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台大校园与校园规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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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台大校园与校园规划
歷史的台大校園與校園規劃
大學校園，是一種具有特殊歷史與特殊功能的龐大教育機構所在的地方，所謂百年樹人之地。
由於這些佔有空間的活動都是正式而長期、複雜而影響深遠，其連續性又使得其大學校園空間具備極豐富而強烈的特性，大學校園規劃（campusplanning）也被專業界稱為是機構或機關的規劃，當作是一種特殊的規劃類型來看待。
台大校園與校園規劃也應如是觀。
壹、日本殖民時期台北帝國大學的校園
台灣大學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殖民者九所帝國大學中的第九所殖民大學，是台灣第一所“現代大學”，也是對社會最有影響力的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創設計畫始於1922年，以當時的台北市富田町台北高等農林學校的校地為基礎，進行校地收購與校舍興建，早期稱為“校本部”，1950年後稱為“校總區”，也就是本文所指的台大校園。
台灣大學的整個校區其實還包括了陸續歸併的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今醫學院，1936年將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改為醫學部後併入）、高等經濟學校（今法學院，戰後改制為台灣省立法商學院，1947年併入），南投縣竹山的溪頭實驗林管理處、台北縣安坑農場、南投縣仁愛鄉山地實驗農場、文山植物園，以及，用士林芝山岩校地與國防部水源路原三軍總醫院與國防醫院用地交換，2000年移交的台大水源校區…等，全部校地約三萬五千公頃，接近台灣總面積的百分之一。
目前除法、醫、公共衛生學院與附設醫院外，文、理、社會科學、工、農、管理、電機資訊等學院與進修推廣部等都在校總區。
校總區面積約110公頃。
若不計入位於外縣市的土地，台大的校產散佈在全台北市不少的地方，本文無意一一說明。
至於溫州街、潮州街、甚至是東門一帶，因為自殖民時期起就是台大教職員宿舍分佈的地方，值得補充說明。
就這部分，殖民城市的層級性模式表現得十分清楚，已經是台北市做為殖民城市的一部份了。
越靠市中心，如福州街、青田街一帶，日式住宅的規模越大，甚至還有一些二層樓的住宅，多為昔日日籍教授的住宅。
越靠台大校總區，因為離城市中心越遠，規模較小，等級也較低，大多為年輕講師與助教居住。
1928年，台灣總督府公布台灣大學官制，設立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文政與理農兩學部，本部則設在總督府內。
光復之後，由於政府財政支援不足，都市計畫用地徵收長期拖延，校總區遲至1980年代末才算逐步完成闢建。
不過，一些校園邊緣區塊，也被移作他用，校總區難稱完整。
今天所見的台灣大學校總區，尤其是校園中心區椰林大道兩側的主要建築物，倒是在校園初創之時就已具備了雛形。
這點可佐以1932年以及三零年代的兩張校園配置圖做瞭解，兩者差別不大，清楚說明了1928年建校時，校園已具今日的雛形。
一、校園整體架構（隱奧的入口轉折、巴洛克軸線、軸線端景、以及丁字路系統）
檢視1928年的校園配置圖（圖A-0-1），其中有小部分日後並未實現，但是台大校園空間形式的主要性格已經確立了。
