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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5课本翻译

U1B做自己的裁缝

 某人去裁缝铺试穿一套西装。

他站在镜子前发现上衣的末梢不太平整。

"哦,"裁缝说,"不用担心,你用右手把短的一端向下拉着,别人就看不出来了。

"

   这位顾客一会儿又发现上衣领子不平整,向上卷起来了。

"哦,那个呀,"裁缝说,"没什么,只要稍微扭头用下巴压住领子就行了。

"顾客接着抱怨说:

"裤子的裆高了一点。

""哦,不用担心,"裁缝说,"您只要用左手向下拉着裤子,一切就都完美了。

"这位顾客同意了,觉得这件衣服现在看起来挺好,于是就买了下来。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那个残疾人。

我走路时又拽又拉又跛,硬撑着,还低头躬背,但为什么我还没有使教育体制看起来像一套合体的衣服呢?

因为我听从了裁缝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声音。

   在我们从事教学生涯之初,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声音清晰地对我们说:

"我是教师,我有自己的价值。

"这个声音肯定地说,孩子和老师之间的神圣关系是课堂的力量所在。

这个声音回荡着:

"孩子第一;做重要的事,依照原则办事,努力工作,小心谨慎。

"这个声音坚持说:

"做出成绩来。

"

   这个声音现在得到回应了吗?

   作为教师,我们是渴望相信自己,渴望做出成绩,以至于我们从没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工厂的工人而已。

我们不想承认这个以培养思想和创造梦想为已任的体制只不过是一个19世纪的工厂,我们的学生不过是在流水线上积累基本技能而已。

我们尽力不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一个号称学校的工厂中的工人,而非专业人士。

   如今我们的声音又何在呢?

   我们忙着灭火,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一个接一个地囫囵吞下新课程,试图在一天的培训课程中吸收各种新的策略——什么都消化不了,还要满足无数特殊兴趣的要求和期望。

我们工作的节拍不允许我们有时间深思和梦想。

梦想源于深思,但我们并非深思型的职业;梦想源于宁静,而我们干的也不是一个宁静的职业。

我们已经答应让裁缝来为我们设计服装。

   有个声音大声向我们呼喊,我知道真相:

我知道为什么学校不起作用,为什么这套衣服不合适。

我们对它置若罔闻:

别嚷嚷,否则,你可能会惹麻烦。

   这个声音请求说:

我需要时间充实自己,培养和学生及同事之间的关系,我需要减少学生数量。

谁说教师可以带25个学生?

但我们止住了这个声音:

人们会说你太天真。

   这个声音建议:

我需要强化训练,而不仅仅是周末研讨会或课后的会议,以便学会如何在我们班中实施新方针或真实地演示学生的熟练程度。

我们压制了这个声音。

   第二天,那位顾客穿上了新的西服,他用双手和下巴做"调整"。

这个可怜的人跛着腿去公园,缩着下巴,一只手拽着上衣,另一只手抓着裤子。

这时,两个下棋的人停下来看他。

"哦,天啊,"第一个人说,"看那个可怜的跛子。

"第二个人沉吟了一下低声说:

"是啊,他是跛得够厉害的,但我想知道他是从哪儿搞到这样一套合身的衣服的。

"

   任何官方法令都不会产生我们认为必需的那种变化。

只有当我们按照反映我们价值的声音行事时,教育才会发生它几十年来一直寻求的变革。

那时,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昂首挺立,无愧于"教师"的称号。

   住口!

如果你那样说有人会认为你很古怪。

   但愤怒的声音讲个没完。

我不能用一天45分钟的备课时间和20分钟的午餐时间拿出真正管用的教案或自行编写的教材,同时还要照应130个学生。

我无法执行新的严谨和富于理性的教学方案,建立合作型的学习小组,会见家长,填写一张又一张的表格,然后每晚还要带着尚未完成的3小时的工作量蹒跚回家。

我们用手捂住耳朵。

哦,停止你的牢骚吧。

   这个声音叹了一口气,我也累了。

我感觉有很重的绳子缠在腰上。

政府部门、学校督察、家长、校长和特殊利益集团都牵着这些绳子。

他们都拽着我。

我头昏目眩,失去了辨别究竟孰重孰轻的能力。

   沉默吧!

