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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论读书笔记

《语言论》读后感

《语言论》是爱德华·萨丕尔的一部代表作。

全书共分11章，主要论述语言的性质、形式、结构、演变以及它跟思维、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萨丕尔作为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显然对“什么是语言”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全书的第一章就阐述了其对于语言本质的看法。

对于语言，我们太过熟悉，正因为如此，对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容易。

首先，萨丕尔将走路与说话进行比较，以此来说明“语言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语言论》第４页）。

在这里，突出强调了“文化的”功能，即将语言的本质属性放到人类社会的大环境中考虑，加强了言语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也是萨丕尔作为人类学家与众不同的着眼点。

作者认为更改一个人的生活的社会环境完全能够改变这个人的言语，他的言语的形成有赖于周围人们的言语，“正象不同民族之间，宗教、信仰、习俗、艺术都有差别一样”，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参杂了大量的人的因素，以及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习惯”。

为了论证语言的“非本能性”，作者又将语言中的象声词和感叹词抽出来进一步说明语言是“人脑的创作，想象力的发展”（第7页）。

这个观点当然无可厚非，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将象声词定位在对于自然声音的“摹拟”上，象声词，顾名思义，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它是对自然界固有声音的模仿；但是作者认为感叹词同样也是“自然声音的习俗的定型”（第５页），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些困惑：

如果说我们惯用的感叹词，例如：

“啊”，“噢”，“哇”等是对自然的模仿，那么那么它们又是对自然界中哪些声音的模仿呐？

不能否认感叹词的来源与其他语言成分一样来自于自然所启发的、人脑的创作，但既然肯定了其与自然声音的联系，我认为为了确保论证的严密，就应该加上相关的例证，使得结论更加的可信。

在说明了语言不是什么之后，作者为语言下了一个可用的定义：

“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

这个定义概括了前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两种观点，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从文中可以发现，萨丕尔并不否认心理—物理基础对于语言的必需性，但是，他认为，语言的研究决不是对于作为语言基础的生

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而应当是讨论语言——“这个任意性符号系统的功能和形式”。

萨丕尔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把习惯的、自觉发出的声音（或是声音的等价物）分派到各种经验成分上去”（第10页）。

萨丕尔还特别点明，这里的“经验”并不是各个的、个别的经验，而是人们所共有的简化了的抽象出来的概念符号，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思维”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框架内，萨丕尔开始着手讨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作者认为语言不但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思维是不可能的。

思维活动，尤其是抽象思维活动，必须借助于语言，不能离开语言而单独进行。

乍一看这一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观念是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的”，但细究一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并不总与概念有关，一个个单个概念的联合可能并不具有概念的意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就是这样一种为个别印象所占据的东西，在更高的水平面上，譬如焦点中只有抽象的概念和它们的关系的心理状态，它仍然和意识的内在内容平行。

因此，从语言的观点发出，按照萨丕尔德说法，

思维的定义可以是：

“言语的最高级的潜在的（或可能的）内容，要达到这内容，联串的言语中的各个成分必须具有最完满的概念价值”（第13页）。

作者将语言界定在符号的表现的最高、最概括的水平上的思维的外表，认为思维将语言的内容精炼的解释了之后，便能从语言中看出思维。

因此语言决不是“贴在了完成了的思维上的标签”，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

在这一层面上，萨丕尔区分了语言与思维。

对于语言与思维，作者还认为他们是相互作用的。

一方面，语言的成长要充分依赖思维的发展，当原有的语言不足以表达人类的思维时，人们便借助想象等方法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语言成分。

另一方面，思维的运作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或者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只有在思维过程中运用才有存在的意义，当人脑在进行想象或推理的时候，就已经默默念出了一连串的语言成分。

萨丕尔用一个形象的比喻，道明了语言与思维的这种相互作用：

“工具使产品成为可能，产品又改良了工具”（第15页）。

作者对于语言与思维的论述看似十分辨证，与马克思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我们还是能在字里行间发现作

者对“语言决定思维”的片面强调，以及对“语言先于思维”的强烈暗示。

萨丕尔说：

“正象数学推理非借助一套适当的数学符号不能进行一样，没有语言，思维的产生和日常运用未必更能想象……作者本人颇以为许多人觉得能不用语言来思想，甚至推理，只是一种错觉”（第14页）。

在第一章文末，作者甚至明确地表示相信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这无疑脱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带上了作者鲜明的个人印记。

爱德华·萨丕尔关于“语言是什么”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类学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也为我们在课程讲义之外，明晰语言的本质打开了一扇窗户。

