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山名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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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山名石

涂山名石

怀远县地处中原腹地、南北交界，境内荆涂二山并峙、涡淮两河汇流，龙盘虎踞、林壑幽美；涂山，禹娶、禹会、启生于斯；荆山，卞和抱璞、凤凰栖集在此；涡河流淌出天下道源，淮河承载着民族重负；山河壮美，文化厚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生众多才俊名华夏。

刘邦、曹丕、赵匡胤、朱元璋、乾隆五天子驻足拜谒，屈原、王粲、柳宗元、苏轼、黄庭坚、朱熹、宋濂各大师留下千古名篇，常遇春、朱能、年富、杨应聘、孙秉阳、林之望、宫尔铎、宋玉琳、程良、张根仁众乡贤声名远播。

早在唐虞时代，淮夷开始建国，作镇南邦，“雄视五岳”，莅神圣而集冠裳者。

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涂山氏国。

大禹治水经涂山，入赘涂山氏之女。

凭借涂山氏国雄厚实力，三过家门不入，战胜艰难险阻，十三年平成永赖。

《凤阳府志》记载：

涂山的整座山势是一只凤追一只凰，凰的头即是小涂山，凤凰乃东夷人图腾。

主峰凤凰顶高338．7米，建有禹庙，又名禹王宫。

如今禹王宫、台桑石、禹会村已成为旅游胜地。

现在仍然进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禹墟考古工程，对禹会村遗址年代进行C14测试并经树轮校正为：

2190BC。

与文献记载大禹治水年代相吻合。

明代文学家宋濂在《游涂、荆二山记》中写道：

“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

“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

”

涂山中的名石，启母石、鸳鸯石、卧仙石、朝日崖、定国石、安邦石、青龙石、白虎石、旷览石、老云石、飞来石、皋陶石、庚辰石、锣鼓石、三仙避雨石、候人兮猗石、台桑石、系马石，比比皆是，姿态万千。

正如黄庭坚《涂山七绝》：

“涂山绝顶忆神功，亘古情形一览中。

启母石迎新月白，防风冢映夕阳红。

洪流匝地曾拘兽，老树参天欲化龙。

有径直通霄汉外，登临无不是仙踪。

”

一、朝日崖

朝日崖,位于禹王宫东十几米处，以其巨石倾侧朝阳得名，石临大涧，其下悬崖峭壁，陡峻异常，是涂山清晨看日出的绝佳位置。

石上“朝日”二字，为理学大师朱熹所书。

据《凤阳府志》记载：

大字之下有“传心十六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觉悟了宇宙万法的真相，即缘起性空的法理，由此法理，聚集所成之身，就叫法身。

这也就是，宇宙的初始，宇宙的本性、宇宙的规律。

人心符合宇宙的特性，人心既是宇宙，宇宙既是人心，那么人生命可以永恒之道，有何难哉？

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无二。

学佛首先学会做人，做人难，人道即天道，天道即佛道，佛道即宇宙万法的真相，也就是缘起性空的深秘法理。

这正是对《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人心（欲望）危险，道心（得一）微妙，只有用精神（就是玄）和易经（就是一）去体会，柔弱的文火（允）刚强的武火（执）正点的胎息（厥）逍遥的阳神（中）才能得道”的继承和发扬。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南征英布，经过涂山，登山问古，陆贾曰：

“夏后氏之兴也缘自台桑”。

高祖遂命立禹庙以镇涂山，立启庙以镇荆山。

公元688年，狄仁杰毁天下淫寺2700余所，禹庙犹存。

禹王宫祟德西院吕祖殿，东壁曾书唐咸通汉南从事胡曾《涂山》七绝一首：

“大禹涂山御座开，诸侯玉帛走如雷。

防风漫有专车骨，何事兹晨最后来!

