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汉察举唐科举之异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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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汉察举唐科举之异同
比較漢察舉唐科舉之異同
漢唐二代，都是中國的盛世。
二者的文治武功都極盛，而漢代的察舉制度與唐代的科舉制度，更為後世所稱美。
二者都同屬於中國歷史上的重要選士制度。
漢代察舉選士，以孝廉和賢良為主，著重道德；唐代科舉，科目極多，而以明經和進士為要，著重才能。
然而兩種選士制度有同有異。
首先，就選士制度之淵源來看：
漢代察舉，始於漢高祖時，後經惠帝、呂后、文帝、景帝之發展，至漢武帝時正式確立，規定每年推舉孝、廉各一人，此後便成為定制。
至於唐代科舉，則治襲隋代，初設秀才、明經、進士、明算、明律、明法各科，至高宗永徽時，則以明經和進士科為盛。
其次，再就考生之來源來說：
漢代察舉，選拔時以德行為重，故規定州都長官，對民間有以孝行道德聞名，受人讚頌者，或有以廉潔著稱的官員，皆可察舉至中央政府。
至於唐代科舉之考生，則有三種來源：
一是由京師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及算學）二館（弘文館及崇文館）及州縣諸學出身的為「生徒」，那些並非由學校出身而自覺有才的，可「懷牒」自己先試州縣，及第後再獲選往京師，與「生徒」同試於禮部的稱為「貢舉」。
至於由天子不定時下詔選拔才德之士而親試「策問」的，稱為「制舉」。
再者，就當時所設的考試科目來說：
漢代察舉，可以分為「常科」與「特科」
兩種。
「常科」為都國選舉「孝廉」與州郡選舉「茂材」。
「孝廉」即「孝子」、「廉吏」的意思，重視士子的孝順行為表現及官吏的廉潔正義的行為為主，「茂材」則以士子的才幹、節義作為選拔的標準。
至於「特科」則為「賢良方正」與「賢良文學」、明經、明法、「勇猛知兵法」及「明陰陽災異」等特殊技能。
至於唐代科舉所設的科目，較漢代為多，而以明經、秀才、進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為常選。
高宗永徽以後則以明經、進士為主。
明經科考帖經、經義、時務策等項，進士科則先試詩賦，繼而試以經義、最後則試時務策等。
此外，尚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秀才、童子等科目。
至於在中式後授官方面：
漢代士人經薦舉後，仍須接受「策試」。
「策試」可以分為「對策」與「射策」兩類。
「對策」即命題考試，內容以政治及經濟事項為主，以觀其文辭的高下。
「射策」則屬隨機抽問，以測試投考者才能的優劣及其隨機應變的能力。
至東漢順帝時，由於選舉「孝廉」的人數太多，左雄便提出限年齡考試的辦法，規定孝廉年齡若不滿四十，便不得察舉，並且必須試以「家法」及「文史課箋奏」，以選拔人才。
大概來說，漢代的「茂材」，可獲任縣令等級的官職。
至於「孝廉」，則獲拜為「郎官」，先在中央學習，接受訓練，然後才選派出任適當職務。
唐代科舉，諸生則必先試於「禮部」，中式後才獲送往「吏部」複試，主要考「身（體貌）、言（辯論）、書（書法）、判（文理）」四項，稱為「釋褐試」。
「身」是指觀察考生的樣貌，為官者必須儀表端正。
「言」是指觀察考生的言辭，為官的必須善於辭令。
「書」是指觀察考生的書法，為官者常書寫公文，故文筆及書法必須端美。
「判」是要求考生憑案例，考識見，因為古代行政與司法不分，地方官必須兼理獄訟，故必須有判斷能力。
四項合格後始得正式入仕，授以八品或九品的官職。
而且，在選士態度方面：
