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伙食费到底多少内部控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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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伙食费到底多少内部控制
清朝皇帝的伙食费：
吃鸡蛋如何成为高档消费
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恶棍，也会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
《中国历史的教训》封面
本文摘自《中国历史的教训》，作者：
习骅，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孙中山先生曾慨叹，中国人的通病是都想当皇帝。
也是，封建社会奉行官本位，“是官强于民”，当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当皇帝。
其实，皇帝这份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滋味，风险高、工作量大且不说，光是后勤部门报花账这事，就很难对付。
比如，自己的伙食开销到底是多少，没几个皇帝搞得清。
根据留下来的食堂账本，明朝万历皇帝的伙食开支是每月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饭量惊人。
到了清代，皇帝的伙食标准飙升得无法想象，小皇帝溥仪每年要消费肉类一万斤、家禽3000只，伙食费达20万两白银。
万历皇帝作风懒散，创造过30年不上班的纪录，对财务问题可能不上心；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骗小孩子不需要技巧，所以这两个例子可能有点儿极端。
那么，正常的情况如何呢？
30两银子一枚的鸡蛋
第一种情况是始终蒙在鼓里。
清朝早朝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比鸡还早。
有一天，一代英主乾隆帝亲切地问候一个大臣：
“你天天上班这么早，在家吃早点了吗？
”大臣说吃了，乾隆又好奇地问：
“早点吃什么呀？
”大臣答：
“俺家不富裕，随便吃几个鸡蛋。
”乾隆惊讶得倒吸一口气：
“天哪，10两银子一枚鸡蛋，我都不敢多吃，你还哭穷！
”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乱说，只好顺着敷衍道：
“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特便宜，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里吃得起。
”乾隆这才释怀，反过来安慰大臣：
“别急别急，咱以后涨工资。
”
到光绪帝时期，鸡蛋进价已变成30两银子一枚，其实市场上才卖三四个铜板。
光绪偏偏好这一口，因此每年要“吃”掉上万两白银的鸡蛋，弄得自己都有点儿负罪感。
有一天跟翁同龢闲聊，光绪问：
“鸡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
”翁同龢也不敢直言：
“过年的时候买个把鸡蛋，给孩子们解解馋，平时不敢想。
”可怜的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
道光皇帝的汤面
第二种情况是心知肚明却无可奈何。
道光皇帝特别节俭，每年全部的生活支出，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妇慈禧的一半，弄得后勤部门清汤寡水，大家都很郁闷，就不断创新贪污思路。
时间一长，道光隐约感觉不对，就想搞搞调研。
有一天开早会，道光帝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镛：
“你家平常做饭，都是谁买菜？
”曹振镛知道皇上最欣赏艰苦奋斗的干部，痛快地回答：
“保姆买菜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
”这是实情，曹振镛不但亲自买菜，还时常因为一个土豆半截葱跟菜农吵架，一点儿领导干部的样子也没有。
道光帝切入主题：
“那鸡蛋多少钱一个呢？
”曹振镛是个情商超常的老江湖，他一盘算，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边人，岂能瞎掺和，便顺口编了个故事，把领导往沟里领：
“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儿死了，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吃鸡蛋，一吃就没命，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真没口福啊！
”
道光皇帝还曾经想过叫外卖，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他硬是没办成。
道光帝上任前，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
这家的汤面做得实在是好，以至于道光帝念念不忘。
登基后，皇上有一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就明确指示伙食不要太讲究，多搞点儿家常的，比如汤面之类的。
第二天，后勤事务管理部门内务府递上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得力干部挂帅；修建汤面厨房一所，增加事业编制若干；请求拨付筹办费六万两，此后每年需要15000两保证运行。
皇上一看差点儿晕过去：
“这也太夸张了吧，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不能让太监去买吗？
”
过了几天，内务府的人报告说，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
可怜的道光皇帝只好认栽：
“算了算了，我不吃汤面了！
”
咸丰皇帝朝服像
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
第三种情况是查办案件，增加震慑力。
有一次，咸丰皇帝书房的门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个新的，皇帝说修理一下就行了。
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000两。
