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麟遇害案及侦破经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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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麟遇害案及侦破经过

李兆麟遇害案及侦破经过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邮票中，为革命烈士个人发行的纪念邮票只有一套，这就是东北邮政总局遵照时任松江省（后并入黑龙江省）主席冯仲云的建议，于1948年发行的“兆麟将军遇难二周年纪念邮票”。

1946年3月9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委员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勾结汉奸土匪暗杀，经过公安人员长达10多年的侦察追查，元凶大部落网伏法。

　　名列黑名单之首

　　李兆麟，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辽宁省辽阳烟台区（今灯塔市），1929年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受东北民众救国会和时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胡乔木的派遣，从北平返回辽阳开展抗日斗争。

此后，他曾任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

　　在东北14年抗日斗争中，李兆麟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是辽南地区抗日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指挥了1932年8月义勇军攻打沈阳的战斗。

此后，他遵照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指示，在本溪、沈阳开展地下斗争，主持创立中共本溪地下组织。

1933年后，李兆麟协助赵尚志创建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抗联第三、第六军。

李兆麟还领导北满抗联部队翻越小兴安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西征，在松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攻克讷河、克山、三肇（肇东、肇源、肇州）等地。

据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统计，自1939年6月至12月，李兆麟率领抗联第三路军仅在伪“北安省”（今黑龙江省境内）就与日伪军作战276次，1942年上半年又作战101次，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曾将李兆麟领导的抗联第三路军与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并列为“满洲国治安整顿之癌瘤”。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李兆麟和周保中一起，领导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和八路军反攻东北，先期进占57个战略要点，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发挥了先遣队作用。

此后，李兆麟在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和陈云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工作，宣传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积极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受到中共中央的信任和重用。

1946年1月，李兆麟被正式任命为北满分局委员，名列陈云、高岗、洛甫（即张闻天）之后。

1月26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定李兆麟为东北与国民党谈判的公开负责人之一。

　　早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戴笠就拟定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在东北的整个部署，特别是组建“滨江本组”，直属军统局和戴笠本人领导。

经过戴笠亲自遴选，张渤生被选派负责筹建东北地区的特务网，并被任命为“滨江本组”首任组长。

遵照戴笠指示，张渤生拟定“滨江本组”的工作任务和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搜集东北地区中共和人民武装力量的情报、组织暗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收罗汉奸土匪等。

李兆麟在哈尔滨的活动，有力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内战的真面目，对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反动统治构成极大威胁。

因此，李兆麟被张渤生领导的“滨江本组”视做眼中钉、肉中刺，被列为暗杀名单的首位。

当时，张渤生对特务们解释说：

“杀李兆麟，一是因为他名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实际是共产党在哈尔滨举足轻重的大头目，要往共产党致命的地方捅；二是因为他虽然是共产党，但不是关内来的，更不是延安派来的，杀了他可能引起共产党内互相怀疑，挑起派系纠纷；三是因为他是从苏联回来的，与苏联关系密切，杀了他，还可能挑起苏联红军对延安派的怀疑；四是杀一做百，而且有利于策反其他共产党人，特别是东北籍的干部。

”

　　阴谋策划

　　1945年10月，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暗杀李兆麟的罪恶活动。

10月、11月，伪满江上军（负责松花江水上防务）上尉阎钟章两次探悉李兆麟将外出参加宴会，试图以投毒和绑架方式下手，后因宴会取消而未遂。

12月8日，张渤生再次收到李兆麟外出活动的情报，亲率阎钟章埋伏于中苏友协右侧的水道街（今兆麟街），将体态相貌与李兆麟相似的共产党员、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枪杀。

