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案九一八前日本挑战华盛顿会体系的试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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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案九一八前日本挑战华盛顿会体系的试探
济案—“九一八”前日本挑战华盛顿会体系的试探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出兵沈阳，强占中国东三省，又在六年后公然发动全面侵华，并由此引发了太平洋战争。
对此事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九一八”之前中日冲突的探究上。
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研究视野有所放宽。
今年是“九一八”七十周年，在回首这场引发了一系列战事，给人类带来浩劫的历史事件时，人们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发问：
这场事变为什么会发生，它是如何发生的？
它能够被避免吗？
诚然，历史是不会改变的，但后人对历史的探询并不是无意义的。
其实，对这些问题国际学者已进行了数年探讨，这些探讨不再把事变简单视为中日两国在世界一个局部地区的冲突，而是正确地指出事变的性质与其说是针对中国，勿宁说是对英、美，以及对作为战后远东秩序象征的整个华会体系的挑战。
然而，人们又不仅要问，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何以如此嚣张，胆敢不顾一切与诸多华约体系国相抗呢？
对这一问题，以往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都较多注目于二、三十年代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但笔者认为，对于战争祸源的探讨，仅仅归咎于日本国内的因素是很不够的，历史事变乃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早就深藏于肇事之端，祸变时得到彰显，九一八事变也是这样，早在事变之前三年就有预演，这就是发生在1928年5月的“济案”。
本文即以此案为切入点，通过对是案来龙去脉的探析，期在一个较高的视点上，对引发“九一八”事变的深层原因作一透视和俯瞰。
一、“济案”与华会体系
所谓“济案”，即指１９２８年５月３日，驻济南日军蓄意寻衅闹事，枪杀北伐革命军战士、伤兵、和无辜百姓３千余名，并肆意施暴、凌辱、惨杀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和外交官的恶性事件。
尽管此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和国际都引起巨大震动，但从世界大范围来看，此事件毕竟只能算是一个局部性、地区性的外交纠纷，象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国某城市的中日冲突事件何以能与华会相连，作这样的联系是否有小题大做之嫌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但也因此在本文开始之前需要把华会体系，华会主要成员国在中国的复杂关系，以及华会后至济案前这段时期中，中国国内局势巨变给华会体系带来的冲击作一简略介绍和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回到中国，因急于夺回和恢复原来在华攫取的权益，彼此虎视眈眈，关系紧张。
而其时正值五四过去后不久，中国民众的爱国民族情绪仍在不断高涨中，为了避免列强在远东的争夺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并联合列强力量以对付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在美国首倡下，得英国支持，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召开了远东和太平洋问题会议，也即华盛顿会议。
会议有参加者有美、英、法、意、日、中、比、荷、葡九国，会上较为集中地讨论了远东和太平洋安全问题，最终的成果主要有三项，一是美、英、日、法签订《四国条约》，二是由英、美、日、法、意签订《五国海军协定》，最后是与会九国共签的《九国公约》，涉及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事项主要体现在《九国公约》中，在该公约中与会各国共同承认的基本原则有三：
（一）各国将在对华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同意“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
（二）各国承诺在中国将遵循门户开放的原则，并“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三）各国表示将“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的完整”，“在条件具备时逐步撤废列强在华享有的特权”。
