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史的研究在中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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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史的研究在中国
第19章、中国化学教育
概况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改革浪潮蓬勃兴起，促使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2年颁发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方案，又称“壬戊学制”。
此后，中国化学教育得到了发展。
中学实行学分制，化学为8学分，初三和高二均全年设化学课程，每周6学时，教材内容加深，理论和实验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初中以后有专门的职业化学教育。
据1931年统计，全国中等学校3043所，学生人数547207人，教师61322人，按化学课任课教师比例估计，全国中等学校化学教师约3800人。
高等化学教育也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1919年北京大学化学门改为化学系。
随后较早设化学系的有南开大学（1921年）、厦门大学（1921年）、东南大学（1922年，今南京大学）、中山大学（1924年）、清华大学（1926年）、四川大学（1926年）、浙江大学（1928年）、武汉大学（1928年）、山东大学（1930年）等。
据1931年统计，全国大学和独立学院的化学系共有在校学生1239人，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3.7％，并有部分大学开始了研究生教育。
除了在国内培养化学人才以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化学，许多人学成归国，对中国的化学科学和化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化学课程的设置始于19世纪下半叶。
中国第一套化学教科书于1872年出版，是徐寿翻译的英国威尔斯著的《化学鉴原》（无机化学）。
蒲陆山著的《化学鉴原补编》（有机化学）于1875年出版。
清朝后期和民国以后，翻译的或由中国学者自编的中学化学教科书较多，但基本上是描述化学，内容庞杂，教材分量重，初高中教材重复较多。
大学教材多为翻译本或国外原文教材。
中国学者自编的一些中学课本，结合介绍中国矿产资源和工业生产，注意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1949年10月后，中国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水平、教学方法和化学实验教学等都在不断革新和完善，从而使中国的化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第1次全国教育会议，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
会议指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服务，教育方法必须是理论与实际相一致。
1953年开始执行建国后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
同年6月，召开第2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化教育建设总方针。
从整个教育看，高等教育是重点，普通教育是基础。
在普通教育中，首先要办好高中，其次要办好各级师范。
1953—1957年，中学和大学化学教学大纲与教材基本齐全；各校教学研究组普遍建立并在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各校教学设备和仪器药品也初步得到充实和更新。
1949年10月以来，中国中学教学计划几经修改，但化学课程始终在自然科学基础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西欧国家化学教育情况的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这些国家中学化学总时数最少的90课时（法国和意大利），大部分在300课时以下。
相比之下，中国中学化学课时较多。
化学课程50年代初从初二年级开始设置，此后改为从初三年级开设，但都贯穿高中全阶段，总学时始终在300课时以上。
中国经过1952年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全国综合性大学13所和高等师范院校33所设有40多个化学系，年招生量约3000人，设置了各种化学专业，确定了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制定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引进了大批苏联教材，化学教育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理科化学专业的毕业生多为研究所和高等院校所录用。
至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有229所，共有研究生3200人，本科和专修科在校学生441000人。
普通中学11095所，共有在校学生6281000人。
当时的大学化学教育基本上适应了中国科学、教育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1958—1960年，中国的高等学校一度急增到1289所，违背了实际办学的可能，但有些方针是正确的。
例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只是在实践中做过了头，对化学教育造成了不良后果。
1961年以后，中国教育界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颁布了《中小学教育50条》和《高教60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经过调整后，全国有普通高等学校400多所，其中综合性大学31所，师范院校59所，开设化学的有30所，有化学、放射化学、高分子化学、海洋化学和应用化学5个专业，共40多个专业点，年招生量约2000人。
1962年召开了全国理科教学工作会议，把理科本科的培养目标调整为“教学、研究人才及其他工作者”。
