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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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
一、古代中日关系：
中强日弱友好为主
（一）隋唐时期：
以华为师
隋唐时期：
日本派遣隋使、遣唐使（13次）来华学习。
唐朝时，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后来中了进士，留在唐朝做官。
唐玄宗时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抵日本，留居十年，对建筑、医学、艺术有突出贡献。
日本都城平城京的建筑类似长安。
唐诗、书法、饮食和风俗习惯在日本广泛流传。
（二）明朝时期：
侵犯失败
明朝时期：
倭寇侵犯；戚继光抗倭。
1565年，浙东、福建、广东倭寇基本肃清。
二、近现代中日关系：
日强中弱日本侵华
（一）清朝时期：
屡次侵华
在过去历史中，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世界前列，日本曾是中华东亚秩序的一员。
但是，甲午之战中国战败，中国被迫向日本割地、赔款，从此中日力量对比彻底倒置。
中国丧失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机遇，而日本却由此进入世界强国行列。
此后，日益强盛起来的日本多次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
中日关系由古代的友好相处转为近代日本多次对中国侵略欺压，甲午战争是转折点。
甲午之战，即发生在东亚文明板块内的激烈撞击，是由东亚秩序与西方秩序之间的冲突引发的。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使东亚秩序遇到破坏，而日本随后成为东亚秩序挑战者。
一些政治学家认为，西方秩序是以帝国式等级体系将许多国家联系在核心国家周围。
即强国将弱国作为经济政治附庸，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
这种国家关系结构是西方社会强盛的制度基础。
东亚秩序则是自由松散地组成宗主国与其藩属国之间的关系。
即“封贡”关系。
尽管藩属国“纳贡”也有贸易的成分在其中，但不占主要地位。
东亚秩序是僵化的、未受挑战的。
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虽然有一些少数民族对东亚秩序进行挑战，并取得一些成功，但从未改变这种秩序结构。
而西方秩序则呈现着现代结构，充满竞争活力。
大陆型封闭式的中华秩序，最终被海洋型开放式的西方秩序撞了个粉碎。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使东亚传统秩序遭到破坏，日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当日本发现西方力量的强大，便决定与之合流；对西方列强来说，他们在向中国进击时如能有一个东亚同谋者，那将极为有用。
日本正是在加入西方秩序之后挑战东亚秩序获得了某种成功。
1、日本对外扩张野心与扩军备战
（1）《大陆政策》的出笼及其原因
1）“大陆政策”
1855年，欧美列强大举侵略日本时，吉田松荫就言“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显示其带有侵略扩张性质的民族主义观。
1868年日本发生明治维新运动，对内废除藩政，对外力求自主，透过君主立宪制积极全面西化。
不到数年时间，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成为亚洲强权。
当时，明治政府存在两派势力：
“主战派”以西乡隆盛为首，主张向外征伐扩张国权；“内治派”以大久保利通为首，主张专意内政巩固国势。
起初，“内治派”取得优势；但明治维新运动的初期成就大大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同时又受到西方列强的影响，因此，“主战派”势力从未歇退。
1871年琉球船民遇风漂流台湾，部分船员被牡丹社民杀害。
1874年日本藉口出兵攻台，但清廷草率了事，国权不张。
日本的侵略被美化为“保民义举”，并取得了琉球的宗主权。
日本的武力扩张野心在“牡丹社事件”中表露无遗。
此后，吉田松荫那种带有侵略扩张性质的民族主义观，也就被明治政府统治集团全盘继承，其国策逐渐由“内治”转为“主战”。
并具体制定了“大陆政策”：
占领中国台湾、征服朝鲜、占领中国满蒙、控制全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为实现“大陆政策”日本师夷长技以制邻
1885年，民间报人和私塾老师福泽谕吉写《脱亚论》：
“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
其弟子尾崎行雄：
“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
2）日本对外扩张原因
――外部原因：
西方列强有意扶植。
俄、英为在中国扩张；美、德为与俄、英抗衡。
――内部原因：
政治上――明治政权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君主立宪制政权
