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二结构转型.docx
《话题二结构转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话题二结构转型.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话题二结构转型
怎么真正推进中国的结构转型？
包括：
1.如何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2.实施城镇化战略应从哪几个方面着手？
具体的改变设想？
3.在鼓励创新方面应进一步采取哪些措施？
夏斌：
结构调整大家知道从长期讲这个问题绕不过去，那么到底怎么结构调整转型，你有什么想法和措施。
重大意义我们就不说了，就单刀直入，看看怎么弄，帮中央出一些点子，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措施。
发言还是延续上午的，准备好了你就竖牌子，然后发言。
汤云飞：
上午就简单地判断一下，现在详细地说明一下。
我觉得新的增长动力还是需要依托于衣食住行四大传统需求的升级换代，这样新兴产业才能够发展得比较好。
传统产业的顺利升级发展和新兴产业，是皮和毛的关系：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传统产业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房地产，房地产在衣食住行四大需求当中最核心的，远景十分广阔：
我对中国房产前景算个数，1986年到2011年总的住房销售面积，有71亿平方米，而这仅相当于8000万套的居民住房，只能够供应2.4亿的城镇人口居住。
我们最终的目标城镇人口9亿到10亿人以上，缺口极大。
1990年代以前建造的老房子，既不环保，也不舒适，使用寿命就是30年，为了建设美丽中国，未来这些房子肯定需要推倒重来，需要换成新的节能环保建筑，从这个基点来讲房地产未来的空间非常大。
接着，反思一下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压制政策。
这些政策实施的主要原因是对房价过高的担忧或者说是一种反感。
但是我们的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需要连在一起分析：
地价的增长是基于名义GDP的增长，而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近二十年来远低于人均名义GDP的增长，公布的可支配收入占名义GDP比重连50%都不到，远低于国际水平。
我分析有两点主要原因造成收入分配恶化现象：
第一点原因是经济发展到目前的城镇化水平时必然会产生的现象。
我们现在的情况，不能够把刘易斯拐点这套理论，对中国这样的两元经济体作一元化的简单分析，我们应该分开分析。
城镇是一个经济体，农村是一个经济体。
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城镇经济体不仅面对农村劳动力大量的涌入，还面临着相当于欧洲美国日本的总和的六七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而我们制造业的提升远不足以消化这么多新增劳动力。
大学生毕业的待遇自2003年起只有三四千元月薪，到现在不仅没有上升，还略有下降。
这说明我们的城镇中高端的劳动生产力大幅度过剩，这种情况过去10年来一直到未来5到8年当中都将延续，这决定了我们劳动力方工资谈判力低下，资本方是谈判力较高的一方。
处在这个历史阶段，收入差距扩大进而民怨沸腾，民粹主义上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
大多数经历城镇化过程的经济体都会出现这个现象。
处理得好，像日本那样快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多数国家处理得不好，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认为这种由于劳动力过剩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再过5年可能会快速消失,因为现在最底层的劳动力过剩已经开始不明显了,刘易斯拐点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的合力将使这个因素在中高端劳动力领域最终消退,我预计时间在城镇化率推进到60%前后开始。
当然大学生劳动力过剩也意味着，对于出口竞争力来说，中国中高端人力资本优势还将维持5到8年的明显优势，未来一个中周期内贸易顺差应可维持。
现在民间抱怨剧烈升温，并集中把矛头针对在房价这个上面，其实我们要看到背后的原因，这种怨气升温，其中有很强烈的偏差性的情绪元素。
很多成熟国家现在经济和收入水平已经很高，首次购房平均年龄才是35岁到40岁之间，中国居然低达30岁。
而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正是中国网络的主要人群，这些年轻人的住房抱怨形成网络上的主流意见以后，对宏观政策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强硬地压制房价就能够解决，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需求不可能实现。
年轻人30岁要轻松买房，这个欲望可能永远实现不了。
因为土地是有限的，人口增加是无限的。
从各个国家和各种历史阶段看，土地有限这个核心原因导致土地资源分配只能向35岁以上的人分配——他们收入较高，财富积累较雄厚。
所以说按市场原则定价并分配土地，可能最终的普遍规律就是35岁到40岁的人才能顺利买到房子。
要是30岁都能轻松买房子的话，这个社会和南欧那种过度福利化的社会就没有多少分别了，十分危险。
我们认清这个基本规律的话，现在要着重做的是对年轻人的过早买房需求要疏导。
对此我有两条政策建议。
一条是给新婚夫妇提供5年到10年的租房租金退税优惠，这可以起到两个目的：
1.疏导年轻人对住房现状的抱怨情绪，推迟年轻人购房年龄，在需求端调控不合理需求。
2.在经济制度上支持传统婚姻道德观，减少婚前同居的风气。
另一条是建立对租房者倾斜保护的租赁市场法规制度，设立信用良好老租户的优先续租权，规定对续租客户的租金增幅上限，规定无合适理由不得对信用良好的租户停租等。
目的是保护租客的合理权益，提高租赁住房的吸引力，疏导过早购房的情结。
扭转传统思维，疏导年轻人过早购房的欲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长期建立客观合理的市场舆论非常重要。
房地产未来的供应，过去30年以前的住房都得推倒重来，这个想象空间非常大。
消费方面也有制度改革红利有待释放。
这里就要谈我们的收入分配为什么这么差的第二个原因。
