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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毕业论文管理资料
【标题】论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
【作者】糜丽
【关键词】鲁迅小说 “看客”形象 特征 内涵 意义
【指导老师】韦济木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
引 言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艺术形象和美感作用于人的精神，文学作品只有通过审美才能感染人、教育人。
鲁迅在《呐喊》、《彷徨》等小说及散文作品中所塑造的“看客”形象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感染读者，或让人流下同情的泪水，或引起人们对旧社会的批判。
鲁迅在“看客”形象的塑造中将自己鲜明的爱憎感情融入作品，激起读者思想感情的波澜，激起人们对假、丑、恶的憎恶，对真、善、美的追求。
虽然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当时社会因素的一种反映，而这种反映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暗相吻合。
鲁迅小说中所塑造的“看客”形象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社会讽刺性，具有原型批判的意义。
正是因为我们民族有了这位文化巨人的呐喊，东方的睡狮——中华民族才迎来了它伟大复兴的曙光。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娜拉走后怎样》等作品中阐述了他对“看客”形象的认识：
他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 ——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 ［1］学术界对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持各自不同的观点：
如以钱理群、王富仁、陈思和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鲁迅在小说中所塑造的看客“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与奇诡……奇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喻的反常感觉。
” ［2］他们是从“看客”这一形象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来认识的。
进入九十年代学术界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对鲁迅作品中的“看客”进行再认识：
如蓝棣之的《论鲁迅小说的无意识倾向》、温儒敏的《<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王晓初的《论<野草>的原型与意象》、廖国伟的《阿Q精神与人类精神的自慰本能》等，他们认为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形象是人们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精神反映。
另一位青年学者皇甫积庆的专著《情结?
文本——鲁迅的世界》吸收了文化人类学和原型批评的新成果，对鲁迅的心理情结及其文本的基本原型做了深入阐释，成为90年代后期以来鲁迅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而大多数教材中则认为：
鲁迅所塑造的“看客”形象反映了作者反封建的思想意图和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认识。
“看客”形象所表现的特征是“冷漠、麻木、无知。
”在本论文中，我将以荣格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精神的集体无意识理论［3］对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进行分析研究。
反思现实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集体人格，并对当今经济高速发展下的人们没有承担责任的状况进行反思，通过鲁迅先生小说中“看客”形象的研究从而引起人们对新世纪国人的生
一、鲁迅小说中“看客”形象的类型及特征的探究
（一）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的类型
别林斯基说过：
“群众只懂得外部的喜剧性；他们不懂得有一个喜剧性和悲剧性交叉之点，所唤起的不是轻松的、欢快的。
而是痛苦的、辛酸的笑声。
” ［4］鲁迅先生笔下“看客”形象的出现之所以能够使读者产生一见如故、似曾相识的艺术魅力，就是因为他从中国民众的行为举止中看到了他们作为“看客”的不幸命运。
“看客”形象的塑造是鲁迅先生全部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将其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归类如下：
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及身份来看，大抵有两大类：
一类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不同阶层的统治者及其帮凶；一类是被统治被奴役被愚弄的社会下层民众。
第一类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把总之类。
“赵太爷是未庄的有钱人，又是秀才的父亲，所以颇受未庄百姓的敬畏。
他于阿Q，可以不准他姓赵；可以因他调戏吴妈而随意克扣他的工钱、霸占他的衣服、勒索他赔偿；可以既想向他打听革命的消息，又不让他革命；可以诬报他是小偷而将他送上断头台：
……他之于阿Q , 可谓专横蔑视之至；对己有利则用之、搜刮之，无利则弃之、毁谤之；危己则害之、诛杀之。
”［5］当事人阿Q有如他家中的物品，圈中的牲畜，他可以任意处理、任意宰割。