对于上述原则以及华会的成果作何评价非本文的任务，但华会显然是美国战后推行其远东政策的一个巨大成功。
因为美国通过是会，不仅对战后东亚地区列强的势力均衡和利益关系作了重新构组，而且通过是会最终取得了凌驾于其他列强之上的优势地位。
华会上，美国首先通过《四国条约》拆散了英日同盟，又通过《五国海军协定》，联合英国迫使日本接受了美、英、日海军吨位5、5、3的比例，最后通过《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以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与维持现状为基础，统一了各国列强对华政策的步骤。
因此，华会体系虽然一直被视作“远东和平和秩序的保障”，但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用来实现战后美国在东亚目标的工具”，这一点是美国人自己也不予否认的。
然而，外交历来是以“自利”为原则的，像华会体系这样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方案何以会被与会各国所认可并接受呢？
当然，美国战后的实力地位以及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性影响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各与会国在加入该体系时也都是有着各自利害考虑的。
拿作为华会体系基石之一的“大国一致”原则来说，之所以得英人支持，是因为其时的英国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整个远东地区地位已十分衰弱。
由于日本在战时在中国的猛烈扩张，重返中国市场的英国不与美国联手就很难抵挡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
而日本之加入华会体系则是多方面因素压迫的结果：
其一，是因为日本乘欧战已在中国捞到了很多好处，在美、英卷土重来后，不得不稍作收敛；其二，军事上形格势禁，日本清楚地知道自身的国力，认为“在二十年代这十年中，日本还不可能具备实力同时去与美、英两国在远东抗衡”。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日本在会上尽管在交还山东问题上被逼迫对美、英作了让步，但作为补偿，美、英对日本所称的中国的满蒙地区“对日本的国防与经济生存有非常密切的特殊关系”加以了认可，并以条款形式确认了日本在该两地的“特殊利益”。
这正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而未能实现的。
所以，尽管日本加入华会体系极为勉强，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只有中国，在华会上仍被列强视为一块可共同宰割的俎上肉，尽管《九国公约》中冠冕堂皇地列上了“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的完整”的条款，但确如当时舆论和以后的研究者都指出的，这只是给中国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仅就条款的字面去看，中国被允诺的“独立”也是在确认“现存有效条约”前提下，而条约关系的改变则又完全取决于列强的意志，此正如当时报刊评论所言：
华会后中国的状况并未有什么改变，反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列强，“各国在中国所侵略之赃物，在此次会议以前是非法的，在会议以后为合法的”，华会体系不过是“列强结成同盟，共同宰割中国”而已。
尽管如此，华会体系毕竟给战后列强在远东势力平衡提供了一个新支架，这就是美国人自诩的“远东新秩序”。
在这一秩序下，各列强国在华利益暂时得到协调，战后列强在远东的紧张关系表面上似有缓和，亚洲国际事务受华会体系影响，列强之间的矛盾在一段时间中被掩盖了起来。
但这种局面并未持久，由于华会上中国的利益又一次被出卖，中国民众并没有因华会条款中有一些漂亮词句而得到“抚慰”，反是更激发了对外强的不满，国内反帝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25年5月因“沪案”而引发的全国范围的五卅运动，是一个大爆发。
五卅后不久，因沙基惨案而引发的更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更使在华列强感到胆战心惊，特别是在这些运动中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反帝热情以及对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高度关注，对华会体系更是形成了巨大冲击。
而这时中国政府受民气激励，也于1925年6月24日照会各国，正式推出“修约”外交，并敦促在华各列强从速讨论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
