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中国语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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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中国语境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中国语境
90年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概念经常混用，学术界、学术管理部门与各级政府部门仍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
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是学术管理部门使用的概念，在当时体现了建国后的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特征，而“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是现代科学共同体使用的学术概念，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学科分类意识的体现。
这两个概念指称的对象基本相同，于是不同场域的概念双轨现象就产生了。
这种概念双轨现象是不同场域内部不同逻辑运作的结果。
特定概念只在自身场域中才具有合理性，擅自越出自身场域实现他场域的异地统治会产生概念的场域危机，从而引发学术管理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紧张关系，但学术管理部门以及许多学者不加区别地混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这种概念生态混乱的情形是到了历史反思的时候了。
概念生态的混乱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没有注意到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概念双轨现象，也没有概念意识。
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概念意识。
所谓概念意识，就是对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概念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并注意其适用的范围与概念自身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
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概念意识是不强烈的。
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鲁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胡适在1920年的《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中说：
“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
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
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
”[1]胡适对这种低层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对，主张对新名词进行深入研究。
1935年，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中也说：
“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
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
第
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2]
而鲁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开头就说：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
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
”[3]鲁迅说的虽然是文艺界的情况，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概念意识同样重要。
邓正来也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对“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不意识，也就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
[4]学术概念的集体不意识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现象，实际上是学术缺少自主性的表现。
而“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抽象名词也存在着邓正来所说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进行胡适所说的“分析清楚”的历史梳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体制化方式存在。
这个学科概念的产生受到了苏联学者30年代学科分类模式的直接影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
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取消后，这个概念仍继续使用。
1973年，这个学科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得到空前强化，其学科性则被遗忘。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自发形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逐渐被遗忘，从而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生态现象。
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变的历史分析为重建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主性提供了一个当代概念的分析个案，也有助于建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同意识与概念自主意识。
一、1955年学部制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体制化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国文献里是找不到的。
据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文中的介绍，国立北京大学在民国十年决议成立四门研究所，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
[5]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个附件中，也是将“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哲学院”等作为并列的机构。
[6]在50年代以前，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并没有合并在一起。
为什么在1955年突然就出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名词？
通过部分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新名词的产生与建国后文化教育方面的苏联化倾向有着直接的内在因果关系。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的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中说到建国后许多词语都是由于俄语翻译而产生的，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82年被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而“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这些名词，也都是翻译未定，已经用滥了的词语。
[7]黎澍的意思是说对这些名词应重新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主性。
和黎澍揭示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词语也是因俄语翻译而产生并接受下来的。
从学术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自身是不可能出现“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不符合学术习惯的概念的。
哲学运用其哲学方法展开具体的学科研究时，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分别研究政治、文化、经济、历史、艺术、科学。
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学术中从来没有倒过来称呼的，如“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等，这些名词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
同时，从学术自身的逻辑来说，也只可能出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些更大的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就是说分别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在中国“自然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是指“自然辩证法”。
而“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样的概念在世界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但在中国却很少提起，因为1955年有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因俄语翻译而产生的概念后，“社会科学哲学”这个真正学科性质的概念反而很难产生了。
[8]于是一个独特的概念生态现象就出现了。
从现有出版材料来看，“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最早是在1955年提出来的。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产生和1940年“民族形式”概念的产生情况十分类似，都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
据郭沫若介绍：
“‘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
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号召。
”[9]“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同样也是受到了苏联的启发而产生的。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
6年后，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学部，正式成立学部也是受到苏联的影响。
竺可桢在1955年3月15日的日记中说：
“从1953年2月去苏联学习科学院的组织后，才决定成立学部，分为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及社会科学4部门。
筹委会共73人，成立以后就要建立集体领导机构。
”[10]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四个学部：
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选出了四个学部的常务委员会。
[11]6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中说：
“解放以来，我们一直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着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
特别在1952年与1953年之交，中国科学家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道更集中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12]细读郭沫若工作报告，可以感受到当时学术的政治色彩，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一体制化的形式出现了。