校門順著瑠公圳流向，校園向外連接上西南近郊新店、鼓亭（古亭）進入台北市中心的主要道路（即今日的羅斯福路），向內則創造一種“入口過渡”的效果。
其一，先由羅斯福路直角右轉，沿著瑠公圳，取向東北四十五度角轉折，進入校園之後，形成過渡空間的效果（圖A-0-2）。
其二，大門設計形式，相對於校園內的主要建築與軸線大道的尺度，較為謙卑，佐證了校園規劃者一致的設計用意，即，入口宜深藏不露（圖A-0-3）。
譬如說，在美學上所謂的“聯谿難記曲，疊嶂不知重”（寒山詩）。
這也是“內奧”的空間要求的隱密特性，以轉折過渡連接上組織校園空間的主要東西軸線——巴洛克式軸線（圖A-0-4）。
這是組織台北帝國大學校園最主要的空間模式。
所謂巴洛克式軸線，是西歐城市在文藝復興之後，通過視覺上的透視術要求，規劃與設計者連接不同的消點，組織不同節點與端點地標之間的張力，是營造空間最重要的手法。
這是西方文明裡理性對自然與都市地景的支配，也再現了教皇或帝王的權力。
日本殖民者在明治維新之後，移植西歐古典模式統治台灣的城市，是有意識的殖民統治術。
譬如說，移植教皇的羅馬、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與羅浮宮、美國首都華盛頓等背後組織空間的邏輯，表現在昔日台北總督府、景福門，以及面前兩條大道的佈局之上。
以及在同樣的脈絡下，殖民大學也移植了美國湯瑪斯‧傑弗遜（ThomasJerfferson）設計的維吉尼亞大學的校園佈局。
這裡是知識貴族的理性展現，也是年輕一代的殖民者們知識生產的地方，象徵性地表現了做為殖民大學的台北帝國大學的歷史任務——軍國主義南侵的知識基地。
殖民大學中央支配性的軸線大道，採用柏油路面而非綠草地，是殖民軍國主義權力展現的歷史遺留，而不是大學所需的人文氛圍。
於是，椰林大道的異域南國想像，其軸線象徵性地朝向日出之東，在集中視線的端景處，則計劃（配置）著南方研究中心的合院建築物。
若按日本本土的帝國大學校園配置的慣例，應配置講堂才是。
這座建築物是否確實建成，現在仍缺史料佐證。
但從1931年台北帝大的空照圖（圖A-0-5），這座位處軸線底端、具有重要視覺與象徵意義的建築物清晰可見；不過，關於這座建築物何時、由誰、如何建成，至今卻仍未發現任何文獻資料紀錄；推測應該是在戰後遭拆除。
這條軸線與建築物的規劃構想清楚呈現、也神聖化了台北帝國大學由殖民者所託付的功能，殖民國家入侵南洋必須在知識上預作準備，這功能的展現必須植基於現代的科學研究成果之上。
至於軸線兩側之佈局，則為教學研究核心區。
軸線北部為文政學部、圖書館（即今校史館），南側則為理農學部的農學教室、理農及專門大樓、理化學教室（今二號館，圖A-4-1.1～圖A-4-1.7）、以及生物學教室（今一號館，即戲劇學系，圖A-4-2.1～圖A-4-2.3）。
整體佈局的空間組織上，南北校舍以丁字路為架構往外延伸，以建物山牆做為端景，主要建物的正面則以丁字錯開配置。
創校之後校園仍持續發展（圖A-0-6），1930年新建了園藝系館（四號館）、1931年新建農化系館（三號館）、1935年新建了農工系館（五號館）。
至1930年代中期，面對軸線大道的建築物已有整體規模，丁字形的道路系統更形完備，塑造了各南北次要軸線之端景，例如自道路南端北望舊圖書館或自北南望二號館，均以山牆與突出的入口門廊作為回應。
至於一號館，則靠中段山牆面收頭，略做表現。
圖A-0-1_1928年校園配置圖
圖A-0-2_入口轉折形成的過渡空間
圖A-0-4_校園空間的主要東西軸線——巴洛克式軸線
圖A-0-3_深藏不露的入口以轉折過渡連接上組織校園空間的主要東西軸線（台大圖書館提供）
圖A-0-5_1931年台北帝大空照圖（台大圖書館特藏組提供）
二、日本殖民時期軸線大道主要建築物的興建