再说把总为了杀鸡骇猴，以凶残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案情未清，就将阿Q处以极刑；且处决后没留任何案卷， 致使阿Q姓氏难查。
把总之于阿Q，把他作为自己建立政绩的一个工具、一个牺牲品，对阿Q没有公论，视其生命如同草芥。
还有如《风波》中的赵七爷，一个在镇上以有点学问而受民众敬畏的人，为人睚眦必报，每当他的“仇家”遭遇不测或稍有不幸，他便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加以报复。
邻村的七斤两年前因醉酒骂过他是“贱胎”， 他便一直耿耿于怀。
张勋复辟时，他意识到被剪了辫子的七斤将大难临头，便衣服穿得笔挺、头发梳得亮光来到七斤家问罪示威，气势汹汹，不容怀疑辩驳。
可当八一嫂说衙门里的大老爷还没出告示以安慰七斤夫妇时，赵七爷顿觉八一嫂与他为敌，旋即掉转矛头，咬牙切齿地问她能否抵挡得住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张翼德的后代张统帅, 然后气急败坏扬长而去。
不了解张勋复辟与官衙要否留发，不同情七斤即将遭遇的不幸，一个实足的无见无识无情无义的保守愚蠢的旧制度维护者形象。
再如《药》中的牢头红眼睛阿义，在邻居或熟人夏奶奶的儿子夏瑜被捕入狱后，他不是同情帮忙，而是想从夏瑜家搜刮钱财；愿望落空后竟狠狠地打了夏瑜两个嘴巴，好一个利欲熏心，无情无义的统治阶级的爪牙走狗形象。
茶馆里的闲客这些下层民众，都说阿义有理，夏瑜该罚，无疑勾勒了客观上为统治阶级说话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群像。
看看以上这些人物，除了把总确是在其位谋其政的统治者之外，阿义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奴才，而赵七爷、赵太爷之类人物，并未做官掌权，但他们对待下层群众却几乎都能发号施令、都能任意宰割，作为普通民众的当事人，如阿Q、七斤、夏瑜，在他们眼里完全没有生命的价值。
当时的统治制度赋予了他们这些有钱有学问有权势的人种种特权，使他们能高高在上傲视下民。
尽管他们未有实权也能兴风作浪鱼肉百姓，似乎势力很广很大；可当面临变革，他们也胆怯钻营气急败坏，却也不难看出他们确乎气数将尽了。
再看看第二类看客。
如果说鲁迅先生笔下的统治者及其帮凶爪牙形象多以具体的单个人物出现，那么他笔下的下层民众看客形象则以群体刻画尤具艺术魅力。
《阿Q正传》中的未庄百姓，他们对阿Q的看法，随着阿Q的际遇变化而不同。
当阿Q说他与赵太爷是本家时，听的人肃然起敬；但当赵太爷因这种说法而打了阿Q，人们又说阿Q太荒唐，即使他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也不该胡说。
人们对阿Q的态度取决于赵太爷对阿Q的态度：
人们尊敬和害怕赵太爷，因此也尊敬和害怕赵太爷的“本家”阿Q，因此在赵太爷打了阿Q之后，他们也为赵太爷寻找打人的理由，帮他说话。
当阿Q因调戏吴妈赵家不再让他去做短工后，未庄的人家也都不再找他做短工。
尤其是女性，大到五十多岁的邹七嫂，小到她那才十一岁的女儿，见到阿Q像见到瘟疫一样的惟恐躲之不及。
但是当阿Q从城里回来后，簇然一新，有钱有物，酒店里的堂倌、酒客、路人便都疑惑且敬他。
掌柜既先之以点头，继之以说话； 以前因阿Q说了句“这毛虫”而对阿Q大打出手的王胡，现在听阿Q说城里杀头的景象，后项窝遭阿Q重重一拳却无任何反映，听客们相反却悚然而欣然；当听到阿Q在举人老爷家帮忙时，给了阿Q新的敬畏。
至于女人们， 则热衷于买阿Q从城里带回来的便宜货；他们不但不逃避阿Q，而且还眼巴巴地想见他，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他们还要追上去叫住他。
［6］未庄人对待阿Q的态度，取决于他际遇的浮沉高下，取决于他的经济状况:
当阿Q被赵家扫地出门一无所有，他们避之不及；当阿Q“发财”后重回到未庄俨然富翁，他们敬而且畏，巴结不已，连赵太爷家也欲与之做生意。
真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也。
然而当阿Q货物卖完，钱财将尽，因赵太爷一家怀疑阿Q货物来路不正，人们又开始不敬他、不理他、遗弃他，全不念他曾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世道人心就是如此，又何止当时呢？
人们对于阿Q，更能见出世道人心者， 在于他们看待阿Q的死。
未庄的人们一致议论阿Q坏，坏才被枪毙。
城里的人们却多半不满足，认为枪毙没有杀头好看，阿Q是一个可笑的死囚，一句戏文也没唱，他们白跟了一趟。
没有人同情阿Q的死，没有人探究阿Q的死因；阿Q的死在这些普通民众的眼里有如杀头牲畜一样的只是“好看”与否的问题，跟《示众》中抱孩子的老妈子说的“多么好看啦”，跟阿Q讲述的他见杀头时所说的“好看，好看”一样，作者以简单的语言展现着当时民众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无聊、麻木愚昧、无情感无辨析力的现状——即集体无意识行为之所在，真可谓是“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啊！
”［7］随着主人公际遇变化而赋予主人公不同态度的看客心理。
《风波》中，张勋复辟时，被剪了辫子的七斤遭到赵七爷的威吓后，村人们断定七斤要没有性命，他们想起七斤往常谈论城中新闻时, 含着烟管显出骄傲模样，便对七斤的犯法, 觉得有些畅快。
此后，村人们大多回避着七斤。
但是，张勋复辟不但没有让剪了辫子的七斤丢了性命，而且没受任何影响，于是村人们又给了他相当的尊敬。
人在倒霉时候，人们便都远远回避，并以当事人平时的一些小毛小疵认为他该杀该剐，这又是一个多么无情无知愚昧麻木的群体。
看到这些,也许您会对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性”有了更具体更深切的理解。
鲁迅笔下的下层民众看客群体形象除了具有以上所述的随当事人际遇升沉而改变态度的特点外，还有喜揭人疮疤笑人短处的喜好。
如《阿Q正传》中的未庄人。
阿Q因头上有癞疮疤而忌讳人说“癞”“光”“亮”“灯”等相关的字，未庄的看客们却偏偏喜欢故意说些相关的字眼来嘲笑他，戏弄他， 致使阿Q往往动怒甚至动手，看客们爱占阿Q的便宜，打了阿Q非要他承认是“老子打儿子”，且往往要把阿Q碰上四、五个响头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罢休。
在这些看客们的心里， 哪有尊重与同情，哪有真诚与关心？
又如《祝福》中柳妈之类的鲁镇人们。
祥林嫂两次丧夫，之后丧子，所受打击，常人大都难以承受，祥林嫂也不例外。