“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两个概念略有差异，前者是学科概念，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科，而后者是一个文科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执行部门。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一出现就体制化了，从而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
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当时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负责国家的科技规划，而之所以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而不建立院士制，据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的介绍，是因为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想学习苏联的院士制，但是当时中国有些学科水平不行，于是就有了一个先不搞院士，先搞一个学部委员的想法。
另外，传统的院士制有一个特点，叫“院士自治”，这样就可能发生科学自治与国家领导之间的矛盾。
苏联建国初期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后来花了好大力气才逐渐解决。
同时也不打算承袭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而是另起炉灶，成立学部。
搞了这么一个学部委员的制度，并不是说不搞院士制，而是搞院士制的条件还不成熟。
[13]
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的直接起因是想要借鉴苏联从事科学规划与管理的经验，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实际科学水平作了一个折衷的处理，先成立学部，等科学水平上去后再实行院士制。
但实际上根据李真真的研究，暂不设立院士制的主要原因在于：
苏联的院士权力太大；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科学家中党员少，科学家的思想体系还是旧的，还没有完成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样很难保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甚至有人认为提出设院士是向党夺权，而设学部，其委员的条件及权力自然均可降低。
而科学界内部的需求与党的政治目标的互动首先体现在学部制还是院士制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本身既是这种互动的结果又蕴含了对学部的权利的限制。
[14]在学部制与院士制的制度选择上，谢泳的研究也揭示了1948年的院士选举是学术超越政治，而1955年的学部则是政治干预学术，体现了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其学部委员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而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往往比高层更左倾。
所以从1948年的院士制到1955年的学部制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由落后代替先进。
[15]
由于1955年的苏联科学院实行国际通行的院士制，并不是中国的学部制，所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概念主要受到了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学者的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
只是这个学科模式在30年代的苏联也只是停留于文件的表述，而在中国一直没有将这个学科模式体制化，到1955年成立学部时才具有可能性。
不过这个概念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制度模仿并没有直接的体制继承关系。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哲学社会科学部”被陈伯达等人取消，而其他学部得以保留。
后来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以及生物学、地学部两个学部分成了四个学部即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十年“文革”中被取消，但中国的文科总得有一个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所以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就是原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
由于中国科学院是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当文科被取消后，1977年新成立的机构不再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而是直接叫“中国社会科学院”。
这体现了对“文革”中以教条化的哲学统治科学的一个反思与批评，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也说明当时执政部门决心改正错误，逐步实现学术管理的科学化。
199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不过这个时候，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部”早就被取消了，所以也就只有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的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没有设立院士。
“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为一个体制机构虽然在1966年被取消了，但“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
从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可以看出体制与体制概念的不同社会意义。
从时间上说，为什么偏偏不迟也不早，要在1955年提出这个概念？
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1955年文化教育界的政治形势。
第二，建国后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
1955年正好是国内无产阶级大力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年，特别加强对哲学思想的控制，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继续大力开展的时期。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产生在当时还有学习苏联的国际历史背景。
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建国后中国在一段时期中的苏联化倾向。
1949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总会长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
“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
”“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
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
”[16]所以在50年代初期，中国全方位向苏联学习，这在当时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历史情境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自然是十分必要同时也是必须的。
在当时向苏联学习对文化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
一、对中国学术教育体制的影响。
特别是科学院的设立与1952年的高校院系大调整。
张应强先生指出，中国科学院的模式是学习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模式的产物。
科学院设立了一大批实体研究所，拥有一个完整庞大的管理层，科层化特征非常明显，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委。
[17]在50年代初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近10000名。
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苏联式的机构和管理方法也被引进来。
这种机构变化尤其影响了教育和科研的进行。
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大规模改组，就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而学者只好放弃以前熟悉的英语，中途改学俄语。
[18]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许多学科被取消，如撤销了大学里所有的社会学系。
其理由有两条：
一是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科，无产阶级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社会学；二是认为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社会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者只承认有社会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有什么“社会学”。
[19]吴国盛也指出，50年代院系大调整，将文科理科工科严格分开，大力发展理工科，轻视文科。
正是从50年代开始，社会上出现明显的重理轻文思潮。
[20]这样就摈弃了欧美的综合性大学模式，采用前苏联单科性的高校模式。
就连许多自然科学学术刊物也要受到哲学思想的控制。
如1952年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批评《科学通报》忽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竺可桢于是与郭沫若商议从三卷开始，改变办刊方针，将已付印之稿收回，为此损失了数千元。
[21]
第
二、建国后在学术界用马列理论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这也是直接学习苏联的经验。
苏联十月革命后改革资产阶级思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在方式上操之过急，让知识分子难以适应。
对此，潘光旦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当时实际上是只能读马列的书，其他哲学的书不鼓励阅读。
潘光旦说：
“在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可能对原有的大学还是不够放心，特别是在思想与理论的传授上担心教授们学习不够，怕他们在理论上出漏子，贻误了下一代的青年。
所以在这次课程改革的时候，一遇到和理论有关涉的课程，这些朋友所反映的意见便特别审慎。
如果有所主张，也好像是在暗示，马列的理论而外，其他的理论最好能尽量避免。
教授们于学习马列的理论以后，当然会对它们有所批判。
”[22]
第
三、苏联的学科建设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影响。
在苏联，社会学和心理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科学。
中国当时也仿效苏联，阻止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
自1953年苏联的几个心理学家到北大之后，所有西方的心理学说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只有苏联的学说才可以讲授。
[23]
因此，在5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对苏联的科学管理体制与意识形态宣传全盘接受的现象，对苏联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就被接受下来，而且没有很好地与中国的本土经验相结合，因而理论的教条主义现象十分明显。
二、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双重属性
从内容与性质上说，“哲学社会科学”在1955年产生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具有双重属性，即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
首先，我们来分析这个概念的直接来历和政治意识形态性。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对为什么叫做“哲学社会科学”作了一点说明。