在这一局势下，1925年10月，有中、美、英、日、发、意、比等13国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正式开场。
关税特别会议虽说是主要用来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的，但从各华约参加国心思来讲，显然也有意通过是会对如何应对中国时局协调一下列彼此的步骤。
因为自五卅后，美、英、日三国在对待中国要求上已态度已明显有别。
由于美国没有租界在中国，五卅风暴时未受大的冲击，故地位超然，对中国人已或多或少地示以了同情。
英国人则不然，在五卅和沙基惨案后，英人已被中国民众视为“头号帝国主义”，为摆脱困境，英亟谋诸列强撑腰。
而日本在激起事端后，看到怒火向英人转去，于是公开里支持英国强硬，私下却谋单独解决的办法，这使英人得知后十分愤怒，英领事大骂说，英国人因为日本纺织厂而落得这样惨，而日本却抛下他们单独开工，真是卑鄙到极点。
美、英、日三家已有的这些芥蒂会前虽还未十分公开，但已为外界所关注。
果然，关税会议一开始，三巨头的“不一致”很快便显露出来。
美国从会议开始起，就摆出主动姿态，同意以废除厘金为条件，将税率提高到最高的12.5%。
英国见美国已有这样的表示，不便反对，但要求关税附加税的增收要由英国控制的海关执行。
日本本来是激烈反对提高关税的，却又抢在美、英之先表态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却又在嗣后会上讨论税则和附加税增收问题时，寸步不让，几使会议破裂。
而开会期间，中国南方由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又蓬勃起来，北方则相继发生了郭松龄反奉事件、大沽口事件和“三一八”惨案，在这些事件中，美、英、日三家态度也不相同。
这样搞得会内会外矛盾交错，本就同床异梦的列强，矛盾更其加深。
对于关税会议上与会国之间的意见难以协调，美国在会前已有所料。
五卅后，面对中国国内汹涌的民众反帝怒潮，美国开始意识到，要维护华会时列强在华现状，并要求中国按列强框定的规范“渐进”修改中外条约，已难实现，是继续“一致对付中国”，还是对中国人作出适当让步，美国必须有一抉择。
尽管美国国内仍有相当部分人（包括在华公使马慕瑞MacMurray在内）认为现在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退让是不明智的，但国务卿凯洛格Kellogg却认为适时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要求作些让步，“鼓励中国人把美国视为一个同情他们的朋友”，这不仅与美国在华长远利益相符，也有助于远东局势的稳定和美国影响的扩大。
出于这一考虑，美国在会前就作出了“愿意以同情和善意的态度考虑修改现存条约”的姿态。
不仅如此，凯洛格在会议开始时即给参加会议的美国公使马慕瑞以明确训示，要他向与会各国代表表明，如果会议无果而终，各国不愿接受美国的方案，美国将单独与中国谈判。
对此，凯洛格的解释是：
“尽管我渴望与其他列强尽可能地保持一致，但我感觉到中国的危急形势需要采取某种行动来消解公众的激烈情绪。
”然而，美国对华出现的新面孔，却不受英、日的欢迎。
华会后，英国在华政策着重于保住既得利益，但自五卅后，英国人已发现在日人釜底抽薪后，自己正成为中国人的头号敌人，本还指望会上能得美国人撑腰，却发现美国正向中国人暗送秋波，这对英人来说，无疑雪上加霜。
至于美、日关系，本来就矛盾重重，华会后，美国更被日视为日在华扩张的第一假想敌。
现美国率先表露出愿就条约向中国人让步的意向，日本自是反对，故币原一再抱怨“国际协调”不见了，要防止被美国出卖，日本须早打主意另辟蹊径。
在美、日、英三国歧见显见的情况下，1926年4月19日在会上英方代表提议下，美、英、日三家专门就“会议前景问题”开了个碰头会，会上英方代表首先发言对会议目的作了解释，提出“三巨头（TheBigThree）能否有可能在是会上就共同的对华政策以备忘录的方式作个说明”，但英人此议没有得到其他两国的响应。
于是，原本脆弱的华会体系在关税会议上不仅未能弥痕，反而更加动摇。
而这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开始，中国局势面临更大的变动，在风暴即将来临之前，列强个个无暇他顾，开始各行其是了。
首先公开自谋出路的是英国。
由于北伐在两湖的胜利，使首当其冲的英国自知难以相抗，于是不得不现实地考虑转换其对华方针。
原驻华公使麻克瑞Macrray被撤换，新命公使蓝普森Lampson一上任，就先往汉口访问，成了列强中第一个访问武汉的外交公使。
至汉口、九江事件发生，英怕进一步激化矛盾，不仅同意交还中国汉口、九江租界，并准备在治外法权、关税、租界管理等一系列方面作更大让步。
英外交部并特别向蓝普森强调，在采取这些步骤时，可“单独行动而无须等待别人”。
英国率先抛出的对华新方针使一心想在这时取得中国人好感上拔头筹的美国人甚为不悦，美国务卿凯洛格认为“这是英国人想在中国人面前充当比美国更好的朋友的角色”，于是也赶着于1927年1月27日发表了《凯洛格宣言》，内称美国以同情的兴趣关注中国民族的觉醒，并欢迎中国人民趋向重组其政府体制的每一个进展。
……美国政府以极宽大的精神与中国交涉。
它在中国没有租界，也从未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无疑是对英国变相的指责。
对此，美公使马慕瑞的评论是：
“为争中国人之宠而互相嫉妒”。
