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漆艺的历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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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漆艺的历史

中国漆艺的历史

中国漆艺的历史是从7000年以前河姆渡文化时期开始的。

7000年以前，还是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呈现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其中就不乏成片的漆树。

我们的祖先用石刀或石斧砍伐树木时，邂逅了漆树，源源流出的神秘汁液就难免粘付在石刀、石斧上，也可能偶然流滴于陶器之上，干燥成膜后，既坚牢又美观。

于是，祖先们最早认识了漆，也最早使用了漆，从而揭开了漆艺的历史。

   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件木胎漆碗，而且是朱色的，这是世界上迄今出土最早的漆器。

由此可以推断，在出现朱漆器之前一定先有黑漆器。

漆的天然本色虽为红棕色，但厚涂即呈黑色。

从利用漆的本色到调和朱色颜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间所经历的岁月可想而知是相当漫长的。

原始社会漆器的另一重要发现，是1987年在浙江余杭安溪乡瑶山九号墓出土的嵌玉高柄朱漆杯，红漆与白玉交相辉映，也是镶嵌技法的最早证明。

   1957～1960年，江苏吴江出土的漆绘黑陶杯河漆绘黑陶罐，为太湖地区良渚氏族遗物，属良渚黑陶文化，距今也有四五千年，证明了我国最早将漆应用于陶器。

   表现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商代漆器最高水平的，是发掘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出土的4件漆器，均为朱漆地黑漆花，有的花纹上嵌有磨制成圆形、方形、三角形的嫩绿色松石，还有的贴着金箔。

这是最早镶嵌绿松石的证明。

1981～1983年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园墓地的发掘，让我们见识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西周漆器：

出现了运用蚌片、蚌泡的镶嵌工艺。

其中有彩绘兽面凤鸟纹嵌螺钿漆罍，其镶嵌蚌片的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迄今为止所见时代最早的螺钿漆器之一。

可以说，西周时期开创了螺钿镶嵌之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日渐衰微之时，漆器异军突起，走向空前的繁荣。

其中尤以战国时期的楚国最为发达。

楚国的中心位于长江汉水流域，有着肥沃的土地和温润的气候，生长着大片漆树、油桐和其它树木，为漆器的发展创造了先天的条件。

发现楚国漆器的地点遍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其中以江陵、随县、长沙、信阳等地楚墓发掘最为重要。

下面就是几例：

1、彩绘漆瑟

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

描绘有狩猎、乐舞、烹调、龙蛇神怪以及巫师作法等神奇故事。

自由挥毫、形象生动，表现了战国时期漆绘艺术的最高成就，可说是我国漆艺最早的绘画表现。

2、针刻凤虎云气纹漆奁

出土于长沙楚墓。

奁身和奁盖通体花纹，采用细针刻画而成。

凤虎等追逐奔驰于云气中。

流动简练的线条细若游丝，表现出一幅动人的画面。

这种针刻技法是漆艺的新发展。

3、鸳鸯形漆盒

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

器形整体为鸳鸯形，为漆艺的雕塑表现。

其身部雕空，背上有一长方孔，可注水，有实用价值；腹身两边绘有精彩的漆画，一边为撞钟图，另一边为击鼓、舞蹈图。

这是器、塑、画三位一体的漆艺精品。

4、彩绘漆奁

出土于江陵楚墓。

漆奁高10.4cm，直径28cm，奁外壁绘有人物车马图，该图通长87.4cm，高5.2cm。

作者巧妙地利用树木把画面分成了5个部分，共绘有26个人物，极其精细地描绘了楚国贵族聘礼迎行的场面。

画中不论人物、车马、鸟兽，无不神形兼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先秦绘画艺术的珍品。

   秦汉时期更是漆艺的盛世。

轻巧华丽的漆器进一步代替了青铜器，在贵族豪门的生活用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漆艺也表现于建筑以及室内屏风之上。

