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论文近年外流严重 科研评价机制亟待改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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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近年外流严重科研评价机制亟待改善
优秀论文近年外流严重科研评价机制亟待改善
2011-04-08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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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吴文俊的“数学定理机器证明方法”、中国科学家关于“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这些曾经引发国际科技界广泛关注的学术成就，当年都首发在国内学术期刊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许多学者则对媒体坦承，“如果我有好的学术文章，我更倾向于投到国外本领域的期刊上。
”
面对优秀论文外流这一尴尬局面，今天上午在京发布的《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2011）》分析认为，我国的科技期刊学术质量未能全面反映出我国科技发展的真实水平，优秀论文外流拷问科研评价导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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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科研成果分类分层评价体系
资料显示，国家对科技工作的大力支持以及科研经费的持续投入，使得我国科技产出迅猛发展。
近10年来，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大幅增长，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但我国学术期刊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国际竞争力，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均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方式受到世界关注。
《报告》认为，导致我国科技期刊学术质量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科技发展真实水平的原因是，国内不少学术研究和管理评价机构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国际显示度与影响力，制定了针对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例如SCI收录的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各种奖励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学者投稿首选国外高影响力期刊，造成大量的优质稿件外流”。
“如果不改变当前的科研评价导向机制和政策，倡导国内学者和专家将优秀成果更多地投向国内期刊，论文外流现象势必进一步加剧。
”《报告》分析认为，由此将导致国内期刊无法获得优秀科研成果的首发权，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难以提升。
事实上，在我国大量外流的科研论文中，不乏极具科研价值和学术影响力的一流论文，这一点从中国作者在国外若干领域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迅速增加中可见一斑。
一组数据可以为此写下注脚：
近年来，美国《工程学与科学中的计算机建模》在JCR（《期刊引用报告》，全称JournalCitationReports）中的影响因子为4.785，2000年时还未发表中国作者论文，2008年发表中国作者论文数量达33篇，占该刊全年载文量的16.7%，份额列美国之后。
在材料科学领域，2001年《纳米快报》（美国化学会主办，在JCR材料科学期刊中排名第六）发表中国作者论文5篇，至2009年已增长到72篇。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今天上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学术论文我们不叫‘外流’，我们鼓励学术论文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
他同时反思，“大量的论文没有登在中国的期刊上，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办刊的质量还不是太高，主要是学术论文信用方面出了问题，对好论文缺乏激励举措。
”
“吸引好论文，培育好作者。
这是我们下一步努力要做的。
”冯长根说。
“过分注重量化学术指标，也引发了学术不端。
”《报告》同时认为，在重视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核心期刊的“指挥棒”下，科研人员为了应对各种考核评价，研究生为了顺利获得学位，已不再仅仅出于学术交流的需要而发表论文，而往往带有晋升职称、评选优秀、获得项目资助和奖励等功利性目的。
“这种看似客观、简便的评价方式，其实是一种过度量化、过于简单、忽略论文及科研成果实际价值的学术评价方式，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宗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也催生出大量的‘学术泡沫’。
”《报告》对此一针见血地分析道。
在研究者们看来，正是由于过于追求量化学术评价指标、评价结果与职称、考核“挂钩”的结果，使得整个学术界沉浸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中，甚至成为引发一稿多投、同一学术成果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现象的主要根源。
《报告》指出，在期刊的分级分类评定过程中，过度依赖量化评价指标同样带来弊端。