篇二：

《语言论》读书报告

言语风格与言语方言

——《语言论》读书报告

拜读高名凯先生的《语言论》后，发现其中第三部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篇幅最长，折射出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内容——关于语言起源的各种推测及相关充分或者不充分的例证引起我对人类文化起源的兴趣，影响语言发展的众多因素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与确定引导我思考事物本质，语言在历史过程中的分化与统一启发我畅想历史知识，对语言发展前景的展望等内容开阔我的视野，《语言论》集中于语言知识的同时又渗透着历史、人文气息，凸显了语言深刻的社会本质、丰富的内部结构、精深的历史渊源，让我爱不释手。

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章第三节“言语风格与言语方言”，与我以往对相关概念的认识大相径庭，颠覆我对言语风格和言语方言的认识和标准，故而我反复咀嚼，品位其中差异，收获良多。

因此，我就这一节内容简要谈谈我的想法。

一、概念：

言语方言、言语风格、言语风格手段

在本节伊始，高名凯先生明确了相关概念，我们且来看看高名凯先生明确概念的步骤和思路。

（一）重复“言语”的概念

高名凯先生首先重复了“言语”的概念“言语是人们的交际行为，人们对语言机能的具体运用（包括对语言的运用）及运用语言所形成的结果。

一般地说，这结果就是言语作品，

①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话”。

关于“言语”的概念，高名凯先生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五章“语言

和言语”第一节“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已有相关论述，并通过小说《三国演义》中人物话语

②进行举例论证，应当说，“言语”概念已较为明晰。

此处重复阐述，既是帮助读者回忆基础

知识、接纳新知识，也是为了让文章行文更加自然流畅。

（二）提出“言语方言”的概念

高名凯先生在本书第一部分“语言的社会本质”的第五章“语言与言语”和第六章“语言的变体”已分别对“言语”和“方言”进行了阐释，并在本书第三部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第三章“语言的分化”对地方方言、亲属方言、社团方言进行分析，反复运用了“方言”的概念，让我们明确在现代语言学中，方言指的是语言的分化，而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地方性语言形式，即所谓的地方之言，进而总结出言语方言的概念：

“由于特殊的交际场合和交际目的的经常化，为了适应这种环境而经常得运用某些固定的词汇成员、语法成分，甚至于运用特别为了适应这种交际场合和交际目的的特制的表达手段，人们就可能把这些固定的词汇成员、语法成分和特制的表达手段组织成一套特殊的表达手段的系统，这种特殊的表达手段的系统就称为言语方言”③。

明确概念之后便是对概念的分析，此处共有四个句子，其中“交际场合”和“交际目的”二词共出现三次，如此高的频率也说明了高名凯先生对“言语方言”概念解读的关键词“交际场合”、“交际目的”的强调。

①

②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55页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96-98页

③

（三）由言语方言与言语风格的关系引出言语风格

高名凯先生在阐述“言语方言”的概念之后指出“言语方言”对“言语风格”表达的作用，进而引出“言语风格”概念。

高名凯先生认为传统语言学家们没有把握“言语风格”的本质，因而主观地将它认定为“神韵”、“气势”等，令人难以捉摸。

真正的言语风格应从语言的交际职能来理解：

“语言中的风格就是语言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中被人们运用来适应这种交际场合，达到某一交际目的时所产生的特殊的言语气氛或言语格调”①（关于引用原文而出现的“语言风格”一词，高名凯先生曾自注“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言语风格”，为了配合习惯说法及尊重其他语言学家的论述，高名凯先生并未更改，本文撰写时考虑到概念的精确性，直接采用“言语风格”这一说法）。

随后，高名凯先生指出苏联的部分语言学家们混淆了“言语风格”和“言语风格表达手段”这两个概念：

“言语风格是言语的某种气氛或格调的表达手段，而风格的表达手段则是构成这种气氛或格调的表达手段”②。

以下是我根据高名凯先生的论述形成的关于“言语风格”，“言语风格的表达手段”、“言语方言”的理解：

言语风格的表达手段、言语方言、言语风格关系图

以科学论著为例，科学论著的言语风格是严谨、简练，实现这一种言语风格的表达手段是言语上科学术语的运用，而当科学术语系统化，形成一整套表达某个科学领域的专门词汇系统，就是科学论著的言语方言。

二、言语风格组成成分分析

高名凯先生认为“言语风格”可以由“语言中带有风格色彩的成分”和“非语言成分”①

②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56页

两部分组成。

在“语言中带有风格色彩的成分”这一部分，高名凯先生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个别孤立的风格手段不能构成言语风格。

