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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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章立凡：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重读《李鸿章传》

無論生前身後，李鴻章都是個極富爭議的人物。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

上中學的年代，歷史老師口中的「大漢奸、賣國賊李鴻章」，至今言猶在耳。

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

二十多年前讀到梁啟超撰寫的《李鴻章傳》，正值國家改革開放之初，頓覺眼目一新，感到此傳對洋務運動及李鴻章其人，有著不同以往的全新視角。

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眼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

細品之，則非梁任公之視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復了人類的獨立思考而已。

细品之，则非梁任公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

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之際重讀此傳，更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維新派眼中之洋務派一、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條約》簽訂後兩月，心力交瘁的李鴻章溘然辭世；近兩個月後，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啟超完成了這篇傳記。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篇传记。

是年二十九歲的梁氏，以通緝在案的維新派流亡領袖身份，為七十八歲的在朝洋務派領袖作傳，其間大有深意焉。

是年二十九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

維新運動是洋務運動的繼續，兩者有著血脈上的傳承關係，如果將洋務運動視為經濟改革，則維新運動當然是政治改革。

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

兩者的失敗皆有其歷史之必然性。

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

作者自稱：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與流亡臣子的孤憤，溢於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作者自称：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這一年，梁啟超先後創辦了《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除撰寫李鴻章的傳記外，他還為老師康有為寫了《南海康先生傳》，並開始自號「飲冰子」。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

以「飲冰」自勵，為洋務派和維新派的兩位先進作傳，可視為對1860年「自強運動」至庚子之變四十年間歷史的冷靜反思。

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1860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

梁氏視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為『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

梁氏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洋務派冀望利用西方先進的技術維護專制統治，改革以不觸動封建制度為限，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技治主義」思維。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

對此，梁啟超問道：

「謂李鴻章真知洋務乎？

何以他國以洋務興，而吾國以洋務衰也？

」在歷數李鴻章所辦洋務各案後，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对此，梁启超问道：

「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

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

」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吾敢以一言武斷之曰：

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

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

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係、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

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

其於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此近日舉國談時務者所異口同聲，而李鴻章實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輩也。

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

是所謂無鹽效西子之顰，邯鄲學武陵之步，其適形其醜，終無所得也，固宜。

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儘管如此，梁啟超仍認為：

「李鴻章之識，固有遠過於尋常人者矣」，他列舉李氏奏折中對國家前途的種種深憂切慮，肯定「李鴻章固知今日為三千年來一大變局，固知狃於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嘗有意於求後千百年安內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醫新症，固知非變法維新，則戰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習不除，則事無一可成，甚乃知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以中國之大，而永無自強自立之時」；同時，作者也指出了李氏的歷史局限性：

「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恆發自下而非發自上」。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认为：

「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他列举李氏奏折中对国家前途的种种深忧切虑，肯定「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什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李氏的历史局限性：

「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

他批評李鴻章「不學無術」，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響力，推動歷史潮流，歎息李氏「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

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倡導「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為己任，這一任務歷時百年仍未完成。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

歷史常有輪迴，當此「大國崛起」雄心萬丈之際，民族主義甚囂塵上，那種「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

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

「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係、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時髦的說法已變成了「公僕」）當盡之責任」者，仍大有人在。

「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

不學必然無術，身處晚清變局百年後的「學習型社會」，社會轉型仍未完成，學習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二、弱國外交之辨二、弱国外交之辨

李鴻章謗滿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師覆滅，繼之以外交連連失敗，以「賣國賊」之罪名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為時已逾百年。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

而梁啟超記述李氏之軼聞中，談及「李鴻章與外國人交涉。

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一市儈，謂彼輩皆以利來，我亦持籌握算，惟利是視耳。

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鴻章所無也」。

而梁启超记述李氏之轶闻中，谈及「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

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

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這倒很像阿Q的「精神勝利法」，可為中國人的「國民性」做一註腳。

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對李氏之外交風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讚譽，但梁啟超持相反評價，稱之為「小狡獪之外交家」：

对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

夫手段狡獪，非外交家之惡德。

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

各國並立；生存競爭，惟利是視。

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

故西哲常言個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

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

試觀列國之所稱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獪得名哉。

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

雖然，李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誠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則瞠乎其後也。

