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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脱”其人，“性情”其文

　　文献标识码：

A

　　李兆洛（1769―1841），字绅琦，更字申耆，号养一。

嘉道间称海内名儒，世所景仰。

他在学术与文学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就。

学术最擅地理之学，方志、地理工具书与制图诸学兼工，后二者尤称名家。

有《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20卷、《皇朝舆地韵编》2卷、《皇朝一统舆图》1卷、《历代地理沿革图》22幅、《历代纪元编》1卷传世，曾同刊刻于江宁，称《李氏五种》。

文学方面，以编《骈体文钞》31卷及倡“骈散一源”最称于世；而其古文与恽敬、张惠言等并称，系古文“阳湖派”的代表作家。

从家族文化的角度切人，探讨李兆洛的身份特征及其性格特点，并进一步研究李兆洛文论的核心以及其古文创作的主要成绩，是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通脱：

李兆洛为人、为学的总体特征

　　揆兆洛家世，“自高曾以下代为素门”，累世并无显宦、名儒，兆洛能特然挺起，与其天资过人、勤敏刻苦有关，更与其“通脱”的性格有关。

　　案兆洛弟子蒋彤《武进李先生年谱》：

　　（李氏）系出熙河王氏，本匡姓，避赵太祖讳，改为王。

世居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之夹山。

前明万历时，六世祖讳本成者幼孤，播迁育于辋川李氏，遂冒李姓。

生应桢，应桢生孟智，孟智始定居县东北大宁乡三河口。

雍正二年析武进置阳湖，遂为阳湖人。

生文骐，文骐生衍曾，实先生之祖考也。

考讳征兰，字黻亭，县学生，诰封奉直大夫。

　　考兆洛《夹山熙河王氏谱序》、《家牒序》、《祠堂记》、《先府君行状》诸文，蒋彤所述合乎事实，则李氏世系已清晰可辨。

李姓既非本姓，其原因蒋彤曰“幼孤”，所谓“幼孤”，意指父死家贫，本家无力给养，乃过继他姓，以延性命。

而自本成以下，“迄兆洛七世，而兄弟行不满十人”，又兆洛《家牒序》云，“阅九世矣，而见丁不满三十人”，《祠堂记》亦云“吾宗自慎吾公（本成）冒辋川李姓，至于今七世矣，而生齿寥落，合见在子姓不及三十人”，可谓人丁单薄。

更显李氏数代凄凉单薄的是，“辋川之族既繁，慎吾公以下不复纳于辋川之祠……自明之（孟智）公求夹山王氏本宗，冀得慎吾公以上支派以复本姓而竟不可得，因戒子孙世世与王氏无通婚姻”，则本成以下李氏一支既不容于冒姓李氏，又不容于本姓王氏，李氏欲单支振作，实属不易。

毋庸置言，李氏三河口一支每个男性都生来就承担着改变李氏一支的命运的使命，天资过人、勤勉向学的李兆洛更不例外。

　　兆洛生而明敏，七岁时，“病不能受业，听兄五初（康龄）读《戴记》，即能背诵”；15岁“好读司马文正《资治通鉴》，及马端临《文献通考》，不期年，贯澈首尾，其节目要处皆能成诵”。

非但明敏，而且刻苦，蒋彤《年谱》云：

“先生力学特为勤苦，披吟更深，两眼昏涩，则以冷水沃面，复读。

时时害目，用医者说，饮猪胆汁则愈。

其物至寒苦，亦不避。

”后师事卢文，卢氏“深器异之”。

其应科举程试，成童应县试，投卷最速，主试陈君览卷惊异，乃书联“他日定成名进士，乃翁真有好儿郎”相赠；其后“府试及学院试皆第一”，“年二十有三，科试优等第一，补廪膳生员，自是岁，科试连拔第一”。

1840年（嘉庆九年）年兆洛36岁，捷江南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

既明敏好学，又擅程试，将来应是前途无量。

承载着家族复兴使命的李兆洛，理应执著仕途、汲汲功名，不过，兆洛在做了近十年的安徽凤台县令之后，于嘉庆十九年丁父忧，乞休官，自此不复出仕。

此后的28年，主要读书讲学，致力学问，做了半辈子的清闲书院主讲。

所谓“通脱”，此系其一。

恰恰也正因为此“通脱”的性格，促使李兆洛一生不为一无名小吏，而成一代“师儒”，而李氏三河口一支也因能自振衰颓。

　　另外，考兆洛一生行迹，1804年（嘉庆九年）36岁捷江南乡试之前，以在常州读书应试为主。

其父李征兰于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为兆洛兄弟“授室”取妻时，曾诫命二人曰，“读书进取当及少壮时，尔等虽授室，然吾气力幸尚可支，不欲以家事分尔等心，但敕两妇勤治井臼，料量米盐，一依尔母法度足矣”，不以家事烦扰兆洛兄弟二人读书进取。