胡绳说：
“科学，一般说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我们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但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它既和社会科学有联系，又和自然科学有联系。
”[24]
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就成了“哲学社会科学”。
表面上看，“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似乎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但又不完全是并列的，而是基于并列但又具有从属性质。
胡绳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苏联的科学管理观念。
胡绳说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在学术上确实如此，不过胡绳也没有说出后半句话。
也就是说，从学科上说，哲学当然不属于社会科学，哲学是属于人文科学的，但是倒过来，在当时50年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情景中，社会科学却是属于哲学并由哲学来领导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哲学的引导和控制。
当然，50年代的哲学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实际上是教条化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任院长的经济学家马洪对为什么叫做“哲学社会科学”也作了一点说明。
马洪说：
“因为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科学，所以我们叫‘哲学社会科学’。
”[25]
马洪的表述也是典型的前苏联的科学管理观念。
照马洪的说法，其实还应该有“哲学自然科学”的概念。
马洪实际上点明了在50年代，在中国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要受哲学的引导和改造，这种做法明显是受到了苏联的直接影响。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并没有给“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当时就是把“哲学社会科学”当作文科来看待的，但却不使用传统的“文科”[26]概念而使用“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这主要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
1955年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在现在看来，当时实际上有五个可供选择的概念，即“文科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人文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但在这五个概念中我们选择了一个受苏联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如同院士制与学部制的制度选择一样，概念选择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从概念选择中也可以看出建国后中国学术在走向体制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反而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把自己的现代学术传统遗忘了。
胡绳和马洪的解释只是一个字面上的解释，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是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中移植过来的。
黎澍说苏联理论界在30至50年代曾经为中国理论界所推崇，这是历史事实。
“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主要取自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但作了一点变动。
据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介绍说，在1930年，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
“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对所有一切反马克思主义以及从而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予以无情的批评，无论它们是怎样伪装起来的。
”[27]
在1930年12月，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支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说：
“自然科学战线的状况同哲学战线的状况密切联系着。
”[28]这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自然科学。
而“共产主义科学院把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同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任务，看成是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的”。
[29]其实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这些论断在当时苏联国内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正因为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主要缺点之一是脱离了苏联广大的科学界，过于封闭狭隘，过于强调哲学轻视科学，后来在1936年2月，共产主义科学院被并入苏联科学院。
[30]丹尼尔•贝尔也注意到了苏联在30年代在学术领域中的冷战意识形态。
贝尔说：
“马克思没有说过自然科学是意识形态。
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科学’。
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唯心主义的东西’而受到了攻击。
”[31]苏联在30年代以来的一个学科政策就是实行教条化简单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绝对控制。
当时世界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这种冷战历史情景中，苏联的这个政策不可避免地为建国后的中国所效仿。
但在这个效仿过程中，哲学被政治化了。
对此，在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长期以来的学术政策作了反思与自我批评。
胡乔木批评长期以来哲学书都是“照一个格式”[32]写出来的，这就是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表现。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也使得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时作为管理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在1955年6月成立后也相应地展开了许多意识形态领域改造与批判的工作。
如1955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召开“座谈会”，对梁漱溟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潘梓年。
[33]正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性强，所以龚育之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有一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要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
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
[34]
另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产生后，虽然它具有学科性特征，但是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会学者对这个新概念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
以竺可桢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仍然理解为传统学术界自身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内心深处并没有采用这个新概念。
在1955年之后的竺可桢日记中见不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一直是用“社会科学”概念来代替“哲学社会科学”。
因为在竺可桢看来，“哲学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原来学术界认可的“社会科学”。
如1955年6月1日，科学院正式成立学部大会，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
“学部委员代表讲话，生物地学部秉农山，社会科学部陈援庵，数理化学部陈建功及技术科学部代表侯德榜讲了话。
”[35]其实不是“社会科学部”，而是“哲学社会科学部”。
而人文学者就接受了这个概念，并成为自觉的理论思维，如蔡尚思在一篇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应当是革命者》一文中说：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36]而且在1955年前后，当时中国科学院内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个概念使用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据谢泳的研究材料揭示，1953年7月21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设想，当时的想法是：
“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
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
”[37]1953年7月张稼夫在报告中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部”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部”。
而在1953年的3月，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已经考察过当时苏联的科学院体制，“社会科学部”在科学院的内部会议中是在1953年7月首次被提出，但是后来在提交中央时就发生了变化，即由“社会科学部”变成了“哲学社会科学部”，这相当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审查机制。
据李真真研究揭示的材料，1953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就主张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而1954年4月8日，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学部主任会议，并宣告学术秘书秘成立，并设立了社会科学部。
[38]由此可以看出科学院党组与学术共同体两者在概念使用上是不同的。
中国科学院党组使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而科学院的学部主任会议与学术秘书处作为科学共同体并没有采用“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而使用的是学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部”。
中国科学院在使用“社会社会部”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在不同场合下有交叉使用的情况存在。
当然，1955年6月，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后，意识形态化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就逐渐代替了学术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概念。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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