由于明治维新运动不彻底，明治政权是和残余的封建经济以及天皇制度结合在一起，封建的野蛮性和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性相结合，因而特别富于对外侵略性。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
这场变革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居于主导的是国家军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
与这些动作同时进行的，是官方对佛教的极端限制和对本国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尊崇。
神道教认为，统治世间万物和天上众神的天照大神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这种以神话传说为根基、对于本民族优越性的想象本不罕见。
日本的特殊之处，是在1880年由政府颁布“诏书”中，把传说拜为国教，并在随后把“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写进宪法。
从此，佛的忍让慈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神道”的名义不可一世的嗜血的日本。
经济上――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不能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日本是岛国，国土只有37.78万平方公里。
却有近一亿人口。
国土狭小，导致国内市场有限：
矿产资源贫乏，导致原料短缺，这些都严重阻碍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导致日本对外侵略表现得格外急迫、疯狂、露骨与野蛮。
思想上――崇尚优胜劣汰，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民族传统。
日本大和民族崇尚优胜劣汰。
自己落后就一定努力赶超对方；对于落后民族则十分鄙视，甚至欲从肉体上消灭。
“强则依之，弱则欺之”。
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武勇忠烈”“征战光荣”思想深入人心，极易被统治阶级利用为其发动战争服务。
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
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把武士对豢养自己大名（将军）尽忠兑换成军队对天皇的尽忠。
1890颁布的《教育赦谕》把武士道精神从武士扩展至全体国民。
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种礼仪道德规范，“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这等于规定了对内对外的双重道德标准，对内恭俭礼让，有仁爱之心，对外“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
日本文化中的轻自我生死的信念，又在残忍的战争中推行为轻他人之生死。
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学影响，但就儒学的核心来说已非中国儒学的原貌。
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仁”被认为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德。
而日本儒学属于核心地位的则是“忠”。
中国的“忠”是有条件的。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在日本“忠”是“臣对君无条件忠诚”，家臣必须无条件为主君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也正是因为日本儒学强调这种无条件的绝对“忠诚”，失去了中国儒学中的人本思想，而增加了凶残和野蛮的一面，为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埋下了祸根。
继1874年利用琉球事件侵略我国台湾之后，“征韩论”又在日本国甚嚣尘上。
（2）“征韩论”与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1）“征韩论”
在日本看来，“朝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一把匕首”。
佐田白茅1870年《征韩论》
2）日本逼签《江华条约》
1875年，日舰闯入汉江江口，强占永宗岛。
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与之签订《江华条约》获得开放通商口岸、免税贸易、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3）“壬午兵变”与《仁川条约》
1882年汉城发生反对封建统治和日本侵略的“壬午兵变”，群众焚烧了日本使馆。
日本以此为由逼签《仁川条约》。
以保护使馆名义取得在朝鲜驻兵权。