”1092年三月三上祀节，苏轼携妾朝云，子迨、过春游住此。

现在北墙仍镶嵌苏轼《濠州七绝·涂山》诗一首：

“川锁支祁水尚浑，地埋汪罔骨应存。

樵苏已入黄熊庙，乌鹊犹朝禹会村。

”

佛教以其精致哲学，高踞思想界，使儒道相形见绌。

道教从魏晋不断融摄佛学，至中唐亦颇为发达。

沉寂数百年，儒学由中唐韩愈、李翱吸收释道之古文运动，到朱熹日臻完备，三教融合，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趋势。

为此王重阳创立全真教，“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

”“传心十六字”为基本教义。

苍龙阁供奉全真教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神位后注：

“真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正月十九，乃道教中久享盛誉者。

掌携徒尹志平寓此”。

公元1375年11月，明太子朱标及其老师宋濂游怀远，遂作《游涂荆二山》。

公元1636年，李自成三陷怀远，焚毁崇伯观，洗劫禹王庙。

公元1764年12月，清乾隆时县长蒋绶重修禹庙。

公元1888年龙门派吴复始传入全真教，遗本、合、教、永、元、明六辈信徒至今。

禹王宫的发展轨迹，也就是中国的宗教文化从道家发展到道教，进而与佛教、儒教融合形成三教合一——全真教的过程。

二、安邦石、定国石

《雍正怀远县志》载：

“落马涧在涂山北麓，石上有‘定国’，现石尚存。

”自下洪村登涂山，走羊肠小道，经狮山，翻山梁，即见大涧横陈眼底——落马涧。

涧以落马命名，令人想见其地势之险。

石涧两崖，陡峭千尺，绕涧循路而上，即见一巨石插起，上书“定国”，即在禹王宫后300米。

在禹王宫前面100米陡坡处复有一石，上书“安邦”，皆为真书擘窠大字，为苏轼游涂山时所书。

“安邦”是指大禹平息洪水，安定地方，四海升平，国泰民安。

“定国”是指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开创夏朝四百余年基业。

三、青龙石、白虎石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华之一是遵循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布局，禹王宫也不例外，如果说安邦石是禹王宫的朱雀，定国石为其玄武。

那么青龙石、白虎石就是禹王宫的左青龙、右白虎，

白虎石在禹王宫右前方约40米，与左边的“青龙石”对峙于朝禹路东西两侧，以清代杰出的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在石上题刻“旷览平成”又名旷览石。

邓石如别号“笈游道人”，安徽怀宁人，生于乾隆年间，少时孤贫，勤学苦练，工四体书，自成面目，世称“邓派”、“皖派”。

涂山题刻的隶书“旷览平成”四字；体势沉雄朴厚，笔意精探庄严。

“平成”即“旷地平天成”，语出《尚书·大禹谟》：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

邓石如本来是到荆山青云楼游玩，听说涂山禹王宫渊源，既游涂山，有感于“万方洪水归沧海，永赖夏禹疏凿功”，于是摩崖刻石，用以缅怀华夏先祖除害兴利，造福子孙，“平成河济江淮”的壮举，供千古凭吊。

四、启母石

《尚书·皋陶谟》：

禹曰：

“予娶涂山，辛壬癸甲。

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刘向《列女传》：

“娶涂山氏长女，夏后娶以为妃，既生启，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禹去而治水，三过其家，不入其门。

”禹娶涂山氏之女，婚后四日便离家治水去了，一别十三年不回家；涂山氏之女每日引领南眺，盼望丈夫归来。

但是，望穿秋水，也不见禹归。

由于朝思暮想，精诚所至，终于化而成石，端坐于昔日与禹幽会之所。

世人称之为启母石，又名望夫石，俗称石婆婆。

汉朝《吴越春秋》中的《涂山之歌》：

绥绥白狐，九尾庞庞。

我家嘉夷，来宾为王。

成家成室，我造彼昌。

天人之际，于兹则行。

晋代王氏《启母涂山颂》：

涂山静居，元朗悟几。

大禹至公，过门不归。

明此道训，孩允是绥。

仁哲以成，永系天晖。

这两首诗都是歌颂启母的功德，其中两句“永系天晖”与“我造彼昌”就镌刻在启母石西面、朝禹路北侧。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转眼到了公元2009年3月3日3时，在一个偶然的瞬间，蚌埠市涂山大禹文化研究会会员高群先生在望夫石左侧一处陡峭的山坡上，隐约看到了望夫石身上有一男性面部。