据此，1962年，中国制定了第二套化学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1963年颁布），并由中国自己的专家编写了一大批大学化学教材。
1963年教育部发布了《全日制中学化学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组织编写了十二年制中学化学课本。
如果说50年代初的化学大纲和教材具有照搬、照抄苏联经验成分的话，那么，60年代初的这套大纲和教材，则是总结了中国自1949年10月以来化学教育正反两方面经验，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化学课程和教材。
这套教材的特点是，在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同时，反映化学新成就，联系实际，在培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改进。
这个时期，中国的大、中学化学教育质量均有显著提高。
1966—1976年，中国原有的化学课本都受到批判而停止使用，代之以自编教材，教材的基础知识被严重削弱，原来教材体系几乎荡然无存，化学教育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1978年以后，中国的中等化学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到80年代中期，全国约有10万所中学，在校学生约5000万人，中学化学教师约17万人，化学的基础教育得到广泛的普及。
中等职业和技术教育中的化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
开始了自1977年以来课程和教材建设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的课程和教材建设，反映了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趋势，反映了化学知识激增和化学学科基本上是描述性向推理过渡、主要是宏观向微观过渡的现实。
注意借鉴了世界各国课程教材改革中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注意吸取了中国1949年后的教材特别是1963年编写大纲和课本的经验教训。
因此，1978年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学化学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以及试用教材，较大程度地提高了理论知识起点，更新了某些观念，同时采用了理论知识和元素化合物知识并重的处理方法，保持了相当份量的元素和化合物知识。
使用后受到教师们的欢迎，但随后也暴露出理论难度较大和学生负担过重等缺点。
1978年以后，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各高等学校调整专业设置，改革各种教学制度，更新教材内容，开设许多反映现代化学新发展的新课程，新编一批水平较高的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引进和添置一大批现代化的化学实验仪器设备，高等化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到80年代中期，全国有高等学校1056所，共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教员约22000人。
全国约有250多所高等院校设立了化学系或应用化学系，设有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化学、化学物理、高分子物理、应用化学、放射化学、辐射化学、环境化学、材料化学、食品化学、海洋化学、医药化学等20种约300多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近6万人。
本科学制4—5年，授学士学位；专科学制2—3年，不授学位。
1981年开始，建立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制度，化学学科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化学、放射化学、环境化学等硕士专业点200多个，博士专业点近80个，1985年招收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1500人。
1985年开始设化学博士后教育点14个。
有些学校和研究单位还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合作关系。
此外，在台湾省有10所大学设有化学系，都培养本科生，毕业生授学士学位；大部分化学系还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高等学校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多数高等学校的化学教师承担着化学教育和科研的双重任务。
许多高等学校设有化学研究机构，例如南开大学设有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设有物理化学研究所、南京大学设有配位化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设有理论化学研究所、兰州大学设有有机化学研究所、中山大学设有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等，它们都承担着国家和地方的各种研究任务。
到80年代末，中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075所，其中综合大学和工、农、医等类院校设有化学系或应用化学系的约80多所，年招生数约5000人；80多所师范院校设本科化学（或化学教育）专业，年招生数约4500人；180多所院校设师范化学（教育）专科，年招生数约8000人。
化学类在校学生总数已逾5万人。
到1990年，全国共有初中化学教师130035人，高中化学教师59468人，总计189503人；大学化学教师19411人。
中国的化学家，又多是化学教育家，他们的事迹已在其他分科中介绍过了，下面只结合一些典型事例去介绍有关的化学教育家。
俞同奎
见图：
俞同奎
化学教育家。
字星枢。
浙江省德清县人。
1876年11月10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62年2月28日病故于北京。
少年时考入美国教会办的福州市英华学校。
17岁时因父母双亡赴苏州其叔祖父俞曲园先生处攻读国文。
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招生，最初只设仕学馆和师范馆，俞同奎是师范馆的首班生。
