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帮助穷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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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帮助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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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帮助穷人谈起穷人金融，尤努斯是一个不断被提到的名字。

这位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孟加拉经济学家，贡献不仅在于设计了一套自动瞄准穷人的贷款机制，更在于开创了以穷人的信用为担保发放贷款的先河――穷人，是向来被认为没有信用的。

在广东省云浮市的郁南县，一场以信用体系建设为穷人服务的金融改革，也在悄然进行。

穷人与信用先从尤努斯谈起。

1976年，尤努斯在孟加拉的乔布拉村遇见一个靠制作并售卖竹椅谋生的妇女。

由于没钱购买制作竹椅的原材料，她不得不去找一个商人借钱，而借贷利率高达每月10%，甚至每周10%，因此她辛劳一天只能赚2美分。

而这些原材料只需要25美分。

由于缺少25美分的第一笔资金，不管她如何努力劳作，都很难越过生存线水平。

在乔布拉村，面临类似困境的还有42名村民。

尤努斯掏出自己的钱借给他们，发现总数额仅27美元。

随后，尤努斯去找一些银行家，试图说服他们向这些穷人提供无需抵押的贷款。

而银行家们却讥讽他，说这些穷人的信用不可靠。

传统银行为了资金安全，只会将资金贷给优质的、有担保有抵押、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客户。

无抵押、无担保、知识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很难从金融机构贷到款，因此成为了金融不可接触者，这在全世界几乎都一样。

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大地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植沙糖桔，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此。

但2008年的霜冻、2009年的价格低迷，将沙糖桔种植大户重重打倒在地。

有的人越种越死。

大地村的村民苏火新说，连续两年的歉收，他从种植大户变成了贫困户。

沙糖桔的种植周期约为4~5年，大地村的农户一般种植5~6亩，前几年年均投入几千元，收成当年加大化肥、农药等投入，约为一两万元，最后一年的投入很大程度决定着沙糖桔的质量和收购价格。

但如果经过一两次的亏损，农户自身的资金难以紧跟投入，因投入不够，沙糖桔质量不高，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销售得到的钱偿还借款后，所剩无几。

郁南县大地村的农民与万里之外的乔布拉村的村民，虽然在需求资金数量上相去甚远，但其遭遇却是相似的：

因缺乏启动资金，他们无论多么辛苦劳作，都难以获得同等价值的回报，因此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贫穷循环。

中国人常言勤劳致富，但大地村和乔布拉村证明了，这在现代社会并非绝对的真理。

在勤劳与致富之间，资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农民同样需要资本，同样有能力运用资本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对这一点，人们已经普遍接受。

但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本性，并非观念可以改变。

金融机构向农民放贷，风险过高、信息不对称、成本过高的劣势始终存在，不克服这些问题，农民难借贷的命运几乎不可能改变。

尤努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创立了一套不要求抵押，基于互信、责任、参与及创造力的银行制度，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业务。

尤努斯的实践证明了，穷人是有信用的，关键在于怎么通过制度设计使他们的信用活起来。

对于信用的运用，同样是广东省郁南县金融改革的核心。

在相关文件中，郁南县委如此解释：

对于我县政府来说，掌握最多的就是信用资源，信用又是金融运行的基础。

因此，我县以建设县级征信中心为突破口，整合信用资源，建立征信制度，以此盘活整个农村金融运行。

扶贫金融学农民借贷的渠道很少，从农信社贷款需要公务员担保或资产抵押，几乎不可能。

桂圩镇党委书记卢海文说，一般找亲戚朋友借点，到了打果的年份，向农药店和化肥店赊点，待收成了再还上。

郁南县地处广东西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80%的人口是农民，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

郁南县农信社副主任张建伟描绘了过去10几年的农村放贷曲线：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信社的信用贷款大幅减少；2003年后，开始少量发放；2005至2006年，发放数额稍微加大；但到2007年，出现一些不良贷款，又马上收窄贷款权限；2008年起，省要求加大金融支农力度，通过信贷员下乡了解情况，发放少量信用贷款。

一边是农民急切需要资金，另一边则是农信社不敢轻易放贷给农民。

2019～2008年郁南全县信贷年均增长2%，2008年全县的存贷比为36.7%，远远低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而始于2009年的郁南金融改革，形象地说，就是在这两者间建立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征信体系建设。

征信体系建设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2009年6月，由郁南县委牵头，中国人民银行云浮中心支行协助，联合郁南县人民法院和工商、税务、公安、国土等14个部门建成了两套系统：

郁南县企业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和农户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

在系统所依托的县征信中心，人们可直接查询全县8959家企业和个体户及11万多户农户的信用信息。

征信体系具体运用到农民贷款，则依托另两套配套的制度创新：

信用村建设和金融扶贫。

2009年6月，桂圩镇勿坦村开始试行信用村建设。

根据收入、计生、社会治安等指标，农户被评为优秀、较好、一般、差四种信用等级。

较好及以上级别的农户，将获得农信社授信，持信用证可随时到农信社贷款。

优秀Ⅰ的贷款额度为5万，优秀Ⅱ为3万，较好为1万。

在勿坦村，较好级别以上占比85.48%，359户农户得到授信。

未达到信用户标准的贫困农户，可通过金融扶贫进行贷款。

郁南改变以往直接发放扶贫款的方式，将1000万元的金融扶贫款纳入金融扶贫基金，并以此作担保，信用放大5倍，向全县4497户贫困户实施整体授信5000万元，为每户贫困家庭提供1万元小额担保贷款。