这一时期的漆艺作品在国内外广大地区不断发现。

举例如下：

 1、堆漆彩绘漆棺

 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同时共出土漆器184件。

这是数量最大、漆器保存最好的一次发掘。

彩绘漆棺有内外两层，内为朱地，外为黑地。

黑地漆棺尤为精彩，在云气间绘有上百个图像：

怪神、怪兽、仙人、鸾鸟、鹤、豹、枭、牛、鹿、马、兔、蛇和多尾兽等10余种。

其中的怪神和怪兽共57个，它们形态各异、变化万端，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绘制方法与建筑彩画的沥粉作法相似，想必是将稠厚的漆液装进特制的工具，再用手握紧挤出。

这种堆漆方法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发明。

这一漆棺是研究汉代绘画的艺术的重要材料。

 2、竹编彩箧

 出土于朝鲜北部古乐浪郡。

汉武帝时，朝鲜北部有乐浪等郡，该地官吏拥有许多汉代日用器物，成为物主死后的随葬品。

出土漆器最多的是王旴墓（1920年发掘）和王光墓（1932年发掘）及彩箧冢（因出土彩箧而得名）。

该彩箧下层上缘口周围四方和四角、箧盖四角，绘有孝子传故事以及吴王、越王、西施、纣王等像，人物众多、形态各异，亦为一件漆艺珍品。

 3、金银镶嵌彩漆盒

 1973年出土于连云港海州西汉霍贺墓，是妇女日常使用的妆奁。

器身和器盖的周围贴有银质兽纹（先用银箔片制成图像，再贴到器物的表面），使漆器制品更加华贵精美。

这是最早的金银镶嵌技法的证明。

这一工艺为唐代金银平脱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4、戗金漆卮

 出土于湖北光化墓，上刻有虎、兔、鸟等动物文样与流云纹。

线纹内填金彩，如铜器上特有的金银错效果。

此为针刻的新发展，可谓最地道的戗金工艺。

同时出土于马王堆三号墓的竹简上，有关于“锥画”的记载。

所谓锥画，即针刻技法的另一种称谓。

一些有铭文的汉代漆器的发现，可知当时漆艺技术分工精密。

由于工场组织制度化，漆艺行业称得上是一门精密的手工业。

   三国以后，由于社会政治动乱迭起，加之陶器的发展，漆器在人们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大大下降，但漆艺的品种和技法仍在发展、改进。

   最能代表三国时期漆艺水平的，是1986年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出的漆器。

其中宫闱宴乐图漆案尤为精彩。

其主题图案为宫闱宴乐场面，绘有55个形象不同的人物，画面中间并绘有百戏，表现如此宏大宫闱生活场面的漆画是绝无仅有的。

过去，美术界对三国时期绘画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朱然墓漆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此外，其墓中还发现了一对犀皮黄红耳杯，背面黑黄红相间，表面光滑，花纹自由流畅，如行云流水。

据文献记载，犀皮始用于唐朝。

之前已知的最早实物则属明代。

朱然墓犀皮漆器的出现，比文献记载早了600多年，比原知的明代实物早了1300多年。

   北魏时期的漆艺以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中发掘的木板屏风漆画最具代表性。

这套屏风共5块，每块长约80cm，宽约20cm。

其内容取自《烈女传》、《孝子传》，或是歌颂帝王表彰将相、高人逸士，或是劝诫寓意，宣传的是“三纲五常”、“忠孝礼义”等伦理道德。

这件作品在艺术上继承了战国和汉代漆画的彩绘传统，出现了色彩渲染及铁线描的技法，作风极近顾恺之。

屏风的出现始于汉代，然而就实物而言，特别是以人物故事为题材的屏风，这还是首例。

这说明漆画的审美意识已大大加强了。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大兴，夹苎（麻布脱胎）佛像非常流行。

如果说从战国的漆瑟漆画到南北朝的屏风漆画，漆艺的绘画表现得到了发展的话，那么从战国鸳鸯形漆盒到南北朝的夹苎佛像，漆艺的雕塑表现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作为车乘装饰的“斑漆”也是南北朝时代漆艺的一种创造。