我估算了一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现在只有50%左右，从1990年代开始到现在一路往下滑，1990年代之前有65%。
这个问题怎么来呢？
我的分析，1990年代之前，公有制企业承担着员工的社保义务，国民分配体制是没有系统性缺陷的。
社保改革后，国有企业的净资产账户变成了一个黑洞账户，既不属于任何私人，也不承担社保的责任，只是不断地占据GDP的分配，只进不出。
另成立的社保机构向企业和个人征收相当于40%的税前工资的税收来完成社保基金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的累积，国际平均水平这个税率是20%。
如果在重新把国有资产划入社保的基础上精算应征社保税收，我估计减少20%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话我们最终的目标是社保相关税收从现在的40%降到20%左右。
房地产和消费这两个加起来足以推动我们维持比较快速的增长。
现在核心要做的是疏导民间的情绪，第二个是收入分配的改革，要落到点子上，不能在鸡毛蒜皮的小东西上落脚。
如果不看清楚国资委和社保机构分割开来，等于社保税被双重征收这个局面的话，任何另外的什么税收调整，最终还要回到国资账户这个潜在的黑洞不断地增加，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不断缩小的局面。
国资账户的增长也形成经济的实际购买力，和百姓的收入一起使得我们的房价增长，而老百姓的眼睛只盯着公开数据和个人感受，不管其中有没有估算偏差，看到我们的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加起来平均值只有43%的人均GDP，并把反收入分配恶化的矛头错误地指向房地产，其实很不对。
上述改革如能成功，相当于给房地产价格变相降低20%~30%。
而我们现在经过两年调控,房产价格停滞了两年，两年间名义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涨了25%左右，相当于房价已经跌了20%多了。
李迅雷：
都说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但是城镇化到底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持续？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统计出来的数据，城镇化率大概是51%，我觉得低估了。
但有些人说还要少，只有30%。
对于城镇化率，首先要讨论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农民。
现在农村基本上老人居多，所以，我提一个问题，农村化率（农村常住人口/总人口）现在是多少？
农村化率如果只有40%的话，那城镇化应该有60%，不应该是51%。
我做了一个详尽的统计计算，结论是国家统计局多估了将近1个亿的农民。
原因是国家统计局计算的时候，没有区分全职农业劳动力和兼职农业劳动力，而美国的劳动统计局在统计时是作区分的。
中国兼职的农民数量还是比较大的，按照统计学的数字统计大概8000万左右。
按照我的数据来推算，中国向城市可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大概只有4000万到6000万。
如果对此有兴趣，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假如这个对于可转移的4000万到6000万农业劳动力数据没有异议，则未来以人口迁移为特征的城镇化时间不会太长，估计到2017年和2020年之间，城镇化的大格局基本上完成了。
城镇化进程完成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怎么来拉动？
有人说我们现在还可以再深度城镇化，比如说农民有住房的需求，所以可带动房地产发展，但农民是否买得起房？
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们农民工拥有的自住房比例占整个农民工数量只有0.7%，约等于0了，过去30年农民工的收入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这个阶段他们都没有能力买房，将来中国经济增速放慢，农民工更买不起房。
那么，政府可否替农民工盖房，让他们住廉租房？
我觉得难度很大，因为过去10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且土地出让金收入更丰厚，这都没有解决城里的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未来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大幅度减少，负债会大幅上升，哪里还有钱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农民工是廉价劳动力，政府和企业可以在他们身上获取丰厚收入，却不需要太多付出，即不需要付出他的养老、社保、医疗保险、教育等等投入，这导致了国民储蓄率中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的上升。
而今后政府将增加负债，企业将增加成本，导致国民总储蓄率下降，从而导致投资率下降，故经济减速是必然的逻辑。
西方国家到了工业化后期，也都出现了经济减速，同时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企业的盈利占的比重开始下降。
中国也会出现这类现象。
事实上，如今已经出现了经济减速而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上升的迹象。
所以，城镇化的后期，未必还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城镇化将加重政府的负担，阻碍中国经济的继续高增长，而不是助推中国经济增长。
与此相关的话题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会不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呢？
我觉得可以通过国资的改革，让国企不断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退出过程中的变现收入，可以转给各级社保机构，再把这些钱用来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
这个如果能够实施的话，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可以缩小。
