桥首尾相连，再加上1号特大桥，共4个标段，被中铁九局分包给了江西昌厦建工集团公司（下称江西昌厦）。
但江西昌厦又把4个标段再次分包，其中2号特大桥分包给了吕天博，3号特大桥分包给了吉林市人张维兰，胜利村隧道则分包给了吉林市人郑伟。
今年6月，有人举报松花江3号特大桥的施工者向本应浇筑混凝土的桥墩中加入了石块和废渣。
此事被媒体揭露后，多名桥梁设计和施工领域专家告诉记者，如若报道属实，此行为违反设计要求，将严重影响桥墩质量。
10月27日，在3号特大桥施工现场，有施工者告诉本报记者，加石块事件也有可能是一场误会。
“桥墩基座施工打围堰时要加入石块，举报者可能将此误以为是往桥墩中加了石头。
”这位人士说。
但此前报道中，张维兰曾向中铁九局项目部承认加了石块，且接受了1万元罚款的处罚。
目前，各方都在等待铁道部调查组的结果。
接下来，更惊人的情况接连被发现：
承建此桥的张维兰等人的施工队，是不具备铁路隧桥的施工资质、没有路桥建设经验的农民工。
承建2号特大桥的吕天博，则被媒体称为一个完全不懂建桥、只当过厨师的人。
更匪夷所思的是，承包1、2、3号特大桥与胜利村隧道的江西昌厦，忽于2011年9月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从未与中铁九局签订过靖宇至松江河新建铁路项目的合同，并称是被犯罪分子伪造该公司印章、骗取材料承接了该项工程。
“我们从来没有在东三省接过工程。
”江西昌厦的法律顾问、律师黄文辉10月26日对本报记者说，江西昌厦早在2010年底就接到了吉林省靖宇县劳动局的公函，称江西昌厦拖欠农民工工资，此后又陆续接到了法院传票，“我们当时感到莫名其妙”。
后来，由于中铁九局被郑伟起诉欠薪，江西昌厦又被中铁九局起诉，要求解除承包合同。
我们这才发现我们公司被人冒用了身份去承接工程。
”黄文辉告诉记者，“我打电话给中铁九局说承包宇松铁路的昌厦公司是假的，“电话那头说‘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啊？
’，然后就挂了”。
江西昌厦派人前往吉林应诉不断出现的欠薪官司，才渐渐得知，两个东北人万刚和刘景致是以江西昌厦名义和中铁九局签订分包合同的人。
据查证，在3号大桥工地，张维兰的身份是“江西昌厦副总”，而自称“江西昌厦北区老总”的万刚则是张维兰的上司。
他们的真实关系是：
张维兰与江西昌厦毫无关系，只是万刚找来的施工队长。
万刚江西昌厦北区老总的身份也是假的。
他只是吉林省通化市一个施工队负责人，他身份被揭穿源于他另一个“手下”的举报——胜林村隧道的施工队长郑伟。
那么，假的江西昌厦如何能获得中铁九局的分包合同呢？
黄文辉称，他为此事找到万刚，“万刚和我们说，他是江西昌厦法定代表人陈裕民的委托人，握有盖着陈裕民印章的委托书。
并且两人提交了盖有江西昌厦公章的资质证书复印件。
”
黄文辉称，这些印章和公章都是伪
造的，是有骗子私刻了江西昌厦的印章，假冒江西昌厦名义骗取了工程承包合同。
但万刚并不认为自己是骗子。
“我没有私刻江西昌厦的公章，是江西昌厦的员工拿着材料与中铁九局签署了合同。
”10月25日，万刚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称，自己此前并不知道江西昌厦这家公司，“出事后去了两次江西，见了几个高管。
他说，这次自己也是被假公章骗了，也是“受害者”，他已为此向公安部门报案。
黄文辉称不存在江西昌厦内部员工私下与万刚合作的可能。
黄文辉说，他在调查此事中发现，假印章是经过几次倒手之后才到了万刚手中，目前仍没有查清究竟是谁伪造了印章，只是得知倒手链条中的某人当时为了得到印章“花了7万块钱。
”
至于“骗子”向中铁九局提供的那些资质证书复印件，则有可能为真，“公司每参加一次招投标都要流失出去一套资料，搞这一行的人很容易拿到”，黄文辉说。
按照黄文辉的说法，这不是江西昌厦第一次被人假冒，在天津、沈阳、成都、重庆等地，江西昌厦都曾被冒名。
甚至曾有人私刻了印章在天津注册成立了一家江西昌厦的子公司。
但一个事实是，即便是江西昌厦，也没有桥梁和隧道工程的专业资质。
“昌厦公司一直是做市政工程的，没有做过桥梁隧道项目。
”黄文辉对本报记者说。
据江西昌厦官方网站介绍，该公司的专业资质在于承包企业建筑装修装饰、市政公用、房屋建筑、消防设施等方面工程。
没有资料显示它具备桥梁、隧道类工程资质或以往承建过此类项目。
一个未能解释的疑点是，“骗子”为什么不假冒一家具备桥隧工程资质的公司而去假冒没有资质的昌厦？
“找一个名气较大、离工程项目地又远的公司冒充，是普遍做法”，黄文辉作此推测。
谁是“骗子”？
无资质企业如何通过审查
那么，万刚和刘景致为什么能够以不具备资质的江西昌厦的名义，获得宇松铁路的工程合同呢？
本报记者查阅了多个省份的工程承包流程，对承包方资质的审核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