漢代重視鄉舉里選，以道德操守為尚，尤其是孝德、廉潔方面，難以有劃一的準則，故較為主觀。
唐代則准許考生「懷牒自薦」，所設科目又較為實際和包括多方面的才能，如明法，考法律內容，明算考有關數學問題等，考生須憑自己的實力去攖取功名，較為重視實才，故比較客觀。
以上都是漢代，察舉和唐代科舉不同之處。
漢代察舉制和唐代科舉制均為布衣平民提供了入仕政府的機會。
漢代自武帝開始，規定各郡每傘需要從所屬地方揀選「孝子」和「廉吏」各一人，上報中央政府，以供給他們進入政府工作的機會。
而孝子和廉吏當中，不少本為布衣，察舉制便為他們提供了晉身政府的機會。
唐代科舉制，全國上下無分身份，只要有志入仕，便可以「生徒」資格或「懷牒自列」，參加省試，及第後登上官途。
自此，無論是高門大族或是寒門子弟，皆可透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府，因此兩者皆令政權開放，寒門與大族均有入仕機會。
另外，漢代察舉制和唐代科舉制皆打破貴冑壟斷政治的機會。
漢初的慣例，擔任丞相的必定先封侯，當時有「無功不封侯，無侯不拜相」之語。
故漢初朝廷中重要的職位皆由貴族充任。
察舉制正好打破這種政治壟斷的局面，因為即使是出身寒門的士子，可透過郡守的薦舉透入中央政府，而他的黜陟也是依靠個人才幹。
至於唐代初年，高門大族在政治上仍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一般士子已可以透過應考科舉，在公平競爭下一展才幹，繼而出仕，進入國家權力核心，此所謂打破政治壟斷之體現。
總括而言，漢代察舉制和唐代科舉制有著自己一套嚴謹的方法來選拔人才，以為國用，從而發揮穩定政權的作用，然而唐代科舉考試的出現，現體了較為客觀公平的選士方法，實為時代的一大進步，故為宋元明清各朝的沿用。
比較漢察舉宋科舉之異同
中國的選仕制度，自漢代開創「察舉制」，經歷魏晉演變為「九品中正制」，到隋唐確立「科舉制」，選拔人才的方法大抵以考試模式進行，並為後世沿用。
漢代察舉選士，以孝廉和賢良為主，著重道德；宋代科舉，則著重才能。
然而兩種選士制度有同有異。
先論二者相同之處。
漢代察舉制和宋代科舉制均為布衣平民提供了入仕政府的機會。
漢代自武帝開始，規定各郡每年需要從所屬地方揀選「孝子」和「廉吏」各一人，上報中央政府，以供給他們進入政府工作的機會。
而孝子和廉吏當中，不少本為布衣，察舉制便為他們提供了晉身政府的機會。
宋朝積極提倡科舉，下令除大逆、患惡疾，或不孝不梯，或僧道歸俗之徒不得應試外，全國上下無分身份，只要有志入仕，皆可參試。
至此士人皆踴躍爭先，投牒自選。
自此，無論是高門大族或是寒門子弟，皆可透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府。
因此兩者皆令政權開放，布衣平民均有入仕機會。
另外，漢代察舉制和宋代科舉制皆打破貴冑壟斷政治的機會。
漢初的慣例，擔任丞相的必定先封侯，當時有「無功不封侯，無侯不拜相」之語。
故漢初朝廷中重要的職位皆由貴族充任。
察舉制正好打破這種政治壟斷的局面，因為即使是出身寒門的士子，可透過郡守的薦舉透入中央政府，而他的黜陟也是依靠個人才幹。
至於宋代，一般士子已可以透過應考科舉，在公平競爭下一展才幹，繼而出仕。
且士子一旦及第，皆有參政機會，為朝廷效力，社會各階層人民皆有機會參政，致使政權不會為一小撮人所壟斷，對於社會的融和大有裨益。
漢代察舉制與宋代科舉制亦有不少相異之處。
首先，就考生來源方面：
漢代察舉，選拔時以德行為重，故規定州都長官，對民間有以孝行道德聞名，受人讚頌者，或有以廉潔著稱的官員，皆可察舉至中央政府。
漢代重視鄉舉里選，以道德操守為尚，尤其是孝德、廉潔方面，難以有劃一的準則，故較為主觀。
至於宋代科舉之考生，須憑自己的實力，經「州試」、「省試」和「殿試」，去攖取功名。
宋代選士大抵沿襲唐制，科舉之考生有州縣諸學出身的為「生徒」，那些並非由學校出身而自覺有才的，可「懷牒」自己先試州縣，及第後再獲選往京師，與「生徒」同試於禮部的稱為「貢舉」。