如果你那么说,没有人会喜欢你。

   这个声音悄声说,为什么我要耗费这么多精力?

为什么我要争分夺秒讲完书中所有的内容?

为什么我每天都从上午8:

00教到下午3:

00?

为什么我要让官方测试左右我的课程安排?

我们回答,做就是了,别惹麻烦。

   这个声音被压下去了,得不到培养,也从不受尊重。

它最后说,我是教师,我毫无价值。

这就是我们最终听到的声音。

这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声音。

   一位作家说:

"我行我素会遭他人舍弃,仰承他人意志却会舍弃自我。

"

   我们教师已经被自己舍弃得太久了,这已使我们变成残疾。

   如果教育要改进,如果我们要为进入21世纪做必要的、有系统的革新,教师们必须再次倾听那个声音:

"是的,我们是教师;是的,我们有自己的价值。

"

U2B科学家即将改变我们的后代

   基因治疗已经发展到了至少有一名科学家接近于对人体胚胎内有缺陷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替代进行测试的阶段了。

但是,对其发展有哪些道德方面的考虑呢?

   选定一个胚胎。

早在出生之前,就把胚胎的种种致命的基因整治好。

改变那些会传给胚胎后代的基因。

正是提议程序中的这第三个步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医学研究者用了八年的时间一直在进行人类基因治疗的实验,但收效甚微。

他们所有的研究工作都与接受风险的个体一道消亡。

   目前,一名基因学的开拓者想跨越这一界限。

约翰·安德鲁斯用两天的时间预先审查了实验治疗的步骤,以便在患有两种灾难性的遗传病的胚胎上试用。

无论哪一种,他的基因疗法都完全可能影响到研究对象的胚芽细胞基因,改变他们未来孩子的DNA。

   本·乔丹教授说:

"安德鲁斯不希望我们在此时对他的方法议论长短。

"本·乔丹是伦理学专家,也是听取安德鲁斯陈述看法的联邦委员会成员。

他接着说:

"安德鲁斯承诺让公众了解他的研究领域及进展情况,以争取公众的支持。

"

   从最乐观的角度看,公众的支持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乔丹说:

"所提出的两个具体计划都受到了DNA研究委员会全面的批评。

"

   按照其中一项计划,安德鲁斯的研究小组希望治愈DNA的缺陷,这是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患病的儿童要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泡状物"罩内,保护他们不受病毒和细菌的危害。

按照另一项计划,该研究小组将试图修复引起一种亚洲常见的严重血液病的基因缺陷,此病能够使胎儿在出生之前就死亡。

   将正常功能的基因注入正在快速分裂的胚胎细胞以取代有缺损的DNA,这项技术有可能使发育中的胚胎及其后代产生意想不到的并发症。

研究者称这类实验为"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

医学伦理方面的另一位权威埃德加·马修斯说:

"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展示了这样一个前景,即将遗传变化传给既无法表示赞同又无法表示怀疑的后代。

"他与其他学者还担心,将安德鲁斯的技术改进后,医生最终能够操纵培育出具有诱人特征的婴儿,而不仅仅是治病了。

科学家认为,在婴儿出生之前对基因进行干预也许会引起一系列严重先天缺陷,这个风险更具有迫切性。

   "安德鲁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幼儿的责任,因为要不是由于致命的遗传病,这些孩子本来是可以生下来的,"乔丹解释道,"但是,委员会成员仍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失败的可能性要比成功的可能性大。

我们无法说出那些新整合的基因会发生什么变化。

"

   一种并不怎么生疏的技术,即体外受精(IVF),已经使许多家庭因生育的孩子有永久的先天性缺陷而不堪重负。

一位专家说:

"在欧洲和美国,IVF已导致了早产率和诸如心瓣膜不全等生育缺陷的上升。

"一些专家将一出生就为生存而挣扎的婴儿数量的快速增长描述为一种新的由IVF引发的流行瘟疫。

许多人还谴责即将出现的生殖细胞系疗法,并指责科学家"当上帝",或滥用了"进化论知识",或破坏了"人类基因遗传的完整性"。

   一位医院的院长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就我本人而言,我们一直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努力治愈疾病。