4）“甲申政变”与《汉城条约》、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1884年12月，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建立亲日政权。
驻朝清军应邀与朝鲜军民反击政变。
次年日本逼签《汉城条约》要求赔款惩凶和重建日本使馆。
1885年4月，中日双方签订《天津会议专条》。
将来朝鲜国若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必须相互行文知照。
日本获得了向朝鲜派兵的特权，为日后发动侵朝、侵华战争埋下伏笔。
（3）“征讨清国策”与扩军备战
1）《征讨清国策》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计划攻占北京和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吞并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两岸地区；肢解其余国土，成为日本几个附属国。
表示要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此后日本加快对华战备。
2）扩军备战
――以北洋水师为目标，重视发展海军。
日本1890年用于建立和发展近代化海陆军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60％。
1892年，日本己提前完成自1885年开始的1O年扩军计划。
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29万人的陆军，并拥有各种军舰31艘（包括从英国订购的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巡洋舰“吉野”），鱼雷艇34艘，排水量达7．2万多吨的海军，总吨位大大超过北洋水师2．7万吨，其综合实力已在中国之上。
日本尤其重视发展海军。
历史上日本遭到过两次侵袭。
一次是从亚洲大陆俯冲的忽必烈的蒙古军，但由于朝鲜海峡风高浪大，蒙古军的两次攻击都失败于恶劣的天气。
后一次是十九世纪中叶从太平洋彼岸入侵的美国舰队，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大约正是由于这一点，日本认为它的真正的威胁来自海上。
从明治维新时代起，日本一直在加强其海上力量。
力图夺取西太平洋制海权――这成为日本在10年时间内先后与清朝、俄国进行海上战争的重要动力。
出于这一点，日本开始推行的地缘战略就是：
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控制与日本关联的任何岛屿――从千岛群岛、日本本岛、琉球群岛到台湾岛以及周围的海域。
日本战略家认为，这样日本就具有巨大的地缘战略优势，可以在关键时打击中、俄两个大国的有生力量。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就是日本实施第一步战略的主要步骤，此后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窃取中国政治军事情报。
战前日本在上海成立的“日清贸易协会”、“日清贸易研究所”等都是特务机构。
他们秘密绘制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其详尽程度令人惊讶。
它标有每个村庄的每条小路及每口水井，对当地情况的了解甚至超过清军。
单纯地进行军事力量对比，当时的中国军队，尤其是海军实力犹在日本之上，日军统帅部在战前就犹豫不决，不知能有多大胜算，便派间谍进行侦察。
间谍回日本后，说一定能打败北洋舰队，理由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
因为北洋舰队的水兵在舰炮上晾衣服！
――制订为发动对外战争服务的新宪法：
1889年，日本公布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帝国宪法。
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宣布交战、媾和以及缔结条约”。
显然，这个宪法是为发动对外战争服务的。
――制造侵略有理的政治舆论
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施政演说中，公然提出日本“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
一是守卫主权钱；二是保护生命线。
生命线包括朝鲜半岛，山东半岛、福建、台湾、琉球群岛。
目标首指朝鲜、中国。
这显然是赤裸裸的侵略理论。
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已经做好对外侵略的战争准备，剩下的是寻找战争借口。
2、甲午战争爆发
（1）清廷帝后两党的形成斗争及其对战局的影响（和战之争）
19世纪90年代初期清政府统治集团中逐渐形成帝党、后党两派政治势力。
1875年同治帝死，慈禧挑选醇亲王奕缳之子，4岁载恬为帝，以保听政权力。
同治帝（1856―1861、1862―1875）光绪（1871―1875―1908）
1887年光绪帝17岁，太后不便听政，改为“训政”，继续把持政权。
1889年光绪帝19岁，大婚，太后撤帘归政。
光绪有亲政之名，无行政之实。
随着国家形势日渐危急，光绪帝图治心切。