其次由太學三舍選充，直接試於朝廷。
此外，宋亦有制舉，同樣由君主親詔策問，以免遺漏人才。
故宋代科舉制較為健全嚴密，結果比較客觀。
再者，就當時所設的考試內容來說：
漢代察舉，可以分為「常科」與「特科」兩種。
「常科」為都國選舉「孝廉」與州郡選舉「茂材」。
「孝廉」即「孝子」、「廉吏」的意思，重視士子的孝順行為表現及官吏的廉潔正義的行為為主，「茂材」則以士子的才幹、節義作為選拔的標準。
至於「特科」則為「賢良方正」與「賢良文學」、明經、明法、「勇猛知兵法」及「宋陰陽災異」等特殊技能。
至於宋代科舉所設的科目，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毛詩、明法等共九科。
至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欲罷科舉，專人才於學校。
故罷明經、三傳等，獨留進士科。
進士科除試墨義、詩賦外，並有帖經及對策。
至於在中式後授官方面：
漢代士人經薦舉後，仍須接受「策試」。
「策試」可以分為「對策」與「射策」兩類。
「對策」即命題考試，內容以政治及經濟事項為主，以觀其文辭的高下。
「射策」則屬隨機抽問，以測試投考者才能的優劣及其隨機應變的能力。
至東漢順帝時，由於選舉「孝廉」的人數太多，左雄便提出限年齡考試的辦法，規定孝廉年齡若不滿四十，便不得察舉，並且必須試以「家法」及「文史課箋奏」，以選拔人才。
大概來說，漢代的「茂材」，可獲任縣令等級的官職。
至於「孝廉」，則獲拜為「郎官」，先在中央學習，接受訓練，然後才選派出任適當職務。
宋代科舉名目雖多，但以進士科最盛，亦最為朝廷所重視，考試制度就更嚴密。
宋太宗時分進士為三等，稱為「三甲」，真宗時分進士為五等，前兩等叫「及第」，三等叫「出身」，四、五等叫「同出身」，及第者即按等第而授官。
宋代優禮文人，進士一登第即釋褐，不但授官，而且官俸優厚，又有隆重宴會慶祝。
總括而言，漢代察舉制和宋代科舉制有著自己一套嚴謹的方法來選拔人才，以為國用，從而發揮穩定政權的作用，然而宋代科舉考試，現體了較為客觀公平的選士方法，實為時代的一大進步。
比較漢察舉明科舉之異同
中國的選仕制度，自漢代開創「察舉制」，經歷魏晉演變為「九品中正制」，到隋唐確立「科舉制」，選拔人才的方法大抵以考試模式進行，並為後世沿用。
漢代察舉選士，以孝廉和賢良為主，著重道德；明代科舉，則著重才能。
然而兩種選士制度有同有異。
先論二者相同之處。
漢代察舉制和明代科舉制均為布衣平民提供了入仕政府的機會。
漢代自武帝開始，規定各郡每年需要從所屬地方揀選「孝子」和「廉吏」各一人，上報中央政府，以供給他們進入政府工作的機會。
而孝子和廉吏當中，不少本為布衣，察舉制便為他們提供了晉身政府的機會。
明代科舉制，全國上下無分身份，只要有志入仕，便可從「童試」考起，再經「鄉試」、「會試」和「殿試」，登上仕途。
自此，無論是高門大族或是寒門子弟，皆可透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府。
因此兩者皆令政權開放，布衣平民均有入仕機會。
另外，漢代察舉制和明代科舉制皆打破貴冑壟斷政治的機會。
漢初的慣例，擔任丞相的必定先封侯，當時有「無功不封侯，無侯不拜相」之語。
故漢初朝廷中重要的職位皆由貴族充任。
察舉制正好打破這種政治壟斷的局面，因為即使是出身寒門的士子，可透過郡守的薦舉透入中央政府，而他的黜陟也是依靠個人才幹。
至於明代，一般士子已可以透過應考科舉，在公平競爭下一展才幹，繼而出仕，參加翰林院工作，繼而進入國家權力核心，社會各階層人民皆有機會參政，致使政權不會為一小撮人所壟斷，對於社會的融和大有裨益。
漢代察舉制與明代科舉制亦有不少相異之處。
首先，再就入士標準來說：
漢代察舉，選拔時以德行為重，故規定州都長官，對民間有以孝行道德聞名，受人讚頌者，或有以廉潔著稱的官員，皆可察舉至中央政府。