所谓斑漆，即用两种以上的色漆，有意识地使其相互交错，成为各种彩纹，有如动植物上面的斑纹。

这种技法，就是后来的彰髹，又称变涂。

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这种技法的实物。

   至隋唐，分裂已久的中国又一次归于统一。

漆器虽不象绘画、雕塑、陶瓷那样繁荣，但在品种和技法方面仍有创新。

   由于唐代金银工艺的发展，在漆艺上大大发展了金银平脱。

如1951年出土于河南郑州的金银平脱飞凤花鸟镜，直径36.2cm，中间嵌金银片镂刻八瓣莲花座，四周满布金银毛雕的花鸟飞蝶，为金银平脱的代表作。

成都王建墓出土的银平脱作品也有很高水准。

唐代的夹苎造像水平更加提高，并东传日本。

唐代还发明了雕漆并首开先河，后盛行于宋、元、明、清各朝。

   唐代还出现了洒金技法，后来发展成日本的莳绘。

日本正仓院所藏“金银钿装唐大刀”，其刀鞘上“末金镂”的装饰方法就是证明。

   金银平脱以及洒金工艺的出现，说明唐代已经出现了研磨的技巧。

   宋代漆艺。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小有产阶层的扩大，民用漆器作为商品大大发展起来，出现了专门制造漆器的犀皮行、金漆行等。

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就绘有卖漆器的铺子。

由于民用漆器的发展，廉价实用的“一色”漆器大大发展起来。

所谓一色漆器是指通体一个颜色的漆器（也包括表里异色的漆器）。

因其朴实无华，又称“光素漆”。

这种只重造型不加文饰的作风，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至今对日本仍有影响。

   宋代漆艺发展的另一突出成就即雕漆的兴起。

尽管文献记载，唐代就已有雕漆，但至今未见实物。

现知最早的雕漆实物为宋代的，历代文人作家对其极尽推崇赞誉。

   元代漆艺在雕漆和螺钿漆器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并出现了永垂青史的雕漆名家。

浙江嘉兴的张成和杨茂便是最突出的代表。

此时，雕漆技术也东传日本。

日本称“剔红”（红色雕漆）为“堆朱”，并取杨茂之“杨”、张成之“成”合为“杨成”，将开始制作堆朱者称为“堆朱杨成”。

   螺钿漆器的代表作品是70年代出土于北京元大都后英房遗址的广寒宫残片。

螺钿漆器虽然早已有之，而这一件最具规模，而且还是薄螺钿漆器，又称“软螺钿”。

色彩艳丽，五光十色。

   明代漆艺开始了我国漆艺史上的又一次高峰。

官营手工艺品和民间手工艺品互相媲美，名工巧匠辈出。

官办果园厂的出现更加促进了雕漆的繁荣。

   明代漆艺的另一重大成就即《髹饰录》的问世。

这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漆艺专著。

其作者黄大成，安徽新安人，是一时名匠。

书后又有杨明逐条加注。

书中内容涉及制作漆器的工具、原料、设备以及各种漆器品种的制作方法。

此书不仅是技术方面的总结，具有特殊价值，又由于处处表现出的民族文化特质而启示着后人。

如书中讲到漆工的“三病”，其一就是“独巧不传”，他反对“独巧不传”的保守观念，因此才写下这本书。

再如书中讲到“仿效”，说仿效的目的是因为真品不易得，而不是为古董商人牟利。

杨明在注中并说，必须另加一款，注明“某某仿制”，可见其光明磊落的态度。

如此等等，书中处处都流露出作者的基本意愿，那就是：

法天、敬业、敏求、负责。

这些观念也代表着我国漆艺的传统精神。

   由《髹饰录》可知，明代的漆器除雕漆外，在螺钿镶嵌、戗划、雕填、描金、堆漆等方面都有多姿多彩的发展，真正达到了“千文万华，纷繁不可胜识”的繁荣境地。

   清代漆艺以宫廷造办处为中心，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名工巧匠，不惜工本，创造了体现皇家审美情趣的作品，技术上走向繁琐，艺术上走向萎靡，失去了生气。

