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思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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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思索
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思索
如果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国家推行市场经济从1992年明确到现在，大致上有这样一些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当然，也是我们推行市场经济中间的难点问题。
第一个是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是实际的主体。
企业将拥有完整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和它的地位。
就是说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企业经济。
因此，整个的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不再是政府而是市场，市场最主要的主体就是企业。
所以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企业本位的经济，就像我们过去讲，计划经济是官本位的经济，市场经济是企业本位的经济。
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重要的评价指标就是企业是不是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经济主体，它对自己的资源配置有完整的权力和地位。
我们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中国企业的完整地位的问题，从具体操作来看，主要是国有企业的问题。
怎样保证企业有完整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要点，凡是不属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非国有化。
第二个要点就是属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我们发挥混合经济的作用，改革的方向是股份化的问题。
国家充其量是控股的问题，一个是绝对控股，一个是相对控股，20％、30％就是相对控股，51％就是绝对控股。
我们四大国有银行未来的方向也是股份化。
去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搞了股份化，2007年以前必须搞好。
为什么2007年以前呢？
因为我们入世承诺对国外开放服务业。
我们入世实际上有两条承诺，一个承诺是国民待遇原则，一个承诺就是开放服务业，服务业包括金融。
因此2005年开始外资可以大规模的进入我们国家。
四大银行为什么能存在，就是老百姓的高存款支持了它，高存款掩盖了它的问题。
2005年以后外资银行逐步进入中国，老百姓会发现外资银行呆坏帐更低、外资银行服务更好，纷纷把存款转到外资银行我们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必须在2007年以前改完。
国际上认为独资国有企业根本不是公司制，因此不是市场经济范畴。
公司制有一条重要原则是有限责任，但是国有企业是无限责任。
我们现在在国外打官司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山东的国有企业在国外做生意自己做赔了，赔就赔了，因为是无限责任的，老外不干了。
如果搞国有独资企业未来国际准则都很难办。
新的《公司法》要出台了，有一个特征就是“有限责任”，一定明确是“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不能再搞独资国有企业而是走股份化的问题。
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不属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领域是非国有的问题，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是国家控股的问题，我们叫两化，非国有化和股份化。
但是现在遇到一些麻烦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有国有资产的定价问题。
新股东进来有一个问题，现在的资产值多少钱，才能确定我们各占多少股份。
所以无论是非国有化还是股份化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现有的国有资产到底值多少钱，我们叫资产评估的问题。
资产定价的问题是国际准则，讲任何一个资产同时都有两个价格，一个叫资产的管理价格。
管理价格由资产的投资数量决定，我办这个企业投了多少钱，管理价格就是多少钱，比如投了5个亿，帐面当然有5个亿，具体的评估方法叫投资成本法。
同时任何一个资产还有另外一个价格，就是资产的交易价格。
就是指这个资产要卖的时候卖多少钱，资产的交易价格由资产的盈利能力决定，资产的盈利能力越高价格越高，因为买资产的人不是买资产本身而是买资产的盈利。
我要买这个企业，通过计算我认为把它搞好了，每年给我带来100万的利润，假定银行的存款利润是10％，我就认为这个企业最高值1000万，我不会用1000万来买一个带来100万的企业。
在现实中的评估方法就是资产收益法，资产的交易价格由资产的收益决定，所以它的计算方法叫资产收益法。
资产这两种价格的计量和运算在国际上是国际准则。
我们现在讨论资产的交易价格，它的决定方法应该是资产收益法。
我们在现实中顽固的坚持投资成本法，办这个企业投了多少钱就要卖多少钱，卖不到就叫国有资产流失。
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大量的国有资产没有办法交易，因为谁交易都要戴一个“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帽子。
由此想到几年前内地一家企业亏损了4年多，最后想卖了，卖给外资。
我问为什么卖给外资不卖给民营企业。
他们说民营企业嘴不牢，乱说一气，如果卖给他，就到处乱讲把谁摆平了买过来。
我们卖给外资，不会有这样的乱讲，这个企业原来一共投资了8个亿，折旧3个亿，最后折价成5个亿，我们是按照投资成本法算的，外资考察5个多月，最后说3个亿。
他们通过测算说把这个企业搞好了，所带来的收益是3个亿，这就是资本收益法。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没有办法用3个亿卖，谁要卖都是国有资产流失2个亿，国有资产流失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谁也不愿意签字。
就得想办法让外资5个亿买了，就是通过给老外公关，怎么公关呢？
送钱就是行贿，所以想办法领中国工作小组到处旅游，今天到西安、然后到桂林，再到三亚，哪里都去，玩儿的非常高兴，但是最后回来还是3个亿。
后来我借助这个案例和外资聊天，我说你这么大的跨国公司多拿2个亿不算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根本不可能用5个亿买，国外这个企业董事会对海外资产收购你花多少钱根本不问。
但是有程序，靠程序控制这个事情，程序当中有一条是定价原则，当中有一条是不管你花多少钱买这个企业。
但是定价必须符合国际惯例，如果不符合国际惯例当受贿论处。
我前年见到地方政府问这个企业怎么样了，告诉我，现在别说3个亿，7000万都没有人要了。
所以有人说国有资产像冰棍一样，化掉可以，但是就是不能有人吃，谁吃就收拾谁。
我们有没有流失的问题?