咸丰帝大为震怒，桌子一拍：
“你们当我是傻子！
”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讯问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
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业务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心情非常紧张，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
既然领导还有点儿专业知识，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了一阵子，但领导也不能事事都查，时间一长，依然如故。
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微妙，乘老佛爷60大寿之机，光绪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表表忠心。
内务府的庆宽司长是经手人，报销了四万两白银。
光绪试探道：
“怎么这么贵？
”庆宽笑笑说：
“太后看过了，很喜欢呢。
”光绪很不爽，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蛀虫。
恰好此时，庆宽通过私下运作，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政府采购工作，他的同事们眼红了，集体向皇上举报他的斑斑劣迹。
光绪则顺势撤销了庆宽的一切职务，责令其提前退休。
两个月后的一天，吏部班子成员突然开会研究干部官员任免，大家一致推荐庆宽担任人人羡慕的肥缺——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
光绪乖乖画圈，自此再不过问后勤的事。
半个月买不来100个便宜箱子
第四种情况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狼狈为奸。
慈禧太后当政那些年，是大清历史上腐败分子过得最舒服的时期。
这是因为慈禧自己就十分贪财，而纳贿收礼少不了帮手，鼓励报花账就成了她购买忠心的妙招，事情更一发不可收拾了。
有一天，后勤部门出去采购了100个皮箱，每个箱子报销60两银子。
军机大臣阎敬铭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还主管过财政部门，知道这里面猫腻不小，便悄悄告诉慈禧：
“现在市场上的皮箱，每个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骗领导，不认真查处不得了。
”
慈禧连连摇头说：
“你别听人嚼舌根子，哪能这么便宜。
”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说我们家前天刚买了一个，还是名牌呢，也就几两银子，而且，集中采购的价格更低！
慈禧这下不高兴了：
“那好吧，给你半个月时间，你帮我买100个便宜箱子，办不到你负责。
”
第二天，阎敬铭兴冲冲地带着钱上街，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
好不容易敲开了一家店，老板压低嗓子说：
“昨天宫里来人了，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以后就不能开店了。
”
阎敬铭心想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就不信正不压邪！
奋笔疾书一封信，派人送给天津道台，请他赶紧代购100个皮箱送来。
半个月过去了，天津那边消息全无，就连送信的也不见踪影，急得阎敬铭差点儿撞墙。
几年后他才知道，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1000两银子，让他滚得越远越好，不然小命不保。
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
“洪洞县里没好人！
”
缺乏刚性的制约制度
内务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坏蛋吗？
不是坏蛋就不能到内务府工作吗？
不是！
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把关选拔进来的，如果政治不可靠、品德有瑕疵、业务不精通，根本没有机会来为皇帝管理家务和财务。
可是在清代，内务府却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门，是腐败分子暖洋洋的温室，贪腐案件易发多发，许多干部成了明火执仗的劫匪，而且谁都拿它没辙。
同样一个人，怎么会由天使变成了野兽呢？
原因很简单，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约制度，更不要说现代财务制度；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各部门巴结还来不及，谁敢监督？
内务府编制超过3000，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有效监督是不现实的；再说日久生情，猫和老鼠朝夕相伴，也会成为朋友。
其实，人本来就是半人半兽的东西，恩格斯早就说得明白：
“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同时，人又是理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本无所谓好坏——这是人性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原因。
当攫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暴露的概率又低时，利害相权，只要有利无害或利大于害，他就可能选择当坏人。
虽然，运用道德约束、思想教化等来改良人性，理论上具有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但却不具备现实的、工具性的制约功能，不但效率低，而且不可靠，这就好比要防止鸡鸭进菜园子，扎紧篱笆是最有效的。
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恶棍，也会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
对此，先贤们早有精彩论断。
