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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艺术中的易装情结看性别解放
从文学艺术中的“易装”情结看性别解放
摘要：
文章通过结合时代背景和文学特征，以莎士比亚的两部经典喜剧（《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为切入点，使用多维的角度并结合女性主义与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尝试分析解释文学艺术中“易装情节”的使用手法与社会性别解放意识之关系。
关键词：
易装；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莎士比亚
一、引言（introduction）
艺术家在创作时，一定要通过某些“工具”来推动其作品内容向前发展，进而使作品更加“引人入胜”。
就如同诗人会在创作诗歌时将日常的物象“陌生化”一样，作家在写作时，也会在人物或情节上植入“反常理”的素材。
而我将要提到的“易装”，就应该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了。
如果说“易装”只是文学艺术作品中凤毛麟角的随机表现，我们姑且可以将其归结为艺术家在创作时为夺人眼球的讨巧之作，但是纵观古今，无论是中国的《花木兰》（）、《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下文会详细分析介绍的来自西方的《第十二夜》、《皆大欢喜》，这种性别上的“越位”――“女易男装”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曾有过展现，而且都以其为媒介表达了创作者的心理活动与思想。
显然，“易装”不仅仅是创作者单单用来为文本服务的工具，我认为它作为一种“情结”，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心理，或者说是政治心理的变化。
而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性别解放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二、背景（thebackground）
（一）时代背景
十七世纪初，文艺复兴在英国走向巅峰，这个人文主义与自我意识复兴的时代对文学，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这一时期的文化运动重点在于鼓励和引导人们开始从宗教外衣之下慢慢探索人的价值，并且充分的肯定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致力于成为人们冲破中世纪的层层纱幕的最有力的号召。
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小说都出现过“易装”的情节，除了之前提到的，还有《威尼斯商人》、《辛柏林》和《维罗纳二绅士》。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一定程度上都比之前享有，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上的，更多的自由。
也就是因为这样，莎士比亚的“易装故事”在这个时代才有了深厚的土壤。
同时，在政治经济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正值海洋贸易蓬勃发展，商品经济萌芽阶段，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大背景之下催生出了一个新兴阶级――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的要求自由与平等阶级属性，因此，处于这一阶级的女性也开始渴望摆脱男权控制，要求其社会，伦理，政治等一系列的权利。
（二）戏剧背景
莎士比亚时代，男性在舞台上扮演女性角色是一个传统，在1660年查理二世登基前，戏剧舞台上几乎看不到女演员的身影。
然而也就是在《皆大欢喜》的公演取得巨大成功并逐渐被社会认可的几年内，女演员的地位得到了质的提升，她们中较为成功的一些人获得了戏剧中的主要角色，成为了红极一时的戏剧明星，个别人甚至得到了皇室的青睐。
淑女们自此从深闺走上剧院的舞台，也就是这样的一次“跨越”，不光是对男人和女人，以至于对与那个时代和社会，都是惊世骇俗的变革。
三、回到文本（backtothethesis）
性别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名词，而具有社会文化意义。
“性别”（sex）是由生物学所描述的东西，指的是与生俱来的男女“生物属性”。
而“社会性别”（gender）则是一种文化构成物，是通过社会实践作用发展而成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异。
作品中，女主角都通过“易装”实现了社会性别之间的自由转化。
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主人公们从性别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
（一）“喜从悲来”――“悲剧式”的起因
在作品伊始，两位主人公都遭到了不幸，《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本是公爵之女，但是邪恶的叔父驱逐其父，霸占爵位，并意图将罗瑟琳一并驱逐，作者借罗瑟琳妹族西莉亚之口，表达了对其遭遇的深深同情以及对造化弄人的抵触：
“让我们坐下来嘲笑那位好管家太太命运之神，叫她羞得离开了纺车，免得她的赏赐老是不公平......一点都不错，因为她给了美貌，就不给贞洁；给了贞洁，就只能给丑陋的相貌......造物主生下了一个美貌的人儿来，命运不会把她推到火坑里去来毁坏她的容貌么？
造物主虽然给我们智慧，可以吧命运嘲笑，可是命运不是已差这个傻瓜来打断我们谈话了么？
”
同样，《第十二夜》中，维奥拉在与同胞哥哥赛巴斯辛航海时不幸遭遇海难，哥哥下落不明而自己与船长一起被冲到了一个未知的国度伊利里亚：
“朋友们，这里是什么国土？
......我到伊利里亚干什么呢？
我的哥哥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
也许他侥幸没有被淹死......”