在量化指标成为学术质量主要衡量准绳的情况下，某些期刊为了提高相关指标，不择手段，采取一些不客观的人为方法提高某些指标，完全成了评价指标的“奴隶”。
由此产生了一些怪现状：
人为干扰参考文献引用，要求作者多加引用自身期刊的参考文献，以此提高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为提高基金资助文章的比例，对无基金资助的论文拒之门外；为缩短报道时差，不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稿件处理速度，而是注明修改稿定稿日期作为收稿日期，并不注明收到原始稿件的日期，以此获得较短的报道时差。
“亟须建立健全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研评价环境，使评价体系起到促进科研的作用，这也是国内期刊提升学术质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报告》作者呼吁。
“有钱的读书少，读书的钱不多”
2011-04-08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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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是这些年来最深入人心的一句口号，但是人们往往在激动之余忽视了一点——获取知识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价格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知识的大门就关闭了。
站在这个角度审视近年来有关书价高低和全民阅读的争论，就会发现以往的一些认识其实是存在误区的。
比如以前我始终认为，媒体上关于图书价格的讨论意义不大，理由是真正爱读书、需要读书的群体，书价再高，恐怕也会勒紧腰带去买书；书价再低，对那些根本没有读书习惯的群体来说，他们照样不会为低价所动。
但近来的几件事动摇了我的看法，我觉得自己以前的观点有点儿“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意思。
实际上，对于许多低收入群体而言，价格依然非常敏感，几块钱就能把他们挡在知识的大门之外。
有媒体报道：
广西部分贫困地区有百万小学生缺少《新华字典》，甚至有的学校全校老师只有一本《新华字典》，好多学生为了省钱而去买低价的盗版字典。
而一本《新华字典》不过16元，在城市，这仅是一顿快餐的钱。
另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
春节前参加“文化年货带回家”报道，随政府部门送书到某建筑工地，受到农民工们的热烈欢迎。
一位农民工对我说，他和工友们极少买书，没有读书习惯是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相对于他们的收入而言，书价太高了。
对于这些贫困山区的小学生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是最需要通过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来改变命运的群体，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他们钱不够，所以敲不开知识的大门；而掌握不了知识技能，收入就无法提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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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需要读书的群体因为贫困而难以读书，另一方面是有钱的富裕阶层很少读书。
据中国出版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购书最多的群体的月收入在3000至5000元。
而那些高收入群体很少买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曾说：
“尽管从平均收入的角度而言，中国书价并不是很高，但由于中国读书人口的收入偏低，书价就显得有些昂贵了。
中国并不缺乏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只是这部分群体同图书的潜在消费群体之间产生了‘错配’，通俗地说就是：
有钱人读书少，读书人钱不多。
”陈昕认为，“如果有读书需求的人由于收入低而读不起书，这会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最大隐忧。
”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隐忧而是现实了。
近年来不断见诸媒体的“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流行”的报道就是证明。
由于大学学费昂贵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许多农民不愿意自己的子女继续读书，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打工有理”的口号。
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而现在他们的主力竟然认为读书无用，这实在令人忧虑。
另一方面，富裕阶层不读书的现实也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往往是其他阶层向往和模仿的对象，他们的导向直接影响着许多人的选择。
现在，相当一部分富裕阶层的财富不是通过自身的知识技能创造的，客观上印证了“读书无用”；而且，很多富人没有把财富投入到提升自身素质的文化消费中，而热衷于奢侈型、炫耀性消费，浑身名牌而言行粗鄙。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通过读书学习创造财富、改变命运，如果不能凭借知识和技能来获得幸福，那么谁还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创造上呢？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以后，文化消费将出现爆炸式增长。
但如果需要文化产品的群体无力负担，而有能力消费文化产品的群体无此需求，那么文化消费的增长从何而来呢？
“有钱的读书少，读书的钱不多”所折射的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更是整个社会价值导向的扭曲。