苏火新是金融扶贫的受益者。

经历沙糖桔种植受挫后，他开始找寻其他致富路径，在中央电视台《聚焦三农》节目中看到介绍竹鼠养殖后，他购进了几只进行饲养。

几个月后，才正式申请贷款，进行产业化养殖。

没有项目，难道借钱来吃吃喝喝？

贷款是要还的。

苏火新说。

金融扶贫，要扶两样东西，一是扶志，二是治懒。

郁南县委书记黄志豪对记者说。

黄志豪主事郁南之前，曾担任广东发展银行东莞分行行长，拥有暨南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金融扶贫不是给，而是贷，就是要转变他们的观念。

诚信不是空讲口号郁南的经验在于通过建立征信体系、政策性担保机制和贷款贴息机制，形成自我造血和输血的良性循环，以最小的政府投入，实现良好的经济金融效果。

金融活则全局活。

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周高雄如此总结。

但是，没有抵押、担保，农民不还钱怎么办？

桂圩镇党委书记卢海文最初也有这样的疑惑，但至2019年6月，第一批贷款回收完成，勿坦村并未出现坏账呆账，他的担忧才真正消除。

卢海文认为，关键在于评得准。

勿坦村实行的大评委制、评级后公开公示和限定小额贷款等制度设计，把风险限制在较小范围。

大评委制是对农户进行评级的18人小组，由镇、村干部，本村老党员、村小组长、村民代表以及当地农信社人员组成。

18人小组里面有农信社成员，贷款调查关乎他们的利益，不可能随便评。

黄志豪说，改革最重要的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在机制设计上，就不让行政管理部门有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并没有权力干涉、审批贷款，一切按照规则进行。

颇有意思的是，在全面实施金融扶贫之前，郁南县4497户贫困户均要签署诚信宣言，承诺不赌博、种沙糖桔不用违禁药、养猪不用瘦肉精。

在信用村的指标体系中，除了经济收入、贷还款记录等硬指标外，还附加了社会评价指标，对黄、赌、毒实行一票否决。

诚信不是空讲口号，要与农民最迫切的需求联系起来。

农民最需要什么？

资金。

黄志豪说，在金融改革中，诚信成为了干部、农民的共识，这与过去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赚到钱最要紧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套机制起作用的关键在于得到群众认可、市场认可，获得内在的激励和约束，最终步入良性循环。

目前，勿坦模式已在郁南全县29个行政村推广，授信金额达5491万元。

勿坦村在信用村创建过程中，多位村民主动归还了已拖欠农信社10多年的6笔共4.7万元贷款，全村共有14名优秀青年申请入党，相当于之前10年的总和。

这些金融改革对社会管理的意外贡献，使改革者在改革中找到了新的方向。

金融改革为基础，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将信用村创建与农村基层党建、乡村治理、村民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是郁南改革要走的下一步。

政府做的事情只是铺路郁南的金融改革，可说是一次政府主导的、有意识的制度创新。

早在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就粤东西北地区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进行部署。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指出，如果农村金融问题不解决，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不提高，则新时期三农工作将缺乏有力的支撑，进而影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在鼓励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的大背景下，郁南的金融改革从一开始就被寄予期待，广东省金融办、省农业厅、人行广州分行是背后默默的支持者。

改革的成效昭然可见，没有抵押、没有贷款的农民迈过了高高的金融门槛，以信用为担保，轻易获得第一桶金。

实际上，这也是一场多赢的改革。

对于镇、村一级来说，由于推进诚信建设，维稳工作量大大减轻；对于郁南县，2010年税收收入增长21.03%，全县贷款余额比2009年同期增加6.5亿元，是试点前9年平均数的65倍；吸纳了大部分农村存贷款的农信社同样是获益者，据统计，郁南县金融机构经营利润在2009年增长80.36%，2010年增长65%。

相比民间人士在农村推进的金融改革，郁南的改革明显享有更多的行政资源和动员能力，这是以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最大优势，也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所在。

一位参与改革的人士告诉记者，她最大的担心是改革力度有所减弱，如果缺乏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信用系统的更新可能无法完成。

而信用系统如果不更新，只是一堆过时的数据，无法提供信用证明。

多年致力于研究和实践农村金融的学者高战曾赴郁南考察，他认为，郁南改革利用金融的力量，使得扶贫作用放大了几倍，做法很好，但是由于大量动用行政资源，能否推动、持续发展要取决于领导班子，这种改革难以复制。

在他看来，发展农村金融应该更多依赖市场和农民的力量，比如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

当前各地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农户贷款难，已超出市场本身能解决的范围。

应以行政手段弥补金融市场的缺陷，搭建金融服务平台，促进市场合作。

黄志豪对记者说，政府做的事情只是铺路，创造一个机制，让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发展。

郁南的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但还是面临一些困难。

大部分金融机构还是倾向于服务城市和大户，不愿意做农村金融服务，当前的财税等各项政策对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激励严重不足。

黄志豪坦言，金融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市场鼓励有生产力的企业和农民。

农业需要扶持，而支持三农还是需要金融机构的落实。

2010年12月，郁南经验在云浮全市推广，2019年3月，在广东山区县进行推广。

郁南的改革创新突破了农村金融的瓶颈，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新的社会管理方式，真正地释放了基层改革的活力，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发展农村金融推诿责任甚至打压之时，这种改革的勇气殊为难得。

经验不难复制，而改革的勇气常常因人因地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