高名凯先生也正是用言语风格的这个特点来反驳苏联语言学家索罗金主张的“现代俄语已经没有语言风格的存在”的观点——索罗金在论证时所举的例子均是个别的言语风格手段。

二、言语风格表达手段的系统性。

高名凯先生以科学论著为例，强调了言语风格表达手段的系统性，即言语风格表达系统能够被称为“言语方言”的原因。

三、不能混淆“言语风格”和“语言特点”两个概念。

高名凯先生从历史角度说明了“言语风格”和“语言特点”的区别：

“作为整个语言来说，它可以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中没有分化成不同的言语方言，然而它却随时都有它的

①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

另外，高名凯先生还以汉语为例说明了在实际问题中“言语方言”

与“语言特点”所指的对象的区别：

汉语的言语风格指的是汉语在某种交际场合为适应某种交际目的形成的言语气氛或言语格调，汉语的语言特点则是指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

三、言语风格手段系统的组成

言语风格手段系统首先是由语言中具有风格色彩的成分组织而成。

高名凯先生分别从同义词和非同义词两个角度进行说明。

在同义词角度，一方面，词汇系统中有较多例证，如“勇敢”、“英勇”、“神勇”、“胆子大”等同义词形成不同风格，再如“妈妈”和“母亲”在亲昵程度上的差距带来的言语风格色彩的差别。

另一方面，语法的差别也对言语风格的差别造成了影响，如“儿化”，有时可以造成第一性词位义素的差别，有时可以表示不同的言语气氛，进而影响言语风格。

在非同义词角度，高名凯先生以“阿弥陀佛”为例，表达没有同义词的词汇也能对言语风格产生影响。

这些词语大都为外来词——为我们本土词汇所缺乏，但是在特殊的场合确实能够构成特殊的言语氛围，如一些宗教词汇容易形成庄重、正式、虔诚的言语格调。

我认为，总得来说，在表现言语风格的差异上，词汇的作用较语法直接、显著，因为语法的作用大都集中于一些义素相关或相同的词，在非同义词上难有作为，我们调整言语风格最直接、常见的方式即更换词语。

然而，若是涉及句法，及语法上语序的调整等对言语风格的影响自然又另当别论——虽然句法的调整大都集中于影响句子的表情作用，但是由于表情与言语风格相关（这点，后文将继续讨论），我们不能排除语法，尤其是句法对言语风格的影响。

在“非语言的成分”这一部分，高名凯先生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表情色彩和风格色彩的区别和联系。

较多的语言学家如巴里在风格和表情的问题上混淆了二者的区别。

而事实上，风格和表情是两种不同的现象，按照表情的性质来把风格加以分类，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

高名凯先生认为我们可以从风格和表情的作用来说明语言中表情成分和表风格成分的不同：

“感情的表达是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能有的，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场合中可以是相同的……风格是人们在特殊的交际场合中，为了完成特殊的交际任务而形成的特殊言语气氛②”。

例如，从表达同一种感情、置身不同场合角度来谈，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愤怒的感情可以在政论文章中，也可以在公文尺牍里，更可以在即兴演说中，这三种形式表达的效果均是一①

②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62页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65页

种感情。

而同样情感的表达，从言语风格角度看，政论文章有固定的词汇用法，我们必须对之加以正确运用并达到文章观点鲜明，富有逻辑性的要求；而公文尺牍则要求我们简洁、精准；即兴演说的言语的运用大都集中于感情色彩强烈、富有吸引力和个性化的词汇。

从不同的感情、同一种场合角度来谈，比如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电视辩论，他们可以根据对方的言辞随时回复、表达不同的感情，但是他们都必须遵循适应场合的原则，即言语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有感情等方面的差异，但都必须是适应电视辩论场合的言辞，不能随心所欲。

以下是我对表情色彩和风格色彩的差异理解分析图，其中“●”表示具有多样性，“■”表示具有单一性；“√”表示同一种，“×”表示不同种。

表情色彩与风格色彩区别分析图

观察上图，我们发现，表情色彩与风格色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区分是在场合或情感的限制条件下是否具有多样性，前者感情受限制，后者受场合限制——表情色彩侧重于表达发话者感情，相对而言不受场合限制；风格色彩侧重于适应场合，相对而言无情感区分。