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对于人均GDP刚刚达到4000美元的中国而言，要想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建设一个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社会才是正确的选择。
因此，全社会都应为此而努力，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加大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降低获取知识技能的门槛，使知识真正成为改变命运的强大动力。
张贺
出版大国陷阅读尴尬人均图书消费20年不变
2011-04-08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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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消费是市场的“两翼”，只有二者平衡协调，产业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中国每年出版图书30万种，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出版大国。
但平均到每个人的身上，我们的购书量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
如何进一步激发和扩大图书消费，不仅事关中国能否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更关系到全民族的文化素养。
毕竟，只有爱读书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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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图书消费量为何20年徘徊不前
变化是当今中国唯一不变的现象。
然而，在一切都迅猛变化的中国，有一项统计数字20年来却几乎没变，那就是人均图书消费量。
1990年，我国人均图书消费量（扣除教材、教辅，下同）为5.2册，2009年这一数字为5.6册。
20年过去了，人均购书量只增加了不到1/2本。
在最近10年来出书种类、销售码洋等指标相继翻番的背景下，这个20年徘徊不前的数字显得格外刺眼。
“这几年图书馆和农家书屋采购量大幅上升，如果扣掉，那么个人购买图书的比重其实更低。
”博库书城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冲在出版发行领域工作了近30年，他说，“人均图书消费上不去，中国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就薄弱了。
”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衡量出版业的发展，用总印张数比用人均购书量更科学和客观，因为印张反映的是用纸量，而今天的书大都比10年前的厚，单纯比较人均购买的册数可能反映不出具体的变化。
但根据统计，1999年我国图书的总印张是391.4亿印张，2009年为565.50亿印张，10年增长了约45%，仍然低于同期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速。
“人均购书量增长缓慢和我们长期在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图书消费习惯有关系。
”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认为，当时极低的图书定价和大量的免费宣传性图书使人们养成了不愿为阅读付费的习惯。
“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文化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增长不大。
”
从1999年到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由567.1元增长到1358.26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0.19%。
“但这里面最大的一部分是用在了教育支出上，其他文化消费比重很小，用来买书的钱就更少了。
”谢寿光说，“许多人吃一顿饭、买一包烟，眼睛都不眨一下，但买一本书却要反复掂量，还是观念有问题。
”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也抢走了很大一部分传统纸质图书的读者，越来越多的人转向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等新的阅读方式。
汉王电纸书、ipad、Kindle等电子阅读器的热销正在强化这一趋势。
书价到底高不高
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8年出版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对于目前的图书价格，有51%的读者认为“比较贵”，仅有31.8%的读者认为图书价格合适。
可见，整体来说读者认为书价偏贵。
因此，有观点认为，书价太高是阻碍我国人均购书量增长的主要原因。
“我现在要说书价不高，一定被人拍砖。
”徐冲说：
“高和低是个主观的感受，关键看你和什么比、怎么比。
和我们的收入比，和其他文化消费比，和国外图书比，中国的书价真的不高。
”他说，这30年我们的收入增长了50倍，但图书价格只上涨了20倍至30倍（不同图书有差别）。
1980年我们看一场电影是0.15元，现在一般是50元，上涨了300多倍。
和国外图书相比，我们的书价只有人家同类图书的1/3或1/5。
徐冲认为，书价过低导致图书零售业难以维持，中小书店纷纷关门或转行；作者的收益难以体现智力活动和知识创造的价值，缺乏写书的动力，于是好书少，而好书少读者就少，反过来，读者少，书籍的印数就不可能上去，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出版业本身来看，人均购书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好书吸引读者，尤其是原创的优秀图书太少了。
为什么没有好书？
没有创作的动力啊，因为靠写书我养不活自己。
”徐冲说，除了少数畅销书作者，在中国要靠写书养家糊口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鲁迅活在现在，他绝对养不活自己。