1903年，京师大学堂有47名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其中俞同奎等16人被派赴西欧各国，张耀曾等31人被派赴日本。
他们于1904年提前启程出国。
这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俞同奎到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化学，并获得硕士学位。
他还到过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深造，并与李景镐、吴匡时、陈传瑚等留学生一起于1907年12月24日在巴黎共同发起并成立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李景镐为临时议长，俞同奎为临时书记。
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化学团体，俞同奎曾任该会会长，对该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俞同奎等在留学期间，深感要使化学在中国生根，必须要培养化学人才，而编写中文化学书籍和教材特别是化学名词的中文命名和统一问题又是最首要的。
因此，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把化学命名列为首要的工作。
俞同奎、陈传瑚、陆安、利寅、李景镐等，曾对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的命名提出过许多方案和建议，他们编写的化学名词手稿达2000多页，为中国化学物质的命名奠定了基础。
1910年俞同奎回国后到京师大学堂任教。
当时京师大学堂设格致科（后改称理科），下设化学门，分预科、本科和研究所。
研究所是为本科三年级以上学生和毕业生专攻一门知识而设的。
俞同奎任理科教授兼化学门研究所负责人多年，主要讲授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他是在中国大学中最早讲授化学课程的教授之一。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
1914年北京大学成立教科书编委会，俞同奎任化学方面教科书主编。
他亲自编写和组织编写的教科书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应用化学》和《分析化学》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化学教材。
当时在北京大学化学门任教的，除俞同奎最年长外，还有王兼善、郭世琯、陈世璋、丁绪贤、王星拱等老一辈化学家以及法国教授巴尔台，他们均为中国早期的化学教育做出了贡献。
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在学校设立评议会，由各科的著名教授组成，作为全校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俞同奎被选为评议员。
1919年门改系，俞同奎被聘任为化学系首任系主任和教授会主任，他对化学系的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教学工作亲自规划，并筹建化学实验室，购置化学仪器、药品等，对北京大学化学系早期的教学和实验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俞同奎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务长。
1920年俞同奎调往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后改名国立北京工业大学）任校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定量分析等课程。
俞同奎不但教学工作十分认真，而且对学术团体工作也很热心，1922年他与陈世璋发起成立了中华化学工业会（中国化工学会前身）。
他任该会总编辑，创办和主编《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
后因病退出教学第一线，到南京任教育部大学生就业委员会主任。
“七七”事变后，他去昆明任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昆明办事处主任。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
1949年10月后，文化部成立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俞同奎任秘书。
1956年该委员会改为文化部文物和古代建筑修整所后，俞同奎任所长多年。
俞同奎病故后，文化部文物和古代建筑修整所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称他“早年为教育界耆宿，晚年管领古代建筑修整事业；年高德劭，在治学、为人和处事态度上，诚令人引为楷模”。
著名化学家庄长恭说：
“在化学界只有一个人一生中只发表1篇论文，而这篇论文却是很有水平的，他就是俞同奎。
”
邱宗岳
见图：
邱宗岳
化学教育家。
1890年6月5日出生于浙江诸暨县邱村的书香之家，1975年7月8日病故于上海。
5岁入私塾，16岁到杭州省学堂（现为杭州第一中学）求学。
他勤奋读书，1910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刚成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堂。
1911年4月入学，7月即与胡适等人被选送到美国留学，成为清末最早出国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之一。
邱宗岳在美国学习近10年，1911—191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1915—1916年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16—1920年在克拉克大学学习，获化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邱宗岳在克拉克大学学习时，成绩优秀，受到著名化学家路易斯（G.N.Lewis）器重。
他当时从事热力学与相律研究，曾在美国发表过论文。
邱宗岳于1920年秋回国，致力于办教育。
他先在河南开封留美预备班任教1年，后来受到张伯苓校长教育救国精神的影响来到私立南开大学任教，创建南开大学化学系并任系主任。
这是继北京大学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个化学系。