　　在此期间，张渤生先后主持制定了6套暗杀方案。

他们针对李兆麟喜欢步行的特点，拟在路上寻机暗杀。

但在李钧被害后，中共哈尔滨市委立即决定为李兆麟配备专车，凡出门时必乘汽车，第一暗杀方案破产。

随后，特务们又策划侦查李兆麟所乘汽车的行动路线，企图制造“交通事故”，又因李兆麟行车路线不断改变，特务们无所适从，第二方案也成泡影。

此后，敌特将重点转向闯入中苏友协直接动手，并具体制定3套方案：

一是派遣特务打人中苏友协伺机行刺；二是由特务何士英、刘希贤重金收买土匪，令其闯入中苏友协后，采用放火、爆炸、枪杀等方式谋害李兆麟；三是派遣被李兆麟处决的抗联叛徒之子、特务葛新民闯入中苏友协下手。

但因中苏友协防范严密而均告失败。

　　这时，特务们的诸多方案中只剩一种，就是抓住李兆麟经常参加各种公开集会和社交活动的机会，混入其中下手。

有一次，特务侦知李兆麟将在道里马迭尔饭店剧场集会上讲话，即令特务刘文升混入会场，拟在报告结束时突然拉下电闸，趁乱行刺，但等刘文升拉下电闸时，李兆麟已离开会场。

此后，特务们又搞到两次由李兆麟主持的内部会议的情报，但这两次会议一次变换地点，一次提前召开，特务们又空忙一场。

最后，特务们甚至想乘李兆麟参加“接收大员”举行的各种会议或宴会时动手，终因担心误伤“接收大员”而未成。

　　阴谋一再破产，特务们人心涣散、互相埋怨推诿。

为此，张渤生决定返回重庆向戴笠汇报工作，同时将窃得的大量中共和苏军的情报上交军统。

这时，苏军已从对国民党特务一系列反苏行动的侦查中得知张渤生的真实身份，遂于1945年12月在哈尔滨将其逮捕，给予“滨江本组”以沉重打击。

　　1945年12月，戴笠的另一亲信余秀豪被派到哈尔滨，以市公安局长的身份主持哈尔滨和整个北满的军统特务活动。

余秀豪曾师从美国“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获得警察行政博士学位，回国后进人浙江警察学校。

在余秀豪主持工作期间，浙江警校曾被树立为“全国典范”。

抗战期间，余秀豪于1943年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违警罚法》，并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五训练班教务长。

当时与其同为军统少将的，仅戴笠、郑介民、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寥寥数人。

总之，与张渤生相比，余秀豪干特务暗杀活动更加训练有素，是个极为危险的敌人。

　　自1946年初起，谋害李兆麟的罪恶活动，在余秀豪主持下继续进行。

他重新审查张渤生主持制定的几套暗杀方案，一再指示特务：

“考虑干掉李兆麟的行动方案，一是要利用他与我们国民党斗争还不太熟悉情况；二是利用他重感情，讲情谊；三是利用他豪爽、热情、心直胆大，啥都不在乎等特点。

”“干掉李兆麟，绝不是一件杀了人就了事的事，还必须干得人不知鬼不觉，无

论如何也不能把火引到国民党身上来。

”这时，国民党特务已经侦悉李兆麟即将离开哈尔滨，越发加紧实施暗杀方案的步伐，叫嚣：

“不能让李兆麟走掉，一定要把他勾了!

”

　　政协会议结束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李兆麟以主要精力负责中共在哈尔滨的“国大”宣传和代表选举工作。

他多次代表中共哈尔滨市委和中苏友协与国民党“接收大员”交涉，要求他们遵从哈尔滨民意。

针对这一状况，余秀豪等经过精心策划，决定以国民党政府要员邀请李兆麟谈判“国大”代表问题的名义实行诱杀。

鉴于国民党松江省政府主席关吉玉与李兆麟同为辽阳人、其手下人员中有人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与李兆麟在北平救国会共事、李兆麟又曾任苏军军管时期的副省长等因素，最终确定以关吉玉的名义行骗。