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说，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历史和现实反复启示我们，“坏人”是坏的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的制度制约、引导出来的；与其寄希望于发现“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最终达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科学目标：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
皇帝的伙食费到底多少，皇帝并不清楚。
一
明朝万历皇帝月伙食开支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万元。
清代小皇帝溥仪每年消费肉类1万斤、家禽3千只，一年要吃掉20万两银子！
账本上这样写，皇帝们相信吗？
有的始终是冤大头。
有天早朝，乾隆帝好奇地问一个大臣：
“你早点吃什么呀？
”大臣答：
“俺家里穷，吃几个鸡蛋凑合。
”乾隆惊呼：
“天哪，10两银子一枚鸡蛋，你还哭穷！
”
光绪最爱吃鸡蛋，但鸡蛋进价已攀升到每只30两银子，别的不算，就这一项年消费上万两。
他和翁同龢探讨：
“鸡蛋那样贵，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
”翁同龢只好编故事：
“过年时候咬咬牙，买个把给孩子们解解馋。
”可怜的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
有的无可奈何。
道光皇帝感觉最近伙食费有点高，就想搞搞调研。
有天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镛：
“外面鸡蛋多少钱一只？
”曹振镛情商超高，心想管后勤的咱可惹不起，巧妙回避了问题：
“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医生说只要吃鸡蛋就没命，真没口福啊！
”
道光还想过叫外卖，可是没办成。
道光上任前，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美味汤面，念念不忘。
登基后，他发现吃饭开支太大，就指示多搞点家常的，比如汤面。
内务府马上递上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修建汤面厨房一所，增加事业编制若干，拨付筹办费6万两，每年1.5万两保证运行。
皇上一看差点晕过去：
“这也太夸张了吧，前门有一家汤面馆，好吃不贵，让人去买嘛！
”
内务府旋即报告说，前门那家馆子早关张了。
皇帝只好认栽：
“算了算了，我不吃汤面了！
”
有的下狠手整治。
咸丰皇帝书房坏了一扇门，后勤部门把门修好后，送上了报销单：
白银5千两！
咸丰帝大为震怒，下令组成专案组，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讯问结果是这样的：
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第一次给皇上服务心情太激动，把50两错填成5千两。
慈禧60大寿，光绪订做了一副银手镯作为生日礼物。
经办人是内务府司局级干部庆宽，报销了4万两白银。
光绪不傻：
“怎么这么贵？
”庆宽不软不硬地回答：
“老佛爷昨天试戴了，直夸物有所值哦。
”
庆宽通过私下运作，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全部政府采购工作，同事们眼红了，集体实名举报他的一堆问题。
光绪乘机撤了庆宽一切职务，责令提前退休。
两个月后，经慈禧同意，庆宽得到了个更肥美的位子—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
光绪乖乖画圈，自此再不过问后勤的事。
有的狼狈为奸。
有一天，后勤部门出去采购了100只皮箱，每只报销60两银子。
军机大臣阎敬铭悄悄报告慈禧：
皮箱的市场价不超过6两，内务府报花账、骗领导！
慈禧脸一沉：
“那好吧，给你半个月时间，你帮我买100只便宜箱子，办不到你负责。
”
第二天，阎敬铭发现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
有人告诉他，昨天宫里来人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没收营业执照。
”
阎敬铭心想少跟我来这一套！
奋笔疾书一封信，派人送给天津道台，请他赶紧代购100只皮箱送来。
半个月过去了，天津那边音讯全无，送信的没影了，急得阎敬铭差点撞墙。
几年后他才知道，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一千两银子，让他滚得越远越好，不然小命不保。
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
洪洞县里没好人！
二
内务府的干部是天生的坏蛋吗？
如果政治上不可靠，品德有瑕疵，根本没机会来给皇帝管家。
可是在清代，内务府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门，贪腐案件易发多发，谁都拿它没辙。
同样一个人，怎么会由天使变成野兽呢？
原因很简单，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约制度，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大家巴结还来不及，谁敢监督？
内务府编制超过3千，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监督是不现实的。
“坏人”是坏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制度制约、引导出来的；与其寄希望于发现“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
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向制度建设要长效，强化执纪监督”。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加强制度建设，最终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是深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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