这种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

不过，这个时期还是出现了有创造性的漆艺家，扬州卢葵生、江千里、福州沈绍安最有代表性。

卢葵生的作品以漆砂砚为主，主要手段是百宝嵌，所用料石极少珍贵的珠宝，而以螺钿、象牙、岫岩石等，题材多为山石、野花、游鱼等，深受文人喜爱。

江千里则以螺钿漆器蜚声大江南北。

福州沈绍安以制作脱胎漆器著称于世。

沈氏的贡献还在于用泥金、泥银如漆，调配出许多前所未有的鲜艳色彩，首开泥金泥银彩绘技法。

   民国以至现代，福州的脱胎、成都的雕填、扬州的螺钿、山西新绛的云雕（雕漆的一种）、北京的雕漆……多在传统的轨迹上运转。

有创造性贡献的是李芝卿和沈福文先生。

李先生一方面继承了沈绍安的传统，一方面又受日本漆艺的影响，创造了许多独特的“变涂”技法，创作了以变涂为中心的百幅技法样板，对现代漆画有很大启示。

沈先生曾东渡日本向松田权六学习漆艺，学习了日本莳绘技法，发展了罩明研磨技巧，其代表作为《金鱼盘》、《太阳盘》。

   上述可知，由于历代的发展，漆艺的材料已涉及到朱砂、玉石、陶瓷、螺钿、金银、木、布等广泛领域，漆艺的技法也综合了描绘、镶嵌、刻划、研磨、堆塑等多种手段，使传统漆艺发展为一门具有巨大的表现力和承载量的艺术，一门融漆器、漆塑、漆画为一体而又可以各自独立发展的综合艺术。

古代漆器与青铜器的比较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

因为纯铜（红铜）的熔点很高（1083℃），而硬度较低，加入锡，可以降低熔点（700℃一900~C），且增加硬度。

同时，熔化的青铜在冷凝时体积略有涨大，所以，青铜铸件填充性好，气孔少，有较高的铸造性能，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因此，人类在使用铁器以前，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

考古学家们将这个历史阶段称之为“青铜时代”。

中国的青铜工艺，始于夏代末期。

最兴盛的时期是商代和西周。

所以，一般都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代表。

商、周的青铜器，固然种类繁多，但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即有一些青铜器，如最常见的生活用器鼎（古代的炊煮器），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时，便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奴隶主地位的体现，称之为“礼器”。

例如，按古书记载，奴隶主阶级的礼制规定，祭祀和宴饮时用鼎的数目是有严格规定的，即“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这说明像鼎这样的青铜礼器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

加上商代社会尊神重鬼，崇拜祖先，所以，商代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形制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奴隶制度的衰落和崩溃，青铜器逐渐失去了它原来主要作为礼器的作用，逐渐变成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生活用品。

青铜器的器形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纹饰也易于理解。

教材中选用的春秋中期的《莲鹤方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进入秦、汉时期后，由于铁器和漆器比青铜器更方便，从而逐步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便向轻便、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和观赏器方向发展，它们往往以实用和美观（主要体现在造型的美）的高度统一而引人注目。

《虎食人卣》（商）（通高32．5厘米，传湖南安化出土，日本泉屋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卣”（音“友”），是一种盛酒器·，它的形制似壶，但有提梁，故俗称提梁卣。

