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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笔记

读书计划：

夏志清《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国现代小说史》

北京大学《现代汉语专题教程》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

程章灿《汉赋揽胜》

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文化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班马”，后人还经常写这样的文章：

班马异同论，或者高低论。

“文章两司马”，一个指司马相如，一是指司马迁.

文章，司马迁比司马相如强百倍，不可比。

司马相如就是一个文人，个性。

一、司马迁

（一）生卒年

出生于前145（景帝中元五年）或135（武帝建元六年），卒于前87（武帝末年）。

司马迁的生年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李长之，有一篇小短文，早十年或晚十年，就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对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司马迁，影响后面的好多研究，士人，生卒年存在问题的时候，就要认真思考。

（二）名与字

名迁。

字子长。

扬雄《法言•寡见》、后汉荀悦《汉纪》

（三）家世

《自序》

远绍颛顼时代司天，至周，典周史，然后详细叙述其父司马谈学术渊源与观点。

（1）家族历史；

（2）父亲司马谈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学》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各习师书，惑于所见），乃论六家之要指（后人称之为《论六家要指》）

涉及先秦诸子的分派，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天下篇》。

A.司马谈的学术。

B.司马谈的人生理想与对儿子的期望。

（四）简介

1.出生地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

司马迁出生于夏阳。

即今韩城。

龙门距离夏阳还有百里之遥。

技术，可以使距离缩短。

我们今天对地理的感受与古人是不一样的。

地灵人杰，鲁迅评史记的时候，就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文体不一样，但鲁迅为何认为有相同之处呢？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一生经历。

（1）20岁以前

“年十岁则诵古文”。

古文，秦朝以前籀（音昼）文写的古书，古文：

字体；古文经学。

经今古文，是汉代两个各有学统的风格各异的两个经学派别。

讲究师承，不违背老师的宗旨。

（2）青年壮游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

司马迁的游与我们今天的旅游是不一样的。

关于游，中国古代士人有多种游。

心游，旅游，卧游等等。

司马迁调查的目的在“厄困”。

生命体验，他有类似的经历，那么他对如孔子之厄困就会有生命的共鸣。

（3）入仕为官时期

①奉使西征巴蜀

②参加封禅大典

③接受遗命：

“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自序》）司马谈

④38岁继任太史令

（4）致力著述

1）元封三年（前108年）接任其父任太史令，主管天文历法兼任文书档案。

其间司马迁还参加了“太初历”的制订。

2）天汉三年（前98年），因李陵而受宫刑。

3）“发愤著书”的文学主张

《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

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报任安书》：

53岁写完，60岁去世。

①“愤”字：

愤怒。

愤，与孔子的愤是一样的。

追溯至孔子。

（生）不愤（师）不启，（生）不悱（师）不发。

郁积，怒满。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通俗的想不开，憋得慌。

倾诉；写文章。

②诗言志：

言志，如果从诗人的角度，就是主动的写自己的记忆和情志。

已经涉及动力，但更多的是指诗的内容。

这个动力是有独特性的。

朱自清《诗言志辨》体现自己的价值。

左传里面，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后来的曹丕《典论·论文》：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左传》：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不朽，永恒。

这个观点，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

与庄子是不一样的。

庄子认为，人没了，就什么也没了。

那些东西对于死去的个体的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③《汉书•司马迁传》：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未标明其卒年，后人推测，司马迁有可能死于非命。

此时史记已经不是完整的史记了。

明哲保身，古人活着比我们今人有意义。

二、史记

（一）史记名称。

通称。

史记，原来指诸侯国记载史实的文本。

无书名，只有目，不确。

司马迁《自序》，已称为《太史公书》。

班固《汉书》亦以《太史公书》称之。

据朱东润先生考证，范晔《后汉书•班彪传》才以《史记》称之，推测说大概出自班、范之间。

（二）史记的体例

1.自序里，提到了体例。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序略，以拾遗补，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全书共130篇，包括10表、8书、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共计52万多字。

①本纪是全书的纲，它以王朝和帝王的更替为线索，按年代记载各个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世家记载有爵位封地、世代相传的家族的历史。

②列传是各种人物传记，其中所记载的人物，都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品行高尚，卓异出群，有志向、有才干，能不失时机地建立功业，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