同时，高名凯先生指出了风格和言语感情的联系：

言语感情可以作为体现言语风格的手段：

“具有表情色彩的语言成分是语言所具备的，他们本是也是语言成分，但其本身却不是表风格的语言成分，只是在某种特殊的配合下可以起体现某种言语风格的作用罢了”①。

对于高名凯先生的表述，我是这样理解的：

表情色彩与风格色彩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区分出的两个不同概念，但是二者的部分所指具体对象，即相关词汇，有所重叠，因而言语中的表情成分可以作为言语风格的表现手段。

但是，高名凯先生未提及风格对于表情的作用。

我认为，风格色彩对表情色彩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正如上文所说，二者概念的部分所指对象重叠，这部分重叠既然对象可以辅助风格，那么也可以辅助表情。

举例而言，在严肃的风格氛围中（如报告会），我们的感情也会相对客观、冷静，而在一些气氛轻松的场合（如同学会），我们的感情大都偏向欣喜、愉快。

总而言之，表情色彩和风格色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彼此替换，也不能以对方作为划分标准，但是二者相互影响。

二、非语言的风格表达手段也可以表达言语风格。

高名凯先生明确指出：

“具有风格色彩的词汇成分、语法成分（包括词法和句法）或语义成分、语音成分都是语言的风格成分，超出这范围的风格手段就是非语言的风格手段。

例如运用词或固定词组来表达隐喻的时候，这种隐喻就是语言的风格手段；超出个别词语的范围，例如语言成分的各种组合方式，全篇散文或全篇韵文所体现的隐喻，就不是语言的风格

②成分或风格手段，而是非语言的风格手段”。

对于这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

“运用词或固

定词组来表达隐喻”，我联想到众多古诗词中的意向，如“月”让人想起故乡，“梧桐”让人

①

②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66页

忧愁，“秋景”大都是悲景，这一部分的隐喻是语言现象，也是文化现象。

而“全篇散文或韵文所体现的隐喻”，让我联想到的是一些比喻色彩浓重的古文，韩语的《马说》，“千里马”和“伯乐”各有所指，庄子的《逍遥游》，这个故事也有丰富的隐喻意义，二者都为了适应某种目的或场合，也形成了各自的特殊氛围或格调，《马说》朴实之中有一丝怀才不遇之氛围，《逍遥游》则汪洋恣肆，自在其中。

这些手段虽是非语言的，但是却是重要的和被普遍运用的风格表达手段。

四、风格手段阶级性分析

高名凯先生认为风格手段可以有阶级性也可以没有阶级性。

首先，要看风格手段系统是哪一种言语方言。

高名凯先分别举出了古代公文程式和现在（50-60年代）我国社会中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时所用的言语方言的例子，认为前者是固定格式，不具有阶级性；后者是解放之后的我国社会里才有的交际场合，是特有的言语方言，具有阶级性。

其次，汉语中某些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如“小姐——姑娘”。

最后，感情具有阶级性，而表情色彩的集中运用可以构成某种风格，因而在某些场合言语方言具有阶级性。

高名凯先生关于言语风格阶级性的分析在我个人看来对本文的论述不甚有影响，是可有可无的部分。

从历时角度分析，高名凯先生对于语言阶级性的关注受时代背景影响，本书创作于上世纪50-60年代，当时的中国深受苏联思想印象（这也是本书的整体思路为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的原因之一），阶级斗争是关注点，故而这样的思路也是情理之中。

五、言语方言种类分析

在这一部分，高名凯先生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首先，高名凯先生讨论了划分言语方言，即言语风格手段系统的标准。

这是确定言语方言种类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高名凯先生谈了一些传统观点：

一、体裁原则作为划分标准。

自然，这个观点站不住脚。

同样的体裁可以营造不同的格调，如，同一时代的朦胧诗人代表北岛、舒婷创作的诗歌营造的是两种不同的氛围——前者激烈，后者温婉；不同的体裁也可以形成同一种气氛，古代文人聚会，有人作诗，有人写文，以不同的体裁表达同样的气氛。

自然，体裁在一定意义上会限制创作，但是这样的限制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再多的体裁和风格相呼应的事例也只能说明大体情况，事实上我们总能找到反例，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体裁能够作为划分风格的标准。

从言语风格的产生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明白，体裁不完全取决于场合，所以体裁不能作为风格的划分标准。

