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苏联体制模式的借鉴与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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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苏联体制模式的借鉴与反思
毛泽东对苏联体制模式的借鉴与反思
房广顺
[内容提要] 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建立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
根据时代条件和我国实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独立自主的探索中，借鉴并选择了苏联的体制模式。
这一借鉴和选择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决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抉择，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开端。
毛泽东对苏联体制模式的深刻分析和反思借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 毛泽东 苏联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5-0180-05
[作者简介] 房广顺，辽宁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预见中国将掀起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
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确定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成为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时，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两种模式可供借鉴。
一种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工业化道路，另一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化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立足本国又借鉴国外，决定借鉴苏联经验和体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这一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借鉴并搬用苏联体制模式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事物。
既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要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以加快社会主义的发展。
刚刚建立新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选择的难题。
在多种选择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目光瞄准了先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已经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
众所周知，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经验和苏联体制为主要参考模式，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历史证明，这一选择带来了双重结果：
一方面，这一选择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另一方面，这一选择带来了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并与“左”的思想相互作用，在许多方面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步伐。
其实，毛泽东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过程中，对苏联经验和苏联体制是保持高度警惕的。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讲过：
“‘只能搬’，也不尽然。
我党历史上有一部分人犯教条主义。
”“不能独立思想，本质仍是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新的继续。
”[1]但是，为什么还要搬用苏联模式，而没有选择其他体制模式呢?
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从毛泽东对苏联体制模式的分析评价中体会这一选择的特殊性和必然性。
考察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轨迹，中国当时选择苏联体制模式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经济建设体制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内在的一致性，其基本框架包含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制度等方面。
它的形成，既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创造，也是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一个质的进步，在很多方面具有明显而巨大的优越性。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苏联模式的基本依据。
毛泽东对苏联经济体制模式所反映的社会主义性质始终保持明确的认识，认为苏联体制模式“有一部分真理”。
1953年，为祝贺十月革命36周年，毛泽东在给马林科夫的电报中把苏联称作“就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全世界被剥削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前进道路”。
并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沿着苏联所胜利地走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荣道路上前进”[2]。
这份电报虽然从表现中苏友好的大局出发，使用了外交辞令，但如此称颂的言辞反映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的根本看法。
毛泽东是一个讲求实效、善于用实践检验真理的人。
苏联模式从形成到50年代，对苏联经济的恢复和迅猛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
高度集中的体制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比较易于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主攻某些关键的重点建设项目。
这种做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尤其对于工业化初期集中力量加强基础工业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建设，其作用更加突出。
在这种体制下，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苏联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中广泛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流程，农业中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缩小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
二战后，苏联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强国。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这一辉煌成就，使毛泽东欢欣鼓舞。
建国初，他多次表示要按照苏联的道路走下去，把苏联的先进经验都学到手。
第二，中国学习借鉴并搬用苏联体制模式，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是中国国情与苏联国情最大的相同点。
此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客观环境也与苏联有相似之处。
一方面，中国是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
而苏联在十月革命前虽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却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内经济状况的特点是，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城市和为数有限的现代工业。
落后国家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需要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三面包围的形势。
而十月革命后，苏联受到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以后长期处在被包围的状态。
险恶的国际环境，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加速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0年，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里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
“国际历史和中国相同者，只有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3]1953年，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也指出：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4]因为，苏联的经验“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5]。
第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中国是一片空白，而苏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功的经验。
毛泽东曾说：
我们革命有经验，在建设上我们的经验甚少。
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
[6]在具体选择的问题上，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
建设有两种方法，也可以这样那样。
一种是比较差的慢的方法，一种是比较好的快的方法。
对各种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作参考，但比较起来，第一，苏联建设的道路是最正确的；第二，苏联经验基本上是成功的；第三，苏联比我们强；第四，苏联的经验最完全。
因此，我们要学习苏联，学习有便宜，不学习有损失；学习有很大好处，不学习有很大坏处；学习苏联更不会有什么危险，学习对我们只有利而不会吃亏。
毛泽东建国初期以这样坚定的态度把苏联模式搬过来，还与他1949年底到1950初对苏联的实地考察有很大关系。
1949年12月，他访问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事宜。
了解苏联经济建设的情况是毛泽东这次访问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苏联期间，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工厂。
在回国途中，他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伯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赤塔等地，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
毛泽东在回国时发表的临别演说，反映了他的这种感受：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
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7]
第四，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促进了苏联体制模式在中国的实行。
我国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后，即于1952年着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1952年8月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随即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赴苏，征询苏联政府对我“一五计划”的意见。
1953年4月，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对我国“一五计划”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1）从中国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考虑，“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任务是正确的。
（2）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
因此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调低到14%—15%为宜（原计划20%）。
（3）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
（4）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
（5）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以补充大工业之不足。
（6）要十分注意农业的发展，不仅要大量生产质量好、价格低的农机具和肥料，还要保证工业品对农村的供应，发展城乡物资交流。
（7）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
（8）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⑧这些奠基于苏联经验所谈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一五计划”的制定和顺利实施，也促进了苏联模式在我国的全面运用。
“一五”期间，苏联给我国援建的156项工程（实际实施154项），涵盖了我国工业建设主要领域，涉及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
这些工程，一方面帮助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另一方面同时把苏联企业的一整套管理方法和经营方法带入中国，进一步促进苏联模式在中国的运用。
经过苏联的帮助和“一五”期间的经济建设，我国也逐渐形成了以集中统一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既搬取了苏联模式中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联系的正确的因素、苏联经验中与我国情况相适应的部分，也搬取了苏联模式中的弊病以及根本不适合我国情况的东西。
尽管期间有这样那样的教训，但由此奠定了我国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苏联体制模式运行中的反思与批判
毛泽东历来主张：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9]新中国选择苏联体制模式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这个原则，在实践中积极倡导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把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的正确方面运用到中国。