在这里，莎士比亚通过刻画命运面前女主角的悲伤无助来反映女性角色一如既往的脆弱不堪，这同时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下深闺淑女们的遭遇和心理活动。
但是，与现实不同的是，莎士比亚赋予了自己笔下的人物一个保护伞。
罗瑟琳与维奥拉在被迫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后（亚登森林，伊利里亚），与常人一样都意图寻求方法保护自己。
这样以来，罗瑟琳化身为Ganymede，维奥拉化身为西萨里奥，化身为男儿，以这样的“伪装”保护了自己的安全。
如果站在在文学作品本身角度分析，这样的“易装”桥段造成了戏剧冲突，有效地推动情节展开。
同时，角色本身带给人们的“女变男”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击碎了“性别”的明确分化，这便是性别解放意识最直观的体现。
（二）“为爱痴狂的人儿啊”――错综的爱情与“界限”的粉碎
两部作品的情节就从女主人公“易装”后悄然展开了：
《皆大欢喜》中罗瑟琳爱着奥兰多，扮成男装企图夺回父亲的封地时，在森林中遇到了爱上自己“蓝颜”的农夫之女，同时，也遇见了在树上为自己张贴爱情诗的奥兰多，欣喜之余，罗瑟琳借用自己美少年的外表考验起了奥兰多的真心――“他”企图治愈奥兰多的相思之苦：
“是的，医治过一个；法子是这样的：
他假想我是他的爱人，他的情妇，我叫他每天都来向我求爱；那时我是一个善变的少年，便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温存，一会儿翻脸，一会儿思慕，一会儿欢喜；骄傲、古怪、刁钻、浅薄、轻浮，有时满眼的泪，有时满脸的笑。
什么情感都来一点儿，但没有一种是真切的......有时欢喜他，有时讨厌他，有时讨好他，有时冷淡他，有时为他哭泣，有时把他唾弃：
我这样把我这位求爱者从疯狂的爱逼到真个疯狂起来......我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把你的心肝洗得干干净净，像一颗没有毛病的羊心一样，再没有一点爱情的痕迹。
”
显而易见，作者将罗瑟琳塑造成了一个拥有丰腴情感的女性。
而这种情感上的多样性和精神上的“过度丰满”，无论是在当世文学艺术的虚拟世界还是中世纪的的现实生活里，都是女性从未拥有过的。
在莎士比亚眼中，女性从无需知冷暖的“花瓶”“人偶”变成了缪斯。
无论此时的女性是否获得了社会权利，但莎士比亚将她们从腐朽的伦理道德中解放了出来。
而维奥拉，女扮男装的她爱上了奥西诺公爵，而奥西诺爱着奥利维亚，奥西诺派维奥拉向奥利维亚示爱，她将自己对奥西诺公爵的爱倾诉给了奥利维亚，而奥利维亚恰恰爱上了维奥拉扮成的“西萨里奥”。
维奥拉说：
“如果我想我的主人那样爱着你，我要在您面前用柳枝筑成一所小屋，不时到府中访谒我的灵魂，我吟咏这被冷淡的忠诚的爱情的篇什，不管多么深我要把他高声歌唱。
”
在这里，从维奥拉假扮的仆人“西萨里奥”与公爵及贵族小姐感情纠葛中，我们同样不难发现莎士比亚对于女性阶级地位的重新塑造。
也正是这种作品中的不同阶级，不同性别的无差别恋爱，反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女性，或者说整个女性群体对于获得社会地位的诉求。
也就是这样，莎士比亚打破了“社会道德”“伦理道德”的双重枷锁，从而将女性从旧的性别意识“枷锁”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回归文章情节后，我们可以发现易装后的两位女主角在“形体”、“动作”、“精神”等方面处处可以与男子平分秋色。
这使得易装之后的两主角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她们的戏剧性主要来自“女扮男装”者具有的双重性别。
两人本身是女性，但又要装成男性，所以在她们的身上虽以男性特征为主，但总不免会流露出女性所特有的特质来。
因此两角色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于一身，感情丰富，性格复杂，形象也变得生动饱满起来。
两位主人公借由男人的躯壳无忌惮得展现着自己的爱情，倾吐着对情人的爱意。
在这里作者再一次通过“易装”从情感上解放了女性，给予了她们更“人性”更“自由”的性格，这是中世纪社会女性最缺少，也是最渴求的。
作者笔下的两段爱情如此错综复杂又命运多舛，同时又是最美的篇章。
角色们无一例外都卷入了由女主角“易装”而制造的爱情“麻烦”中，站在人物性格角度来看，这应是他们自愿卷入的。
作者笔下的人物们对于爱的渴望毫不遮掩甚至将其置于疯狂之中，正如罗瑟琳所说：
“我无法将我的爱情克服下来，我的爱情比我的力量大得多呢！
”
既然角色们义无返顾的纷纷冲入了性别错乱的爱情漩涡，在我们评价文本时，也不妨忽略类似“奥利维亚爱上了西萨里奥，而西萨里奥其实是维奥拉，维奥拉其实是女人。
”这种混乱的问题。
因为在本人看来，作者之所以制造这种混乱，正是要通过其模糊性别的“界限”，突出错综爱情所带来的纯粹的，脱离现实与伦理的情感体验。