有，办法是怎么让交易过程更加公开的问题，不能在交易价格上把不是流失当流失，要研究这个问题。
我想遇到的第一个难点问题就是现有国有资产的定价问题。
非国有化和股份化遇到的第二个难点问题，就是现有国有资产的债务问题，负债问题。
负债问题按照国际惯例也很好解决。
国际上有一个原则叫债务跟着资产走。
你收购我的资产当然要承担债务。
但是大家注意，企业的负债不是债务，是债务负担。
大家注意负债在我们国家分两种，一个是债务，一个是债务负担。
债务就是指正常负债，债务负担就是非正常负债。
比如说这个产业负债率最多不能超过40％，40％以下就叫债务，超过了就叫债务负担。
应该负债40％，你负了70％，这就是债务负担了。
我们现在大量的国有企业都面临债务负担的问题，不是债务的问题。
所以我们改革中还得先把债务负担变成债务，才能考虑改革。
我们现在改革遇到的是所谓的债务负担的问题，所以要把债务负担先变成债务然后再改革。
有三种方法，一个是注入资本金，通过注入资本金降低企业的负债率，降低负债率把债务负担降为债务，资本金的比例提高了就等于负债降低了，最后把负债率降到正常债务而不是债务负担。
像这次银行改革，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我们注入450亿美金，为什么？
注入450亿美金等于提高这两个银行的资本金比率，把负债率降到巴塞尔协定的商业银行的负债率，给这两个银行注入资本金的公司是汇金公司，他们说这个公司名字的意思就是“外汇和黄金”的意思。
采用这个方法不错，但问题是我们没有钱给国有企业搞这个，我们现在财政慢慢地转向公共财政，就是政府不再办企业了，这个方法是有限的。
第二种办法就是用资产冲销债务。
比如企业的负债率很高，应该负债40％结果负债70％，怎么办？
我有资产，你要收购我，你承担我一部分负债，我给你一部分资产，这是一种交易，国际上叫债务和资产的重组，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有的企业用资产冲销债务，把债务冲销到合理水平就出现了零资产。
这又麻烦了，说人家没有拿钱把我们的企业拿走，实际上人家替你把银行的钱还了，银行的钱和资产都是社会财富，是一种交易，所以我不赞成“零资产交易”这个说法，实际上人家已经多承担了债务，这个方法我想是正常的。
第三种办法就是逃债。
搞什么资产重组，把所谓麻烦事儿都挂在老企业身上，把优良资产都剥离走了。
这种方法是绝对不能干的，这是责任错位，国有企业是国家办的，出了问题是国家承担，你逃债了以后是让老百姓承担了，银行的存款92％都是老百姓的存款，都冲销银行存款未来怎么办？
非得金融危机不可。
上次我到一个市里面讲说没有办法，这个市办了358家国有企业，欠银行的钱是61个亿，现在把所有企业卖光了50亿，还欠11亿，这怎么办。
我们把债权分成四种，债权、物权、产权、知识产权。
现在美国人要人民币升值，有人说升值吧，人民币就值钱了。
我们银行的呆坏帐到底有多少?
我们的债务到底有多少?