数据显示，196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大概有100多个，但100多个国家当中只有13个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也就是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
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南美与南亚的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而步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普遍的特征就是贫富差距比较大。
所以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的基尼系数都比较低，尤其是日本、韩国，还包括台湾地区。
这告诉我们，今后中国应该做的，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如果贫富差距不能有效缩小，基本上就要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即经济增速会大大放缓。
我们前面讲到支持中国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有高储蓄率，但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否还是维持10年？
未来政府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会大幅度减少。
我认为居民储蓄率是被高估的，高估的原因在于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块是严重低估的，富人的收入被低估了。
更深层次剖析，居民的相对高储蓄率是因为富人的储蓄率高，中低收入者的储蓄率并不高。
所以，未来最大的挑战还是贫富差距能不能够有效地缩小。
对于城镇化的未来趋势，我还是提倡大城市化，或发展城市集群。
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化率还是很低的，农民从农村到了城里以后，他们住在哪里？
大部分都去了城郊接合部，故中国的大城市化率没有显著提高，大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个百分点。
其结果是在城郊接合部形成大量的贫民窟，将来经济放缓以后，失业现象会严峻。
这样的话，就需要对现有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行改革。
故未来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招数，一个是国资改革，另一个是土地改革。
这两个改革，可能是今后经济社会矛盾累积之后，绕不过去的坎。
徐高：
我直接切入正题，消费转型这个话大家现在都在讲。
大家希望改变目前消费不足的局面，把消费提起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
但我首先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中国现在消费不足？
消费占比又应该是多少才算合适？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35%。
而世界平均水平在60%～70%。
相比而言，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偏低的，这是一个通过数量比较就能得到的客观事实。
但是从这个客观事实跳到“消费不足”这个主观判断，中间有思维的惊人一跃，牵涉到很深的经济学逻辑。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的消费率应该是多少。
合适的消费率应该是多少，只有市场知道。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这些经济体里存在着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市场化调节机制。
这个机制就是金融市场。
在金融市场里面，如果投资回报率很低了，那么资源就会通过企业分红等形式从企业部门流到居民部门，变成居民的收入，带动居民的消费。
中国缺乏这么一种机制，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存在消费不足的关键原因。
我国存在的大量国企是造成这种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从资产规模来看，国企占到了工业部门的40%。
金融部门更是被国企所垄断。
所以国企在中国经济中，在中国企业部门中的比重不容小视。
但国企做投资的时候会考虑到居民部门偏好吗？
国企发现它账面很有钱，投资无处可投了，会把这个钱分给居民吗？
答案都是否定的。
居民部门不是国企的主要股东，国企也不会跟着股价涨跌这个指挥棒来做决策。
这样，在投资回报率很低的时候，国企握有的资源也不会流向居民部门而变成消费。
这就让中国的消费出现不足。
因此，中国消费转型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把消费率给推上去，而是把调节消费和投资的市场机制给重构出来。
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了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但迄今为止，资本这个重要要素的分配中还没有完全引入市场力量。
只有国企这个重要市场主体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市场力量才能被真正引入资本市场。
所以国企的市场化改革是必要条件。
但这并不一定需要把国企都私有化了。
因为私有化的建议在目前的环境下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我的建议是通过拆分国资委，组建多个国有投资基金的形式来进行国企改革，进而推进消费转型。
具体来说，将单一的国资委分拆分为几十个或更多的国有投资基金，让这些基金在二级市场上竞购各个国企的股票，争夺国企所有权。
同时，把这些国有投资基金的份额放入居民的社保个人账户，让居民可以分享国有投资基金带来的投资回报。
同时，赋予居民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转换成其他国有投资基金份额，或者是社保基金其他产品的权力，从而保证居民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基金的管理层施加影响。
这样，居民的意愿会变成基金管理层能感受到的切实压力。
国有投资基金所感受到的压力也会通过市场传递到国企管理层身上。
基金间竞争的压力会让基金充分行使其股东的权利，确保企业管理层按照基金的意志来行事，从而最大化企业价值，进而推升基金业绩。