考虑到不能在关吉玉办公室动手，余秀豪决定另选行凶地点。

后经阎钟章推荐，决定选用水道街9号孙海镜住宅，此地原是伪满“松浦洋行”，后一度改做书店，在孙海镜居住期间被张渤生用做联络点。

　　特务们还制定了新的谋杀方案，特务南守善向何士英献计：

“李兆麟正在中年，身强力壮，枪法很准，面对面地干，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我是医生，懂得‘药’的作用，如果先把氰化钾（氰酸钾锂）放在茶水里让李兆麟喝下，再下手杀害，恐他有三头六臂也难逃一个‘死’字。

”何士英闻言大喜，即拨款令南购置配备毒药。

同时，刘希贤又以江北松浦派出所所长的公开身份，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土匪高庆三（一说高庆山，匪号镇北）、孟庆云直接行凶。

为逃避罪责，他们还制定了3套应急方案，其一是毁尸灭迹，拟在行凶后由特务阎力维分尸，将尸块装入麻袋，由刘希贤着警服掩护高庆三将尸体扔进松花江冰窟。

其二为大肆散布“桃色新闻”，混淆视听，为此何士英早在行凶前就拟定了文稿。

其三为抛出直接行凶的土匪当替罪羊。

如此紧锣密鼓的筹划，特务们还忧恐不周，举行预演。

　　对敌人的暗杀阴谋，李兆麟早已有察觉，曾当面质问余秀豪：

“听说有人要暗杀我，我李某抗日十四年，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罪过?

是人就把事情说到当面，干个公开，在背后鬼鬼祟祟搞阴谋算个什么东西!

”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对李兆麟的安全也十分关心，并最终决定将他调离哈尔滨去东北局工作。

在李克农领导下，中共情报系统曾多方侦查敌人暗杀李兆麟的阴谋，并将情况及时通报有关方面。

李立三、冯仲云等也一再提醒李兆麟注意安全、加强防范。

但李兆麟始终以党和革命大局为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继续在虎狼环伺的险境中战斗。

他曾对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毛诚说：

“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李兆麟牺牲后，他的战友每当回忆及此，无不感到悲痛和惋惜。

1946年7月，李立三在哈尔滨一次会议上谈起李兆麟时，仍为“如果我当时坚决要他走，他也许就不会遇难了”而感伤不已。

　　英雄罹难震江城

　　1946年3月7日，何士英命令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的秘书、已打人中苏友协的女特务孙格龄，务必于8日“三八”节庆祝大会后将李兆麟骗至水道街9号。

次日，李兆麟和关吉玉、杨绰庵都参加了“三八”大会，孙格龄在大会上与李兆麟接触，谎称国民党“接收大员”将邀请李兆麟就“国大”代表问题进行商议，她本人也有重要情况向李兆麟汇报，请李兆麟于会后前往水道街9号，因李兆麟当天已有活动安排，婉言谢绝。

孙格龄唯恐阴谋败露，又于午后打电话称事情紧急，请李兆麟于第二日下午一定前往，这加深了李兆麟对所谓“重要谈判”的错觉，于是当即允诺。

当晚临睡前，李兆麟还嘱咐夫人金伯文，他第二天要会晤国民党要员，请把衣服熨好。

由于在此之前，李兆麟经孙格龄安排，就“国大”代表问题与关吉玉、杨绰庵等在不同场合和地点会面。

而且“三八”大会通过了哈尔滨市各界在中共党组织和中苏友协倡导下形成的关于“国大”代表产生的5点意见。

因此对这一次“会见”，李兆麟并未多想，按以往参加这类活动惯例做了必要准备。

　　1946年3月9日下午3时半，经中共哈尔滨市委批准，李兆麟应“邀”前往水道街9号“参加谈判”。

行至地段街，车子发生故障，由司机卢德才和警卫员李桂林修理，恰逢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乘马车路过，李兆麟即同车返回中苏友协，此时已近下午4点，李兆麟见警卫员仍未返回，便决定单独前往赴约。

出发前，他在日历上写下“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叮嘱秘书于凯：

“我到水道街9号去，李桂林回来后，你告诉他，我到水道街9号去，那个地方离华丰楼不远。

”之后，便出门向距离仅百米的水道街9号走去。

　　李兆麟到达后，孙格龄一面“热情问候”，一面“献”上准备好的毒茶。

李兆麟饮下后发觉有异，连问：

“水咋这么咸?