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苏联模式中有并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问题，提倡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后来他总结这一时期的心态也说，照抄是必要的，但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逐步批判，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弊病的暴露，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苏联体制模式的批判，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促进了毛泽东彻底反思苏联模式、走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坚定信念。
第一，对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历史作了总结。
他指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是一个原则。
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然而，我们党的历史上，总有一些人善于照搬照抄，缺乏独创精神。
毛泽东说，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全国解放以后也是如此。
结果造成很严重的教条主义。
在经济工作中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只好搬。
这种对苏联模式的硬搬，实际上是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把这个道理运用到经济战线上去。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
第二，对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斯大林错误的主要表现。
1958年，毛泽东就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对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作了一些分析。
他指出，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许多是正确的，但有许多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搞清楚，因而导致苏联经济模式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弊病。
毛泽东列举了几个主要问题：
（1）苏联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问题上，对轻工业和农业不重视，结果吃了亏。
（2）对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得不好，没有照顾到人民的生活，“一条腿”走路。
（3）斯大林只着重讲技术，讲技术干部，只要干部，不要政治，不要群众。
（4）在工业问题上，注意了重工业，没有注意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相互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还指出，斯大林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只讲经济基础，不讲上层建筑。
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于斯大林脱离马列主义造成的。
由于苏联模式是在斯大林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因此，毛泽东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从纠正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入手，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这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第三，对我国借鉴搬用苏联模式的做法作了分析，认为照搬照抄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1）我国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只好抄外国的。
既然是抄，自己不会鉴别，把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必然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是生搬硬套的。
（2）我们对整个经济建设的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区别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
认为苏联的一切都是真理，没有不出错误的道理。
（3）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不骄傲是我们的优点。
但是，这些沉重的精神包袱使我们有些人不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走独创性的道路。
（4）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不懂得树立对立面。
由于分析方法的错误，对苏联的一些规章制度，产生了教条主义式的工作方法，照搬照抄。
第四，明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任务。
毛泽东指出，苏联经验是重要的，我们要借鉴和学习，但不能搞迷信。
1954年，他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
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在这个基础上，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好的东西。
可见，自己的经验，是我们的立足点。
他特别说：
“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
……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
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
要破除迷信。
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
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10]
第五，科学地阐明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普遍存在着特殊的规律。
列宁早就强调，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是共同的归宿，但各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却是不同的，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
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
毛泽东经过对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发展了这一思想。
1956年8月，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进行修改时，毛泽东加写了很长一段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写道：
“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
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
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认差别性，也是错误的。
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
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
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11]这就奠定了我国独立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理论基础。
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探索与创新
对苏联模式的质疑与反思，就在于探索并创造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
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模式，毛泽东一方面调查研究，深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深入研究理论问题，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纳入理论范畴之中。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提出来的。
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的探索和创新，紧紧把握了三个重点：
第一，进行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和农村建设调研。
如同探索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从农村开始一样，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模式问题仍然从农村开始。
1955年，他认真收集和整理了全国各地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材料，并邀请合作社社长到北京面谈。
在此基础上于9月份编辑成《怎样办农业合作社》一书，发给中共中央委员和各地负责同志。
12月又重新编辑本书，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名公开出版。
这部书尽管保存着历史和时代的痕迹，有些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
第二，进行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调研。
1955年12月到1956年1月，毛泽东外出调查，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
随后组织、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并要求工交部门约二百到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写出书面汇报。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这部重要著作，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十大关系的分析，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三，组织开展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写了关于读书问题的一封信，号召各级干部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要求各级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尤其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典范。
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由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组成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等地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
毛泽东在这些读书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的谈话记录和读书笔记，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
正是在这些读书活动中，毛泽东认真思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提出了诸如工农业并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思想。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轮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道路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
《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说：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2]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分析，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体制模式的基本框架。
第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轮廓。
毛泽东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思想。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体制要有利于生产，方便于生活。
1月25日，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3]的重要论断。
同年12月，毛泽东表示，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
毛泽东提出：
可以考虑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
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
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
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在毛泽东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下，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正式提出了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丰富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毛泽东经过这一艰辛的探索，初步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
1960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
他指出：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14]“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而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于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15]毛泽东的伟大探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6]对此，我们要永远铭记。
注释：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109页，第113页。
[2][4][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391页，第45页，第332页。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426页，第266页。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288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115页。
[10][12][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3页，第720—721页，第717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14][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第216页。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责任编辑：
文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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