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与经济增长新常态.docx

改革红利与经济增长新常态.docx

《改革红利与经济增长新常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改革红利与经济增长新常态.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改革红利与经济增长新常态

“改革红利”与经济增长新常态

杨晓维

   正确认识过去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才能清楚地说明目前为什么增长放缓，并寻求保持经济继续高中速增长的政策。

如果承认过去的高速增长最主要来自资源的优化配置，而非来自充沛的劳动力、技术的自然进步，特别是有效的调控政策，那么继续着眼于这些方面的政策，将无助于推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甚至可能带来长期增长的负面效应。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自于地地道道的“改革红利”

　　近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放缓。

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增长趋势？

增速会逐渐降低？

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重新实现8%以上的年增长率？

或至少在相当长时期维持现有增长率？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是什么带来了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资源配置极度扭曲。

一方面，产品生产与需求脱节。

由于“重积累、轻消费”、“重军工、轻民用”的政策，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都得不到满足。

即使质次价高的商品，也要通过配额、排队、抓阄、“走后门”甚至黑市才能获得。

另一方面，资源或生产要素不是按市场原则，分配在能得到有效使用从而能支付更高价格的行业和企业，而是基于相关计划者的主观判断，被大量分配给低效率使用者。

人们可以看到，城市中心的工厂对土地的低效利用，“三线建设”对交通、运输资源的浪费。

大量劳动力被限制在高劳动/资本的农村，从事劳动生产率极低甚至边际产出为零的农业生产劳动。

潜在企业家从事着低效率的普通劳动，有科研潜质的人才被高等教育所排斥，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大量从事着非专业性的工作。

复转军人、非专业人员承担着技术、经济及社会管理工作。

还有大量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煤炭、钢铁、原材料及其他生产要素，大量被低效率使用。

而“闭关锁国”政策，使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低效率地生产没有任何比较优势但社会必需的产品。

　　然而，正是这种资源配置的极度扭曲，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重新配置资源，校正原有的错误配置，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渐放松了对整个经济及社会的计划管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推行，城镇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构造了市场所必须的排他性产权关系。

放开从普通消费品到农产品，从原材料到矿产品、直到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

放松和放弃对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购销管制、生产计划。

市场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育，价格机制替代计划管理逐渐调节着资源配置。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开始在市场需求引导下配置资源，满足着消费者多样化的需要，淘汰社会不需要的产品。

通过竞争性要素市场，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矿产品从低效率使用者手中转移到有更高使用效率从而出价更高的行业和企业。

城市土地转向更有价值的商业、住宅开发。

亿万农民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转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商活动。

企业家和管理人才着手企业及社会管理。

专业人才进入其专长的职业及岗位，带来了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而对外开放政策，使我们能以我们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

由此，曾经极度扭曲的资源配置逐渐优化，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并带来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的高速增长，得自于地地道道的“改革红利”。

并且，改革前资源配置越是扭曲、经济效率越是低下，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所能增进的效率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

　　很多学者基于经典的索洛增长模型，从人口红利、引进先进技术、高投资率及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解释中国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

按此逻辑，高速增长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无关性的。

进而，无论是否进一步深化改革，如果不能改变上述条件，对于经济增长就是无意义的。

然而，这些因素对增长的作用，是以资源优化配置为前提的。

只有在优化的资源配置前提下，这些要素才会带来更高的产出和增长。

　　充沛的劳动力主要从两个方面带来“人口红利”，即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

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并不仅限于过去三十年，而是一直存在。

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当时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增长，而是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特别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

其次，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体，可以由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增进出口竞争力，但这只有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才有意义。

如果不考虑出口，劳动力成本与居民收入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低收入和低水平消费，并不意味着就有助于经济增长。

进而，低劳动力抚养比带来的高储蓄、高投资，首先是要劳动力满足自己需要后还有剩余。

即使改革前抚养率也不高，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者带来的产出几乎没有剩余，也谈不上储蓄。

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仅210亿元人民币，按10亿人计，人均约20元储蓄。

此外，在供给不足的匮乏经济中，需要高储蓄、高投资，以扩大未来资本存量，增加供给。

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整个经济已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储蓄越高、投资越多、总需求越是不足、增长越慢。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然而，改革前为什么技术进步慢，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带来高速经济增长？

是对外开放政策，使我们能够引进、模仿、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带来林毅夫所说的“后发技术优势”。

而国内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以及先进技术运用于经济，则内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教育、科技、专业人才优化配置及激励政策。

　　也有很多人强调过去三十年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高速增长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仅致力于短期宏观均衡。

当总需求不足时，努力刺激需求，减少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实现劳动的充分就业。

当总需求过度时，抑制总需求，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但政策调整是以社会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为限的。