开始高群先生还以为是幻觉，再仔细观之，越来越清晰。

高群先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几十年了，望夫石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震惊之余，心里有点怪怪的，4000多年前的上古遗迹里的秘密到现在无人知晓？

！

望夫石始终伴随着上古时期大禹治水的传说走到今日，这种感动天地望夫归来坐化成石的故事，一直受到后人的敬仰。

大禹是什么样子？

无人知晓，但对大禹像的最早搜寻，只是在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东汉时期的石刻壁画上，有关于大禹的形象特征：

头戴帽，身穿对襟上衣，手执神耒，目视前方，也是当时人们的想象而作，这便是后人制作大禹像的最早依据。

在望夫石上发现一个成年男子的面相，我们只有把他定为是其丈夫大禹的面相，也只能确定是其丈夫大禹的面相。

五、台桑石、卧仙石、鸳鸯石

台桑石，背倚凤凰顶，直面山南大地，天河凌波东来，远接莫邪岚影，近绕禹会村头，与淮水交汇的防风冢前，山川如画，左右涧壑幽深，东隔启母涧（石婆涧），与凤凰坡毗邻；西临下洪涧，俯瞰象岭、狮山。

战国·屈原的《天问》（节录）：

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这首叙事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关于大禹的诗，很为后世人称颂。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的诗歌。

共有370余句，1500多字，是仅次于《离骚》的长诗。

这诗的奇特，在于它针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远古史料、社会现实等，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体现了诗人的见识广博、思想深刻以及勇于怀疑和敢于批判的精神。

以上节录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大意是：

（大禹）从何处得到涂山氏之女，和她在台桑之地幽会？

从文学的观点看，《天问》远不如屈原的其他作品，但是它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远古史料，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楚辞》王逸注：

“禹行治水，道娶涂山氏之女而通之于台桑之地。

”启母石之西150米处，朝禹路旁有巨石参差磊落。

其中石面平整，如床似榻者两块，供人栖卧，俗呼“鸳鸯石”，即古人所谓“台桑”之地。

著名国宝级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亲自题写“台桑”，并誉之为中华民族圣地。

在古代文献之中，多见“桑林”之说。

一般解释是祭祀之处。

《淮南子·主术》说商汤由于天气干旱的原因“以身祷于桑林之际”。

可见桑林乃是祭祀场所。

这个事件详情见之于《尚书·商书·汤诰》。

关于《汤诰》的内容有不同版本，就比较可靠的《史记》所引内容看，《汤诰》是一篇告示——国家行政布告，并没有提及“祷于桑林”，这与《淮南子》的说法有所不同。

商汤在祷告天帝时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曰：

“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结果无效。

祭祀的大臣说要杀人祭祀才有效。

于是汤就以自己为祭祀品，再次祷于桑林：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无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雨大至，民亦大悦。

可能之后出现了歌颂桑汤之德的《桑林》乐舞。

其文献信息可见于《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事，曰庖丁之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郭沫若《甲骨文研究》：

“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上宫即祀桑之祠，士女于此合欢。

”又：

“其祀桑林时事，余以为《鄘风》中之《桑中》所咏者，是也。

”也就是说，郭沫若认为桑林是祭祀之处，而宫就是祠；至于“祀桑之祠”何解？

——似指一种与桑有关的祭祀祠。

士、女在一个祭祀场所合欢，这是值得关注的。

文献有在祖庙里合欢的记录吗？

可见桑林这个祭祀场所应该是一个有着比较特别意义的场所。

六、候人石、锣鼓石

候人石位于卧仙石南，朝禹路南侧，“涂山古道”旁边，上刻篆文“候人兮猗”。

《吕氏春秋》记载：

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

“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写，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39年。

《吕氏春秋》向来被视为杂家著作，以道、儒、法、阴阳家的思想居多。

《吕氏春秋》的文章一般都比较短小，以事实说理，平实畅达，不求华丽，本诗也不例外：

涂山氏女等待禹治水归来，深情地唱到：

等待心上人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据《毛诗·注》解：

“南夷之乐曰‘南’”，故南音属江淮民歌。

涂山氏女所歌，应是南方民歌，故吕氏誉之为南音之始。

姜亮夫《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

……而《候人》、《越人》之歌，篇章单行，语句明快，多五七言，至屈宋而褒然为一大流。

其流汪洋自恣，上天下地，远通域外……

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

《候人兮猗》之歌，为“南音”之始。

南音的是否为《候人兮猗》之歌，虽难断定，但说明江淮之间的歌辞，确是具有以使用“兮”字作助词的特点……《楚辞》和《南音》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以“兮”字为特点。