按照正常流程，承包人须出示资质证书原件，有的甚至要求承包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到场。
而此事件中，中铁九局显然没有严格遵循这些规定。
江西昌厦法定代表人陈裕民并未到场。
中铁九局宇松铁路项目部负责人张晓龙10月27日则向本报记者证实，“当初自称江西昌厦的人是拿着加盖江西昌厦公章的证书复印件去办的”。
当被问到中铁九局当时是否审查过江西昌厦的资质以及是否知道江西昌厦不具资质时，张晓龙答：
“这个我不清楚。
”
此前媒体报道中援引中铁九局三公司一名王姓负责人的话称，“江西昌厦是沈阳铁路局的一个高层领导介绍进来的，你说我们怎么审查？
”
本报记者未能联系到中铁九局三公司的这名负责人求证此事。
而黄文辉的说法是：
“事发后，万刚曾两次来江西昌厦，求我们放他一马。
他说他为了得到这个工程，花了70万送礼。
”
刘景致或是此事件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万刚也告诉记者，“活儿是从刘景致那来的”。
黄文辉也称万刚其实并无实力，倒是刘景致从事建筑业多年，有一定资本积累。
万刚告诉本报记者，他和刘景致拿到4个标段的承包工程后进行了内部分包，他负责胜利村隧道和3号桥，但刘景致签了合同后却“不想干了”。
因此，2号桥的施工者吕天博是由万刚方面介绍进入的。
“我当时没收一分钱管理费和好处，还自己垫资，就是想做个好工程，将来可以继续接中铁九局的活”，万刚说。
至发稿时，本报记者未能联系到刘景致进行采访。
万刚则几次拒绝与记者见面，表示自己正焦急地等待铁道部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我从中铁九局拿到承包合同后，亲自参与了施工，我对工程质量是格外严谨的。
如果质量真的出了问题，我们也不会见面了”，他说。
山西万亿民间资本转型问路
被“煤改”挤出的产业资本因金融生态的单调而分散流失。
现在若反身进入民间金融领域，则需要寻求一条不同于温州高利贷的道路
当新“煤都”鄂尔多斯一夜暴富却深陷民间借贷崩盘危机时，旧“煤都”山西则刚刚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阵痛，留下超过万亿的煤炭资本等待重生。
过去两年，山西掀起的那场规模空前的“煤改”风暴，将“煤老板”一词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原先遍布全省的2200多家煤炭企业，通过急风暴雨式的兼并重组，现在只剩下130家左右，70%以上的煤矿实现规模化和国有控股。
这场“煤改”风暴中，到底有多少民间资本从煤焦产业撤退？
早在今年7月25日的一次座谈会上，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聂春玉就曾透露，近几年仅淘汰落后产能，从煤焦等传统产业退出的民间资本就将近2000多亿元，而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奋斗与积累，山西大约积攒了1万亿元左右的民间资金。
2000亿元，如此庞大的民间资本撤离，居然如此悄无声息，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民间融资向来活跃的山西，似乎不可思议。
2010年以来，房地产宏观调控步步加码，曾经一掷千金、在房地产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山西煤老板们，一夜之间变得异常低调。
这帮房地产投资常客，悄然从北京、上海、广州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撤退，有的转战内蒙古、新疆矿山继续淘金，有的转向金融领域，成为当地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主力军，也有的转向了房地产，更多的人则低调地“消失“。
“没有人能说得清山西民间融资规模到底有多大，如果有人说他能说得清楚，那他肯定是瞎说。
”10月27日，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的一位中层人士如是向记者坦言，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信息渠道和方法去掌握真实的民间融资状况。
人行太原中心支行一份一年前的调研材料显示，山西省民间融资规模估计在2000亿元左右，占全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33.6%，民间融资规模呈逐年增长态势。
2000亿溢出资本低调转型