漢代重視鄉舉里選，以道德操守為尚，尤其是孝德、廉潔方面，難以有劃一的準則，故較為主觀。
至於明代科舉之考生，須憑自己的實力，從「童試」考起，再經「鄉試」、「會試」和「殿試」，去攖取功名。
故明代科舉制較為健全嚴密，結果比較客觀。
再者，就當時所設的考試內容來說：
漢代察舉，可以分為「常科」與「特科」兩種。
「常科」為都國選舉「孝廉」與州郡選舉「茂材」。
「孝廉」即「孝子」、「廉吏」的意思，重視士子的孝順行為表現及官吏的廉潔正義的行為為主，「茂材」則以士子的才幹、節義作為選拔的標準。
至於「特科」則為「賢良方正」與「賢良文學」、明經、明法、「勇猛知兵法」及「明陰陽災異」等特殊技能。
至於明代科舉所設的科目，僅有進士一科。
考試內容以「八股文」為主。
八股文即一篇文章內，須有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的八段結構。
而其文章須仿宋人經義，言論則以朱熹的學說為根據，士人純仿古人語氣，不能抒發個人意見。
至於在中式後授官方面：
漢代士人經薦舉後，仍須接受「策試」。
「策試」可以分為「對策」與「射策」兩類。
「對策」即命題考試，內容以政治及經濟事項為主，以觀其文辭的高下。
「射策」則屬隨機抽問，以測試投考者才能的優劣及其隨機應變的能力。
至東漢順帝時，由於選舉「孝廉」的人數太多，左雄便提出限年齡考試的辦法，規定孝廉年齡若不滿四十，便不得察舉，並且必須試以「家法」及「文史課箋奏」，以選拔人才。
大概來說，漢代的「茂材」，可獲任縣令等級的官職。
至於「孝廉」，則獲拜為「郎官」，先在中央學習，接受訓練，然後才選派出任適當職務。
明代科舉，諸生於會試中式者稱「進士」，再由皇帝親試，是為殿試。
殿試主要目的在評定進士的等第，其等第有三，稱一、二、三甲。
一甲三名，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統稱「賜進士及第」。
二甲若干名，統稱「賜進士出身」。
三甲若干名，統稱「賜同進士出身」。
一甲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其餘授編修；二、三甲優者，授翰林院庶吉士。
不入翰林者，授其他京官，如給事中、御史、六部主事等，外官則授知縣等。
這樣翰林院便成為國家儲才之地，修撰和編修或侍皇帝講筵，或纂修國史，品位雖不高，但資望極之清貴，隨時可授重任。
庶吉士多數入閣辦事，藉以增加實際行政經驗。
不第的舉人，則編入國子監讀書，即所謂「舉監」。
舉監成績優良，再另行授職，多為小京官，或知州、知縣。
總括而言，漢代察舉制和明代科舉制有著自己一套嚴謹的方法來選拔人才，以為國用，從而發揮穩定政權的作用，然而明代科舉考試，現體了較為客觀公平的選士方法，實為時代的一大進步。
比較漢察舉清科舉之異同
中國的選仕制度，自漢代開創「察舉制」，經歷魏晉演變為「九品中正制」，到隋唐確立「科舉制」，選拔人才的方法大抵以考試模式進行，並為後世沿用。
漢代察舉選士，以孝廉和賢良為主，著重道德；清代科舉，則著重才能。
然而兩種選士制度有同有異。
先論二者相同之處。
就選士制度之動機來看：
無論是漢代或是清代的統治者，均希望藉選士制度鞏因其統治。
漢初的慣例，擔任丞相的必定先封侯，故漢初朝廷中重要的職位皆由貴族充任。
至漢武帝時，一改漢初無為而治的政策，希望透過推行察舉制，為政府羅致人才，打破貴族壟斷政治的局面，重振中央的權威。
而清人以異族入主中原，故希望以科舉制籠絡士人，並以八股取士，虛耗士人的精神，削弱其反抗精衶，鞏因其統治。
由此可見，漢清二代所以推行選士制度，背後實有強烈的政治動機。
漢代察舉制和清代科舉制均為布衣平民提供了入仕政府的機會。
漢代自武帝開始，規定各郡每年需要從所屬地方揀選「孝子」和「廉吏」各一人，上報中央政府，以供給他們進入政府工作的機會。
而孝子和廉吏當中，不少本為布衣，察舉制便為他們提供了晉身政府的機會。