就是这样，当读者与观众的视线与情感全部集中在爱情上，而将“易装”所带来的“错误”融入文本里美妙的爱情中时，以读者为切入点，性别的界限被打破了。
而反观文本，存在于角色之间的性别界限早已荡然无存。
总而言之，作者通过对人物自身特质与情感的解放，通过对其社会阶级地位以及伦理道德的解放，可以说相对彻底的赋予了女性精神上“全部的自由”。
（三）“一千零一个哈姆雷特”――舞台上下
两部作品作为戏剧这体裁，必然拥有“舞台”与“文本”两个灵魂，而“舞台”灵魂的活性又存在于台上与台下两个“维度”中。
我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对于作品角色与情节的“三重共情”：
一是演员们在角色中倾入的“共情”，二是观众的“共情”，最后，便是作者本身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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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actor）
他们是角色的“代言人”，同时他们也不可避免的投入了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
而我想表达的是，无论演员是否喜爱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他们都应将角色的情感与性格完全还原出来。
这样一来，角色自身所产生的一系列“人格磁场”就影响到了演员本身，使他（她）会自觉不自觉的对所扮演角色产生“共情”。
如果结合舞台艺术的发展历程来分析的话，起初舞台上的演员皆为男性，而当男演员反串这两部戏剧中的女性角色时，这种“共情”又可以建立在“二次易装”上，这种情况在近现代的“女性扮演所有角色”的舞台形式中同样适用。
所以，“性别”这一概念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作品中又一次得到了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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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audience）
作为主动接受文学艺术影响的人群，他们对于作品角色的“共情”更加贴近社会生活。
对于《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这两部剧作的公演来说，观众与评论家们既怒斥着剧场的不检点与堕落，又难以自制的被剧中人物的经历所感动。
两剧所发生的时代，“男权至上”发展到了顶峰，妇女变成了男人们的附庸，她们最主要的职责便是服从服务于男性。
由于男人惧怕女人的反抗，他们处处压制女人，这便包括了基督教中对女性“罪恶的源头”“带着夏娃的原罪”加之于女性的标签。
从而建立了一个“性与社会性别制度”“在其一整套的组织安排中，人类的性和生育的生物原料即被人与社会的干预所塑造，又在习俗的方式中获得满足。
”然而剧中的女主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了这种“禁锢”。
成功的摆脱了性别歧视，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在这两部剧作里，这些女性角色是卓越非凡而又美丽可爱的。
正如罗瑟琳所说：
“你不懂我是个女人么，我想什么，我就要说出来。
” 女人们绝不比男人低劣，女子同样可以具有男性气质，社会性别特征是可以自由构建，自由转换的。
在达到“共情”时，这种强烈的性别意识的解放也影响着舞台下的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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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artist）
“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而莎士比亚自己眼中，就有“第一千零一个哈姆雷特”。
我想说的是，在作者的心理世界，他与两部剧中的人物产生着独一无二的“共情”。
当莎士比亚创作《第十二夜》之前，他双胞胎中的儿子哈姆内特刚刚夭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莎士比亚在创作《第十二夜》时，塑造了维奥拉和赛巴斯辛这对双胞胎。
弗洛伊德说“哀悼的第一步，就是与逝者合为一体。
”维奥拉便选择女扮男装成哥哥的样子，而莎士比亚，毫无疑问的将自己对于哈姆内特的怀念寄托在了维奥拉身上，作为“哀悼者”他们二人又“合为一体”。
莎士比亚将自己的心理活动投入与女性角色中，这便是“共情”战胜了性别的差异。