③表分为世表、年表和月表，它按年月顺序，提纲挈领地列举历史大事，以便更清楚地表现历史发展的线索，补充本纪、世家和列传的不足。

④书分门别类地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具有专门史的性质。

2.排列顺序

（1）司马迁在自序中的排列与史记本文是一样的。

（2）与后来的史书的排列顺序是不一样的。

①虽然后来的史书继承了史记的体例（当然也有变化），为什么设置这样的体例，也有简单的说明。

自序，也涉及到史记的结构，他认为与周易有关。

赵翼《廿二史札记》说：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

②《史记》体例，司马迁既有继承，也有独创。

世家前人已有。

③表，来源于春秋时期的谱牒。

传，是他的独创。

司马迁最大的创新，就是由“记言记事”转变为“记人”，人成为历史的核心。

④右史记事，左史记言。

重点在事，和说的，也有人，不是史书记载的重心。

⑤关于列传进一步划分，有各种分法。

有的学者分为人传和事传。

还有的学者（如胡佩韦）按照列传记叙的人物，分为分传（专人），如《孟尝君传》；合传（为生平事迹类似者），如《张耳陈餘列传》、《老庄申韩列传》；寄传（以一人为立，并书他人行事），如《鲁仲连邹阳列传》；杂传（以类相属），如《儒林列传》。

人是中心，有名的人物很多，但只有倜傥的人才写入了史记。

（三）史记的续补

1.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出”。

张晏注中说遗失的十篇为《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音kuǎi）列传》，其中四篇由褚少孙补缺。

2.《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

3.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

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

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诸少孙续补。

有人认为《傅靳蒯（音kuǎi）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4.现存《史记》有其他人续补的作品，已非《史记》原貌。

但大部分篇目，仍然是司马迁父子写的。

至于《史记》的流传与版本，有兴趣可以参考相关文献。

（四）司马迁写《史记》的动机

继承父亲的遗志，是家族的志向。

还有青史留名。

写《史记》的目的：

《报任安书》：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天人之际”：

冯契《中国哲学逻辑发展史》：

天人，古今，是时代的问题。

1.史家传统

（1）史，《说文解字》：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

中，正也。

”解释为人。

后人对史字构型中的“中”字，许多著名文字学者歧解纷纷，并以此推测“史”不同职能。

实际上，仅仅从字形来推测“史”的功能并不能说明问题，还是应该从文献上去看史的职能。

（2）史=巫。

1）古代：

人与天是可以沟通的。

人人都可以沟通。

绝地天通。

专职的人，也就是巫。

担任巫的人，身份比较复杂。

专职人员。

包括人的身份。

2）史官的前身是巫。

神职人员，知识分子，要求比较高。

3）职能①沟通天人，制定历法。

②记事功能。

记载天象与占卜的结果。

③文书功能。

见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史官的渊源和职责，包括天象天象、天文，与人事密切相关。

2.汉代思想界——以董仲舒为例

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关系，众说纷纭。

（1）董仲舒：

汉武帝时期，一个大思想家。

国策、思想，转变时期。

（2）《儒林列传》分化：

分为儒林列传和文苑传。

（3）

①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

言《尚书》自济南伏生。

言《礼》自鲁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音坟）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②董仲舒，广川人也。

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

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今上即位，为江都相。

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

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

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

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

于是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

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③董仲舒为人廉直。

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董仲舒以弘为从谀。

弘疾之，乃言上曰：

“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

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

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④胡毋生，齐人也。

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

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谷粱《春秋》。

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

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

褚大至粱相。

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

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⑤《史记•儒林列传》又载公孙弘说：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

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

”

（4）班固《汉书》给董仲舒立传，并录其三个贤良对策，即后世所说的著名的“天人三策”。

①天人的关系。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②天与君的关系，天给予某个朝代以合法性。

这个思想早，天成了士人的一个依据。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春秋到汉，士人与国君的地位与关系的变化，概括为“道”与“势”。

道具有自由，独立，可以限制势。

秦以后，谈天，士人处于弱势地位后，用天限制皇权，灾异、天象等等自然现象，天人感应。

谶纬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天人感应，一是皇帝可以用，一是知识分子也可以用。

渊源有自的。

（5）司马迁天人的主要内容

1）天命论

大到王朝，小到一个人，从三皇五帝至秦汉，都是出自天命。

《六国年表》：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概括得非常深刻。

后来清末民初，许多史学家研究西北地理。

陈桐生认为，每个王朝的兴衰，实际上是天命意志变化的历史（页140）。

如果把《史记》中所有的关于天是有意志的材料集中在一起，就会发现在司马迁的脑海里，存在二层世界，即一个是天，一个是人事。

人事皆由天安排决定，有的时候天还通过梦幻、预言等手段显示自己，沟通天人。

2）天人感应论

天是虚的，需要通过许多具体的事情，也即天人感应表现出来。

其一，天象。

如《天官书》。

其二，祥瑞灾异。

其三，预言。

其四，卜筮。

其五，梦异。

等等。

这些是否是迷信，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现象在现实中都得到了证实，是天的意志的一个体现。