而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或总供给是过去经济活动，如过去的投资、生育、技术积累等的结果，故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并无直接作用。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重要变量的高投资率被认为是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高投资率并不始于改革，而是建国以来的长期政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之一，就是改变过去“重积累（投资）、轻消费”的政策。

高投资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对于增加未来生产能力、扩大供给，有重要意义，但也带来了当期过度总需求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

所以当时经常看到的是各种控制投资政策。

此后，总需求不足成为常态。

虽然扩大投资会增加当期总需求，但扩大投资所增加的未来生产能力或总供给，在宏观层面则会进一步加剧过剩。

因此，在产能过剩的经济中，只有当市场不需要的产能得以消除，新增投资能够在微观层面改善资源配置，优化经济结构，从而能够为居民提供他们所想要的产品时才是有意义的。

否则，宏观层面一般性投资只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并很可能形成下期以更大投资消除过剩的恶性循环。

特别是，刺激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如税收、利率、土地、环境等政策，必然扭曲产品和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误配置，恶化产业结构，并导致收入向（更富有的）投资者转移，恶化收入分配，降低最终消费及总需求。

刺激出口一直是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

但是，在经济匮乏时期，鼓励出口，是为了换取外汇，以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换取国内不能生产但必需的进口商品（特别是国防产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甚至原材料，实现国际间的资源优化配置。

从这个意义上，刺激出口实际上是一种微观经济政策，并不具有宏观政策变量意义。

然而，在产能过剩的经济中，单纯刺激出口的政策，是要由外国人帮助消费过剩产品，扩大国内总需求，从而实现国内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特别是劳动的充分就业。

在面临劳动就业压力时，这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但是，2014年以来，由于劳动力绝对量下降，宏观劳动力市场不再面临就业压力，而是普遍出现“用工难”，是否需要继续赔钱扩大出口？

而且，刺激出口的政策同样会带来上述刺激政策的负效应。

　　因此，以高度市场化，从而资源已经近乎优化配置为背景的索洛增长模型，并不能合理地解释资源配置极度扭曲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自于地地道道的“改革红利”。

只有市场化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大量剩余劳动力才得以从事更有效率的工作，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够通过他们的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并创造出比他自身消费更多的产出。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然而，随着资源配置的逐渐优化，居民所需要的产品已经被生产出来，地市土地已经用于住宅、商业，其他要素也被配置在了能够带来更高产出的地方，农村劳动力已经在有更高生产率的城镇就业。

在这种条件下，通过改善资源配置能够带来的增长空间会日益缩小，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逐渐放慢。

　　当一个社会资源配置完全优化，或趋于经济学家所说的“帕累托最优”时，不再可能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增长。

这时，中国经济将真正跻身发达国家之列，进入索洛模型所描述的状态，除非技术进步、劳动力增加，否则经济增长将会停滞。

这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都经历过的从高速到中高速，再到资源优化配置条件下的缓慢增长过程。

下图的直线是由GDP增长率拟合的线性趋势线。

　　虽然相对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已得到很大优化，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的资源配置已经完全优化。

因此，我们仍然存在进一步改善资源配置、增进经济效率，从而在一段时期维持高中速增长的空间。

为此，通过“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既存劳动力数量、技术水平条件下，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以延缓增长的放缓，在尽可能长的时期保持高中速经济增长。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放松各类市场管制，减少各类审批，放开资源价格，放开行业准入，让资源在价格引导下自由流动，在市场中优化产业及经济结构。

大家都可以看到，本届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没有政府保护的条件下，一些低效率、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会在市场中被淘汰，而新兴的高技术、低消耗，适应市场需求的产业则会发展起来，在价格机制的调节中自动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产品的升级。

　　其次，培育更为竞争性的金融市场。

利率的市场化、直接融资市场的发育、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等，对于构造多样化金融市场，创造更多样性、可近乎连续替代的金融产品及衍生品系列，对于优化资金资源配置、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增进市场宏观金融政策微调效果，都有重要意义。

　　再次，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从而进一步优化劳动、土地资源配置。

农民稳定在城镇，承包地向大户及专业化经营者集中，在宅基地流转中为城镇发展提供更多土地。

　　最后，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继续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非单纯扩大出口为导向，积极扩大国际贸易，直接投资，推进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合作，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在全球范围优化中国的资源配置。

　　正确认识过去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才能清楚地说明目前为什么增长放缓，并寻求保持经济继续高中速增长的政策。

如果承认过去的高速增长最主要来自资源的优化配置，而非来自充沛的劳动力、技术的自然进步，特别是有效的调控政策，那么继续着眼于这些方面的政策，将无助于推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甚至可能带来长期增长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