1922年，邱宗岳又与姜立夫、饶毓泰组建了南开大学理学院，兼任理学院院长，成为南开大学理学院的奠基人。
南开大学理学院很早就培养出一大批蜚声国内外的科学家，如伉铁镌、殷宏章、吴大猷、刘晋年、江泽涵、陈省身等。
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经费须向官绅募捐来维持，南开大学开办初期困难很大，学校的经费紧张到连简单玻璃器皿都很难购置，化学实验室不得不向南开中学借用。
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惨淡经营。
但邱宗岳不畏困难，他先后开设了定性分析、高等无机化学及实验课，后来又相继开设了热力学、定量分析、相论、理论化学、普通化学等课程。
南开大学化学系的发展壮大是邱宗岳呕心沥血的结果。
1922年11月，部分仪器从美国运抵学校，由理科学生担任仪器管理员。
1923年杨石先到校，留学生任助教1人，负责化学实验室。
至此化学系共有教授3人，助教1人，实验室1个。
从1927—1937年，化学系的学生不超过30名，学生实验室也只有4个。
1938年邱宗岳全家迁往昆明，他继续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西南联合大学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都在做复校的准备。
邱宗岳与杨石先商量如何把南开大学化学系办出特色，最后决定先以有机化学为重点然后逐步发展。
1945—1947年杨石先到美国考察访问回来后即招揽人才，先后邀请到物理有机化学家高振衡、金属有机化学家王积涛、有机化学家陈天池、高分子化学家何炳林、农药化学家陈茹玉来系执教，使南开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的师资雄厚，并突出了以注重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和实验训练为特色而闻名全国。
如今南开大学化学系已成长为中国主要的化学教育基地之一。
邱宗岳早年精通英文、德文、法文，1952年还学习了俄文。
他讲课条理清楚，立论严谨，教学认真。
有一次美国罗氏基金团到南开大学参观，听他讲课后赞叹不已。
他讲课的特点是语言简练，不求多，但求精，有重点。
方法是重说理，循序渐进。
他经常告诫青年教师：
“要想检查自己的讲课效果，除了要看自己讲了多少、讲清楚了多少以外，更主要的是要看学生们吸收和掌握了多少。
”
邱宗岳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南开大学的化学教育事业上，以致影响了科学研究。
1991年10月，南开大学举行隆重的化学学科创建70周年大会，与会代表一致盛赞杨石先校长和邱宗岳教授等前辈为开创南开大学化学系所做出的不朽贡献。
张江树
见图：
张江树
化学教育家。
字雪帆。
江苏常熟人。
1898年6月15日生，1989年10月8日卒于上海。
童年时代家境清贫。
但他勤奋好学，1910年考入上海龙门师范（上海中学前身）。
191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中央大学前身），1918年毕业并留校任化学助教，从此与化学结下不解之缘。
20世纪初，中国化学工业刚起步，道路维艰。
张江树十分关注中国的化学工业发展状况。
他利用受聘到厦门集美师范、松江第三中学担任化学教员的机会，考察了中国化学技术发展状况，结论是化工技术太落后，化工技术人才太缺乏，逐步萌生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
1923年张江树考取了公费赴美国留学，到加州大学攻读化学。
1924年又成为哈佛大学的研究生，1926年获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张江树1926年回国后，先后在光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授。
他治学严谨，讲课概念清晰，实验技术精湛，深受学生爱戴。
1949年10月前夕，张江树担任了中央大学化学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
当时国民党政府欲把学校迁往台湾，遭到张江树等人的断然拒绝。
1949年10月后，张江树先后担任了南京大学教务长、理学院院长、南京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52年，张江树出任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院长，为创建中国第一所高等化工院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不管是学科设置、师资队伍建设，还是科研工作、学生教育以及行政管理，他都十分关心。
在他的努力下，华东化工学院于1960年10月被列为全国重点院校。
十年内乱期间，他遭到了打击和迫害，但他仍然尽力工作。
1978年张江树恢复院长职务后，立即进行恢复和整顿工作，使学校得到迅速发展。
1981年起，他退出第一线，担任华东化工学院名誉院长，但仍十分关心学校的改革和建设。
张江树在担任华东化工学院院长的几十年间，为华东化工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题词的校训——勤奋求实，已成为华东化工学院全体师生的座右铭。
张江树是中国早期物理化学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与黄子卿齐名，因而素有“南张北黄”之称。
早在20—30年代，张江树就在化学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曾发表“铜与盐酸之化学作用”、“氯化亚铜在浓盐酸中之浓度”、“用共鸣法测定电解常数及电矩”、“中国电化学研究”等论文10余篇。
后期由于教学和行政事务繁忙，科研成果不多了，但他仍十分注重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张江树从事化学教育数十年，素以严于律己、治学严谨著称。
他既强调理论教学，又十分注重实验教学，特别是基本操作和技能的训练。
张江树十分关注高等院校的教材建设。
1945年，他编写的《理论化学实验》出版了，这是由中国化学家自己编写出版的第一本物理化学教材。
在此期间，他先后撰写了《电池》（1934年）、《化学教学法》（1934年）等数本教材。
1949年10月以后，他曾长期担任全国高等院校工科化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和《辞海》化学分科的主编。