《南音》始见于《吕氏春秋》，《楚辞》始见于《汉书》，因时代而异名。

《南音》导其源，《楚辞》盛其流。

从《楚辞》到后来的《汉赋》，一脉相承。

我国文学发展的初期，诗、文是主要样式，诗的最早的形态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歌谣。

早期的诗来自民间，多数为集体创作。

经采集删订，成《诗》三百，用之于宴飨、讽颂、言语。

《诗》的时代，诗、乐、舞、歌是一体的。

从文学的角度说，初期出自民间的诗，或有非功利之目的；但是删定而用于教育、用于政治外交场合之后，它的非功利的目的也就消失，而赋予了功利的目的。

原始舞蹈大多保留在上古神话传说、原始岩画遗存、出土文物资料、民族民间舞蹈和许多史籍记载中。

原始舞蹈的内容和形式较为简单，是集体性群众活动，即兴抒发表演，诗、乐、舞、歌相结合。

原始舞蹈多伴随呼号和强烈的节奏感，多以战利品和生活用品“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是其场面的典型描写。

原始舞蹈形式随意，简单方便，击石为节，踏地为歌，模拟性原始舞蹈最大的外部特征，基于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前提，原始舞蹈不是个人享用的娱乐品，而是属于全体成员在祭祀时共享的财富。

早在古涂山氏国时代，先民们便以石为乐器伴歌伴舞了。

涂山东麓滨淮处原有二石“各径三丈余，叩之音如锣鼓，曰锣鼓石”似可为证。

可惜该锣鼓石在1914年被毁。

涂山氏女的儿子启爱好声色耽于享乐，热衷于作乐兴舞，极尽豪华。

孙子太康更有过之而为不及，嗜音好色，被后羿所逐。

夏朝末代王夏桀时，乐舞享受程度达到当时最高水平。

史籍记载，夏桀宫中女乐三万人之多，每当宫乐奏起，响彻都城大街小巷。

追求“以巨为美，以众为观”的豪华奢侈乐舞场面。

夏桀在乐舞享乐方面的极端追求，使得他在被讨伐时，这已是一桩很重要的罪恶。

涂山氏女的六世孙少康时，东方的方夷氏族部落，来宾献乐舞与宫廷。

第十

六孙发（敬）时，东夷各氏族部落再次来宾献乐舞。

这些是古代早期乐舞交流活

动。

而史籍记载的东夷各氏族部落正是古涂山氏国的管辖范围。

根据怀远县志记载，大约在四千年以前，淮河这条中国的第五大河，在怀远

县一带和安徽北部不断地泛滥。

大禹王历尽艰辛、克服万难，终于制服了它。

为

了表达感激之情，生活在淮河之滨的当地人民建筑了禹王庙。

从此以后，每逢农历三月二十八，中国农民心目中一个吉利的日子，人们集合在这座庙前，敲锣打鼓，舞蹈歌唱，直至第二天。

经过那些年代，这种表演就发展为现在这种形式的花鼓灯。

在现代花鼓灯表演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传统的特色。

如，它经常表演于两个太阳之间——下午送走西下的夕阳，清晨迎来东升的旭日。

热烈、粗犷、朴实、优美、载歌载舞的花鼓灯，以打击乐器为伴奏，独具地方特色。

打击乐器以花鼓为主，配以大鼓、小钹、小铙、小镗。

锣鼓番子是流传至今的锣鼓曲牌。

有“老十番”、“小十番”、“小五番”、“凤凰展翅”、“老鸨洗澡”等。

花鼓灯中的锣鼓，无疑是舞蹈伴奏的核心、灵魂。

传统的花鼓灯唱腔悠扬婉转，朴实明快，乡土风味浓郁，多是散唱和对唱，无固定板式，唱者可不受锣鼓节制，根据歌词自由发挥。

怀远境内流行曲调多达30余种，男声有文伞调、挎鼓调、怀远快、慢调等；女声有小玉林调，咦呦调，慢赶牛调、双干哥调等。

花鼓灯的传统演出程式有“大花场”、“小花场”、“文场”。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时代背景、创作手法、舞蹈动作、歌词唱腔、演出形式还是乐器使用，花鼓灯都应该是从南音发展变化而来的。