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

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制某國為主，而所謂聯者，又非平時而結之，不過臨時而嗾之，蓋有一種戰國策之思想，橫於胸中焉……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

上述判斷可謂切中要害，李鴻章式的中國外交，無非承襲兩千年前的縱橫家故智，既昧於世界大勢，又無長遠堅定之立場，惟偏重於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縱橫捭闔為能事。

上述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

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敗的教訓說：

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说：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

泰西外交家，亦嘗汲汲焉與他國聯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後，可以致人而不致於人。

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

若今日之中國，而言聯某國聯某國，無論人未必聯我，即使聯我，亦不啻為其國之奴隸而已矣，魚肉而已矣。

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

李鴻章豈其未知此耶？

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

吾意其亦知之而無他道以易之也。

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

要之，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

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以中國今日之國勢，雖才十倍於李鴻章者，其對外之策，固不不得隱忍遷就於一時也。

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此吾所以深為李鴻章憐也。

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雖然，李鴻章於他役，吾未見其能用手段焉，獨中俄密約，則其對日本用手段之結果也。

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

以此手段，而造出後此種種之困難，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憐哉？

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在漢語詞彙中，「賣國賊」與「漢奸」似乎略有不同：

前者的行為有一定的被動性，主要對其後果負責；而後者則有較強的主動性，意味著徹底的賣身投靠。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

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的卖身投靠。

中國士大夫飽讀聖賢之書，無不知曉春秋大義；縱觀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晚清名臣，個個算得上一時人傑。

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

但形勢更比人強，列強環伺，兵臨城下，不簽字畫押割地賠款，僅僅靠玩弄「戰國策」式外交伎倆，是過不了關的，李鴻章逝世前一小時，俄國使節還來催逼在密約上簽押。

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在密约上签押。

弱國確無外交，強時未必有之。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

梁氏云「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確為灼見。

梁氏云「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确为灼见。

清代出賣的國家權益，國民政府時代已開始收回，但被強鄰陸續侵佔的國土，如今已是徹底交割，永無回歸之日了。

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国民政府时代已开始收回，但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如今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三、專制體制之弊三、专制体制之弊

李鴻章以一介詞臣入幕，平發捻、辦洋務、創海軍、主外交，位極人臣，其見識才具，遠超同僚之上。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超同僚之上。

但觀其一生功業，論武功，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論洋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論外交，則喪權辱國莫此為甚。

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什。

一言以蔽之，輸在其背後的專制政治體制。

一言以蔽之，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

作者試圖從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中的位置入手，分析其致敗的根本原因：

作者试图从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入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凡一國今日之現象，必與其國前此之歷史相應，故前史者現象之原因，而現象者前史之結果也。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

夫以李鴻章與今日之中國，其關係既如此其深厚，則欲論李鴻章之人物，勢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觀察夫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而求得李鴻章一身在中國之位置。

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

他指出：

「李鴻章所居者，乃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而又當專制政體進化完滿，達於極點之時代也」；「李鴻章所居者，乃滿洲人入主中夏之國，而又當混一已久，漢人權利漸初恢復之時代也」。

他指出：

「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

上述視角，切中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滿漢民族矛盾最終演變為排滿革命之根由。

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關於「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梁啟超從春秋戰國說起，下至兩漢魏晉唐宋元明，歷數中國封建社會由貴族政體演變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之流程，指出：

「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

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故權臣之權，迄今而剝蝕幾盡。

」他將歷代權臣分為貴族、豪傑、布衣、佞臣四類，「要而論之，愈古代則權臣愈多，愈近代則權臣愈少，此其故何也？

蓋權臣之消長，與專制政體之進化成比例，而中國專制政治之發達，其大原力有二端：

一由於教義之浸淫，二由於雄主之布劃。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

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

」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

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

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

所謂「教義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專弘此術以化天下」，「爾後二千年來，以此義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圍范」。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

至於「雄主之布劃」，作者舉漢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漢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為例：

「雖用法寬忍不同，而削權自固之道則一也。

洎乎近世，天下一於郡縣，采地斷於世襲，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笞畜之」，導致群臣「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議逆上旨以當其衝。

