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的管理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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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早期的管理思想
第一篇早期的管理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
今天，人类的管理思想已发展成为一门内容丰富多彩、日臻成熟的独立学科，但管理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
人类在一开始就面临组织和管理的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现和运用着被现代人称作管理原则的东西指导他们的行为。
对我们来说，古代的资料是最为缺乏的，我们只能从考古发现和一些散在的文献中寻找有关的“蛛丝马迹”，或者从古代文明成果中推想古人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
第一章管理思想的出现
【本章学习要点与要求】
本章通过对古代人类管理实践和思想的介绍，探索现代管理思想的渊源。
我们将会看到，管理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
本章主要介绍几大文明古国的管理实践以及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管理思想。
学习完本章后能大致：
1、解释人类管理活动产生的过程。
2、了解几大文明古国中可以借鉴的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
3、解释管理同工商业发展的关系。
4、了解托马斯·莫尔与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的思想。
5、概述文艺复兴对管理思想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早期社会的管理思想
一、古代埃及的管理思想
（一）金字塔所反映的管理才能
彼得·德鲁克曾在1987能的一次美国闭路电视演讲中说：
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者是那些修建金字塔的人。
金字塔的建筑技术从现代的观点看可能是原始的，但其工程成就却无声地向我们昭示了公元前5000年到前525年期间埃及人的管理和组织能力。
例如，齐奥普斯大金字塔的塔身高达146．5米，塔底每面长230米，占地13英亩，共包含230万块平均两吨半的巨石；齐夫林金字塔比齐奥普斯金字塔只低3米，塔前卧着一座狮身人面像，高20米，长约62米，用一整块巨石凿成。
这些工程成就堪称世界奇迹。
一位希腊历史学家为了解金字塔建造情况曾访问过埃及人。
他记叙说，修造齐奥普斯金字塔曾在全国征调了大量的人力，组成各种庞大的专业队。
当时基萨并不产石料，石料是从很远的地方运到现场的，光铺设运石通路，就用了10万人，花了10年时间；建造工程又用了10万人，花了20年的时间。
如此庞大的工程，显然离不开出色的组织管理者的努力。
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采掘石头，石块要多大的以及如何运输等，都需要目前叫做“长期规划”的工作。
例如，采石工作要在冬春两季进行；在采好的每块石头上事先标明它准备在什么时候运到皇家墓地去，并标明石块的顶端；运石块工作安排在汛期，以便尽可能减少陆地运输；最后，所有运送到工地上的石块要凿刻成形并编上号码。
金字塔所有石块的采掘和搬运工作突出地表明了古埃及人的组织制度。
古埃及人由于使用大量有组织的劳动力，得以完成令现代人也感到惊异的工作，他们的组织制度可能显得笨拙，不方便，甚至浪费，但事实上他们无需节约劳动力，因为他们有很多农民、雇佣兵和奴隶可供使用。
他们能够利用他们可利用的资源实现他们的目标，就是他们的功劳。
而他们所留下的宏伟建筑，清楚地昭示着他们在管理上的有效性。
（二）政府体制——由分权到集权
对埃及在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各个时期的政府体制进行研究，即可发现其中包含着古埃及对集权控制原则的认识过程。
在古王国时期，埃及政府是高度分权的组织。
从公元前2160年至前1788年，税收是中央政府和下属各省的惟一真正联系。
中王国时期的统治者发现这种松散的控制造成了税收上的减少和各省效忠程度的降低，于是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通过军队接管各省的权力来实现集权化。
由于是军队接管，军官占据了行政职位并改组中央政府。
这次集权化使所有的土地都归于以法老为首的皇家官员手中。
权力都集中于法老，他把地方权力授予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省长或县长。
新地方官失去了独立性，只是执行法老的指示。
法老由一位宰相辅佐，管理国家工作。