清代科舉制，全國上下無分身份，只要有志入仕，便可從「童試」考起，再經「鄉試」、「會試」和「殿試」，登上仕途。
自此，無論是高門大族或是寒門子弟，皆可透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府。
因此兩者皆令政權開放，布衣平民均有入仕機會。
另外，漢代察舉制和清代科舉制皆打破貴冑壟斷政治的機會。
漢初的慣例，擔任丞相的必定先封侯，當時有「無功不封侯，無侯不拜相」之語。
故漢初朝廷中重要的職位皆由貴族充任。
察舉制正好打破這種政治壟斷的局面，因為即使是出身寒門的士子，可透過郡守的薦舉透入中央政府，而他的黜陟也是依靠個人才幹。
至於清代，政府高官多為滿族貴冑檐任，但一般士子已可以透過應考科舉，在公平競爭下一展才幹，繼而出仕，參加翰林院工作，繼而進入國家權力核心，此所謂打破政治壟斷之體現。
漢代察舉制與清代科舉制亦有不少相異之處。
首先，再就入士標準來說：
漢代察舉，選拔時以德行為重，故規定州都長官，對民間有以孝行道德聞名，受人讚頌者，或有以廉潔著稱的官員，皆可察舉至中央政府。
漢代重視鄉舉里選，以道德操守為尚，尤其是孝德、廉潔方面，難以有劃一的準則，故較為主觀。
至於清代科舉之考生，須憑自己的實力，從「童試」考起，再經「鄉試」、「會試」和「殿試」，去攖取功名。
故清代科舉制較為健全嚴密，結果比較客觀。
再者，就當時所設的考試內容來說：
漢代察舉，可以分為「常科」與「特科」兩種。
「常科」為都國選舉「孝廉」與州郡選舉「茂材」。
「孝廉」即「孝子」、「廉吏」的意思，重視士子的孝順行為表現及官吏的廉潔正義的行為為主，「茂材」則以士子的才幹、節義作為選拔的標準。
至於「特科」則為「賢良方正」與「賢良文學」、明經、明法、「勇猛知兵法」及「明陰陽災異」等特殊技能。
至於清代科舉所設的科目，常科與明代一樣，僅有進士一科。
此外，還有特科如博學鴻詞科、山林隱逸科等，還有特殊的繙譯科。
考試內容以「八股文」為主。
八股文即一篇文章內，須有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的八段結構。
而其文章須仿宋人經義，言論則以朱熹的學說為根據，士人純仿古人語氣，不能抒發個人意見。
至於在中式後授官方面：
漢代士人經薦舉後，仍須接受「策試」。
「策試」可以分為「對策」與「射策」兩類。
「對策」即命題考試，內容以政治及經濟事項為主，以觀其文辭的高下。
「射策」則屬隨機抽問，以測試投考者才能的優劣及其隨機應變的能力。
至東漢順帝時，由於選舉「孝廉」的人數太多，左雄便提出限年齡考試的辦法，規定孝廉年齡若不滿四十，便不得察舉，並且必須試以「家法」及「文史課箋奏」，以選拔人才。
大概來說，漢代的「茂材」，可獲任縣令等級的官職。
至於「孝廉」，則獲拜為「郎官」，先在中央學習，接受訓練，然後才選派出任適當職務。
清代科舉，諸生於會試中式者稱「進士」，再由皇帝親試，是為殿試。
殿試主要目的在評定進士的等第，其等第有三，稱一、二、三甲。
一甲三名，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統稱「賜進士及第」。
二甲若干名，統稱「賜進士出身」。
三甲若干名，統稱「賜同進士出身」。
一甲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其餘授編修；二、三甲優者，授翰林院庶吉士。
不入翰林者，授其他京官，如給事中、御史、六部主事等，外官則授知縣等。
這樣翰林院便成為國家儲才之地，修撰和編修或侍皇帝講筵，或纂修國史，品位雖不高，但資望極之清貴，隨時可授重任。
庶吉士多數入閣辦事，藉以增加實際行政經驗。
不第的舉人，則編入國子監讀書，即所謂「舉監」。
舉監成績優良，再另行授職，多為小京官，或知州、知縣。
總括而言，漢代察舉制和清代科舉制有著自己一套嚴謹的方法來選拔人才，以為國用，從而發揮穩定政權的作用，然而清代科舉考試，現體了較為客觀公平的選士方法，實為時代的一大進步。