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漸矣。

」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

「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

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导致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

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

梁啟超認為：

「貴族柄權之跡，至漢末而殆絕」。

梁启超认为：

「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

有關中國封建社會之定義及分期，學界歷來眾說不一。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

中國秦代以後形成的封建主義，與馬克思看到的西歐封建主義是不同的，西歐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貴族領主制基礎上的，而中國的封建制度則是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帝制，形成了超穩定的社會結構。

中国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西歐有地方自治的歷史傳統，像英國《大憲章》就是貴族聯合起來限制王權、改革法律和司法的範例，由此也在一定範圍內確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保障了教會不受國王的控制。

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

而中國則沒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中央集權的帝王專制形成之後，皇帝口含天憲，權力不受制約，專制壟斷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

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

時至今日，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依然任重道遠。

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四、部族政權之私心四、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鴻章是當時內外公認的中國權臣，他的權力到底有多大？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作者舉李氏與俾斯麥的對話為例，詮釋晚清中國的權力結構及李在其中的位置：

作者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

李之歷聘歐洲也，至德見前宰相俾斯麥，叩之曰：

「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

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群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俾斯麥應之曰：

「首在得君。

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

」李鴻章曰：

「譬有人於此，其君無論何人之言皆聽之，居樞要侍近習者，常假威福，挾持大局。

若處此者當如之何？

」俾斯麥良久曰：

「苟為大臣，以至誠憂國，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與婦人孺子共事，則無如何矣。

」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

「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

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俾斯麦应之曰：

「首在得君。

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

」李鸿章曰：

「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

若处此者当如之何？

」俾斯麦良久曰：

「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

說到權力結構，又不得不詳析清朝開國以來的滿漢之別。

说到权力结构，又不得不详析清朝开国以来的满汉之别。

梁啟超說：

梁启超说：

本朝以東北一部落，崛起龍飛，入主中夏，以數十萬之客族，而馭數萬萬之主民，其不能無彼我之見，勢使然也。

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

自滇閩粵三藩，以降將開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後威權始統於一，故二百年來，惟滿員有權臣，而漢員無權臣。

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

……故自咸豐以前，將相要職，漢人從無居之者（將帥間有一二則漢軍旗人也）。

……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

有清一代，朝廷對於滿漢大臣的任用，一向是內外有別。

有清一代，朝廷对于满汉大臣的任用，一向是内外有别。

清廷擢用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漢員，實因洪楊難起，政權有傾覆之危，時勢使然，不得已而為之。

清廷擢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

梁氏指出：

「當時朝廷雖不得不倚重漢人，然豈能遽推心於漢人哉？

」「試一讀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後，戰戰兢兢，若芒在背。

以曾之學養深到，猶且如是，況李鴻章之自信力猶不及曾者乎？

」梁氏指出：

「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

」「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

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

滿族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來，雖然接受了漢族的文化並沿襲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權力的內圈仍為親貴覺羅，世代靠錢米俸祿吃飯的八旗子弟則是其外圍，形成了一個靠族群血緣維繫的特殊利益集團。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

二百餘年歲月的消磨，令這個「弓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盡失，同光以來漢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導的改革，不斷觸發他們對統治特權及既得利益的疑慮和危機感。

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錢穆先生認為清代「可以說是全沒有制度。

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據著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裡，再加上他們許多的私心。

這種私心，可以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

一切由滿族政權的私心出發，所以全只有法術，更不見制度」；「蒙古人滿洲人跑進中國，也不是元清兩代每一個皇帝能掌握整個政權的。

在此兩代，其政權之後面，有蒙古滿洲全體部族在擁護此政權。

於是蒙古人滿洲人便是此一政權中之特殊階級或特殊分子了。

此種政權，我們則稱之為部族政權。

不論蒙古也好，滿洲也好，他們都想拿一個部族來控制政府，掌握政權。

這種政權，當然是私心的，所以在這一政權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種法術，一種控制此政權之手段。

」（錢穆：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41、143頁）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

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

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

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

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

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

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

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

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143页）

余英時先生指出：

清王朝為「少數民族的一族專政」（或曰「族天下」），並有著八旗制度這種嚴密的組織系統。

余英时先生指出：

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曰「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