1959年，他主编的《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供工科大学使用的物理化学统编教材，为后来高等院校化工教材的编写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张江树还主持了教育部高等工科院校化学教材编写委员会的工作，在普通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等化学课程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60年代，我国第一次系统出版了工科化学的整套教材，是与张江树的努力分不开的。
张江树是中国化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1986年中国化学会在庆祝他从事化学工作50周年时，在赠给他的荣誉证书上写道：
“建会元勋，一代师表”，这正是张江树一生业绩的最好写照。
陈光旭与《化学教育》
见图：
陈光旭
为了提高化学教学质量和促进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1979年4月经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创办《化学教育》期刊，同时成立化学杂志社，负责该刊的出版工作。
1979年9月中国科协正式批准。
《化学教育》的首任主编由陈光旭担任。
第二任主编是刘知新教授。
创刊号于1980年4月在北京出版，为双月刊，当年出版5期，1981年出版6期，并出版大学和中学部分的增刊2期。
此后出刊正常，1994年改为月刊，成为国内有影响的科技教育期刊之一。
《化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
围绕化学基础学科，交流教育、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开展关于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和教学方法的讨论，介绍化学知识、实验教学经验与技术、科学成就等等，反映国内外化学教育的进展和动向，为提高广大化学教育工作者的水平，提高中国化学教育质量，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服务。
该刊的读者对象，是中等学校（普通中学、中专、技工学校、职业学校）化学教师和相关的化学工作者（进修学校、教育学院、各级教研室的教师和教研员）以及专科和高等师范院校的师生。
《化学教育》创刊以来经过调整后设置的栏目，有“化学与社会”、“知识介绍”、“课程与教材研讨”、“实验与教具”、“国外信息”、“问与答”、“化学奥林匹克”、“化学史与化学史教育”等。
《化学教育》自创刊以来在化学教育界有重要影响。
读者普遍反映该杂志是进修化学教育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好学校，是解除教学困惑、指点迷津、启迪思维和传播经验的好老师。
陈光旭，化学教育家和有机化学家。
1905年12月1日出生于河南省淅州县荆紫关，1987年11月14日卒于北京。
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毕业时适逢北伐战争，曾停学2年。
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3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42年考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在著名有机化学家罗杰·亚当斯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到美国伊莱-利利（EliLilly）公司研究部任研究员。
1946年回国，担任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以来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化学教育委员会中国代表，《化学通报》和《化学教育》杂志主编、《大学化学》杂志顾问等职。
陈光旭在有机合成方面造诣很深，曾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对曼尼希（Mannich）反应的研究尤为有建树。
几十年来，有机化学家认为除脂肪胺外，芳香胺不能与酮类发生正常的曼尼希反应。
这对曼尼希反应的应用，显然有很大的限制。
陈光旭研究的目标是，直接用芳香胺、甲醛及酮，不经交换反应一步制取β-芳胺基。
50年代中期，他用酰亚胺类化合物与芳香胺反应，首先合成了N-曼尼希碱，这个工作比当时国外的报导早了约10年时间。
此后由于政治运动，使工作停顿了下来。
1960—1966年，他又首先实现了由N-曼尼希碱与酮发生交换，以取得β-芳胺基的反应。
这对β-芳胺基酮的合成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十年动乱期间，研究工作被迫停下来，直到1978年后他才继续这项工作。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由芳香胺、甲醛及酮类经曼尼希反应直接合成β-芳胺基，并探讨了反应机理。
现在这个反应已经可以由芳香胺普遍应用到脂肪酮、芳香酮、环酮、杂环酮、不饱和酮、1，3-二酮等化合物上，均可在温和条件下顺利地反应，得到高产率的β-芳胺基酮。
他证明了芳香胺与脂肪胺一样，都能与酮类顺利地发生曼尼希反应，大大扩大了曼尼希反应的应用范围，纠正了许多教科书和文献资料中的错误。
陈光旭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应用科学研究。
在十年动乱的特殊条件下，他带领中青年教师在光敏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等应用研究项目中取得许多成果，获得了北京市及国家教委颁发的科技进步奖，更重要的是为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培养了一支从事应用研究的队伍。
几十年来，陈光旭为中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专门人才。
中国化学会在庆祝他从事化学工作50周年的赠送匾上写着：
“原子勿论氢氧碳，桃李何止百千万”。
50年代初，中国高等师范院校人才十分缺乏，陈光旭克服了重重困难，举办了高等师范院校第一个有机化学研究班。
之后又连续举办了两届研究班。
这3届研究班的毕业生，现在大多已成为全国各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的骨干。
1978年后，他又为培养硕士及博士研究生而日夜操劳。
他从指导课程学习、查阅文献、巡视实验、听取汇报，到修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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