二、以言语形式作为划分标准，即口头语和书面语，高名凯先生指出：

“口头语和书面

①语是两种不同的言语形式，不是两种不同的言语风格”。

最终，我们的划分标准还应回归言

语风格的本质，“即以交际场合、交际目的、交际任务的不同所产生的言语交际功能上的差

②别为标准”。

其次，高名凯先生提出了言语风格的三个种类：

一、一般的交际功能的言语风格及言语方言，即在一般社会交际场合中运用语言所形成的特殊言语气氛或格调。

例如在外交场合的外交辞令言语风格，在科学界中的科学论著言语风格、在新闻报道时形成的言语风格。

另外，交际场合和目的的复杂性会使言语风格产生分化，如办理公文的交际场合也有发布军令、发布一般的政令的区别。

二、文艺作品的言语风格及言语方言。

高名凯先生认为文艺作品的具体言语风格很难说①

②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70页篇三：

语言学概论读书笔记

语言学概论读书笔记

汉语言文学邝云梅

第一章语言和语言学

第一节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

1.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表现为：

口语、书面语。

2.书面语和口语的主要差别：

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在有了文字之后才产生的。

口语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中，而且交际双方或各方在进行口头交际的同时常常伴随着各种面部表情、手势和体态，还有各种不同的口气和语调，而书面语一般只记录词语，没有记录这些成分。

书面语有可能比口语积累的语汇丰富，语法结构也更精密，表达方式也更多样化。

3.语言和民族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二者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一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但在世界上也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即不同的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民族却又使用不同的语言。

第二节语言的性质

1.句子是最小的交际单位。

2.符号是根据社会的约定俗成使用某种特定的物质实体来表示某种特定的意义而形成的这种实体和意义的结合体。

3.能指是语言符号的物质实体，能够指称某种意义的成分。

4.所指是语言符号所指的意义内容。

5.组合关系是一个语言单位和前一个或后一个语言单位，或和前后两个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叫组合关系，也叫“句段关系”。

它体现在互相关联的语言单位组成的整体中。

6.聚合关系是在同一位置上可以互相替换出现的各个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

7.语言与言语的区别：

语言是使一个人能够理解和被他人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是社会成员约定俗成共同使用的部分，是均质的，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言语则具有个人特色，因为每个人说话的嗓音，每个音的具体发音，使用的词语和句子结构都不尽相同。

即语言是言语活动中同一社会群体共同掌握的，有规律可循而又成系统的那一部分；而含有个人要素或个人杂质的说话行为和说出来的话（包括写出来的“话”）只能属于言语。

8.语言符号的特征：

任意性、强制性与可变性。

人们最初创制单个的语言符号时，用什么样的形式——语音与什么样的内容——语义相结合，并没有什么必然性，而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或随意性。

在同一社会，同一时代，对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是强制性的。

同一社会在不同时代，其语言符号的声音、意义，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节语言学

1.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

2.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由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它主要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的内在规律。

3.索绪尔的主要贡献在于从语言本体的角度界定了“语言”，明确地限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重点，是原因呢学脱离了早期什么都研究，什么都难以深入的缺陷，走上了研究对象相对单纯，因而有可能逐步想成本学科特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现代科学的道路。

20世纪语言学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下集中主要精力研究系统本身的内在规律，得到了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超越了语言学领域，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章语音

第一节语音的性质

1.语音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

2.语音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音质。

3.汉语普通话中的轻声，主要与音强有关。

4.从声音的产生方面分析，音质的不同主要取决于发音体、发音方法、共鸣器形状。

5.音高就是声音的高低，它主要决定于发音体振动频率的高低。

6.音强就是声音的强弱，它主要决定于振幅的大小。

7.音长就是声音的长短，它决定于发音体振动时间的长短。

第二节音素

1.音素是从音质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

2.根据发音时舌头起作用的部位不同，可把元音分为“舌面元音”、“舌尖元音”、“卷舌元音”。

3.常见的辅音发音部位:

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舌根音。

第三节音位

1.音位是特定的语言或方言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

2.同属于一个音位的不同音素叫音位变体，可分为“条件变体”和“自由变体”。

3.互补关系是指在相同的语音环境里互相排斥，因而不能起区别意义作用的音素，就构成了互补关系。

4.音质音位是以音素为材料，通过音质的差别起区别意义作用的音位。

5.音位与音位变体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音位存在于音位变体之中，离开了音位变体，音位也就不复存在，我们平时发出或听到的都只是音位变体。

属于同一个音位的各个变体，没有主次之分，都是平等关系。

6.音位与音素的区别在于划分角度不同和划分范围不同。

音素是从人类语音的音质上着眼划分出来的最小语音单位，两个音若音质不同，就是两个不同的音素。

而音位则是从语音的社会属性，即辨义功能的角度划分出来的语音单位。

如果两个音音质不同，但彼此间不起辨义作用，仍然只能归为一个音位。

音素是从人类的语言所能用到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