宋代中央政制的得失
宋太祖統一中國後，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結束唐末以來長期存在的藩鎮割據局面。
結果，他採納趙普的建議，採用「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中央集權政策，而宋代的中央政制，就需要體現這一套基本國策。
宋代的中央政制固然有利於中央集權與提升王權的體制，結果在政治行政上產生許多弊端。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以「散」、「弱」來概括宋代改制之病；前者指官制架構散亂，後者指相權低落，可謂一語中的。
現將宋代中央官制的得失分述如下：
先言優點方面：
首先，維持宋代政權長久的穩定。
北宋前期二府三司體制是宋代統治者強化中央集權的重要步驟。
宋代的中央機構，主要由「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導的「中書門下」（政事堂），及樞密使領導的樞密院，再加上三司使組成。
即所謂二府三司。
樞密院和中書門下省是平行的，分掌軍事和行政，三司使則獨立掌管財政。
這種通過分割中樞機構，以致互相分權、互相牽制，大大強化了君主對國家機構的操控。
兩宋近三百年來，外無藩鎮專擅，內無戚宦專權，不能不歸功於這種中央集權體制。
其次，差遣制便於對官員的控制。
「差遣」，即由君主派遣任務，如戶部侍郎非管戶部，若須管戶部之事，則要皇帝特別下旨。
故宋代的官品，只代表其地位、俸祿、晉升機會等，與真正職務無關。
這種制度，令中央政府不須改動官制，君主便可直接自由調動和靈活控制官員，有利其操控用人大權；另外，皇帝可以隨時提拔官階較低而有才能者擔任要職，也可隨時撤換無能之輩，有利於中央集權。
次言缺點方面：
首先，政出多門、權力分散，以致效率低下。
宋代中央政制，將政治、軍事、財賦、銓選、監察、司法等權分立。
樞密院分兵部及宰相之權；三司分戶部之權；審官院侵吏部之權；諫院及御史台制宰相之權；審刑院減刑部之權，它們互不統屬，各不相知，於是造成政出多門。
宋仁宗時范鎮言:
「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
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
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書也。
」在政府機構紊亂、事權分割的情況下，必然造成政出多門、權力分散、效率低下的不良後果。
其次，是架構龐雜、冗官徒耗俸祿。
宋代官、職分離，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義上都有正式官員，但除非皇帝特命，否則不管本部的職事，各級官府架床疊屋，機構空前龐大。
此外，官、職之外，另有所謂「差遣」，以處理其職掌範圍內的事。
縱使是宰相職務，皇帝也可「差遣」他官辦理。
因此，冗官充斥，俸祿日繁，令國家財政日困。
再者，是造成相權低落，試從以下幾方面說明：
決策權力削弱。
宋初，宰相遇事，先將意見擬成幾條辦法，稱「劄子」，送皇帝決定，即所謂「面取進止」。
然後宰相再照皇帝意見正式擬旨。
所以宰相的劄子，僅是草擬或條陳，而不再是「定旨出命」，與唐代宰相的「熟擬」有很大分別。
宋代最高決策權在皇帝，宰相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
軍事權力分割。
宋初定制，以中書省與樞密院分掌文武二柄，行政、軍事不專委一人，使兩權互相牽制，目的在杜絕強臣專擅之弊，形中書與樞密院對立，相權大為削弱。
財政權力分割。