”“头咋这么晕?

”孙格龄见状已知药力发作，忙向厨房大喊事先约定的暗号“再换一杯吧!

”然后下楼逃走。

厨房里的3名刽子手随即冲入客厅，举枪喝令李兆麟“不许动”，此时李兆麟尚有知觉，以最后的力量和凶犯进行了短暂的搏斗，终因中毒而昏迷倒地，土匪高庆三用“白骨匕首”连刺7刀，其中一刀贯穿胸背，即所谓“七刀八眼”。

李兆麟就这样悲壮地走完了他36年的壮丽人生。

　　行凶后，阎钟章指挥凶犯将李兆麟身上的手枪子弹搜走，又用李兆麟的军大衣盖住头部，将遗体拖至里屋床下。

然后将门锁好，去找特务阎力维准备碎尸沉江灭迹。

这时，李桂林已修好汽车返回中苏友协，受于凯嘱咐去接李兆麟，在楼梯上与阎钟章等不期而遇，并询问他们：

“看见一个中高个，身材魁梧，穿大衣的人没有?

”刽子手们见势不妙，支吾一句“一个人也没看见”后，便下楼仓皇逃走。

据阎钟章供认：

“刚刚杀完了李兆麟，负责卸尸的阎力维还在外边警戒没有进来，我们去找他，一出门就碰到李将军的护兵李桂林，他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他，因为我跟踪李将军很久了，一见到他，我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让孟庆云他们离开，别的什么也顾不得了。

我知道李将军是从苏联回来的，一旦暴露，老毛子决饶不了我们。

”

　　李桂林在水道街9号没有找到李兆麟，立即返回中苏友协汇报，然后又和几位同志寻找，仍无结果，大家的心情更加紧张，迅速向市委汇报情况，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钟子云立即部署紧急查询，请苏军协助寻找，并以友协名义要求余秀豪在3日内对李兆麟下落有明确交代。

当晚11时，苏军将水道街一带包围戒严，全面搜查，虽因停电而暂时中止，但也挫败了阎钟章等匪徒第二次毁尸灭迹的计划。

　　3月10日一早，苏军对水道街进一步严密搜查。

此时，李兆麟的失踪已为全市瞩目，余秀豪怕阴谋败露，与何士英全力筹划掩盖罪行，决定暂时稳住孟庆云，必要时让其充当替罪羊，转告其他凶犯：

“第一，要隐藏好；第二，藏不住就逃出哈尔滨；第三，实在不行就自裁，谁要暴露了机密祸及全家。

”并给凶犯们送去3.5万元苏军

军票做外逃路费。

在余秀豪和国民党哈尔滨市警察局的掩护下，绝大部分刽子手逃离哈尔滨。

　　在一番周密安排后，余秀豪为敷衍各方，于10日下午派出警察参加搜查。

当时打人国民党哈尔滨市警察局任督察长的中共地下党员马亮参加了搜查，并在群众的帮助下，最终发现了李兆麟的遗体。

时任中苏友协机关报北光日报社社长马英林记述道：

　　这次是在前两次搜查的基础上，从9号楼的一楼开始，逐房间搜查，查遍了一层楼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刚踏上二层楼，马亮发现东北角临水道街和东10道街拐角处有个房间紧闭着，门上着锁。

带路的派出所警察说那是一个存放乱东西的仓库，没人住。

马亮说，就是没人住，也要进去查一查。

说着，他走到门口仔细观察，发现门的把手上并无半点灰尘。

这说明门不久前有人开动过，马亮想到这儿，便对带路的警察说：

“这是什么人的房子?