如果说国资委监管下的国企管理层还可以对公司股票价格不闻不问的话，那么国有投资基金成为大股东之后，股价就会成为管理层的指挥棒，从而确保国企管理层对股东负责。
这样可以在不改变国企所有制的前提下（因为国有基金都是国有的，它们所拥有的企业自然也是国有的），构造一个企业所有权的竞争市场。
在这个市场中，居民的偏好可以变成对投资项目的筛选标准。
投资回报率与居民的偏好也就能因此而平衡。
调整消费和投资的市场机制就此建立。
这就是我给消费转型找到的突破口。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对消费转型的两大误解。
第一大误解是把消费转型等价于产业结构调整。
现在很多领导一讲调结构，就说调整产业结构。
这其实是不对的。
中国转型所需要的，是在居民、企业和政府这几大部门之间调节大的收入分配的结构，进而带动需求结构的改善。
这跟产业结构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应该生产什么，是由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决定的。
我们的政府官员们难道比企业主更清楚我们应该生产什么吗？
这种将转型等价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思维，本质上是不相信市场，是对计划经济的回归。
不仅无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反而还会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大误解是把消费转型和涨工资画上等号。
现在很多人为我国工资的上涨，最低工资的上调而欢欣鼓舞，认为这会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推升消费。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对消费转型真正有用的，是居民工资总额占经济的比重。
在微观层面来说，涨工资确实可以让有工作的人收入增加。
但在宏观层面，工资涨得快会影响就业，反而有可能不利于工资总额占经济比重的上升。
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都证明了，涨工资是不能增加居民工资总额占整个经济的比重的。
因此，想通过涨工资来推进消费转型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经济转型，消费转型要想成功，需要在经济中建立起调节消费与投资的市场机制。
这可以以分拆国资委为突破口来进行。
消费转型如能成功推进，带给中国的将绝不仅仅是消费占GDP比重提升几个百分点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更加市场化、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
沈建光：
关于转型，城镇化和人口红利调查，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
这是很关键的基本点，要搞清楚。
如果实际城镇化远远高于现在官方数据，这样下去城镇化潜力不多了。
本来我们还想搞城镇化搞投资，还有很长的路好走，现在没有很长的路好走了。
这个研究很关键。
但还有一方面，现在在城镇生活的农民工，二等公民，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在城镇买房子，他们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差一大截，怎么给他们提供服务和福利？
这也关系到今后消费能不能转型。
另外还有农村土地的改革问题，农村土地能不能流转，能不能出售，这些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财税体制改革也很重要，没有这方面的改革，政府职能就不可能有改变。
政府职能不能做改变，其实对我们的政策判断，会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人口拐点已经到了，这个问题应该研究。
如果已经到来的话，那么跟我们现在想象的2015、2017年有很大差距。
对消费率和储蓄率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今后的增长潜力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关于消费投资关系的问题，还是靠消费，不是靠投资。
如果人口拐点已经到来，意味着我们以后的储蓄率会下降，投资率会下降，很明显的一个后果，你必须要靠消费来转型。
这里面跟第一个问题又交织在一起，如果城市化历程已经到了后阶段了，你靠投资也拉不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如果这方面的研究能达成一些共识将非常有意义。
汤云飞：
我补充一点，城镇化不能以全世界平均水平做参照，应该以完全城镇化国家做参照，那样的话我们的参照系的平均水平高得多，不是60%，应该是70%以上。
我觉得权威的城镇化专家所做的论断，中国城镇化率，以常住人口算最终达到70%到75%，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的地理环境处在日本这种水平和韩国那种水平之间，从历史来看，最终城镇化率之前的10%是城镇化率大为降速的阶段，我们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可能已经进入这种情况，城镇化已经进入末端。
但是中国的中西部（和东北）还远远没有达到的，还是城镇化刚刚起步的阶段，而且城镇化在经济水平超过1.2万美元人均GDP的时候，以美国的经验还是会出现逆城镇化的过程。
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超大城市价格高企，必然会出现人口从大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迁移的过程。
李克强副总理所说的未来中国城镇的中心在中小城镇化方面，可能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中国核心的东部地区，将来可能会出现超大城市规模受限，必然向中小城市扩张的过程。
关于这类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并存的问题，为了推进城市化有序深化，我有一条政策建议：
在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的城市大格局已定的城镇化深化地区，推动农民和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试点。