宋代將財賦之權歸度支、鹽鐵、戶部三司所有，故三司地位提高，脫離宰相的控制，自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機構，換言之，宰相無權過問國家財政之事。
宰相亦失去考課官吏與用人權。
唐以來政府用人歸吏部，五品以上官員由宰相任免。
宋代則另設考課院，主銓敘之事，又別置三班院負責銓選內廷供奉及殿直官。
因此，用人之權全不在宰相。
宰相受台諫的掣肘。
宋代諫官脫離門下省而獨立成「諫院」，並無長官。
於是諫官遂由「糾繩天子」，轉以宰相為監察對象，形成台諫與執政對立。
此外，宋制台諫官的任用，必由君主親擢，宰相無權干涉台諫官員的進退。
且宋代特重言官，造成台諫地位崇高，諫官既為君主耳目，又好放言高論，宰相權力受牽制，實難有所作為。
宰相眾多，彼此分權。
宋代，三省的首長中書令、尚書令和門下侍中都不常置，每以他官兼領，徒擁虛名。
真正統理百官居宰相之位的，是進入政事堂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簡稱「同平章事」）。
為防止大臣擅權，宰相通常有二、三人。
又設「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因此議政員額亦多。
總結而言，宋代的中央官制是針對五代以來的君權低落而制定，太祖為要矯正以往的積弊，實施中央集權的統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確能糾正不良的風氣。
不過，宋代的中央政制為配合體制集權，造成政出多門、冗員耗祿、相權低落，造成政治上不少弊端，宋代積弱與此不無關係。
宋代相權之演變
宋代宰輔制度，名義上是沿襲隋唐的三省制度，但其總體趨勢是三省走向合一。
北宋初，太祖鑒於晚唐藩鎮割據及君權不張的積弊，乃收地方權力於中央，收中央權力於君主，而分割宰相權力即體現這重要國策。
宋朝雖然保留三省制的形式，但僅存其名，並無實際職權，所謂「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宋廷為了加強皇權而利用「分化事權」、「官與職殊」的手段來削弱官僚機構的權力。
結果有些官只是空名，「官」只是敘俸祿，只有「差遣」有實際的職權，官吏十之八九「居其官不知其職」，這就強化了皇權。
二府中，主管政務的「中書門下」設於禁中，已不再是宰相的聯合機構，而是脫離三省的獨立機關，長官稱「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理宰相職務。
又另設參知政事一至數人，輔佐宰相處理政務，為副宰相。
實際上，宋初宰相職權已較前代大為削弱。
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兵權被樞密院所奪，再無權過問軍事。
史載「宋循唐五代之制，置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
第二，財權被三司使所奪，宋代宰相無權過問國家財政。
史載「天下財賦，內廷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
第三，受監察機關「台諫」的挾制、監督，甚至彈劾。
第四，不能再像前代宰相那樣以「熟狀」奏請，而必須事事先以劄子請旨，得旨以後擬具體辦法，再送君主審查決定，決策權力越來越小。
以上為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但北宋中期以後，宰相職官曾因應時勢的發展而經歷多次變革：
一為神宗的元豐改制，名義上恢復三省長官，而實權歸中書省；又以尚書省的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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