而随着北伐军向西方在华利益集中的上海推进，美、英间芥蒂更深。
当时，英国担心汉口、九江事件在上海重演，建议各国合作以武力保护租界，此议虽得到美公使马慕瑞赞同。
国务卿凯洛格对此作了坚决否定，他在给马慕瑞的回电中说：
“如果目前上海的紧张局势需要美国海军出动登陆部队的话，就必须明确无误地认识到，这支部队的任务只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本政府不准备为了保护租界的完整而在上海动用海军部队。
”至“南京事件”发生，美国虽也出动军舰参加了“护侨”，但在得知蒋介石已准备对共产党下手，并愿意与列强紧密合作后，美国拒绝了英国采取通牒方式进行制裁的建议，在凯洛格给马慕瑞所发的一份经总统修改过的训令中称：
“本政府不希望照会确定时限而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美国对于实施何种制裁，将持保留意见”。
美远东司司长詹森并去电警告主张“强硬”的美驻华外交、军事官员，不得与列强同事讨论制裁问题，而应以“谅解的心情”，对中国国内斗争的结局持“等着瞧”的态度。
从而再一次表明，美国在重大利益问题上也放弃了与诸列强的合作。
在美、英不睦加深之际，日本也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更独立的路线。
表面上，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南、北交战中，日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其实已开始施展分化手段，即利用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在国民党营垒中寻找日本利益的代理人。
应该说，日本的谋略是成功的，他很快与在江西南昌的北伐军司令蒋介石挂上了钩。
因此，在美、英还在为是否出兵“护侨”伤尽脑汁时，日本已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细，并已开始“怂蒋反共”，在“四一二”时也大见成效。
然而，币原外交尽管有这些成功，却仍不能见谅于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军部势力。
在强硬派军人看来，政府在现中国内乱中仍取“不干涉”政策是愚蠢、懦弱的行为，尤其汉口、九江事件后，日本所采取的“撤侨”而不是就地保护的措施，在国内引起一片反对声浪，在华有经济利益的日华实业协会和大阪纺织联合协议会发表联合声明，声称：
“吾人决信对今日中国之无理行动，万一各国不能一致行动，我国也不得不单独出兵”。
及至南京事件发生，日本军部更认为此事件“使帝国丧失威信”，日政友会于4月2日公开发表声明，抨击币原外交”袖手旁观，因循敷衍，终因发生南京事件而蒙受国耻。
”公开指责政府的“不抵抗”，要求“彻底转变我们的中国政策，以保护国家在华的权益。
”这些言论在日本国内形成了对币原内阁的巨大压力，于是，其时日本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严重衰退也被归咎于“现内阁内政外交失败之结果”，于是在一片“倒阁”声中，币原下台，取代他的乃抨击“币原外交”不遗余力的日本强硬派军人领袖田中义一。
币原，曾任日驻华盛顿公使，1921年与马慕瑞、蓝普森一样，都作为各自国家的远东事务专家列席了华会，故也是华会“老店”（TheOldFirm）成员之一。
币原1924年起出任日外相，在任期间，以奉行“不干涉中国内政”政策相标榜，主张以经济扩张达到维护日本在华权益和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与华会诸国关系上，也主张以“国际合作”协调列强矛盾，认为这是一条“对日本最为安全的道路”，但也因此他的政策一直受到日本国内强硬派军人的攻击。
而币原在1927年4月的下台，也就意味着其政策在日本不再有市场。
田中上台后，果然一反币原的“软弱”，对华改采强硬干涉政策，1个月后，就以“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为由，出兵山东。
币原的下台和日本强硬派的上台，无疑是对正在出现剧烈动摇的华会体系的重击。
果然，时隔不到一年，“济案”发生了。
二、“济案”—日本为挣脱华会束缚而迈出的试探性步伐
“济案”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发生在中日之间的一个恶性冲突事件，如仅从表面去看，日本制造此事件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进,进而阻挠中国的“统一”。
诚然，这确是日本制造此案的一个目的，但却不是全部。
因为，很明显，国民军的北进不是日本在进驻济南就能阻挠得了的，国民革命军绕道北上后，两个月内就入进平、津，宣告“统一”告成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此日当局不管何等狂妄，也心知肚明。
因此，此事件可说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正如上文所述，田中是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声浪甚嚣尘上中上台的，在田中之前币原时期，桀骜不逊的军部势力就在日本国内兴风作浪，并在中国一系列内乱中充当了积极的涉入的角色。