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宜推动该类改革，因为容易引起无序城镇化。
潘向东：
其实经济转型看到的是表象，后面深层次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是需要进行体制改革。
谈谈我们未来的一个增长动力，大家都讲了一个城镇化，其实我个人理解李克强副总理所认为的城镇化，就是从过去建房修路的城镇化，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城镇化，过渡到未来通过建房修路和城市消费来发展的城镇化。
加快城镇化，其实我有点质疑，为什么质疑？
其实城镇化是属于被动完成的。
将来即便土地可以流转，假若资本回报率不高，会有规模经济产生吗？
产生不了。
即便土地进行流转的话，假如说不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土地流转，而是地方政府主导，在当前的模式下，大家可以想像，可能会扭曲成瓜分农村的土地。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问题不是土地流转问题，而是怎么样规范，在法律的框架下怎么规范我们政府行为问题。
再来谈土地流转，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城市消费。
城市消费其实核心就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两极分化的一个结构很难启动消费。
因为现在中国有钱人都到海外消费，没有钱的人怎么刺激都刺激不起来，中产阶层为主导的收入结构，消费才有望刺激起来。
这10年下来，我们基尼系数估计由4点多上升到5点多了，当然现在不公布。
刚才有人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破垄断，靠市场化打破垄断，在目前的条件下，有没有规则可循？
当前建立法制化的市场体系是不是更重要，我们去提倡市场化的法律精神是不是更重要，先把这一步建立起来再来打破我们的国有垄断企业？
我觉得没有法律框架的情况下做这种打破垄断的做法不是那么好。
因为结果可能会更进一步恶化我们的收入分配。
刘利刚：
刚才都在讲新的增长动力，其实你若看GDP，我们都知道外需这部分不可能继续成为动力，投资对增长还会拉动，但不是亮点。
最大的亮点还是消费。
关于消费，一些国际组织一直讲的问题是，如何降低中国居民的预期性储蓄。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肯定是重建社会保障。
这方面可以做的非常多，比如说现在养老金的制度。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过度分割。
你要到另外一个省去工作，你之前贡献的养老金不能拿着跟你一块走，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养老金的设定制度方面，应该有一个新的突破。
我觉得在技术层面，很多国家已经有很好的经验。
中国在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还是非常容易的。
另外就是刚才大家也讲到的国进民退的问题。
我们学经济的都知道，你要促进一个新的改革措施，不是把既得利益减下来重新分配到另外的地方。
如果在体制上很难动，在市场竞争方面能不能加强？
现在国企之所以有很多的垄断利润，因为在这些行业进入的门槛非常高，在金融、医疗、教育、电信，甚至交通、铁路和航空交通，全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
我们现在的民营资本已经积累这么多，钱没有地方去。
政府能不能把门槛降低？
虽然国务院已开放36个行业，但它们进入的门槛再降低，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介入的门槛还有很多隐形制约。
打个比方，大家在国际贸易上都知道，很多国家把它的关税降下来，但是非关税壁垒还是造成了他国企业很难进入市场。
我们是不是在这种机制上面能够做一个更深入的改革。
另外大家都在讲，城镇化也是一个增长的动力。
但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城镇化的钱从哪儿来？
光靠地方政府卖地推动城镇化，它的这种潜力是非常低的。
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很多面临着较大的财政风险。
要进行城镇化它们的投资期限比较长，但是它们的资金都是短期的。
地方政府投资期限错配是我们城镇化的一个最大风险。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午徐高讲到这个问题，城投债，已经发得很多，利息很高，也不太可持续。
问题就是，将来地方政府光靠城投债来进行基础建设，也遇到一个问题，长期回报率低于负债的利息，导致城投公司倒闭，投资人买单。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投资问题，我觉得今后一段时间，能不能引入地方债，使地方财政有一个可持续的融资工具。
很多国内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来做，风险很高。
但我的观点刚好跟他们相反。
其实你如果看美国地方债的状况，在200多年的历史当中，违约率就是二三十次。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制约地方政府过度发债。
比如，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它的一个最高债务法，规范地方政府最高负债率。
同时有一个预算平衡法。
这个机制从法律上防止地方政府过度发债。
另外就是市场，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制约应该是非常大的。
我们都知道市场如果认为地方政府负债过高，投资的方向不对，没有回报，市场会制约地方政府的投资，投资人可以用脚投票。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机制下面，市场很难去制约地方政府的投资。
同时，地方政府要发债，首先要向市场把它财政的收入支出情况透明化，还要有一个信用评级，要向评级市场透明化，这也将会引入地方纳税人对它们进行一些约束。
我觉得这个经济机制可以帮我们去约束政府。
我觉得地方政府是不是可以发债，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会制约我们经济的可持续的问题。
最后一点，其实在中国地方债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央政府也可以对其进行约束，比如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