我想人民币恐怕不是升值的问题，真的把这些东西翻出来升什么值啊。
一升值的话我们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一升值我想外资不来了，因为成本高了，贸易也出不去了，不能把现在的繁荣看的太高，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第二个就是员工身份的改制问题。
国有企业对员工的关系是企业负无限责任的，但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我们非国有化和股份化之后，企业对员工的关系是有限责任，是双向竞争选择，你竞争上岗，我给你应有的收入和社会保障，这就是有限责任。
因为企业都是有限责任了，没有对员工负无限责任，因此涉及到员工身份的转变问题。
去年中国银行改制发了一个通知，说“从改制之日起，中国银行和中国银行员工的关系不再是国有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而是股份制企业和员工的关系。
”我们从无限责任变成了有限责任。
谁都不愿意变成有限责任，无限责任多好。
有限责任是市场竞争，多难受啊。
我告诉大家，没有到共产主义之前，劳动都是痛苦的选择。
因此引发了整个利益的重新调整。
最近我下去看，发现反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力量来自于国有企业内部，尤其我们现在提出来任何改革意向必须通过职代会，我就不举手。
上次我参加研讨会，一个人告诉职工代表说“我们宁做国有企业鬼，不当股份企业人”，这次改制应该考虑到职工的贡献和他未来的问题。
我不赞成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中千方百计不算职工利益而算国有资产的问题。
要给国有企业职工划一部分国有资产，我是赞成的。
当然算帐之后还有一个钱从哪儿来的问题。
现在我们算的社会保障为什么算一年一个月，你怎么算出来的这个帐，得有一个说法。
我和好多国资部门的同志聊天，我说未来是发展和效率问题，不一定都是国有资产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收入分配体制问题。
在收入分配体制上有三大原则起作用，一个原则叫强调效率的优胜劣汰原则。
市场经济一定强调效率，所以必然出现优胜劣汰，谁都避免不了。
第二个原则就是强调维护弱势阶层利益的社会保障原则。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他自己能够制造麻烦又能够自己解决麻烦。
所以社会保障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
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保障，其实欧洲国家比我们社会保障程度高多了，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原则，市场经济既强调优胜劣汰也强调保护弱势阶层，所以这个经济体制才能几百年经久不衰。
第三个原则就是强调机会均等的公平公正原则。
它不是平均主义是强调机会均等。
现在人们对收入分配关注比较多，最近讲的比较多是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有人把它算到市场经济的帐上，绝对不是。
市场经济的三条原则是要求比较和谐的收入分配体制。
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建立的收入分配体制应该是双层次的收入分配体制。
第一个层次是微观经济的分配过程，就是市场对企业分配，企业对职工分配。
市场经济对企业分配，谁的竞争力越强谁的收入越高，企业对员工分配就是谁的效率越高谁的收入越高。
微观分配原则是强调效率的。
但是这种收入分配过程完成之后，还有第二个收入分配过程，就是宏观收入分配过程。
收入分配公平靠两个制度，一个是靠所得税的制度，收入高上税，压下来。
第二是收入保障制度，达不到最低保障线给你补齐，这里没有效率的问题。
正因为微观经济过程强调效率，宏观经济过程强调公平，所以可以维持一个公平公正的和谐分配体制，我们要建立的也必须是这种经济体制才行。
我们这个体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在市场经济推进中间就出现了收入差距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差距是常态，收入分配不公是制度有问题，目前重点解决的应该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比如说要加大对钱权交易的打击，加大对垄断问题的解决，加大对机会不均等问题的解决。
我想应该从制度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会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讨论。
当然收入差距问题我们也要研究，但是收入差距问题也不能情绪化，因为我们最近讨论了拉美现象问题。
我们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金以后，人们会越来越考虑差距是不是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往往要求实行一些公共政策，就是福利的程度要提高，拉美国家为什么进入拉美陷井，就是人均收入刚刚超过一千美金，整个社会呼吁公平问题、差距问题，迫使你实行以福利为特征的公共政策，又没有能力执行，只有借债，最后进入了国际债务出问题的陷井当中。
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力量，收入分配不公一定要解决，但是差距问题上不能过度强调以福利的公共政策。
必须要注意这个平衡。
我们现在对收入差距能解决的，可能主要是政府要兜底，三个底必须兜。
一个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生活保障，达不到这个收入线要补齐；第二每个社会成员的义务教育要保障，我们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我们只能是最基本，还达不到高富裕国家的医疗保障。
比如说九年义务教育的问题是写进《宪法》的，这个问题对于农村要研究，据说县乡以下的教师是700多万，教师工资都是县乡提供的，现在收入差别比较大。
乡里面49％的支出就是教师工资的支出，如果不加快转移支付，只免了农业税，很快乡县的教育就是问题了。
700多万人，中央政府包了算了，这是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来解决。
同时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间，人们在价值理念上也要研究一些问题。
比如说不能有“仇富心理”，要建立现代财富观念。
一方面对一些低收入者，除了政策调整之外，人们的理念上也要做一些变化，对高收入者他们的理念也要变化。
中国目前条件下，千万不要引发太多的社会动荡，协调社会要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是对的，不能挑拨或者煽动阶层之间的矛盾，会影响社会稳定。