近两年，“煤老板”的身份正在发生各种微妙的变化。
煤老板老曹（化名）的新身份是山西吕梁某县生态园的幕后老板，2009年，煤改风潮中，将自己旗下年产30万吨的小煤矿作价入股当地国有矿务局后，他仅仅保留了一个小型的焦化厂，而后全身心地搞起了生态园相关的种植和旅游业。
10月25日，老曹告诉记者，目前生态园还处于投入期，但在当地已然属于新兴产业，“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很大。
”
在老曹之前，他的同乡，2006年被胡润“能源富豪榜”列为山西首富的大土河焦化公司董事长贾廷亮，在2009年曾斥资4亿元建起了山西吕梁市规模最大的高级中学。
贾廷亮和老曹不过是山西重要产煤区吕梁市众多转型的“煤老板”之一二，而更多的“煤老板”则离开山西，走向更远的新疆、内蒙古去重新买矿、淘金。
“几乎所有的大煤矿主都在外地积极寻求新的矿产投资，主要集中于新疆和内蒙。
”10月26日，人民银行吕梁支行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作为山西产煤大区，煤炭资源遍布河东、霍西、西山和宁武四大煤田的吕梁市，“煤改”之后，将近60%的煤矿被关停，煤矿数量从原先的250个降至目前的70-80个。
上述人行吕梁支行人士透露，煤改撤出来的煤炭资本主要投向五花八门，相当部分煤老板转型做起了金融，包括方兴未艾的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
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以山西吕梁为例，2009年煤改启动之时，当时整个吕梁市小额贷款公司仅为两家，目前已经发展到40家左右，贷款余额在20亿-30亿左右，注册资本一般在一亿上下，煤炭资本占比较高。
另一个地级市晋中，截至2010年年底，已有36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金总额达24.1亿元。
根据《山西省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欠发达县域2000万元）；组织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得低于8000万元（欠发达县域3000万元）。
上述5000万元资本金的规定，要远远高于目前晋源泰、日升隆各2380万、2500万的注册资本金，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挡煤老板们的小贷投资潮。
此外，也有部分煤炭资本转向了村镇银行。
上述人行人士透露，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吕梁市的村镇银行从无到有，目前已经发展到四家，其中孝义、柳林等县市的村镇银行，除国家规定的40%村镇银行股权须由商业银行发起外，其他大部分为煤老板出资。
以吕梁柳林汇泽村镇银行为例，该银行注册资本1亿元，由鄂尔多斯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柳林县瑞丰能源投资公司和8名自然人股东共同投资。
据山西省金融办主任郭保民此前透露，山西省目前有小额贷款公司200多家，总量资本金和贷款投放约100亿元。
这与高达2000亿元的煤改溢出资本相比，杯水车薪。
此外，民间投资逐步放开之后，一些煤炭资本也相继加入到公交、长途汽车、公路建设、学校等领域，吕梁不少县市的供气、供热系统便为当地民营企业运作。
在山西吕梁当地一位人行系统的官员看来，尽管官方宣布相当部分的煤炭资本从煤炭领域撤出，但事实上，大多数煤老板并没有拿到现金，相当部分以矿权折价的方式入股到兼并重组后的大型煤炭集团，真正撤出的煤炭资本并不多。
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民间融资活动向来活跃的山西吕梁等地，没有走向极端。
根据人民银行吕梁中心支行的测算，截至2010年年末，吕梁市民间融资总规模为145亿元，相当于同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55.2%，这一规模与2008年底的140亿元不相上下。
不过，在老曹看来，煤老板的辉煌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即便转战到新疆、内蒙古开矿，也同样面临煤炭资源整改和“国进民退”的问题，“做不了多久”。
房地产PE高和投资董事长苏鑫认为，尽管在煤炭整合后，山西民间资金也在寻找投资实业的机会，但与煤炭的高利润相比，任何实业都显得不具吸引力。
而且，已经习惯于较为简单的赚钱方式的资本，很难再变得“勤快”起来。