""如果上帝不想让我们干预的话,他就不会给我们这些工具了。

"

   10年前,研究人员认为在冒险从事生殖细胞系治疗之前,他们能够从已出生的人身上解决基因治疗存在的问题,这是一种基因矫正与接受者同归于尽的实验方法。

问题在于,治疗许多遗传疾病的现有基因疗法仅仅部分有效,或者根本无效。

这一情况导致安德鲁斯提出在出生之前使用基因治疗,因为此时胚胎基因更易于对他的干预做出反应。

安德鲁斯争辩说,修复导致致命疾病的基因缺陷并将治疗后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风险。

但是这种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科学家已确定,因某种遗传性血液病而接受一个基因可使婴儿防御疟疾,但是如从父母处各接受一个基因则会引发该病。

乔丹对联邦评审小组说:

"作为基本的哲学问题之一,关于采用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来消除某一疾病,究竟是险是利,我们必须立场明确。

"乔丹是这么说的,他指的是联邦委员会专题小组。

   许多学者最担心的是怀孕的新技术在美国出现后的一种不加约束的社会环境。

由于美国已有300多个与这一技术有关的项目,对于那些试图要孩子的夫妇来说,美国是该项技术的主要提供国。

1995年,美国国会取消了对人类胚胎研究的联邦基金,这类研究不再列入联邦政府的审查和控制范围之内,从而使得这种研究落入无法制约的企业家手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类生命创造这一公众深深关注的领域,国会中反对流产的势力和保守力量已削弱了联邦政府控制和保护进行这种治疗的妇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的能力。

"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行业的增长,该行业的增长与其说是为了科学,还不如说是为利润所驱动,"马修斯说。

"与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同的是,这项研究并没有严格的同行监督所约束。

"换句话说,希望帮助绝望夫妇的个体研究者可以自己决定采取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方法。

   安德鲁斯的研究以及其他基因混合的建议已经打开了使用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的后门。

"所以,我们现在正面对这一问题,"马修斯说。

"我们究竟应该对这些治疗方式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

U3B

以“貌”取物

   走进一家普通的美国超市,在商品展架之间随便逛个30分钟,其中所陈列的大约30,000种商品会让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末了,许多商品都会让你感到值得一试。

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那包装——一个悄然无声却又让人心动的推销员。

   箱箱、罐罐、瓶瓶、听听、袋袋、管管,其设计都细致入微,触动内心世界。

你是一个好父母吗?

你关心环境吗?

你想让生活更具魅力吗?

你真的不想来点巧克力之类的东西吗?

   那模拟货架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想了又想、改了又改、试了又试。

而包装设计更精确到以毫米计,因为,设计者希望你看到的远远不止包装和标签。

人们购物时,实际是在认同一种个性、一种态度,甚至是一种信仰。

   研究消费者对商品包装的情感反应,其先驱是路易斯·切斯金,他是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研究市场营销心理的专家。

他曾将两个相同的产品进行不同的包装,其中一个用圆圈图案装饰,另一个用三角图案装饰。

然后他让试验对象选择,并说出理由。

80%以上的接受试验者选择了带圆圈图案的包装,原因是他们认为里面的东西质量更好。

   "在同前200名接受试验者谈话时,我很难相信这一结果,"切斯金后来写道,"但同1,000名试验对象交谈后,我只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多数消费者的感觉从容器转移到了所盛之物上。

"还有一项惊人的发现:

在试用了这两件相同的产品以后,人们仍然以压倒的优势喜欢带圆圈图案包装的产品。

   切斯金对大量不同类型的产品重复了同样的试验。

发现之一是,包装外观对于消费者认识饼干口味和肥皂的洗涤效果有着巨大的影响。

切斯金将这种现象叫做"感觉迁移"。

正是这种"感觉迁移"成了包装研究的基础。

   尽管消费者越来越精明,切斯金的理论仍然有效。

一个没有告知品牌的啤酒测试可以重复多次,而品酒者对啤酒的口味和质量却有相当一致的意见。

而如果事先让他们看到啤酒瓶子,则这些瓶子就会改变品评的结果。

   切斯金实验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是用三种不同色彩图案包装润肤霜。

试用该霜的小组被告知,要试用的润肤霜有三种配方,并被要求对这些配方作出评估。

   试验结果:

色彩图案B(所包装的产品)恰到好处;色彩图案C香味不错,但效果欠佳;而色彩图案A十分让人生畏,有几名参试者用后皮肤上起了皮疹,结果只好去咨询医生。

但实际上,这三种润肤霜完全相同。

这一领域中的一部权威教材这样写道:

"一般而言,消费者并不区分产品和包装。

在他们看来,往往是产品即包装,而包装即产品。

"

   一家颇具影响的包装设计公司将此原则发挥到了牟利的极端程度。

该公司为尚不存在的产品设计包装。

接着这种包装就经受市场考验,营销理念也得到了改进。

这样,只有厂家认为自己稳操胜券,才花钱开发那个产品。

一家顶尖的巧克力公司生产一种即将面市的新产品,就是这样出笼的。

   色彩也是包装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眼球转动的研究表明,包装的各种要素中,色彩所引起的反应最为迅速。

   以一种颇受欢迎的品牌的蔬菜汁为例。

数十年来,其标签上的总体布局基本保持不变:

西红柿水平排开,四周绿叶环绕,胡萝卜竖直摆放更显夺目。

有一点你也许不曾注意,但或许能够感觉到,那就是蔬菜色彩的鲜明夺目。

   这些蔬菜色彩所采用的不是杂志和书本中所运用的标准四色工艺,而是五色工艺。

这样的设计使得蔬菜具有令你眼花缭乱的色彩,因而具有强烈的诱惑力。

   三角形和其他带尖角的图形能够吸引注意力,但切斯金的早期实验表明,人们看到三角形并不表明他们喜欢三角形。

色彩也有同样的问题。

切斯金指出,最引人注目的颜色是黄色。

而黄色用在某些产品身上,有时会产生消极的联想,有时则会使人烦躁。

   你逛商场时,会看到包装上有许许多多耀眼的、尖尖的、要爆炸似的图案,充满阳刚之气,多为鲜艳的黄色设计。

这些棱角分明的图案引人注意,而在这些图案上方,总是标着"新型配方"、"让利2毛9分"、"免费提供"等友好信息。

消费者在决定是否将该商品买回家时,考虑的正是这些友善的信息。

   具有阴柔美的图案,如圆形和椭圆形意味着完美、柔和、无所不包,这正是包装的根本主题,因为这些图案能够产生最积极的联想,还必须和某些别的符号配合使用加以改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于是,圆形往往同矩形或者粗体字母合用以形成对照:

一家公司在用作商标的椭圆中间插入火炬,并镶嵌公司的名字。

   显然,人们对于色彩和形状有着本能的反应,但这种反应究竟如何刺激人们购买一盒布丁混合料或是一瓶润肤霜,其心理机制还不十分清楚。

显然,这肯定不是理性的过程。

"我无法问你为什么喜欢某种包装,"一位营销咨询人员说,"你也无法告诉我。

包装并非悄然无声,它在呼唤——不过它呼唤的是你的心灵。

"

   这位咨询人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知道自己作出的购物选择无助于实现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他说:

"购物是一种应对之道。

"通过购物,我们可以弥补感觉到的某一方面的不足,以求心理平衡。

我们明知这些东西只是空洞的符号,但我们却追求这些鲜艳夺目的小玩艺儿,因为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安慰,带来满足。

从另一层面来看,也许是因为我们喜欢观看为争取我们青睐而展开的光彩夺目、富于心计的竞争。

U4B为负疚感正名

   有内疚感是没有什么可以愧疚的。

是的,如果我们魂牵梦萦不能自拔,那么内疚便会成为沉重的包袱把我们压垮,但同时,内疚也可以成为拉动自己前进的火车头。

是的,内疚可能是一种自我惩罚,但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保持我们言行文明的那颗良心。

   过去十多年来,那些只凭书本花哨的封面而脱离临床实践的常见的精神病医生一直在努力安慰我们说:

"我正常,你正常,我们大家都正常。

"在他们的多数著作中,内疚被冠以恶名。

他们将内疚解释为一种由父母、文化和宗教强加于我们的有害情感。

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真正的解放在于摆脱诸如因生活富裕、大权在握、位居第一、恶待母亲、自私自利、迟到拖拉、抽烟成癖或者包养二奶而引起的不安和内疚。

   实际上,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自爱始于放弃负疚感。

过去10年的多半时间中,我们周围的人都在抨击负疚感,却并没有揭示其内涵,从而了解内疚对我们的真正启示。

   在最隐蔽、最具破坏性的层面上,内疚就是我们心中渴望被抓住的那个罪犯。

负疚感是做错事后一种揪心、堵心的感受。

这个肮脏的污点,别人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

   没有负疚感等于缺乏良心。

没有负疚感的人给别人造成痛苦后,不会有不快之感,因而能自由自在地继续制造痛苦。

良心缺乏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

弗洛伊德曾经指出:

"关于良心,上帝将其赐予人类时,分配不均,考虑欠周。

因为大多数人身上所赋予的份量少得几乎不值一提。

"

   我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刻意寻找负疚感。

有人断言,我们大家都该为比如贫困而内疚;有人坚信,受苦受压者是"咎由自取"。

以上的两种说法之间总得有条线索把它们联系起来吧?

在极端的牺牲和极端的自私两极之间总得有个中间的态度吧?

有些父母对孩子呵斥有加,使他们在成长的每一阶段都有一种负疚感;有些父母对孩子不闻不问,在思想道德上不予指导。

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得存在一个中间的态度吧?

   比如说,我和女儿讨论问题(她会称之为训话),在谈兴正浓时,她经常抬头看着我,说道:

"你让我感到内疚。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反过来又使我感到内疚。

但现在,我认识到我所做的恰恰是我应该做的:

在她身上培养一种能力,使她能够明辨是非,这样,她的言行如果伤害了别人,她便会感到不安。

   这种事儿当然要玩点招术的。

从根本上说,负疚感是我们评判自己的方式。

"我应受惩处"这样的话应该成为内心的呼唤。

但大家都知道有些人仅仅因为活着就感到内疚。

我们也知道有些人由于非理性的负疚感而垮了精神。

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变成这样,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教成这样。

   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招术不是亦步亦趋去迎合别人,而是要搞清楚自己能否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

一位精神病专家曾写道,心理治疗的目的并不是漠视内疚,"而是让人们的内疚感和'正确的'事物联系起来"。

同时还有人给负疚感下过这样的定义,即内疚"不过是由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行为背离了自己笃信的责任而发自内心的一种不安"。

   如果说负疚感是我们认定"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之间的斗争,那么这种感受力量强大且有强烈的人性色彩。

同时,也有言道,"负疚感代表了所有内心斗争中最高贵、最痛苦的一种斗争,即'外我'与'自我'的斗争。

"同自我作斗争胜于放弃自我。

   这种最痛苦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能够成为激励自己的力量。

我们不愿有愧于人的愿望使我们能够避免最缺德的行为。

小孩如果伤害了自己的弟弟妹妹,即使没有人知道,他那人生初期的自疚,就是一种启示。

如果大人给一个无辜的人造成了痛苦,如果说了谎、偷了东西、或者欺骗了妻子或丈夫——这样的事情人人都有一长串——他们会在深更半夜醒来,想起这些事情。

   从这一意义上说,负疚感是形成良好教养的基本动力,是我们心灵的审鉴者,可使我们学会以礼相待而不是加入追逐私利的日益高涨的浊流。

"如果说负疚感将去而复归,"一位历史学家说,"原因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青年人大幅度爆炸性增长,其数量大大超过了成年人。

现在的结果是,试图恢复某种稳定的成年人比年青人多了。

"负疚感正是我们各人心中的成年人,是家长,也就是如同我们的父母,使我坚守道德标准的那个人。

一旦我们强词夺理地说"其他人也都这么干",负疚感便如心灵的向导,把我们嘲笑得无地自容。

   要将负疚感同正确的事情联系起来并不容易,要明辨是非,要判断负疚感是理性的或是非理性的,绝非易事。

但我们可以化解非理性的负疚感,办法是改变我们对它的看法;化解理性的负疚感,办法是改变我们的行为。

   我们所有的人,每天都要作出诸多选择,而负疚感正是我们行动的诸多正确动力之一。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终生受制于负疚感,并非如此。

但在"如果我这么做了,我还对得起自己吗?