因“各大臣皆不听号令，欲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驰驱……于是西后大滋疑忌”，由此两党形成，拉开斗争序幕。
1）帝党集团：
光绪帝、翁同和、清流派
光绪帝――长期以来“丧师辱国听之，逼割边地听之”，早对自己统治产生危机感。
为了“不为亡国之君”，1890年开始阅读西书和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述。
是个想有所作为的开明的年青皇帝
翁同和――江苏常熟人。
户部尚书，光绪帝师傅。
光绪帝“每事必问同和，眷倚尤重”。
对外主战，反对李鸿章妥协政策，对内主张励精图治，修明政治。
清流派――军机大臣李鸿藻、礼部侍郎志锐、翰林张謇、侍读学士文廷式。
清流派―19世纪70年代统治阶级内部一个政治派别。
其成员主要是不掌实权的官僚士大夫，御史和翰林。
他们评议时政、弹劾大臣，对外反对列强侵略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纲纪，煊赫一时。
但它并非朝廷允许自由议政的表现，而是慈禧太后抑制洋务派砝码。
帝党成员多为不掌实权的士大夫。
他们深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忧，希望通过改革内政和整军备战来增强国力，阻止日本侵华野心；又想趁机增强光绪皇帝权力和扩大自己影响。
为此不断利用“清议”来催促朝廷整顿弊政和备战自卫。
2）后党集团：
太后、中央实权派、地方封疆大吏、内廷太监
太后――善于玩弄权术施展阴谋诡计威胁利诱文武百官仰其鼻息把持朝政。
中央实权派――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
地方封疆大吏――李鸿章赞同帝党改革；惧怕太后，与翁有矛盾，不愿战。
内廷太监――李莲英控制深宫内院。
文武大臣或慑于其淫威，或被诱以权与利而皆为太后死党。
他们虽然对日本在朝鲜膨胀势力深感不安，但又低估日本的侵略意图，认为日本尽管虚张声势，但绝对不敢对中国大动干戈。
北洋海军正式建成后更有恃无恐，掉以轻心。
3）党争的性质以及两党对战争的不同态度
帝、后两党之间的争斗，既包含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矛盾，也交织着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所存在的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
相比较而言，帝党是清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个具有爱国倾向的比较开明的政治集团。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后党集团幻想乞灵于妥协投降政策，苟延残喘，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帝党集团则从维持封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产生对外主张抵御强敌，对内主张改革弊政，重振朝纲的要求。
两党之间的矛盾影响清政府的团结对敌和自卫决策，与上下一心积极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政府形成强烈反差（节食购舰；分组打定远）。
（2）日本不宣而战与中国海陆战俱败
1）朝鲜“东学党”起义与中、日出兵朝鲜
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反抗封建势力和日本侵略者。
口号：
“逐灭倭夷，尽灭权贵”
《中国近代史》李云汉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版
朝鲜的东学党，是在甲午年之前三十四年（1860）由庆州人崔济愚所倡导的一种排外宗教，是将朝鲜固有的天神崇拜和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以及谶纬、符咒术等掺合在一起，以对抗“西学”（天主教）为号召而自称“东学”的一种教派，标榜“地上天国”，吸引愚民信仰。
朝鲜国王指为邪教，严加取缔，将“教祖”崔济愚处死，其党徒则四散各处，秘密活动。
甲午春间，朝鲜农民因生活困苦，发生暴动，东学党人趁机与农民结合，扩大叛乱。
日本的浪人团体“玄洋社”乃阴谋介入，组成了一个“天佑侠团”到朝鲜来对东学党徒进行煽动与接济，东学党的叛乱遂一发不可收拾。
事实上，玄洋社是受了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的密令，自始就在幕后协助东学党。
朝鲜国王无法应付，只有请求中国出兵去平乱。
李鸿章在接到朝鲜正式请援的照会奏报朝廷后，便于6月5日派遣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1500人赴朝鲜牙山。
同日，驻日公使汪凤藻奉命通知日本。
而日本则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和保护使馆、侨民安全为借口，于6月8日派兵在仁川登陆。
到6月底，驻朝日军人数已近万人，大大超过驻朝清军2400余人。
此时朝鲜内部局势已趋平稳，清政府建议中日撤兵。
但日本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提出中日共同监督朝鲜内政改革的无理要求，执意扩大事态，挑起战争。
2）清政府内部的分歧与李鸿章“乞和”失败
――后党主和