这样，埃及人在经过一千年之后，显然终于认识到虽然由于国土分散需要分权，但只有在建立了有效的中央控制之后，分权化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管理组织的形式。
以后，到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30一前1053年），古王国时期的省政权已完全消失，皇家权力不仅是名义上的，而且是实际的。
政府集权化的过程完成于希克索斯王的统治下，他把外国侵略者从各省赶出去实现了完全的控制。
从此，国王占有埃及的全部财产，并以谷物形式在全国征税。
二、古代巴比伦王国的管理思想
公元前19世纪初在两河流域兴起了一个以巴比伦城为首都的国家，史称古巴比伦王国。
巴比伦的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汉穆拉比颁布了一部法典，作为改进行为的准绳。
法典共分为三部分，即引言、法典本文和结语。
《汉穆拉比法典》是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法典之一。
该法典共282条，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涉及到财产、借贷、租赁、转让、抵押、遗产、奴隶等各个方面，对各种职业、各个层面上人员的责、权、利关系给予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是用楔形文字刻于一个扁圆形的黑色玄武石柱之上，又称“石柱法”。
通过法律进行政府管理，也许是古巴比伦人对管理思想的最大贡献。
从《汉穆拉比法典》的法律条文中，我们能够真切地了解到古巴比伦人的管理思想。
三、希伯莱人的管理实践
基督教信仰上帝创造并管理世界。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降世成人，救赎人类。
《圣经》中所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据《旧约全书·出谷记》第十八章中记载希伯莱人的领袖摩西在行政法、人际关系、人员挑选和训练等方面都有出色的才能。
希伯莱人不堪忍受埃及人的奴役，寻找自救之路。
在“上帝”的授意下，摩西担当了领导希伯莱人的使命，要把人们领到“宽阔而美好的流奶和蜜的地方”。
摩西是希伯莱人的伟大领袖，他的队伍十分庞大，光步行的男子就有60万之众。
他无疑是在准备、组织和实施一项巨大的管理事业。
起初，摩西的管理并不得法。
他处理事务事必躬亲，百姓发生争端都来找他判断，以致于百姓从早到晚都围在他的左右，大事小事都堆在他一人身上。
其岳父叶忒罗批评了他的这种做法，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制定法令，昭告民众，用书面形式提出要求，以使百姓们知道“上帝”的法度和律例；二是建立等级，实行分级管理。
在百姓中选择敬畏“上帝“的诚实之人，指派他们他们处理百姓中经常发事务。
摩西依计而行，果然有效。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分权管理原则、授权原则、管理幅度原则和例外原则的作用，也看到了管理咨询制度的意义。
四、古希腊学者的管理思想
古典希腊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腊人在规章制度、艺术、语言、戏剧和文学方面的成就，至今仍为人们所敬仰。
但希腊的经济哲学是反商业的，贸易和商业被认为是有损于希腊思想和尊严的行为。
因而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希腊民主中是受歧视的，甚至不能取得公民资格。
然而，希腊时代毕竟播下了民主的种子，标志着分权参与制政府制度的到来。
它在建立个人自由方面的初步尝试，成为采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开端。
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颇有成就的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包含了古希腊人对管理思想的贡献。
（一）苏格拉底的管理观
苏格拉底很早就认识到管理的普遍性原则。
他认为，不同组织的管理技术和管理职责是相通的。
他说：
“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在量上有所不同”，它们都涉及到对人的管理。
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好他的私人事务，他肯定也不能管理好公共事务。
在色诺芬记载（或想像出来）的苏格拉底的一次谈话中，也可以找到有关管理普遍性的最早描述。
在这次谈话中，苏格拉底与尼科马齐德斯进行了辩论，表明了自己的管理观点：
一个好商人的职责与一个好将军的职责是相同的，都要求
（1）把恰当的人安排在恰当的地方；
（2）使其下属顺从或服从；（3）取得事业的胜利或成功，（4）吸引同盟者或助手；（5）在工作中做到努力和勤勉。
（二）色诺芬的劳动分工现
色诺芬是第一位论述劳动分工优越性的学者，著有《家庭管理》（又称《经济论》）。