从嘉庆十年，至嘉庆十九年其父病故乞休官，十年间兆洛足迹几乎不涉常州，无所谓家事烦扰。

此后历主怀远真儒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江阴暨阳书院，足迹遍及粤东、安徽与江苏诸省，终老暨阳书院教席，于家事亦鲜措手。

然而其家中实际并非无事需要经心，《养一斋文集》卷14《伯兄五初先生行述》言乙丑即嘉庆十年时家中景况，即有“家计已日落，支持门户，入不供出”云云，彼时家道已然颓落，而此时兆洛正在京城应礼部科试，此后直至1828年（道光八年）其兄康龄病卒，家中一应事宜皆由康龄经手操办，兆洛《伯兄五初先生行述》自称“既粗劣疏于世事，又偷安好嬉游，虑不顾家”云云，并非刻意自责，实则正是其性格写照。

兆洛明言自己性格“通脱”的文字，《养一斋文集》中亦有收录，卷13《董君方立传》曾记其与中表兄弟董?

v诚一段过从云：

　　（?

v诚）幼颖异，殊于常儿，未弱冠已与兄子诜（基诚）腾踔士林，为侪辈冠冕。

嘉庆辛未岁，予宰凤台，方立与其师陆聘君劭文赴陕西，途出凤台，止之宿，因留旬余，是岁予始识方立，才二十有一年耳。

进止凝然，不强笑语，颇狷急，而讷于言辞。

予素通脱，加以肺腑倾倒，发言或偏宕，方立意似不怿，予戏解之曰：

“弟毋然，老兄无似霍霍失所据，不意眼中英物乃在中表，他时提挈骷髅，当属吾弟。

此时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不徒恃一日之长，忘其谬陋。

亦冀他时下笔，易于为浑沌施面目耳。

”

　　与人交往不拘言辞、戏谑通达，可见其为人之“通脱”。

　　兆洛读书、为学亦称“通脱”。

其读书无所不涉，而主于“通”。

初学尤好《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其后训示门人弟子有“读书有至简要、至阔大一法，《通鉴》以知人，《通考》以博物，一经一纬”之语，乃是兆洛自身读书心得体会的总结。

又《诗古微序》言其生平治经云，“求其通而已耳”。

实际兆洛为学，不但于经学求通，经学之外，于史学、文学，甚至书法、绘画、篆刻诸种艺术无不求通，其论文章源始主“骈散一源”、“骈散融通”之说，即其典型代表。

这种“通”在兆洛一生学术实践中，又进而表现为通脱。

兆洛弟子薛子衡《养一先生行状》云：

“先生于学无所不窥，而不必成之在己，于学无所不好，而无间于在人。

”学术之成，可不管在已在人，其气度胸怀可想。

又赵振祚称兆洛平生“既不为专家之学，而折衷是非又谦不敢居，生平每有著述大都随手散佚”，则更见其谦逊洒脱。

因此称李兆洛为人“通脱”，固是有根据之论。

　　二、性情：

李兆洛论文的核心概念

　　李兆洛一生为人、为学俱称“通脱”，其所为文章，则以“性情”胜。

自古通脱之人必是有真性情之人，所谓通脱，往往是其人于世界人事自然具真性情，但又不为此人事自然所拘囿、不为此真性情所拘囿，其人格精神以超脱的方式游行于世界之中，是在而超脱。

李兆洛身上，真性情在其为人与为学方面已转化、表现为通脱，而在其所为文章中则往往持其本真。

也正因为此，李兆洛其人形象更显充实饱满。

　　兆洛论文，主“言为心声”之说，《陆祁孙札记序》云：

　　言为心声，信然哉!

凡工于言者，未有不肖其心者也。

惟其心效之，则并声音笑貌，亦无不效之矣。

　　又《晋亭印谱序》更推而广之，以为诗文、书画、篆刻都是出于人心、肖于人心的艺术：

　　一艺一能之事，出乎心，成乎手，孰不肖乎其人哉?

若文、若诗、若书画、若雕虫篆刻之类，皆是也。

　　而所谓“言为心声”、“出乎心”，即是准乎“性情”，《刘海树诗集序》云：

“夫诗之道，性情而已矣。

”兆洛此论，固有其原本，《尚书?

尧典》云：

“诗言志。

”《诗大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陆机《文赋》衍为“诗缘情而绮靡”。

兆洛宗之，而独标“性情”二字，《刘海树诗集序》云：

　　性情之所至，神采附焉、肌肉附焉、藻饰附焉，其所附者，无不适随其性情之所至以为量焉。

诗之善者，其性情之深者也，性情益深，其诗益工，其传之亦益远。

　　其说与陆机之说相近，而变其“缘情”、“绮靡”并举，以“性情”统“绮靡”。

以“性情”统“绮靡”的意义在于，“缘情”与“言志”本不相等，朱自清《诗言志辨》云，“《诗大序》变言‘吟咏情性’，却又附带‘国史……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条件，不便断章取义用来指‘缘情’之作”，而“（陆机）‘缘情’这词组将‘吟咏情性’一语简单化、普遍化”了。

李兆洛“性情”二字本于《诗大序》“吟咏情性”，希望恢复其本来意思。

其以“性情”统“绮靡”，矫陆机而更近于古。

　　再进而言之，所谓“性情”落实于文艺创作应当有怎样的标准?