这件虎食人卣是商代后期著名的青铜器。

卣身作虎踞坐形，竖耳瞪目，张着大口，虎牙毕露，两爪抱持一人，作噬食状，给人以恐怖感。

器顶有盖，上有立兽，提梁饰夔纹，两端兽头。

虎前足上饰顾首龙纹，背饰牛首纹，中配扉，尾饰鳞纹。

整个纹饰极其精致，惜此器流散在外。

与此器相似的另一虎食人卣，也在法国巴黎塞奴施基博物馆。

《盂鼎》（西周）（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传陕西岐山礼村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这是现存的著名的西周早期的青铜器。

传为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

此鼎因腹内壁铸有铭文19行，共291字，记载周康王23年贵族盂受策名时，周王昭告周立国的经验与殷亡国的教训，命令盂要效忠周王，故称此鼎为“盂鼎”。

这些珍贵的铭文对研究西周奴隶社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这件鼎的形制看，它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除口沿下饰饕餮纹带外，足上饰兽面，并有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体现了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典型风格特征。

　　漆器工艺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

但这里所说的漆，是指一种天然漆，一般称为生漆，俗称大漆，系漆树身上分泌的液汁，呈灰乳色，接触空气氧化，成栗壳色，干固后成褐黑色。

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光彩照人。

在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

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对日本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和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红漆木碗》（新石器时代）（高5．7厘米，口径10．6X9．2厘米，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这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一件漆器。

根据它出土时位于该遗址第三文化层来推断，它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彩绘透雕小座屏》（战国）（通高15厘米，长51．8厘米，1966年湖北省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这是件漆、雕、绘三者有机结合得非常精美的工艺品。

周身黑漆为地，并以朱红、灰绿、金银等色进行彩绘。

座屏外框也用朱红、金银漆绘出风纹等纹饰。

更有意味的是，在这小座屏的外框中，用透雕的手法，共雕刻了49个动物，计有：

大蛇20条，小蛇15条，蛙2只，鹿、风、雀各4只。

这些动物造型生动、优美，相互结合得十分自然，体现了战国漆器工艺的高度水平。

《漆耳杯套盒》（汉）（通高12．2厘米，口横16．5厘米，口纵19厘米，1972年湖南长沙市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这是一组设计非常巧妙的漆器。

呈椭圆形的漆具杯盒，内部空间并不大，但由于设计合理，却能盛放7件耳杯（6件顺叠，1件反扣），充分利用了盆内的有效空间，而且套合严密，其设计的巧妙，堪称实用与美观相统一的典范。

盒与杯均为木胎。

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褐色漆，以红黑二色绘云纹、漩涡纹和几何纹。

《牡丹纹剔红盖碗》（明）?

这是中国古代漆器工艺中“剔红”的代表作主一。

唱9红”又称“雕漆”，是在层层堆起的平面漆胎上剔刻出花纹的一种漆艺技法，因它大多采用鲜明的朱漆，故又名“剔红”，或称“雕红漆”、“红雕漆”。

我国古代的雕漆工艺始于唐代，盛于元、明。

雕漆工艺因漆层多，较费工时，雕刻技术精细复杂。

要雕出花叶的转折起伏凹凸，显得有刚有柔，有粗有细，有疏有密，层次交代分明，呈现出一种精美的浮雕效果。

这不仅要求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还要具有很好的艺术修养。

所以，外国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多收藏有中国的雕漆工艺品。

这件牡丹纹剔红盖碗就体现了上述的艺术特色。

《三凤牡丹纹朱漆描金碗》（清）（高7厘米，直径15．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是现存清代漆器工艺的精品之一。

它米用了多种漆工艺技法。

三风牡丹纹中的风头，头后飘起的细毛及风身金色较浅。

，这是中国古代漆工艺名著《髹饰录》中所称的“彩金象”的画法。

凤头的轮廓及眼睛用黑漆细勾，凤背的鱼鳞式羽毛及翅翎、牡丹的花叶，金色浓淡成晕，是北京漆艺匠师所说的“搜金”的画法。

牡丹花叶则用金笔勾筋。

可见仅“描金”·（在彩色漆绘花纹上加描金线称“描金”）一项，其手法就有多种。

漆器工艺技术之精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