在色诺芬生活的年代，社会分工已有了很大发展，对此，他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劳动分工的必要性作了精彩的分析：
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术，而在社会分工的情况下，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工作就可以谋生，甚至不要做一种手工业的产品或全部工艺过程。
如可以一个人专门做男鞋，另一个专门做女鞋，甚至可以一个人仅仅缝鞋，另一个人剪鞋样，而另一个人缝鞋帮，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不干上述任何一样活计，而只是把各个部分拼装起来，他们都能维持生活。
这里所遵循的原则是：
一个从事高度专业化工作的人，只做一种最简单的工作，肯定能把工作做得最好。
『参见克劳德·小乔治：
《管理思想史》，第21~23页』。
（三）柏拉图的社会分工学说l
柏拉图对管理思想的贡献是从国家组织原理角度考察了社会分工问题。
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多方面的需求，但人生来就只具有某一方面的才能，因此，一个人不能不求于他人而自立自足，而必有待于互助。
于是人们各本其愿地形成团体，这些团体联合起来便是国家；理想国家的组织和构造，应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即一国中应该有专门从事各种行业的人，而每一个人应担任哪种行业和职务，取决于其自身的秉性，是先天决定的。
如果一个人专门从事一种与他性情相近的行业，其产品就较优且较多，相反，如果互相交换职业和地位，必然给国家带来大害，甚至亡国。
基于此，柏位图把理想国家的人分为三个等级：
最低等级是自由民阶层，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组成，它的职能是提供物质资料，不能参与国政。
第二个等级是护国的卫士或军人。
国家为了发展生产，必须扩充土地，国家之间必然发生战争，这就需要专门卫国御寇的战士。
最高等级是执政者和哲学家。
只有他们才能洞察真理，具有美德，富有知识，才能够以正义治理国家。
柏拉图的学说虽有唯心主义色彩，且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但他确实把社会分工和管理的纵向层次发展到了非常完整的程度。
（四）亚里斯多德的贡献
亚里土多德是古希腊集大成的学者。
他既是哲学家，又全面地总结了希腊的多学科成果，代表了古希腊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亚里士多德对管理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摒弃了神秘主义，提出了通过感觉和推理了解现实世界的观点，从而成为科学方法之父，并为文艺复兴和理性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观点，也是后来科学管理运动的思想基础。
此外，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家庭管理时，同苏格拉底一样，也谈到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家庭的艺术之间的类似之处，认为它们都涉及对财产、奴隶和自由人的管理，惟一的不同在于经营管理范围的大小。
五、罗马教和古代的管理思想
罗马天主教除了崇拜上帝和耶稣外，还尊玛利亚位“圣母”。
强调教徒必须服从教会权威，声称教士有受自天主的神秘权力，可以代表天主对人定罪，并有一整套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
罗马天主教严密的管理制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层次分明的组织结构，形成金字塔式的指挥体系；第二，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运用“幕僚职能”。
既各地教会在进行某项决策时，不能由一个人主持决定，小事情必须事先征询长老的意见，大事情必须征得全体僧侣的同意。
这种征询的过程，在程序上是具有强制性的，但不妨碍该地教会主教的幕僚或顾问团成员，这些幕僚和顾问团成员不能由主持人自行选任，必须由上级教会代为选定，以防主持人选任无反对意见的“好好先生”滥竽充数，失去制横作用。
第二节欧洲中世纪的管理思想
公元5世纪末，古罗马帝国在奴隶、平民和各族被压迫人民的不断起义和日尔曼“蛮族”入侵的联合打击下灭亡了。
罗马帝国的崩溃，大庄园的出现和政治上的动荡，引起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西欧人民出现了自我保护的基本需要。
为了避免被杀死、抢劫或受到其他暴力行为的侵害，人们往往以自己的从属、甚至个人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寻求一个比自己更有力的人的保护。
这就为封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西欧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制度从公元600年一直延续到1500年。