七、系马石、睡像石

自台桑石旁边的朝禹路下行，坦荡无垠，距离台桑石大约150米处是“系马石”。

根据老人回忆，从前这里还有一座拜亭。

系马石在中国古代有很多种，北方居多，因为北方多用车马，南方多用舟楫，其实南方的系马石也很常见。

系马石的简单形式是一块大小合适的石头，比如1-2尺方圆，雕上一个牛鼻孔，鼻孔朝外，其他大部都砌在墙里，以供拴马用。

也有做成20多厘米方形的柱子高低不一，顶上的圆雕装饰也不一，有猴子、人物等等。

在柱子的棱角有孔，以备拴马用，也有不打孔的，或者就用柱顶的圆雕的孔。

系马石在山上出现，往往与宗教场合有密切关系。

由于宗教场合神圣，不准牲口进去，就在寺庙等宗教场合的入口附近就会有一块巨石，上面打上牛鼻孔备用，称为系马石。

山上石头多，用不着特别准备石头，直接在原石上打孔即可。

涂山的“系马石”是一个立柱型巨石，之所以称为系马石，看起来不一定系马，是因为涂山陡峭，马匹根本上不去，勉强牵马上去也费劲，还不如徒步上山省劲。

石柱上没有孔又很粗，所以拴马也不实用。

总之，那就不是一个实际的系马石，只是当地民间根据柱式系马石为这块巨石起名，其形状像乐昌石祖林发现的石柱。

根据笔者实地考察，甚至根部还有“睾丸”，比乐昌石祖更加神似。

由于其出现的位置特殊，在大禹与涂山氏女的桑林附近，二者距离之近，即可视为一体。

我们推测，这二者是同一个遗迹。

同样是当时为了生殖崇拜的功用而设计，系马石就是祖。

至于这个祖的具体时间，或许早在涂山氏国时代，或许就在禹娶涂山氏女其时代，或许可能晚一些。

蚌埠市涂山大禹文化研究会会员高群先生继发现禹面相以后，公元2010年4月对涂山部分观瞻后，又首次发现一大奇观，与大禹斩防风的传说相吻合，此人形：

南北长16.22米，东西最大宽度6.5米，形似一位仰面横躺的男性，颈部与身体有不完全的分离。

最佳观赏位置：

沿山腰停车场经朝禹路，向北前行100米，此处面向东方，就可以看到前方100米处，这个唯一突起的景观，朝禹路也由这里变成东西走向，也就是系马石旁边，从他脚前穿过。

古人以土地滋育万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所以普遍立社祭祀。

社是祭祀的场所，同时也是公众聚会的地方。

据《尚书·甘誓》，夏代对于战争中违命的人即在社施行惩罚。

甲骨文多见祭祀殷王于社祈年求雨的记录。

《诗经》中也有西周时用粮食、牺牲祭社祈求甘雨和丰收的篇章。

春秋时代遇到日食、水灾亦祭祀于社，战争中俘获敌国君主也曾用作祭社的牺牲；发生重大事变还要结盟于社，社更成为公众活动的中心，盛大的社祀往往会吸引邻国君主专程前往参观。

史籍中还出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禹劳天下而死为社”等说法，所以笔者认为高群先生发现的睡像石应当是大禹。

这些涂山名石都是以朝禹路为中轴分布的，台桑石和系马石合成的社与圣水亭的稷组成社稷，构成国家的雏形。

试图为《尚书·皋陶谟》：

“禹曰：

‘予娶于涂山’。

”《左传·哀公七年》：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史记·夏本纪》：

禹“予娶涂山（氏），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

”提供佐证。

参考文献：

沈叶鸣《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山——涂山》

陈正俊《早期石崇拜演化与荆山、塗山的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