”那个警察在马亮的追问下，有点紧张，支支吾吾地说：

“‘事变’（指日寇投降）以后居民经常变动，不清楚现在是谁家的。

”这时，一直跟随在后边的更夫老人，用眼神和下颌向门内示意。

马亮心里会意，便大声呼喊找钥匙开门，更夫说：

　　“不知房主，没有钥匙。

”马亮就爬上门去，用砖头砸开门的“上亮子”（即天窗――引者注），探身从里面把暗锁打开，大家涌进了房间。

　　马亮进门沿着过道往里走，经过厨房是一个较大的客厅，里面摆着一张小圆桌，周围东倒西歪地摆着三把凳子，桌上有大小两只暖水瓶和两只茶杯，客室的北面有门，再往里走便是卧室。

打开卧室的门，一股腥气扑鼻而来。

马亮一眼就看见床下露出一双穿着皮鞋的脚。

马亮、宋兰韵（时为中苏友协翻译一引者注）立即动手把床抬开，只见地板上横着一具尸体，头朝里，脚冲外，身上盖着一件大衣。

揭开大衣，尸体上还围着一床线毯，上面沾满了血污。

打开线毯一看，正是兆麟同志的遗体。

只见兆麟同志两眼圆睁，咬牙切齿，穿在身上的干部服，已成了血衣，解开上衣，胸部负刀伤七处，其中致命的一刀，正中心脏，贯穿后背，惨不忍睹。

马亮同志强压住心头的悲愤，命令有关人员严密监视现场，然后，立即去市委详细汇报，就这样发现了尸体，挫败了敌人消尸灭迹的阴谋。

　　李兆麟的被害引起哈尔滨全市甚至全国的强烈反响，国民党反动派为推卸罪责，一方面借悼念之机上演了几幕老鼠哭猫的丑剧，同时以油印小报等方式，大肆散布“桃色新闻”、“内讧”等谣言，并于3月18日将孟庆云逮捕，在其按事先编造的所谓对李兆麟在抗联杀土匪进行“私人报复”的假口供“受审”后，诱骗孟庆云吃下注射有慢性毒药的包子，然后将他交给苏军，以求灭口而又不被发觉。

果然，孟被苏军押往苏联后不久即毒发身亡。

　　经过大量调查取证后，陈云于1946年3月13日就李兆麟被害致电北满分局各省工委，电报写道：

“李兆麟同志于本月九日下午四时许，被骗至哈市道里水道街九号楼上被刺杀。

李同志系三时半离市委驻地，说是应国民党松江省关主席之约请谈国大代表问题（来说会面地址）。

到中苏友好协会后，稍坐数分钟，即云到水道街与他见面，三十分钟即回来（此时来说去会何人）。

约十分钟即派人去找，见该门窗上锁。

次日经搜查后，始在楼上屋内发现尸体，背、头部共有刀伤七处。

”

　　破案惩凶慰英烈

　　为纪念烈士、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民主的罪行，中共中央为李兆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朱德、林伯渠、陈毅、贺龙、刘伯承、彭真、陈云、谢觉哉、李鼎铭、习仲勋、胡乔木、田家英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李兆麟的深切怀念。

1946年3月13日，在给北满分局各工委的电报中，陈云亲笔手书：

“李同志是东北抗战英雄，坚持东北抗战十四年；光复后，又积极维持地方治安，主张国共合作与东北实行民主和平，为北满人民所爱戴。

”在1946年3月18日《解放日报》登载的《东北问题的历史真相》一文中，胡乔木和田家英赞誉李兆麟是“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日的一面大旗”。

在追悼李兆麟之际，人民曾在他的英灵前发出了“伸张法纪严惩元凶”、“无耻反动特务匪徒能活几时”的誓言。

　　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对侦破李兆麟被害案极为重视。

彭真和陈云直接领导破案工作。

1946年3月12日，陈云在向中央报告李兆麟被害的电报中，汇报了对侦破此案的安排。

李克农领导的情报侦察机关大力帮助，提供了大量情报和线索。

时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陈龙在彭真领导下，具体部署侦破李兆麟被害案的工作。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市公安局立即发布了对谋害李兆麟案犯的通缉令。