其中郭松龄反奉时，由日本关东军出兵援张，致使郭的倒戈功败垂成，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在这些事件中，日军方的行动所总被说成是军人擅自而为的行径，但实际上也都得到了日内阁的默许或追认，而国际联盟则碍于华会上对日本东北拥有“特殊权益“的承诺，也未作什么反映，这无疑滋长了日本军阀的骄横，证明了在日本权益受到威胁时，行使日本的武力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因此，当1927年中国形势发生巨变，并可能出现日本所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时，币原外交便被抛弃，而军方所坚持的“日本利益只能通过军事行动来保卫”的观点受到重视，并得到不少舆论支持，上升为主导。
那么，什么是日本在中国所最不希望见到的局面呢？
这就是中国分裂局面的结束和国家主权的收回。
在日本有一种“国论”早就甚为流行，即日本作为一个空间和自然资源稀少的国家，有权甚至有义务向其邻国扩张和开发，而近在咫尺、地广物丰的中国却因国内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欺凌，近代以来不仅主权丧尽，而且一直内乱不断，这无疑是日本在华扩张所需要的，也的确滋长了日本的窥伺之心。
而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眼见“二次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在即，这对日本长期以来推行的分裂中国政策无疑是个巨大打击。
不管蒋介石如何保证不影响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但“统一”本身就是日本所最不愿看到的事实，要其坐视，断无可能。
其二，中国统一以后，作为北伐重要目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将顺理成章地加以贯彻，不管列强如何拖延，归还中国主权也都是早晚的事，这样日本苦心经营多年的满蒙权益很可能彻底随之失去，而由于英、美两国在资金、技术上对日本的巨大优势，倘中国收回主权。
失去不平等条约保护的日本是无法在华与西方列强竞争的，这也使日本有了严重的危机感，能阻挠这一切的，在日本头脑发热的军部看来，只有对华用兵一条出路，因此乘中国南、北尚处分割状态之际，以出兵求一逞，也是势所必行。
然而，要在华用兵，中国人日本可以不放在眼里（济案中日本人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菅，手段之暴虐令人发指就是事实），但却不能不顾及美、英和其他华会成员国的反对。
自关税特别会议后，尽管华会各国已开始各行其是，但华会原则对各国仍有约束。
特别是美国，在年初就与中国就解决宁案签订了协定，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开始后，美国人已明白北京政权是绝对长不了了，因而已放出风来，一旦中国实现了南、北统一，政府能稳定下来，并有效行使职权，美国将按华约精神，“在条件具备时逐步废除在华特权”。
而日本一旦出兵强占山东，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是对华约原则的明目张胆的蔑视，对其他华约成员国在华利益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害，其后果如何，美、英会有怎样的反映？
这是日本在出兵前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但其时在台上的田中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其对华约体系可谓深恶痛绝。
而其时日本国内也流行着一种看法，即认为在华会上“日本人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条约体系里，日本的权益一直被漠视”，因而多数日本人不喜欢华约，就像大多数德国人讨厌凡尔赛条约一样，这种情绪无疑给田中这样的军部强人起到了兴奋剂作用，特别当日本自感处于孤立时，军部所声称的“帝国的利益，必须充分利用我方之实力来保卫”之信条也就有了更多的响应者。
于是，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开始相信这样的说法，即“同自然资源丰富或富有的西方国家合作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他们愿意同日本分享空间和财富，而这又是绝无可能的”，既然西方人不会关心日本国的生存，条约也不能保障日本的权益，那么维护它是毫无价值的，打破它才是出路，即使这样做必然会排斥西方利益，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也应在所不惜。