1928年設校之初，總督府命令廢止原位於富田町的“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農林學校”，歸併入“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後，台北帝大理農學部本部遷至農林專門部大樓，改稱為“理農及專門部本部”，即現在的行政大樓；同時於此大樓對面興建“文政學部本部”，即現在的文學院。
位於文政學部本部西側，是台北帝國大學成立翌年起造的圖書館事務室，是台大舊總圖書館建築複合體之濫觴，現部分供文學院日文系使用，另部分作為校史館的建築物。
歷經五個階段的興建與擴充，到了1980年代，才有今日的規模。
1998年夏，位於椰林大道端點的新總圖建築落成啟用，舊總圖也在服務達七十載之後被指定為市定古蹟，現二樓中央閱覽廳作為校史館常設展區使用。
這些主要建物基本上都是學院或是圖書館等一級單位，以中央主樓與院落中庭，營造一種類近歐洲中世紀修道院的學院建築類型，在空間組織與量體表現上，以兩翼對稱的形式，表現一種建築正面所需的儀典性。
在1910到1920年代，歐美的現代大學校園都以中世紀的建築做為學院的共同想像，日本殖民者自不例外。
三、校園的空間經驗、營造模式與意義（對稱形式的儀典性、南向走廊）
1.行政大樓與文學院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工事概要：
所在地：
台北市富田町臺北帝國大學校舍敷地
工程起工：
昭和三年三月一日
工程竣工：
昭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總建坪：
六百○八坪九合三勺四才
延坪：
一千一百○六坪五合三才
工事設計監督：
總督府營繕課
施工：
池田好治
分立椰林大道軸線兩側的各學院建築，以南向的走廊與豐富的立面山牆開窗法，迎接東南季風，立體地捕捉住亞熱帶陽光，以及，對稱地展現嚴肅古典的學院建築表情。
行政大樓與文學院（文政學部本部）做為校園最主要的建築物，它們的正立面，以古典對稱形式和裝飾語彙，表現了學院入口所需的身體向上仰視的紀念性與儀式性效果。
施工精良的洗石子卵形飾、窗楣純為裝飾性的柱頂石（keystone）、象徵勝利、光榮、睿智與神聖的月桂樹葉飾（以月桂樹葉捆成棒狀，再打上交叉結的裝飾）、窗緣垂掛的穗狀花序與幾何槽狀雕飾木窗樘…等（圖A-1-1.1～圖A-1-1.4）。
做為最精緻的學院，文學院（文政學部本部）的氣勢與排場亦建立在多層次的空間序列上，豐富使用者的空間體驗（圖A-1-2.14）。
使用者由外而內，穿過高大的前門廊與跨上幾步梯階，進入正式的前廳空間，微暗的柱廳是室內外的過渡，可以接收到不同方向的視線，轉換身體移動的方向（圖A-1-2.15）。
身體進入迴圜空間，開展而寬敞，黯淡天光投射，是身體進入玄關後更上層樓前的序曲。
然後趨步向前，明亮挑高的梯廳堂皇，但不失優雅，不過份炫耀地由兩側盤旋，回聚在中央平台，再緩步折身向上，移動向上時身體的渴望與躊躇，同時被淡入淡出的幽微光線提醒室外自然節氣的律動（圖A-1-2.16～圖A-1-2.18）。
二樓的迴廊，讓視線更接近樹冠（印度黃檀）的高度，彷彿伸手可及，它撐起半個中庭的天空（圖A-1-2.19～圖A-1-2.21）。
磨石子扶手在長久使用後，身體留下仰賴的溫澤，暖色調的磨石子搭配淺潭綠色馬賽克（圖A-1-2.25），少量漆白的薔薇花葉飾與渦捲紋飾流露帶有溫度的觸感（圖A-1-2.26）。
成熟的細部與收頭處理，既表達了建築物的尊貴，也再現了設計與營造者的用心。
圖A-1-1.2_行政大樓正面入口施工精良的洗石子裝飾（柱頂石、卵形飾、月桂葉飾）
圖A-1-1.1_行政大樓以兩翼對稱的形式，表現建築正面所需的儀典性
圖A-1-1.3_窗緣垂掛的穗狀花序與幾何槽狀雕飾木窗樘
圖A-1-1.5_行政大樓與文學院之間南北短軸線的張力隔著庭院與水池遙遙相對（台大圖書館提供）