封建制度制造了贫穷和无知，完全扼杀了人类的进步。
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喜欢把欧洲的这个时期称为“黑暗的时代”、“历史的真空”。
天主教会统治着中世纪的欧洲生活，它的教义告诫人们不要放债取息，不要从事任何实利主义的经商活动，除了维持生计外不要期望得到任何其他东西，因而使人们不是考虑今生而是考虑来世；不是考虑利得而是考虑灵魂的拯救。
然而，贸易的发展唤醒了人性，它使人们的思想从上帝转而考虑利得，变服从为主动，变谦卑为积极。
欧洲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虽然是按封建结构组织的，人类却在组织和管理思想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
一、社会实践所体现出的管理思想
（一）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管理体制、组织结构
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在经济上已变得不合算，养活奴隶的开支不断加大，而奴隶的劳动热情日趋低落。
雇用自由人当佃户对土地所有者来说更为有利。
所以，奴隶制的废除不是道德进化的结果，而是经济变革的产物。
封建组织基本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组织。
处于塔顶的是国王，它拥有国家的全部土地，是最大的封建主。
国王对下属的统治关系是在逐级的土地分封中形成的。
国王把土地分封给公爵、伯爵、边疆侯爵、教会主教以及修道院院长等大封建主，国王就成了这些大封建主的“封主”或领主，而受封的大封建主们则成为国王的附属和陪臣。
作为受封的条件，他们必须向国王提供军事、财政方面的服务。
大封建主又把土地分封给下一级的封建主如子爵、男爵等，并以同样的方式从他们那里获得服务。
子爵、男爵再往下分封，直至最低一级的封建主骑士。
公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
边区的封爵称为边地爵或侯爵。
这种逐级分封制是一种连续的等级制。
它除了确定上下级等级关系外，还确定了组织中的交流关系、决策关系、权力界限等。
因此，封建主义是一种大规模的分权化事业。
但是，正如人们可以料到的，当时人们所面临的同样是如何平衡中央权力和地方自主权的问题。
为了及时而灵活地适应当地条件而调整政策，必须有分权；而为了获得各部分对整体，以及整体对各部分的所有相互作用产生的利益，又必须有中央集权。
在这一点上，西欧封建主义为我们提供的教训包括：
（1）组织通过等级控制可以加强其力量，但其前提是，组织上下必须有共同的利益。
封建主义失败的原因就是错误地认为存在着这种共同的利益。
埃及、希腊和罗马的管理者也有这种错误的认识。
（2）授权并不是放弃权力。
授权者应当始终有权收回他授出的权力。
授权是权力的授予而不是权力的让与。
如果一个管理者需要在分权的基础上完成一项职能，他必须能对所授予的权力有所控制，否则，就会形成分权化的陷阱。
（二）威尼斯的商业管理
《威尼斯商人安得烈亚．巴巴里戈（1418～1449）》一书描绘了15世纪威尼斯商业的繁荣景象。
当代管理者最感兴趣的是当时所采用的商业组织形式和会计管理手段。
1、商业组织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企业组织的两种主要类型是合伙企业和合资企业。
前者主要是为工商业公司设计和使用，后者通常用于一次性交易、矿藏勘探和探险事业。
许多大公司，如佛罗伦萨的科西摩·得·梅迪西，是一种组织紧密的合伙企业。
这种合伙一般是一个有大量资本的人同一个资本较小的人合伙，期限通常为三至五年，也会重新展期。
但典型的家族式合伙企业是一种松散的分权型组织，事实上这种企业是由兄弟们把继承来的遗产汇集在一起组成。
威尼斯的家族合伙企业有时是一种联合投资信托公司和控股公司。
它拥有的财物包括不动产、政府债券，商品和商业应收款等。
拥有具大权力和财富的家族合伙企业常常能施加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
在合资的情况下，各个所有主只负有限责任。
这种合资企业向政府申请获得营业执照后分成各股，每个股东按比例分摊企业的经营费用并分红。
也有一种与不在股东相类似的存款人，他们与合资企业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只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投资。
2、复式簿记制
威尼斯商人所从事的商业和财务活动必须有提供文件和记录的制度。
15世纪早期，威尼斯开始应用复式簿记，但是意大利其他地方对复式簿记的应用却早于威尼斯。
复式簿记的实质在于分类账的应用。
这种分类账早在1340年就在热那亚的银行中使用了。
威尼斯的索兰佐兄弟在1410～1416年间所用的账簿表明，日记账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分类账的依据。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把所有的交易都记在流水账上，再记入日记账，最后过到分类账上。