日本国民中滋长的这一情绪和军部的这一信条，在田中上台后不久就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这次会议召开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会议由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参加者有外务、陆军、海军、各省官员，参谋本部二部部长、关东军司令官以及有关的驻华外交官，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其内容主要有四点：
（1）将“中国本土与满蒙”加以区别，坚决将中国东北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2）估计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之稳健政权”建立适当联系；（3）“帝国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之措施”；（4）“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之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帝国将不问其来自何方，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之决心。
”此四条中的第四点，显然矛头直接指向美、英，日本欲挑战华会体系之决心。
于此已昭然矣。
当然，要直接挑战华会体系，其时的日本自忖羽卵尚不丰满，实力上也还有距离，要放胆干去，不能不有所禁忌。
于是先以“护侨”为名，在北伐军逼近鲁境时小试牛刀，于1927年5月第一次出兵山东。
其时美、英两国正以“宁案”一定要获满意解决为辞，要挟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惩凶、赔款、道歉”，故对日之“护侨”无法说三道四。
日见列强并无强烈反映，乃进一步放胆，一面暗中策动蒋（介石）张（作霖）妥协，一面积极策划更大的军事步骤，《田中奏折》也于是时出笼。
不料半年后，受内部派系挤兑被迫离职的蒋介石在重新复出后，打出了“统一中国”的旗号，发起“二次北伐”，一旦成功，日本乘中国内乱和分裂，操纵中国政治，扩张日本权益的整个战略和梦想都将化为乌有，于是日乃不惜铤而走险，以武力作孤注一掷之举，一来强行阻挠中国统一，二来也可藉此观察各国反映，为日本最后挣脱华约束缚，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摊牌作一试探，这就是日制造“济案”的目的。
三、“济案”后美、英的反映和选择，以及日本相应的对策
济案发生后，国民政府为避免事态扩大，对日采取了极度屈辱退让的态度，但却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特别是美、英等国的出面调停和干涉。
５月１０日，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请其采取必要之行动，以停止日军之暴行。
１２日，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Coolidge，说明惨案发生情景，请其“出面调停，主持公道”。
当然，日本在制造事变后，最为关注的也就是美、英的态度和反映。
日驻美大使松本在事件发生后，数次往谒美国务卿凯洛格，呈递日官方关于事件的报告。
对此，美国和英国作出的反映是什么呢？
美国政府在得知济案的消息后，初为避免直接介入中日冲突，反映甚为“持重”。
美联社5月11日华盛顿电云：
“据国务院宣称，美政府在未得关于济南战事确实消息前，不能决定美国对于中日事件之态度”，但其时美国的报刊文章对日本的批评却甚为强烈。
纽约泰晤士报8日社评云：
“山东之新形势，显然使中国问题陷于纷纠，乃至引起国际的重大结果，试问日本有在济南配置军队之权利耶？
中日何方先开始战斗行为，目前无讨论之必要，重大者乃因冲突而将起之结果耳。
……田中首相为1915年日计划对华军事的军阀之一人，世所共知，然今日欲再恢复其1915年时政策，则日本将如过去受全世界的批难，几至立于四面楚歌之窘境。
”美国英文导报并发表佳日社论，略谓：
日军当局阳晚行动，殊难为正当，……此即日本拟攫华领地，对华宣战，……福田之残暴行为不容饶恕。
”纽约报评也称：
“日本占领济南，有害于远东和平。
”舆论趋向激烈。
至７月１５日，美国正式接受国民政府之请，由众议院通过《调停济案争议决议案》，决议指出：
“兹因日本与中国以济案近事之故，似有立开战端之险。
此种战事因外国在华具有利益之结果，或将牵涉世界许多大国”，故议决由美国务卿与中国驻美公使、日本驻美公使以及中国国民政府接洽，提供调停。
较之美国的态度，英国方面的反映则暧昧得多。
英外相张伯伦Chamberlain在5月15日，也即济案发生一个多星期后，在下议院回答议员询问时，就有关济案问题答称“彼尚未接得驻济南英领事之直接报告，所知山东之情形，多系有日方而来”，而后便以一大堆不着边际的空论作了搪塞，却在最后表示，对日方所言“在日人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后，立将日军撤退”认为“满意”，言下也表示了对日本出兵后下一步行动的关切。
对中国方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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