在文艺复兴之前，很少有作家将如此重要的情感投入于女性角色中，他们认为女性无论在文学还是社会上的地位都使得她们“无权享有丰满的人格”，文艺复兴给了社会重新认识女性的机会，给了女性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伟大之处之一便在于他对女性角色，或者说女性的关怀。
他理解女人的心理，甚至可以说他创造了女人的心理（因为维奥拉和罗瑟琳这样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社会几乎无法遇见）。
我们无法证明莎士比亚是不是一位“女性主义”者，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女人的理解与怜爱，推动了性别的解放，女性的解放。
（四）“皆大欢喜”
爱情的种子生根发芽，继而好事多磨，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莎翁喜剧的固定模式。
《皆大欢喜》的结尾，罗瑟琳与奥兰多举行了一次美妙的林中婚礼，《第十二夜》里，奇迹生还的赛巴斯辛最终与妹妹维奥拉重逢，奥西诺知道了维奥拉的真实身份并被她感动与她结为夫妻，而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奥利维亚也爱上了和“赛西里奥”有着相同容貌的赛巴斯辛。
纵然角色之间充满着误会，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却在作者的逻辑中是必然发生的。
首先，作者在创造“赛西里奥”和“Ganymede”这两个人物时，将他们描绘成了“美少年”的形象。
而“美少年”这种兼具男性与女性之美的中性形象可以恰如其分的“包容”和“倾吐”双性的感情并且还不会显得怪异突兀；其次，当女主人公以男性的身份面对爱人时，“他”将感受、经历作为女性不可能感受和经历的事，男性的身份帮助她们延伸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而且，男主人公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受着来自女主“他”的爱意。
这种“易装”的“情感小游戏”不光为情人之间增添了一次“奇遇”，更是对两人爱情的检验，通过了检验的爱侣，自然将要在故事结尾终成眷属。
最后，回到全文的论述核心来说，中世纪的欧洲，女性们几乎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她们无时无刻不服从于宗教，等级，父权和兄权的权威，以她们的社会性别与角色来讲，她们不可能获得，同时也渴望着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莎士比亚就为她们在戏剧中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
既然“女性”这一性别限制着我们，那么我们就要打碎它。
所以，“易装”就成为了打破枷锁的锤石――既然我们已经得到解放，就必须要实现“愿望的达成”。
否则，有关寻找“自由之爱”并且挑战腐朽现实的一系列活动便毫无意义。
总而言之，我认为当两部戏剧的主角们最后获得“皆大欢喜”的结局时，作品中蕴含的性别意识的解放才真正达到了对中世纪落后性别意识的“回击”和“嘲讽”。
四、小结
不能否认的是《第十二夜》与《皆大欢喜》里体现的政治与阶级思想较为幼稚，而且“田园诗”式的风格也使的作品中的情节形如梦幻。
但是，他对于“易装”这一线索的处理与对于性别解放的阐明，却是一次经典的尝试。
不光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助推了文艺复兴浪潮与女权主义的发展；也为后世的相关作品创作提供了指导。
几乎所有以“易装”为主要情节推线工具的文学作品都反映了对女性解放的关注并且致力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
而这些行为这其实就是通过性别解放来实现的――“如果想使他强壮，先要使他自由”。
致谢：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符鹏教授；辽宁大学，陈虹教授。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梁实秋译.《第十二夜》.《皆大欢喜》.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2]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3]West，Candace；Zimmerman，DonH.《DoingGender》，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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