现在富裕起来的人也要正确对待财富，不正确对待不行，最起码有6条对中国社会目前的稳定有好处。
第一条，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法律。
有钱了千万不要无视法律，这一条很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有钱了，就无视法律。
有些富人心目中没有法律的概念，总琢磨把谁摆平的问题，这一点我们要向外资学习，外资进入中国有一个可行性报告，这个报告是两个内容，一个是这个项目有没有法律障碍，第二个内容是能够赚多少钱。
如果有法律障碍外资绝对不来。
所以有的外资说我们有法律障碍怎么办？
市长说我说了算，外资一听更害怕了。
所以很多富人要有常年法律顾问了，常年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是防止你进入官司纠纷。
国际法有一条重要原则，严格把个人财产和法人财产界定清楚。
这些法律我们要慢慢研究，尤其是对富裕阶层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条，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社会责任。
有钱了更要承担社会责任了，该交税的还要交税，合理避税是应该的。
第三条，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社会公德。
要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有些企业还搞伪劣产品实在让人想不通，原始积累的搞搞还可以。
第四条，拥有财富，千万不能无视学习。
学习应该是不断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很快，你也应该随着这个发展不断学习才行。
我们现在对有些富人有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不注意学习。
上次我到北京一个私营老板家里，他说他要开一个家庭Party，我没有吃饭就过去了，发现Party就是端点啤酒一点儿水果就是了，他的孩子十六七岁，我问他你有没有学英语，他说我不学，我爸一句英语都不会，但是出去带翻译问题都解决了。
我想这个孩子这样下去肯定是个败家子，这种思想不能带给孩子，这很影响富人形象。
最近我发现清华EMBA教育85％以上都是民营企业来的，对他来讲他是民营企业家，企业经营不好什么都完了，所以碰到真要学习的人来了，还是要好好考虑。
一个一是三个三分之一，一个三分之一是海外的知识分子；一个三分之一是海归派；一个三分之一是我们自己的土鳖。
如果富人都这样重视学习，我想完善富人的行为准则也是好的。
第五条，拥有财富，千万不能无视人权。
人权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讲的人文主义就是指人权上大家是一样的。
未来我们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要考虑完善保障制度。
我们应该规定一个最低工资制度才行，这是人权，对富裕阶层也有尊重人权的问题。
第六条，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事业。
我们的财富观应该考虑到事业的问题，所以我想，有一些民营企业，我发现很累，还能那么卖力的努力，什么支持他？
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事业的问题，这是对的。
如果拥有财富没有事业的话，就是小富即安，不是我们讲的社会财富的问题，尤其对一些企业家来讲，支撑的又是事业。
企业家不一定经营能力很强，但承受能力要很强才行，事业支撑着他们，拥有财富不要无视事业才是我们强调的富有阶层的方向。
要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收入低和富有人的观念问题。
我们要把差距保持在既有效率，又不影响社会公平的程度上，但是两方面都要做工作。
对于收入低一些的人，我们要强调政府能做到什么？
根据我们的国力，现在的公共政策是什么样的政策，同时，对富裕的人强调现代财富观，这些理念不解决都会危机到市场经济。
所以我想，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入分配体制一定要贯彻市场经济的三个原则，我们要形成一个双层次的收入分配体制，这个体制主要是针对收入分配不公。
差距永远存在，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你们是企业，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多大好呢？
过去有一个观点，国有企业内部原则上收入不得超过5倍，现在提高到了倍，为什么定这个数，产业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可能不一样吧。
有的可能是2万多，有的20多万，有的是5万，可能10多倍就是60多万，这个不能比，我们不能把不该比的东西乱比。
现代企业里面把人分为两种，一个叫人力资源，一个是人力资本，这是国际惯例。
国外两种收入分配制度，一个是工资制度，一个是薪酬制度。
工资制度是人力资源的方式，薪酬制度是人力资本的方式。
管的机构不一样，工资制度是企业人事部门管的，薪酬制度是董事会管，差异非常大。
欧洲国家平均水平接近200倍，美国差不多200多倍，薪酬是按照盈利决定的，工资制度是国家按照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比例决定的，两种不同的原则。
最近我参加一个会议，一个老外告诉我，说你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干什么事要集思广益，可千万不要理解为真是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中国出过几个诸葛亮，我们要理解清楚才行。
我建议在未来的企业制度上要思考一些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我发现强调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本问题，所以对人力资本实行薪酬制度，对人力资源实行工资制度，薪酬制度和工资制度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不能比较，因为二者的要求不一样。
我历来有一个观点，凡是政府能解决的政府一定要讲，解决不了的不要讲，否则会情绪化。
中国的社会一定要保证稳定，不稳定我们很麻烦，因此在这个时候，各个阶层都要从大局出发，刚才讲对富人要讲树立正确的富人观念，对穷人我们要考虑公共政策，政府能实行的程度，是受到很多因素限制的，不是你想搞就搞。
这个对市场经济分配体制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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