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局势，国内舆论强烈要求增援备战解救牙山被围清军。
1894年11月7日（十月初十）是慈禧60寿辰。
在北京大兴土木，并赏赐内外臣工加官晋爵。
李鸿章赏戴三眼花翎。
但日本猖狂挑衅，使其忧心忡忡，担心万寿庆典受冲击，自身统治地位也会被削弱，因此寄希望于外国调停。
李鸿章认为现有海陆军“守”有余而“攻不足”。
为保全地盘与实力积极奔走于俄、英等国公使之间，企求列强出面调停。
――李鸿章乞和失败
英、俄是欧洲两翼强国。
英国以实力强盛著称，俄国有与中国接壤优势。
双方对中国争夺中，美国支持英国，日本因对中国领土同样有野心与俄国矛盾大，而与英国结盟；法与俄是盟国，德国因恐惧俄国西侵而倒向沙俄。
由此形成英美日、俄法德两大集团。
日本出兵朝鲜，立即引起俄、英等国的极大关注。
日本早有准备，所以在不断制造中日冲突的同时，对其他列强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避免第三国干涉。
俄、英不愿意因为与日本交恶而把日本推向对方；而日本获胜还可利益均沾。
因此，
俄国：
由于日本向俄国保证，日本出兵朝鲜只是要解除中朝传统关系，日本不仅“无意”占有朝鲜，而且愿意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时，俄国便转而支持日本。
英国：
在中国经济利益最大，本不希望在中国领土（尤其上海）发生战乱，但在得到日本承诺“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作战的保证”后，也不再反对日本发动战争。
总之，在日本蓄意发动侵华战争时，列强为维护或乘机加强自己在远东地位，都一致采取不干涉态度。
因此李鸿章企求列强出面调停使日撤兵均遭拒绝，“以夷治夷”策略宣告失败。
李鸿章的“以夷治夷”是建立在对列强存有幻想的基础之上的。
他一味依靠列强调停，不认真备战，结果使中国军队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3）帝党主战翁同和一面利用帝师身份影响光绪，一面在军机处会同李鸿藻多次与孙毓汶舌战；志锐、文廷式等则在翰林院不断上奏折，主张“整顿军旅，抵抗日本”。
光绪帝主战态度较坚决，对李鸿章多次严厉警告。
6月16日下渝：
“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
帝党主张抵抗的爱国精神博得朝野上下的支持，以至言战奏折纷至沓来，给后党很大压力；加至日本充分利用清政府“避战求和”心理和企求列强“调停”时机不断增兵朝鲜，7月中旬汉城一带日军已近3万人，因此李鸿章不得不调军队增援平壤和牙山清军。
3）日本不宣而战光绪帝赞邓世昌：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7月23日清晨，日军按照预定计划侵入朝鲜王宫，劫持李熙，挟制大院君李是应执政，强迫他发矫诏对中国宣战，并请日军驱逐驻牙山清军，挑起战端。
7月25日，日军在丰岛海面和牙山同时发起进攻，不宣而战，甲午战争爆发。
4）清政府在海陆战场接连失败（三个阶段）
日本宣战前已制订侵华作战方案：
第一期以陆军在朝鲜牵制清军，以海军与北洋海军作战，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第二期主力在渤海登陆，与清军主力决战，直取北京。
而清廷却拿不出明确得力的作战方针。
李鸿章在宣战后，既不敢不战，又不敢真战。
几经权衡，采取的是消极抗战方针。
在军事部署上，把防御重点放在奉天和京畿，而忽视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问题。
这就使得敌人必夺的渤海口和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兵力严重不足，又使集结在沈阳、京畿地区的大批清军游离于战场之外。
在思想路线上是妥协退让的指导思想。
他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则退；令海军退守“北洋各口”“保船制敌”。
这种消极退让的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第一阶段（7月25日到10月中旬）
战场在朝鲜半岛及西岸海面。
主要战役丰岛海战、成欢之战、平壤之战、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结束日舰重伤5艘，北洋舰队沉没5艘，损失大于日方，但主力尚存。
李鸿章为保存北洋实力，令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卫港，拱手让出黄海制海权。
平壤、黄海战败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光绪帝训斥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9月底64岁的奕忻被任命主持总理衙门和海军事务。
他再次请求列强出面调停。
英、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愿意调停，但美、德不愿参加，英国提议的联合调停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894年10月下旬――11月下旬）
战场在鸭绿江北及辽南地区，主要战役：
鸭绿江江防之战、金州、大连、旅顺之战