从自然科学说，似乎天与人没用此类关系，但如果从文学看，就多了许多意味，也是《史记》具有独特魅力的原因之一。

说它是迷信，就比较简单，不用思考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孔子的《论语》里面也有天，畏大人，畏天命，搞不懂，神秘。

三国志演义里面，诸葛亮，与天命抗争，完成自己的使命。

俗世间，悲剧的人物，“通古今之变”，陈桐生认为主要于秦汉改制有关，陈正宏则认为即字面之意思，也就是贯通古今人事的方式，探讨人类历史变迁大势。

其中强调的是一个变字。

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天人感应下的历史循环论。

专传。

制定礼乐。

司马迁对这样的变的儒者，持保留态度。

成一家之言形容诸子。

简单的说，好理解，如果仔细追究起来，就不好理解。

因为涉及司马迁对《史记》的认知，是否把《史记》看作一部史书？

《春秋》的传统。

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把史记看作为一部史书。

成一家之言，其潜在的意思，就是要与诸子比肩。

也就是说，《史记》存在着司马迁自己的思想。

刘勰《文心雕龙》：

《原道》《宗经》《征圣》。

后世的文章，皆“经典之枝条”。

四部分类法，划到史部里面。

（6）史：

属于不属于文？

魏晋以来，至六朝，对文的认识。

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及《文选序》。

文选选的，也有和史有关的。

唐宋，史又进入了文的范围。

现在的文学观念，一般认为，史与文学有区别。

实录；虚构。

真实，虚构。

其一，文史哲不分；其二，确有文学性。

钱钟书《管锥篇》。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到底什么意思？

《史记》看作为小说集，文体上的区别，明显，断语，相通或者是相同之处，到底体现在哪里？

鲁迅《史记》“无韵之离骚”解，体例，与文学有相近的地方。

张之洞说：

“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

”认为是千古辞章之祖。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文史要分开。

史记与文学有相似之处，文学性，文学因素。

记言记事，本纪，世家，列传。

以人为主，不完全以权位来分类或记录的。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倜傥：

卓异。

非常：

不是常人。

独特的人。

选人的标准之一。

（五）史记的文学性及其表现

1.在记述人物时，尤其关注人的命运。

包括帝王、将相、市井小人、艺术家、一勇之夫等等。

共同的特点，命运，悲剧性。

从类型上分，三类，包括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

（1）《李将军列传》李广

“广家世世受射。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

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

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

‘惜乎，子不遇时！

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文帝曰：

‘惜乎，子不遇时！

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生不逢时。

（2）《项羽本纪》项羽最后的话

A无颜见江东父老。

B归结为天。

命运，认命，与命运抗争。

2.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钱钟书总结发现的。

记录史实。

A亲自考察；或文献有记录。

B据传闻。

《管锥篇》评司马迁之写项羽说：

“‘言语呕呕’与‘喑呜叱诧’，‘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阮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与’，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其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乎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

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

”

3.常用逸事、小事来描写人物，而这些逸事、小事往往能与细微处传人物的精神。

（1）《管晏列传》管仲、晏子。

孔子对管仲评价非常高，说：

微管仲，吾披发右祍矣。

成为野蛮人。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闚其夫。

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

既而归，其妻请去。

夫问其故。

妻曰：

“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

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

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

”其後夫自抑损。

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

晏子荐以为大夫。

◇集解皇览曰：

“晏子冢在临菑城南淄水南桓公冢西北。

”□正义注皇览云：

“晏子冢在临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

”括地志云：

“齐桓公墓在青州临淄县东南二十三里鼎足上。

”又云：

“齐晏婴冢在齐子城北门外。

晏子云‘吾生近市，死岂易吾志’。

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节里。

”按：

恐皇览误，乃管仲冢也。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小事，从叙事上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本来是写晏子，但是我们看这个小事的叙事特点。

谦抑，重心写晏子，叙述的最多的是车夫。

叙述的视角，写晏子善于发现人才，肯定人的优点。

“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也。

”