圖A-1-1.4_象徵勝利、光榮、睿智與神聖的月桂樹葉飾
圖A-1-1.6_1951年傅鐘所站立的位置正是中心點（ca.1960,凌德麟提供）
圖A-1-1.7_行政大樓入口明示作為校園權力核心建築的排場
圖A-1-2.1_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院,臺灣建築會誌第01輯第04號,昭和4年9月5日（1929）,P.6
圖A-1-2.3_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院）平面圖,臺灣建築會誌第01輯第04號,昭和4年9月5日（1929）,P.7
圖A-1-2.4_文學院正面的中世紀義大利仿羅馬式入口山牆體現對歐洲中世紀學院的想像
圖A-1-2.5_仿羅馬式山牆與向外突出二重三組連續拱圈的露台與門廊
圖A-1-2.6_文政學部入口車寄
圖A-1-2.7_基座三層微微外鼓的洗石子水平帶
圖A-1-2.8_洗石子圖徽裝飾
圖A-1-2.9_洗石子圖徽裝飾
圖A-1-2.10_洗石子圖徽裝飾
圖A-1-2.11_上下兩層樓為一組的長形拱窗與上下拉闔的木格窗
圖A-1-2.13_文學院低矮的深窗台迎進滿眼綠意，為靜穆高敞的迴廊增添學院活動所需的盎然生機
圖A-1-2.12_文學院的長拱窗，以上下拉闔的木格窗，溝通了面南寬敞迴廊與大葉欖仁
圖A-1-2.15_微暗的柱廳是室內外的過渡，可以接收到不同方向的視線，轉換身體移動的方向
圖A-1-2.14_文學院入口多層次的空間經驗
圖A-1-2.17_由兩側盤旋，回聚在中央平台，再緩步折身向上
圖A-1-2.16_明亮挑高的梯廳堂皇而不失優雅
圖A-1-2.18_移動向上時身體的渴望與躊躇，同時被淡入淡出的幽微光線提醒室外自然節氣的律動
圖A-1-2.19_二樓的迴廊，讓視線更接近樹冠的高度
圖A-1-2.20_印度黃檀撐起半個中庭的天空
圖A-1-2.22_由二樓望向文學院中央梯廳
圖A-1-2.21_印度黃檀撐起半個中庭的天空
圖A-1-2.24_文學院西側迴廊兩側窗台低矮親切
圖A-1-2.23_文學院西側迴廊與中庭的關係
圖A-1-2.26_渦捲紋飾流露帶有溫度的觸感
圖A-1-2.25_暖色調的磨石子搭配淺潭綠色馬賽克
圖A-1-2.29_隔椰林大道北望文學院
圖A-1-2.27_文學院教室內部
圖A-1-2.28_文學院西端樓梯扶手細部收尾
圖A-1-2.30_文學院筋面磁磚鋪法
2.舊總圖（校史館）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事務室其他工事概要：
所在地：
台北市富田町
工程起工：
昭和四年三月
工程竣工：
昭和四年十一月
延坪數：
貳百九拾五坪參合
中央玄關：
煉瓦造平家建
建坪七坪五合
本家：
煉瓦造二階建
肆坪百拾參坪五合
左右翼：
煉瓦造平家建
建坪六十坪八合
一般工事：
有江直喜請負施工
金五萬九千參百八拾六圓也
電器工事：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請負施工
金貳千四百拾四圓也
水道工事：
市水道課請負施工
金六百五拾八圓也
工事設計監督：
總督府營繕課
台北帝國大學成立翌年起造的圖書館事務室（圖A-2-1、圖A-2-2），是台大舊總圖書館建築複合體之濫觴，歷經五個階段的興建與擴充，到了1980年代，才有今日的規模。
根據校史館的資料，舊總圖第一期前棟中央舊棟“圖書館事務室”建築於昭和五年（1930年）完成，為樓高二層之建築，做為辦公室使用；昭和六年（1931年）完成舊總圖書館第二期後棟中央舊棟，為二層樓建築，下層做為書庫、上層做為閱覽室之用，同時並完成中央及左右穿廊；第三期為民國45年（1956年）後棟中央書庫兩側書庫之增建，原為山牆的立面已成為室內的牆面，戶外露台亦成為室內空間；民國62年（1973年）增建第四期前棟東側建築，以L形的配置連接前、後棟建築物；民國71年（1982年）增建第五期前棟西側建築，至此圖書館建築複合體的完整建物類型與中庭院落才完成（圖A-2-3）。