这样“……如果你由于被劫、失火或船舶失事而失去了分类账……你就可以利用日记账而逐日地补上分类账的项目。
”
1494年，卢卡·帕西奥利（LPaccioli）发表了一篇关于复式簿记制的论文，第一次用文字对这种会计方法作了说明。
帕西奥利并没有发明复式簿记制，但他向所有的人推荐了这种簿记制。
对管理学者来说，帕西奥利的著作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因为，从技术上讲，他推荐的方法巳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会计所采用。
帕西奥利著作中的许多段落可以无需改动就插入当代的会计学教科书中。
此外，他还指出必须关心内部的管理控制。
考虑到帕西奥利并不是一位商人，而是一位涉及数学、神学、建筑学和军事学等多种学科的学者和教师，他对管理方面的关心，表明人们已把工商管理看成是一门值得进行学术研究的学科了。
起源于这个时期的系统的现代会计制度是第一批通用的管理方法之一。
（三）威尼斯兵工厂的管理
15世纪的意大利，对管理思想的贡献不仅反映在商业方面，在工业方面也有不少创见。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威尼斯兵工厂的管理中。
威尼斯兵工厂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工业，它占（水、陆）地面积60英亩，工人一两千人，在管理上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1、成品部件的编号和储存
兵工厂所有的成品部件，如坐板、舵、桅杆、足带、桨等都要编上号码储存在指定的地方。
这样在安装舰船时，就能以较省的时间和劳力找到所有部件，加快安装速度。
而且，产品的系统存放也有助于实行装配线作业和精确计算存货。
2、装配流水线作业
兵工厂安装舰船时，采用了类似20世纪流水作业的制度。
各种零配件仓库都安排在运河两边。
当舰船在运河中被拖着经过各仓库时，从窗口传出所需零部件。
这样，大大提高了装配效率。
3、标准化
威尼斯人显然认识到了标准化的好处。
兵工厂制定了促进标准化的政策，如所有的弓都应该制造得使箭能够适用；所有的船尾柱应按同一设计建造，以便使每一个舵无需特别改装便能适用，所有的索具和甲板用具都应该统一等。
标准化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提高零部件的互换性，提高维修效率。
500年前威尼斯人便认识到了这一点。
4、存货控制
在这方面，兵工厂坚持仓库记录和检查制度。
如什么武器在什么时候发送了出去，不管是谁命令发货的，都要有所记录，所有运出兵工厂的实物都由门卫负责检查，凡未经厂长签字放行的都不准运出。
5、成本会计控制
在威尼斯兵工厂，由于发展而引起的各种业务问题中，首先是账目问题，其次是运用会计方法控制成本和支出。
它的管理当局要求，无论从公开市场上购买产品或是按合同向手工工人提供材料和计件工资而换取产品，都要有完整而准确的账目。
对于金钱、材料和人员所用时间也要有严密的会计记录。
按照它的规章，所有的账目都合并为两本日记账和一本分类账。
兵工厂负责保管现金的一位厂长保存一本日记账，另一本日记账由会计长保存并过到分类账中去。
两位管账人每隔几个月就在一起核对他们的日记账和分类账，以防出现错误。
每年9月结算分类账，每种账户分开进行，其余额则转入新的分类账中，老账知交由财务公办室审核。
在控制成本方面，兵工厂把所有费用分为固定费用、必需支出但数额不定的费用和额外费用三类；把收人按用途分为几种资金，分别人账；还规定所有的交易都必须登录在一本分类账和两本日记账中，目的在于能追踪所有的费用并对费用支出者进行评价。
兵工厂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6、人事管理
兵工厂在劳动纪律、·工资报酬、考核晋升等方面都有完备的制度。
工厂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时数标准，并严格执行，工人按其工作分别付给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如对制造木桨的一般按件计酬，而对于奴仆工作和捆绑木材和木板这类高强度工作按日计酬。
在造船厂的某些行业，特别是木工行业，工人要通过考试才能被雇用。
对于职工的升迁，工厂采用了类似20世纪人事经理采用的系统评价方法。
它设置了一个委员会在每年的3月和9月开会评定每个工人的工作成绩，决定是否可以晋升或增加工资。
此外，它们还规定了工间休息喝酒时间。
每天供应五六次酒，作为工人正常报酬的一部分。
这与20世纪初企业中实行的“休息喝咖啡”做法是相似的。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位思想家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某些弊端，身处其中的人们对这些弊端的感受基本上是相同的，关键在于人们以什么态度认识它、对待它。
正直的人们往往表现出对社会的诸多不适应，其中多数人只能在不满和抱怨中无奈地承受心理上的压力，而另一些人则能积极地分析问题并试图提出改革设想。