"这一常用来扪心自问的问题中,内疚却是它的核心内容。

   负疚感是最具人性味的两难境地之一,体现了他人对自己的要求,表明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承认了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的愿望。

U5B新空间时代的新式火箭

   在探索太阳系外层空间行星的过程中,将来会有一天,人类要做的不仅仅是发射仅能在它们旁边快速飞过的小小探测器。

迟早,我们将发送飞船进入环绕那些陌生行星运转的轨道,让机器人在它们的卫星上降落,甚至将岩石和土壤样品送回地球。

最终,我们要将人类送到这些行星的卫星上去,至少送到据信有大量液态水存在的几个卫星上去——我们知道,液态水是生命的基本需要。

   要完成上述使命,我们需要以核反应为动力的火箭,而不是燃烧化学品的火箭。

化学燃料火箭曾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但是,在所用燃料量相同的情况下,化学燃料火箭所提供的能量较低,将宇宙飞船进行远距离发送时,这一点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例如,为了到达外层空间的行星,以化学燃料为动力的宇宙飞船不得不携带很少的燃料,并充分利用引力的"帮助"来节省燃料,此时飞船巧妙地自我操纵,使之与行星的距离接近到足以利用该行星的引力来推动飞船的前进,提高起速度。

   从技术上讲,化学燃料火箭的最大速度增长比较低。

这就是说,它们的排气速度还不足以将火箭的速度增加到非常快的程度。

以氢和氧反应为基础的化学燃料火箭推进飞船脱离地球轨道的最大速度是大约每秒10公里(6英里)。

   与化学燃料火箭相比,核燃料火箭能达到每秒大约22公里的最大速度。

以土星为例,这样高的速度有可能让火箭直飞土星,把飞行时间从7年左右缩短为3年。

这种核能燃料火箭有其固有的安全性,而且对环境没有危害。

与普通的看法相反,核燃料火箭在发射时未必有很强的核辐射。

带有核燃料火箭的宇宙飞船可在普通化学燃料火箭上发射。

这样,当普通燃料火箭到达地球轨道约800公里高度时,核反应堆舱会脱离化学燃料火箭,并开始工作。

   建造以核燃料为动力的火箭发动机所需要的技术离目前的技术能力并不太远。

实际上,我的同事和我已经设计出了小型的核燃料火箭发动机。

我们称这种发动机为"Mitee"(随意取自"miniaturereactorengine""微型反应堆发动机"中的几个字母)。

制造这种发动机需要6到7年的时间,费用在6亿至8亿美元之间。

在航天发射方面,这一造价不算昂贵。

实际上,开发核燃料发动机的费用可以被今后发射成本节省下来的钱所抵消。

理由是以这种发动机为动力的核能宇宙飞船不用携带大量的化学燃料,这就意味着发射飞船不需要造价在2.5亿至3.25亿美元的巨型火箭。

相反,可以采用造价在0.5亿美元至1.25亿美元之间的低价位火箭。

   在我们的设计中,反应堆的核燃料放置入下列结构,其中数层金属薄板,上面打有许多小孔,形成一个汽缸。

液态氢从外部经小孔流入汽缸内,加热后很快变成气体,流向汽缸中心。

达到2,700℃左右的超热气体沿着汽缸中心轴的沟槽高速流入,然后从汽缸一端一个小出口喷出。

   核燃料火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用来推动飞船的燃料氢,它在太阳系外层空间巨大行星的各类气体中,以及在遥远的卫星、行星和彗星的冰层中到处都存在。

由于核燃料的使用时间相对较长,因而可以想像以核燃料为动力的飞船通过补充必要的氢燃料就能够在太阳系外层空间飞行10年或者15年。

飞船在气态行星的大气层中能够飞行几个月,只要一边飞行一边将氢收集并净化作为燃料就可以了,同时可以采集有关大气组成、天气模式方面的详细数据。

另外,飞船可以飞到行星的一个卫星上采集岩石标本,还可以通过离析冰水以积累氢,为返回地球补充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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