舊總圖與隔鄰的文學院同樣具有身體的豐富體驗。
與文學院同樣具有中世紀義大利仿羅馬式正面與山牆之外，仿羅馬式鄉野修道院入口門廊，提供了樸拙的拱圈與柱頭（圖A-2-5），砂岩經歷時間的風化嚴重，仍依稀可辨認其上的幾何與柱頭卷紋雕刻，粉紅色的質感溫暖樸實（圖A-2-6）。
高約六十公分的台基，並未如入口門廊展示學院的距離，反而顯得親切近人。
圖A-4-1.2_理農學部化學及理化學校舍立面圖,臺灣建築會誌第03輯第06號,昭和6年12月28日（1931）,p.75
圖A-4-1.1_理化學教室（今二號館）
圖A-4-1.4_理農學部化學校舍舊照片,臺灣建築會誌第03輯第06號,昭和6年12月28日（1931）,P.10
圖A-4-1.3_理農學部化學校舍舊照片,臺灣建築會誌第03輯第06號,昭和6年12月28日（1931）,P.10
圖A-4-1.5_理農學部理化學教室平面圖,臺灣建築會誌第03輯第06號,昭和6年12月28日（1931）,p.76～77
圖A-4-1.6_理農學部化學校舍內部走廊舊照片,臺灣建築會誌第03輯第06號,昭和6年12月28日（1931）,P.11
圖A-4-1.7_由南向陽光妝點的物理系館（二號館）ㄇ字形梯間
圖A-4-2.2_理農學部生物學教室舊照片,臺灣建築會誌第03輯第06號,昭和6年12月28日（1931）,P.9
圖A-4-2.1_生物學教室（今一號館，即戲劇學系）
圖A-4-2.3_理農學部生物學教室立面及各層平面圖,臺灣建築會誌第03輯第06號,昭和6年12月28日（1931）,p.78～79
5.守衛室及正門
臺北帝國大學守衛及正門工事概要：
所在地：
台北市富田町
工程起工：
昭和五年九月十六日
工程竣工：
昭和六年三月十四日
守衛所部分：
煉瓦造平家建
總工費：
壹萬貳千五百四拾九圓
圖A-5-1_台北帝大校門圖面,臺灣建築會誌第03輯第06號,昭和6年12月28日（1931）,p.73
圖A-5-3_台灣大學校門（2008攝）
圖A-5-2_台北帝大校門前,ca.1931（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提供）
四、校園的象徵形式與殖民大學的意義
台大校園的地景植栽多為樟樹（圖A-6-1）、白千層等。
尤其是樟樹，既為適合生長的土生樹種，又與東京帝大、京都帝大等殖民母國校園的樹種一致，地景植栽的性格十分相似。
這時，校園北邊留為運動場，而校園南邊的農地，除了小土丘庇佑著有名的鼓亭林公館、灌溉的瑠公圳水道與支流、一些閩南安溪人後代的宅地（如芳蘭大厝）、農舍、田地之外，餘多為總督府農業部農場、中央研究所植物分科園與台大共同使用的農地。
1930年代的台北帝大在日本教育制度與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植民政策下持續發展。
文政學部前加植茄苳，加上今日傅鐘旁的鳳凰木，都是1932年由園藝系中村三八夫及大沼三郎教授所規劃，而軸線兩側以椰子樹美化原先植栽稀疏而肅殺的權威空間，教學研究核心區與體能、軍訓的相關設施也都在此時陸續齊備（圖A-0-5、圖A-0-6、圖A-6-2）。
除了椰子樹帶來的熱帶聯想，台北帝國大學與東京帝大的空間特性基本上是一致的。
英國建築師約西亞‧康德（JosiahConder）對東京大學建築教育制度與校園，以至於對日本現代建築早期階段的折衷主義式西方建築影響，可以在台北帝大的校舍中一一發現驚人的相似處，告訴我們這裡就是殖民大學的校園。
由那時起，其實台灣大學校園空間的象徵形式就已經確立了。