陈龙指示：

“不论他们逃到哪里，一定要把他们缉捕归案，绝不宽贷，不然，我们就愧对烈士。

”经严密搜寻，5月22日和24日，马健胤、高庆三两名刽子手先后落网。

高庆三不久伏法，马健胤因彻底坦白交代，被从宽处理，判处徒刑。

　　逃离哈尔滨的凶犯，此后都被国民党当局破格任用，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解放战争期间，搜捕杀害李兆麟的凶犯工作一直没有放松。

1947年底，中共长春工委侦悉凶手孙海镜下落后，即派地下党员高翔昆监视其行踪。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之际，孙海镜化装潜逃，但未出长春即被捕获。

此前10月15日，凶手林再春在锦州解放时被活捉。

1949年3月8日，李兆麟牺牲3周年前夕，罪魁之一阎钟章在天津落网。

在此前后，刘文升、刘明晨、高喜元、阎力维及协助保管毒药的张立钧等凶犯也相继被捕获。

上述各犯凡在外地就擒的，均被押回哈尔滨。

在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公安部队指战员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圆满完成了押解任务。

　　1949年10月14日、19日，哈尔滨人民公审处决了主持谋害李兆麟的林再春及刽子手阎钟章、刘文升。

2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消息。

11月，李兆麟被害案中的投毒主犯南守善也在北京被捕伏法。

　　此后，李兆麟被害案的侦破进一步抓紧进行。

在1949年10月至1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李兆麟案成为重要议题之一，在同时举行的全国公安展览会上，还展出了李兆麟的血衣和阎钟章伏法时的照片。

罗瑞卿曾亲自过问李兆麟案的侦破情况，将此作为“镇反肃反”的重点案件之一。

他在《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

“运动查出了十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已经混入党内的有五千多名，混入共青团内的有三千多名。

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刽子手，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央国家机关就查出了二百二十多名，杀害李大钊、陈潭秋、毛泽民、李兆麟、罗世文等同志的凶手，迫害方志敏、王若飞等同志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被清查出来了。

”鉴于刘明晨、阎力维、孙海镜、高喜元4犯重罪轻判且在服刑期间暗中从事破坏活动，松江省人民检察署依法重新起诉，省法院重审后判处其死刑，于1950年11月9日执行枪决。

另一凶犯李剑星曾任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炮兵营中校副营长，解放后化名隐匿8年之久，于1957年12月经群众举报在齐齐哈尔被抓捕，1958年4月26日被处决。

1946年4月苏军撤走时，张渤生被押往苏联，先关押于伯力鲁斯克监狱，1947年9月转押至格拉斯南亚省东古斯劳改营。

1956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将张渤生从苏联引渡回国，将其关押在阿城民政厅集训队。

1957年1月25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正式逮捕，以后曾审讯数十次。

1962年2月28日，张渤生病死狱中。

　　在谋害李兆麟的其他刽子手中，关吉玉曾任“国大”主席团委员，1948年6月至1949年3月任国民党政府粮食部部长，全国解放前夕，任阎锡山“行政院”财政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曾参与破坏西南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逃台后任“考试院秘书长”等职，1975年死于台湾。

余秀豪在1948年底东北全部解放之际逃至台湾，此后未见公开露面。

孙格龄先后逃往长春、沈阳、天津、香港九龙等地，最后逃到台湾。

何士英和崔泰山逃离哈尔滨后下落不明。

　　纵观李兆麟被害案的侦破工作，其所受重视程度之高、时间之长、力度之大、对案犯惩办之严厉，在新中国公安工作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这充分证明了中共中央对抗联同志和李兆麟本人的关心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