他的那些杂文集都很薄，定价肯定上不去。
”
“如果书的质量很高，读者觉得物有所值，可能对书价就不会太计较，但问题在于现在一些出版社热衷于做大书、伪书、跟风书、项目书，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书拼命打折，让读者觉得书价水分太多，书价虚高。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说。
“每一分的品质都是每一分的成本堆积起来的，没有真正物美价廉的东西。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就以《辞源》修订版为例，我们已经投入5年了，还要8年时间才能做完，160个专家参与，但现在仿冒的图书出来后，打了折给书店，书店就很高兴了，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图书的价值规律。
偏低的书价自然难以激励人们写书著述。
2010年我国共出版新书17万种，假设每一种图书都是由一位作者独立创作的，那也只有17万作者。
“我们13亿人口，每年就这么点儿人在从事知识和文化的创造，不是太可怜了吗？
”徐冲说。
农村图书市场何时才能打开
除了阅读人口比重小这个原因之外，农村图书市场迟迟难以成长乃至持续萎缩，是我国人均图书消费量长期徘徊不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数字，2001年城乡图书零售比为74∶26，到2005年差距扩大为78∶22，而到了2009年，差距进一步扩大为82∶18。
谢寿光1996年曾做过一项调查，显示农村包括中小学教材在内，人均图书消费在20元左右，城市大概是其2倍。
尤其是一般图书的消费城市所占的比重达到90%。
“这表明，图书消费与城市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图书消费主要集中在城市。
”谢寿光说。
农民图书消费量少既有农民自身的原因，也有出版发行业的原因。
就农民自身而言，收入和观念是阻碍其图书消费的主要因素。
这10年，虽然农民的收入一直在增长，但其增速比不上城镇居民。
对于人均年收入只有5900元的农民而言，让他们在生活之余拿出几百元来买书是不现实的。
这几年，本报记者跟随各路“三下乡”的队伍深入农村慰问演出，在农民家中记者看到除了孩子的课本几乎没有别的图书，大多数农村家庭没有书架或书橱。
阅读毕竟不是吃饭穿衣那样的刚性需求，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民宁愿修房子、买电视机也不愿掏钱买书，是情有可原的。
农民买书不方便也是客观的现实。
“图书的营销渠道还不健全，县以下的书店大都不卖书了，我们在广西的山区看到只有小杂货铺里摆着几本书。
农民为了买一本书跑上几十里路很常见。
”于殿利说。
徐冲说，图书零售集中在大中城市，农村市场所占份额极低。
很多出版社一本书只印3000册，中国一共也就2000多个县，平均每个县买一本差不多就卖光了。
“不可能一个县都没有一个读者对这本书有兴趣和有能力购买。
读者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知道了也不知道从哪儿能买到。
我们的渠道没有覆盖下去。
”
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居住分散、需求少、购买力低，在乡镇建立分销点的成本没有哪家书店能承受。
即便像当当网、卓越网这样的大型网络书店，也把销售集中在特大型城市。
博库图书网曾设想把网店延伸到地级市以下，但是测算发现成本太高，徐冲说：
“我送一本书到一个县里去，物流成本可能超过了书的定价。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浙江新华书店正在探索“农村出版物发行小连锁”。
浙江新华书店利用其物流配送系统，以“库存我来兜底，卖掉利润归你”的策略，与乡镇民营书店（经营户）通过加盟连锁的方式，在农村延伸发展一种新型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
目前乡镇网点发展至171家，去年浙江小连锁累计销售码洋3679万元，与上年同比增长62.83%。
图书消费如何扩大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建议，国家可分别对“上游创作，中游发行，下游零售，均给予相关税收政策的倾斜。
降低原创作者作品稿酬税率，减免全行业增值税，免除传统零售书店所得税。
”
她的建议在出版业内引起很大反响。
徐冲说，国家应考虑出台政策鼓励出版发行企业向县和县以下延伸，比如对零售书店实施减税或免税政策。
这块的税收对国家没多少，但对小书店还是能减轻很大的负担。
如果书店遍布城乡，对于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将大有裨益。
谢寿光也建议，对出版发行企业给予税收上的减免，鼓励出版社多出好书。
此外，改变消费观念也非常重要。
“政府、媒体、家庭、学校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阅读，提高人们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观念改变了，图书消费自然就会上去。
”谢寿光说。
于殿利说：
“从历史上看，阅读一直是贵族阶层的特权。
美国在上世纪初，穷人家的孩子还把买书看成是买奢侈品。
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阅读才会开始大面积普及。
现在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起点上，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扩大阅读消费。
”
图书馆里的功利和盲目：
今天，大学生如何读书
2007-08-01 光明日报 王晓玉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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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性、盲目性读书堪忧
2007年6月，武汉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2003级学生张三保毕业了，结束了本科四年的生活，他的20多篇发表在《国际论坛》、《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等核心刊物上的论文却让学弟学妹们印象深刻。