筋面磁磚（十三溝面磚，圖A-1-2.30、圖A-1-2.31）、開口的施工細部、磨石子、洗石子、以及斬假石仿石作處理、黑瓦、寬窗臺、南向走廊、院落中庭、三層樓建築物量體、正門入口門廊露臺、山牆端景、丁字路口、植栽…到東向林蔭大道，共同建構了一種空間連續性，一種強烈的個性。
值得指出的是，在東京必須知所約束的巴洛克軸線，在台北卻可以放手讓殖民者取得平均寬達七十公尺的椰林大道。
這幾乎是所有殖民地的宿命，殖民的都市設計與計劃（colonialurbanism）對殖民者言還不只應是一面反省之鏡，它更得是一面放大鏡。
殖民建築的選擇其實隱含著更多的政治意義，值得昔時殖民者的後代，尤其是昔時被殖民者的後代去揭露。
巴洛克軸線統攝了仿歐中世紀古典學院中庭式院落（yard,court），表現了殖民國家權威與知識貴族知識權威的理性精神。
這裡是知識貴族與知識理性的生產地，也是殖民國家的重要學術機構。
殖民大學是殖民者的高等教育所需要的殖民知識階級文化薰陶的空間氛圍。
做為教育的地方所創造的空間經驗，對實際的使用者（接受者）日本人言，這是確保文化再生產的基地，是國家制度裡階層化勞動力的官僚體系一部份，也是歐洲講座式大學研究制度與殖民國家軍事與政治要求相結合的研究性大學。
而它不經意留下的歷史破綻是，台北帝大校園做為一個學習地方，它表現的權力慾與控制慾，其實遠大於刺激知識、啟發創新氛圍所需的開放性。
至於對殖民大學初期的校園中僅僅零星存在的使用者本島人言，這裡是還不能進入的殖民知識貴族之陌生殿堂。
既然台北帝大為研究東南亞資源與便利在台日人青年升學而設，當時的台灣人只能讀理農學部與後來的醫學部，徐慶鐘、蔡雨澤、黃春木是1928年唯三位“本島人”就學者。
台人子弟受限於報考資格，能參加大學考試的人數很少。
台北帝大學生主要來自台北高等學校（光復後改制為師範學院）、台北商業專門學校（後併為台大法學院）、台南工業專門學校（成功大學前身）、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中興大學前身）及台北帝大預科（設於士林）。
這種種破綻，其實核心在於殖民現代性（colonialmodernity）中主體的缺席（theabsenceofsubjects）。
在殖民現代性建構的過程中，主體，是不曾存在過的，從未被建構過的。
而這卻正是教育事業的靈魂，使學習過程中有機會產生“青出於藍”的主體積極性的根源。
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賦予台灣的角色改變為工業與南進的基地，1943年的校園規劃配置正是這個政治目標的積極展現（圖A-6-3）。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由於軍事與經濟要求，日人在1940年由東京帝大工學部機械工學科丹羽重光等人組成工學部創設委員會，籌備成立台北帝大工學部，計劃中要建十七棟畫一如軍營般的建築物，整個校園規劃往北大幅擴張，不但預期面積超過原先的教學研究核心區一倍以上，而且大門朝北、闢大水池、大廣場比椰林大道還要寬一倍、十字路格子模式等，徹底改變了校園原來的佈局與既有的空間氛圍。
但是，一如大部分大規模校園規劃的共同命運一般，隨著台灣光復，這個偉大的計劃也就被遺忘了。
圖A-6-1_台大校園常見的地景植栽──樟樹，既為土生樹種，又與日本殖民母國校園的樹種一致
圖A-6-2_1943年校園配置圖
圖A-6-3_1943年代台北帝國大學校園配置正是「台灣作為日本工業與南進基地」此一政治目標的積極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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