平壤、黄海战役后，日军把战火烧向中国本土。
1894年10月24日，平壤北犯之日军进攻辽东。
当时鸭绿江北岸驻有以宋庆为主将的4万清军，但除聂士成、马金叙在九连城英勇抵抗外，其余皆望风溃逃。
日军迅速占领九连城、安东、海城等要地，进逼辽阳。
另一路日军从花园口登陆。
11月6―22日金州（6日）、大连（7日）、旅顺（22日）相继陷落。
自始至终，只有旅顺守将徐邦道孤军奋战，最后无援而败。
1894年11月7日，北京为慈禧太后庆祝60大寿，费银千万两。
民间对联讽刺：
万寿无疆三军败绩；普天同庆割地求和
――第三阶段（1895年1月――1895年3月）
战场主要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主要战役有威海卫之战和辽河下游之战。
1895年1月，日军2万向威海卫发起进攻，夹击港内中国舰队。
虽击沉敌舰数艘，但无法挽回败局。
丁汝昌拒绝投降与刘步蟾自杀殉国。
浩威等盗用丁的名义起草投降书，把11艘舰艇等物资交日军。
2月17日日舰开进威海港，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清败局已定。
由于淮军屡败，光绪帝于1895年1月起用湘军。
湘军6万，加上其他清军，总数有8万，两江总督刘坤一为统帅。
然而湘军5次反攻海城均遭失败。
3月4日―9日，6天之内接连丢失山海关外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日军直逼山海关。
惊恐万状的慈禧决意投降。
日本占辽东半岛后兵力财力深感不足，决定与清谈判。
（3）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
1）李经方交割台湾
1895年5月20日，清政府令台湾巡抚唐景菘率在台官员“陆续内渡”，撤出台湾。
同时，派李经方为割台大臣，由美国顾问科士达陪同，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
李经方在基隆口外的日舰“西京丸”号上会见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将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以及台湾的所有兵工厂、公物财产等清单交日本。
2）台湾人民英勇抗日
台湾原是福建省下属一府，1974年日本侵台引起清政府高度重视。
1885年建省。
首任巡抚刘铭传，安徽合肥人。
淮军将领。
因镇压太平军、捻军擢升直隶提督。
1884年中法战争中，奉命督办台湾军务，率军队击退法舰。
1885年任台湾巡抚后，除加强海防、整顿吏治和增加财政收入外，又开办铁路、煤铁矿以及新式学堂等，使台湾成为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一个省份。
1891年告病还乡。
1895年，甲午战败割台，他悲愤交集喷血而亡。
《马关条约》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人民“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
台湾绅民见割台之事已无可挽回，便决心自主拒日保台。
他们联名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在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的倡议下，5月25日组织了抗日政府，定名“台湾民主国”，年号“永清”；推举台湾巡抚唐景菘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抗日义军统领，驻台湾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
唐景菘并不真心抗日，日军来犯他就撤回大陆。
刘永福田深受台湾人民爱国激情鼓舞，又接到张之洞接济饷项的密涵，决定接受推举，留在台湾指挥抗日。
“台湾民主国”是在台湾已经被割让的情况下，由当地士绅联合清朝命官为御敌保台而建立的，是台湾人民反侵略反投降的产物。
成立之时告示：
“今已无天可吁，无人可援。
台民惟有自立。
……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
”《中日战争》
（一）
刘永福与部将立《盟约书》：
“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立，仍隶清朝。
”（三）
国旗图案：
蓝地黄虎：
参照清青龙旗，龙天虎地，以示尊卑；虎首内向，尾高首下。
以示面向大陆，臣服清朝。
地方民事仍由首府、厅、县照旧办理，抚台于外洋各国称台湾民主国大总统，于本省文武属员仍照衔相称。
（胡传：
《台湾日记与禀启》）
成立目的：
不使日本有所借口，免得其与朝廷为难；希望以此争取列强同情支持。
作用：
在安定人心组织领导台湾人民抗日问题上起积极作用。
5月27日，日军近卫师团开始进攻台湾。
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以秀才徐骧xiang、吴汤兴、姜绍祖等人为首领，与黑旗军及驻防清军联合抗日军。
从5月底至10月下旬，抵抗日军的战斗自北向南
基隆、台北――新竹――大甲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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