他说，从大二暑假开始他就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去图书馆，沉心阅读和思考，培养了他进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严谨和执著精神，让他真正地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但事实上，急功近利的阅读习惯也在不少大学生身上蔓延。
一位高校图书馆员告诉记者，每年临近全国四、六级英语考试，外文书库的借阅率要远远高于平时，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也使电脑类图书阅读量成倍增长。
临考急抱佛脚，考试过后这些书又少人理睬。
记者在走访各大书店时也发现，书店摆在最显眼位置、最畅销的也往往是各类备考书。
同时，消遣性的市场书籍也受到不少大学生的欢迎，而一些古典严肃的经典文学艺术丛书却遭遇冷落。
采访中，不少大学生说出了真实感受：
“我的本专业课程已经很繁忙了，空余的时间还要学习英语和计算机，文学艺术类的经典书籍所花的时间多、精力多，课余时间我一般会选择那些轻松、不费脑筋的娱乐休闲类书籍。
”华南理工大学一名微电子专业的同学这样说。
商学院的小微说：
“大一大二的时候自己的读书目标还不明确，等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找工作的压力就浮上来，我会选择一些实用性强书籍，像面试技巧、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的书籍，希望能够高回报、快收益。
”
山东建筑大学图书馆馆员蔡欣对该校学生借阅的调查显示，借阅率最高的是文学类作品，约占图书借阅总量的50%，而在文学类书籍当中，那些内容上或缠绵悱恻或惊悚刺激或言情武打的作品，借阅率达73.6%。
采访中，相当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很多时候只是阅读一些速记速忘型的书籍，不少人借阅图书是一种随意的消遣性行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指出，盲目性也是目前大学生读书中存在着的一个普遍问题：
“不少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并没有从中学被动的、以考试为中心的学习模式中走出来。
他们把读书当成是专业学习之外的‘课外’的事情，缺乏按照社会需求和个人兴趣系统进行知识配置的意识。
”
功利和盲目从哪里来
“和过去相比，大学生现在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技术的发达，让他们面临的诱惑比过去增多了，休闲娱乐方式也变得多样化，他们缺少完整的时间规划读书。
同时，面对就业压力，他们需要看一些对将来工作直接有用的书，重视一些实用性强的书是可以理解的。
”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副教授周光明说。
“但让我担心的是，一些资质好的青年因为随大流，浪费了自己身上的潜能和创新能力。
”周光明回忆二十多年前自己读书的经历——“那个时候总体的读书氛围特别好，同学之间经常会交流自己看书的一些心得，甚至为一些问题争论。
对我来说，当年看了不少文学、哲学方面的书，在当时也没想着它们的实际用途，但事实上二十几年来，它们一直都对我起到了很大的正面的影响。
”
在他看来，读书是一种积累，无法速成速长出什么成果，阅读效果要从长远来看，而一些看似“无用”的阅读对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采访中，不少专家和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在大学期间的读书状况与他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密不可分。
目前大学生读书的功利性、盲目性部分原因在于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体制。
“高校是社会整个大系统的一块。
”周光明说，“大学校园里的读书风气与社会的整体读书氛围是分不开的，目前这种读书状况不能仅仅归咎于大学生的浮躁，可能需要各个阶层旷日持久的努力。
”
自主意识与适当引导相结合
新时代的大学生，面临更多的选择，也面临更多的挑战，到底应该如何有效利用大学时间读书，这几乎是每一个进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关心的问题。
周运清指出：
“大学生的读书学习一定要转变观念，有自主意识，学会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个人兴趣进行系统的知识配置。
”他明确指出，大学生读书学习不能只局限在本专业，本专业课程的设置只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方面，大学生要有针对个人的读书学习整体规划。
“大学生一定要摆脱考试性被动的读书模式，要主动在国际化的视野下读书学习，寻找最前沿的一流的知识，并通过一些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动脑、动手能力，边学边做，为解决实际问题去读书学习。
”他说。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三山认为，人文素质的培养是不管文科还是理工科学生都不能忽视的。
他特别强调：
“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至少要对东西方文、史、哲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
”
不少专家认为，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同时，读的书还应包括另外几类：
哲学精品著作、文学名著、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品，充满理论色彩的作品、史学专著、领导人的著作等，另外还要了解学科知识最前沿的知识。
“在知识更新日益加快的今天，任何知识都会老化，如果没有主动进行信息资源搜索的意识，缺乏搜索信息资源的能力，一个人就很难使自己的知识保持常新。
”武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周明华告诉记者，影响大学生读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少大学生虽然经常上网，但真正使用网络搜索信息的能力却很差，不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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