（2）《高祖本纪》

刘邦是个二流子，或者流氓。

正面的品格，不要受历代文人的影响。

汉武帝祖宗也不太感冒，腹诽，直接的写。

因徭役到了咸阳，看到秦皇帝，喟然太息说：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萧何建未央宫，刘邦曾说治宫室过度，萧何说“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高祖乃悦。

未央宫成，大会群臣，给他的父亲祝寿，说：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

今某之也所孰与仲多？

”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曾做过亭长。

亭：

邮局，派出所，招待所或小宾馆。

底层的老百姓，不是贵族。

要注意寻找他成为领袖的魅力与能力，刘邦进步是非常大的。

4.注重故事性

如“鸿门宴”的有关描写，有气氛的渲染和曲折的情节。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沛公曰：

“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

”樊哙曰：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

”于是遂去。

5.在记述人物的时候，每篇人物传记都有一根主线，其它事迹则在别的文字中有补充。

（互见法）这样，故事集中，不枝不蔓，又能在其它篇目中有所补充，从而揭示人物的多方面的性格。

互现法，亦称互见法，《史记》创造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即将一个人物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者将同一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这种方法的运用既可以保证各篇自身的统一完整，倾向鲜明，又可以使每篇之间相得益彰。

文学性体现在好多方面，不同的教材也有不同的总结，我们仅仅举出几个方面，来说明史记与文学相近之处。

（六）《史记》的影响（教材P153）

1.《史记》既是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

它在人物塑造、情节和场面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风格雄肆奇伟，行文有感情，有气势，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文风。

2.体例的影响

先秦的历史散文大都以记事或记言为主，在记事和记言中兼及人物描写。

而《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的先例。

它书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大都是生动的人物传记。

作者在文中集中笔墨叙写一至数人的事迹，主人公的形象相当完整。

书中出现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活动，构成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司马迁通过五种体裁，囊括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变迁，记载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事迹。

同时，他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道德、宗教、民族、天文、地理、学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都包容在《史记》一书之中，极大地开拓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我国历代的正史基本上都沿用了司马迁开创的体例。

凡是研究汉代以前的历史的，不论涉及哪个学科，都不能不参考《史记》。

宋代郑樵在《通志》中说:

《史记》“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

这些论断都说明《史记》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3.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历史散文随事写人的传统。

他善于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让各种人物做充分表演，通过他们自身的语言、行动展示其性格特征;善于在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不同性格的相互碰撞，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例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节，就是安排刘项双方的主要人物同时出场，通过他们的直接交锋，表现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

项羽的粗豪轻信、刘邦的灵活机敏，都在其对话和行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如此节对樊哙的刻画也是如此。

司马迁安排他在双方冲突最尖锐、形势最紧张的关头出场，他一出现，就通过闯营、披帷怒目而立、饮酒吃生肉等行动显示了勇武粗豪的特点;接着又对项羽进行了番有礼有节的责问，说明他很有政治头脑，善于斗争;最后，他又劝刘邦不必拘于礼节，而应尽快脱身，表现了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和对刘邦的忠诚。

司马迁对这个人物没有作任何客观介绍和静态描写，完全通过其行动和语言使其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

司马迁还善于运用一些生活细节和传闻逸事来刻画人物。

这类细节和趣闻俯拾即是，有些还带有一点儿传奇色彩。

它们对表现人物性格、增强作品的文学色彩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史记》的叙事十分精彩生动。

其中很多情节曲折，刻画细致，矛盾冲突紧张激烈，故事性很强。

作者围绕情节的展开，运用铺垫、渲染、伏笔、照应等手法，大胆设置悬念，制造波澜，造成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如《魏公子列传》中写信陵君与侯生的交往，就是一段十分生动的故事。

 文中先交代信陵君礼贤下士，多次礼聘侯生，他都不答应。

又写信陵君亲自请侯生赴宴，他却在途中去探望友人朱亥，故意让信陵君在市上久等，暗中观察他的反应。

作者又特意交代其他不同人物的表现，以反衬信陵君的谦恭:

“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骂侯生。

”而公子却“颜色愈和”，“色终不变”。

这时读者都会钦佩信陵君的谦恭下士，而又对侯生的做法有些不解。

直到后面，作者才通过侯生之口说出他这样做是为了成就信陵君的好客之名。

至此，情节暂告一段落。

接着，文中又交代信陵君为救赵率领宾客去与秦军决战，临行前向侯生诀别，他却十分冷淡，引起信陵君不快。

等到信陵君重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