在李兆洛看来，必须求一“真”字，《晋亭印谱序》以篆印为例论云：

　　今之摹印者，大率慕秦汉，因刻意效之。

予以为印何必秦汉?

能真即佳耳。

汉以下何尝无传印哉?

摹印而无法，匠也，矜言法而张之，亦匠也，皆非其心得者也。

　　要达到这出于“心得”的“真”，便要“不斑驳以貌古，不拳曲以媚时，不以矜能使巧狃其专家，不以率意放腕夸其变化”，简言之有二点：

一是有法，一是有神。

　　兆洛《答高雨农》论韩愈“藉法为文”云：

　　文之有法始自昌黎，盖以酬应投赠之义无可立，假于法以立之，便文自营，而已习之者，遂藉法为文，几于以文为戏矣。

　　兆洛所论韩愈“藉法为文”之“法”，乃是不足为法之法，是“小乘体裁”，是《答庄卿珊》附《代作骈体文钞序》引裴度所谓“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律制，而以文为戏”。

兆洛以为，为文章之法应当“贵近信，贵远暴慢，贵远鄙倍”：

　　矫饰造作，不信也；张脉偾兴，暴也；任意指挥，慢也；诙谑杂至，鄙也；不应经法，倍也。

　　即是要做到“温润缜密有玉德焉”。

何谓“有神’’?

篆印之法，不可貌古、不可媚时，不可矜能、不可率夸，伸言之，即是要出于心裁而合度、自然折衷而通神，为古为今又非古非今。

《墨卷望气序》论制艺文法又将古文“法”、“神”二点歧衍为“法”、“心”、“体”、“貌”四点：

　　有定者，文之法；无定者，文之心；无定而有定者，文之体；有定而无定者，文之貌。

法者，立本者也；心者，通变者也；体者，因质者也；貌者，趋时者也。

毛嫱、西施，面不必同，其为美同也，心与法之别也；醉妆、慵髻，饰不必同，其适于目同也，貌与体之别也。

　　“体”、“貌”两者实是从“法”、“神”两者衍出，所谓“贵近信，贵远暴慢，贵远鄙倍”、“不斑驳以貌古，不拳曲以媚时，不以矜能使巧狃其专家，不以率意放腕夸其变化”云云，已经蕴含“体”、“貌”，只是兆洛细致析出罢了。

而这里所说的“文之法”、“文之心”，与前述有法、通神，意思并无二致。

那么，为古文而能做到有法、有神，便是臻“真”，便是有“性情”。

　　三、淑世多情：

李兆洛古文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兆洛论文的上述理论，落实到具体文学创作中是如何表现的呢?

观其文集，那些佳作，或以评人论世、或以发抒一腔生活感怀，都能属意深厚、直见“性情”，真可谓对兆洛所主“性情”理论的精彩诠释。

按文章写作内容，可分三方面略论。

其一为抒发儒者用世情怀，以《蔬园诗序》、《方孩未先生遗书序》为代表。

兆洛一代“师儒”，以践道自任、以君子自居，其所思考感怀，往往涉于儒道、世用，于世风颓敝，每有不平之论。

《蔬园诗序》感愤国家用人失当云：

　　国家承平既久，四方无事，士之以文学取仕进者，率碉琢无益之词，雍容揄扬，铺饰盛美，其有怀未然之虑，忧末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乱得失，以推之时务、要于致用者，必迂而摈之，且以为狂怪。

此吾友许蔬园、张翰风、包慎伯之所以茕茕于世者也。

　　感慨已深，至于《方孩未先生遗书序》所论，乃可谓痛切：

　　先生当权奸内讧，疆宇日蹙，举朝?

b扰之时，忠义勃发，以一书生出入戎马间，指陈机宜，曲得要领，奇伟非常之气，一时未有逾之者也。

而厂寺盗权，罹于罗织，乃几为杨、左诸君子之续。

呜呼!

明之亡也，其大小臣工，精神皆涣散而不相摄，各图其私以苟旦暮，或更幸人之败以自售其言，于国家固无恤也。

若王化贞之戆暗，熊廷弼之傲很，张鹤鸣之庸下，举朝知之，而莫能倡一议、出一策以消隐祸于未然，虽以先生之苦口热肠调护之、呼吁之，而彼昏不知无救于败，悲夫!

　　前者直指当世，后者议论近古，所指论时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