与低调留守山西本土的民间资本相比，更加庞大的山西煤炭资本正在外流。
此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与高和资本合作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也显示，山西超过万亿的民间资本，大量外流至其他省份，并没有留在山西当地。
上述报告显示，从规模上，山西民间资本规模已超过一万亿，这一数字远远超过鄂尔多斯2000多亿的规模；然而，在活跃程度上，山西民间资本远逊鄂尔多斯，甚至逊于刚刚兴起的陕北。
山西万亿民间资本转型问路
一位当地监管人士告诉记者，山西民间资本外流，恰是造成今日不同于鄂尔多斯和陕北民间借贷泛滥、房地产泡沫乱象丛生的关键，而这背后则是山西长期以来严重抑制的金融生态环境。
“由于资本外流严重，山西并没有像鄂尔多斯一样，投向本地高杠杆的房地产投资，造成严重过剩的房地产供应。
”上述监管人士表示，尽管2010年以来，太原及周边县市的房价略有上涨，但与国内其他省会城市相比，仍处于价格洼地。
在苏鑫看来，山西民间煤炭资本的外溢，也造成北京、海南等特定区域的高端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项目仍旧是山西民间资本最主要的投资渠道，因为——几乎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
苏鑫认为，在缺乏更好出口的情况下，煤炭整合后的山西民间资本正在向基金等资本证券化的形式进化，尽管，进化的速度也许仍旧有些缓慢。
但是，与鄂尔多斯等新兴民间资本不同，山西民间资本显然更易于接受资本证券化的概念，将钱交给更专业的人士进行投资。
山西异象：
实体经济“吸金”
山西民间借贷之盛，可用一例说明。
在此前人行吕梁支行的一个问卷调查中，既有民间借款债权又有民间借款债务的企业占比达到37.5%。
与温州、鄂尔多斯庞大的民间融资聚集到高杠杆的房地产投资相比，民间借贷历史久远的山西差异却很明显。
山西文水，一个吕梁市下面的小县城，县城沿河江畔一排排等待开发出售的小区，现在已是浙江温州人的天下，不过，相比前两年火爆的销售场面，这个冬日显得有些冷清。
“温州炒房团已经杀到了山西。
”当地一位金融系统官员笑道，山西的高利贷资金则主要投向了实体经济。
太原人行的调研显示，2008年末山西省民间融资规模估计在2000亿元左右，从地区分布看，吕梁、忻州、临汾是山西省民间融资最活跃的地区，三地的民间融资余额在全省的占比在60%以上。
2010年6月底，吕梁地区柳林县某煤焦企业主，拥有民间融资债务4500万元，同时出资1个亿，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拥有其他企业债权9000万元。
前述太原人行的调研显示，民间资金供给者在考虑向高收益行业投资的同时，开始注重选择向本地区优势行业进行投资，最大可能地规避风险。
据其对民间借贷活跃的忻州市调查，代县80%的民间资金用于铁矿开采、加工，定襄县有90%的民间资金用于锻造业，静乐县有75%民间资金用于煤炭运输，保德县有80%民间资金用于煤炭开采。
“温州民间融资最终渠道转向了投机和炒作，比如炒房、炒煤和炒大蒜，一旦资产价格下跌，民间融资链条就有可能出现崩溃。
吕梁的民间借贷主要集中在煤炭、焦炭等行业，煤焦行业如果陷入不景气，民间融资才会出现问题。
”吕梁人行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调查表明，到2010年9月底，吕梁市存在民间融资145亿元，其中80亿元属于企业之间的相互融通，占到民间融资总额的55%。
在山西吕梁、临汾等煤焦产业发达地区，企业内部集资行为也很普遍，企业在流动资金不足，同时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的情况下，以“入股”、“福利金”、“保证金”等名义向企业股东或职工集资。
据吕梁人行系统官员介绍，此种筹资方式主要发生在少数优势煤焦企业内部，其筹资目的有二：
单纯为了筹集生产建设资金；在筹集建设资金的同时，通过支付较高利息变相给职工发放“福利”。
对于企业而言，由于所属的煤焦行业为国家信贷政策的限制性产业，银行信贷审查较为严格，且贷款从审批到发放期限相当长，而通过企业内部职工借款的方式，资金到位比较快。
记者调查发现，此种筹资方式月息能给到20‰-30‰，利息相当可观，比如一般煤焦企业，科级干部内部筹资额每人50万，普通职工20万。
以吕梁地区一家名为同德焦煤公司的企业为例，几年前该公司就曾以扩股名义，按年息20%，期限三年，用煤矿做担保向个人融资4500万元。
山西投资于实体经济的民间借贷，与温州地区相比，融资利率要稍低一些。