但当他们的方案不被接受而无法实施时，他们也只能寄托于理想主义的思考，幻想未来世界的美景。
“精明的”人们则不同，他们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哲学有着深刻的领悟，能够以存在为前提而积极地适应之，他们并不想对现实断出个是非曲直，因而表现得相当自在、自然和游刃有余。
我们这里介绍的两位思想家，就是上述两类人的典型代表。
（一）托马斯·莫尔爵士
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1478～1535年）是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他曾一度考虑进入天主教会任职，但终于改而在法律界从业，并被提升为伦敦司法长官和英国大法官。
莫尔一生正直，嫉恶如仇，因而总不被世俗理解。
他曾在英王亨利七世时期由于反对英王支取巨额补助金的要求引起了国王的愤怒；以后当英王亨利八世坚持要同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而同安娜·博琳结婚时，莫尔辞去了英国大法官的职务。
后来，他勉强接受使博琳的孩子能够继承王位的继承法，但拒绝宜誓承认英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领袖。
终于于1535年以叛逆罪被斩首。
莫尔的《乌托邦》是一部幻想形式小说。
在书中第一卷他描绘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缺陷。
第二卷则描绘了理想国家的情景。
莫尔把当时英国在经济上的弊端归咎于统治者的管理不善。
他把贵族看成是不从事生产的寄生虫，在他们周围的是一些既没有手艺又无法谋生的贵族随从。
他谴责了贵族大搞圈地运动，驱使“羊吃人”的罪恶行径。
作为讲道德的经济学家，莫尔把富人的浪费和穷人的消遣看作经济问题的根源。
建议通过改善管理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乌托邦”社会里，各种行业是按劳动专业化和最大限度利用人力的原则来划分的。
除了选出少数人终生从事学术活动以外，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在很早就必须学习一门手艺并在以后的整个生涯中从事该门手艺。
绝大多数人应当师承父母的手艺，除非有某种其他手艺更适合于他的能力和爱好。
虽然莫尔并不想在《乌托邦》中讨论组织和管理问题，但还是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如他提出的统一组织生产和贸易以及公社化食堂的设想突出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在有关乌托邦政府的相当粗略的一节中，描绘了一种官员选举产生的政府制度；他还提出了六小时工作日的理想等等。
（二）尼科罗·马基雅维利
尼科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Machiavelli，1469—1527年）是与莫尔爵士同时代的意大利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在早期管理思想史上，他可以说是最有勇气和贡献的学者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和思想抛开了传统论述统治之道的论文中神学的、形而上学的、神圣的伪装性质，敢于赤裸裸地大谈统治之道。
或许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但没有一个人敢于谈论或写出来。
另一方面，应该说，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很精通“取悦之术”的人，他曾作为一个外交官，有机会观察到各种人物和政府的行事方式。
他在给当时被委托为大使的拉斐罗·吉罗拉米的信中，告诉这位年轻人如何为了获得情报而寻求和培养“友谊”。
这封信无疑带有自传性质。
不过，他也曾把《君主论}一书献给梅迪西家族的一位年青王子，企图以此邀宠，但没有成功。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马基雅维利”包含着精明刻薄的意思，但不幸的是，在这个名声之外，马基雅维利也被当作贪婪、诡诈、不讲道德的人的典型。
不管怎么说，马基雅维利对管理思想的贡献是无需怀疑的。
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君主论》中提出了与20世纪的管理相近的四大领导原则。
1、必须得到群众的同意
他认为，君主或国王的权力来源于下属，他要想持续地统治下去，必须得到群众的同意和拥戴。
君主虽然可以通过夺取或继承获得权力，但权力的维持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这种观点同后采出现的“权力接受论”是何等的相似。
2、必须维持组织的内聚力
他认为，一个君主维持组织统一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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