据当地人行系统官员透露，吕梁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基本在月息15‰-25‰，最多也就是30‰，超过30‰的很少。
此外，相较于温州，山西民间融资创新仍显不够，其民间融资链条上的中介环节并不多。
上述人行人士介绍，“温州的特点是，资金从小户集中到中户，然后集中到大户，资金的中间链条较多，一旦最终投资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山西的民间融资链条中间环节较少，多为一步到位。
”
山西民间融资中介机构不发达是事实。
与江浙随处可见的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相比，山西的担保公司并不多，且基本为财政出资的政策性担保机构。
作为变相的民间融资渠道之一的典当行等机构，在山西也尚未大规模涌现。
“典当行也是民间融资的一种方式，也很少，一个县也就一两户。
”上述人行人士介绍。
民间融资链隐忧
然而，表面的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进入2011年，宏观经济变幻莫测，山西省四大产业支柱煤、焦、铁、电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尤其是焦炭和钢铁等存在过剩产能的产业，企业生存前景堪忧。
山西省建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进入2011年后，从商业银行角度看，焦炭和钢铁产业已经是“基本不能进入”的行业，电力企业这两年亏损也很严重，所以各家银行态度早已转为谨慎，以前是放开做，现在要评估，能进就进，不能进就不做，真正敢进的只有煤炭行业了。
继煤炭企业整合重组后，山西省又在年初推出《山西省焦化行业兼并重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根据指导意见，通过兼并重组，到2011年底，独立焦化企业保留150户左右，总产能控制在1.4亿吨，淘汰落后产能2000万吨。
独立焦化企业户均产能要达到90万吨以上，其中兼并重组主体60户左右。
一家位于长治的中小型民营焦化厂企业主向记者抱怨，焦炭已经不赚钱了，他正在筹谋将手中的1亿-2亿元的闲散资金投向房地产，房地产调控后，当地房价上涨幅度已达30%。
如此一来，一旦煤炭价格向下走，民间融资过度集中到煤焦等行业的弊端就会显现，正如前文吕梁人行人士所言，一旦煤焦行业不景气，山西民间融资链条断裂不是没有可能。
此外，据本报记者调查，民间融资活跃的山西吕梁等地区，其主要的资金拆出方，相当部分来源于煤改后政府给矿主或个人的补偿金，此外，与温州相似，相当部分参与主体来自于公务员系统，民间借贷的“官银”色彩较重。
尽管当地也时而爆出企业主跑路现象，但吕梁人行人士表示，目前民间借贷仍然在安全系数之内，出问题的比例不到5%。
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地金融体系不少人士对此都持乐观态度。
在当地一位银行家看来，山西煤老板已有30年的财富积累史，这与近五年来因煤炭资源和宏观周期活跃一夜暴富的鄂尔多斯有很大的不同，“山西毕竟是一个老煤炭基地，资本原始积累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山西煤老板经历过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
”
在其看来，山西以煤炭、焦化、钢铁等行业为主的中小民营经济结构与温州有很大的区别。
经过过去三年乃至十年的小煤矿清理整顿，此前遍地煤老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留下的企业当中，抗风险能力要好过温州的企业。
*ST申龙三轮重组劫
上市3年后业绩变脸，连续三年亏损被迫暂停上市，*ST申龙最终被深陷债务危机的大股东拖垮，不得不在2009年开始寻找新的重组方。
2009年3月和10月，陕西炼石和江苏阳光置业先后成为*ST申龙控股股东申龙集团寻找的重组方，但或因为债权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或囿于政策限制，最终均未成行，直至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润光伏”）在2010年3月份浮出水面，*ST申龙的重组总算逐步走入正轨。
不过，记者发现，第二轮参与*ST申龙重组的江苏阳光集团其实是新一轮重组背后的主导力量，其在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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