她无法从丧失儿子阿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逢人便讲阿毛被狼吃的故事，鲁镇的人们一开始还同情她，那些没有亲耳听她说过阿毛故事的老太太们特意赶来叫她陈述一遍，可是时间久了，人们听烦了，就连念佛的老太太们也讨厌她了。
人们还有意地以自己的孩子“这么大了”嘲弄祥林嫂的阿毛。
祥林嫂缄口不言了，人们又开始嘲弄和讥讽她的改嫁，她更加沉默了。
经历已让她备受打击，愚弄嘲笑又给她的精神套上种种枷锁，祥林嫂就是在这种双重或多重重压下慢慢消耗完了她的生命。
在人们的眼里，祥林嫂的生命根本就无足轻重，祥林嫂的遭遇更加不会得到怜悯，祥林嫂的经历和精神失常是可笑的！
在当时的社会，有谁会为她的遭遇流下一滴真挚关心的泪水，又有谁会从真诚关心出发去帮她呢？
冷漠、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二）鲁迅小说中的“看客”特征
鲁迅先生塑造过形形色色的“看客”，其典型性、独特性、象征性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对他笔下的“看客”记忆犹新。
因为它具有一些区别其他人物形象的特征。
一是群体无意识。
鲁迅曾嘲讽这类人：
“假如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 自己蹲下去, 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 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
”［8］ 看戏取乐已深入这个时期每一个看客的潜意识里， 在他们的心中只要有“戏”是唯一，即使有什么异样，他们便无须组织地、自动地聚头在一起去看个究竟。
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很像第二类“看客”中所列举的《祝福》中的鲁镇的人们。
二是无名的围观者。
这些“沙聚之邦”的麻木、冷漠的旁观者, 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没有带头人，没有群众，有的是“人人心中皆有”的窥私心理； 这些人没有头脸，也不分贵贱, 更没有具体的指称， 故称之为无名的围观者。
这一“看客”特征在《示众》中的围观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三是无是非观念。
中国式的看客是只知看热闹，不管什么是非曲直、也不管什么道德不道德。
还是在《铲共大观》里，先生特别提醒人们：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
不是超时代的） 的民众，其实很不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 只要有, 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 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 这短短二十年中，我已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
”［9］而这一“看客”特征在《阿Q正传》中的未庄老百姓的语言、行为中表现得最为贴切。
四是带有一种潜藏的残酷。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把神圣庄严的东西任意似为游戏，似为滑稽。
“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游戏场，当言语者进入游戏场，无论说什么都与自己无关了，听众、看客可以把你的思想、行为任意似为游戏……中国的游戏场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在世人的哄笑声中最后就只剩下一片‘哈哈哈’，只剩下一场又一场的喜剧了，而没有悲剧和正剧了，因为悲剧和正剧都被中国的看客们那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行为转化为了一种最低劣、最滑稽的喜剧。
”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见死不救，见义不为。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 ［10］他们更多的则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
就如《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里的掌柜一般，在孔乙己遭人嘲笑、污蔑甚至殴打的时候，他不会流露出一丁点儿同情，也许他想得更多的则是这样一来，孔乙己要何时才能把欠下的酒钱还清。
二、“看客”的深刻内涵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作为一个庞大的意象群，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
他表现了人性毁灭的悲哀、再现了民族历史的悲哀、揭示了特定时代的悲哀。
依据瑞士心理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他认为力比多是一种广泛的生命能量，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无意识结构的理解是个体无意识有赖于更深层次的、由先天即遗传得来的“集体无意识”（民族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原型”或“原始意象”。
他认为意象或原型对于所有民族、所有时代和所有人都是相通的。
他把作家艺术家的视野从表现个体日常心理引导到关注社会文化心理。
鲁迅先生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正是对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揭示和深刻反思。
（一）“看客”：
点染这个病态社会的罪恶
外国作家常用直白的男欢女爱作为透视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窗口，透视时代风云变幻，感受民族悲剧。
而鲁迅在《药》中，他通过几个茶客与刽子手康大叔等看客的无意识的闲谈，展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几乎被扭曲成狂人的事实，以及“革命者”如何被湮没在不觉悟的群众的围观和漫骂声中，从而揭示出一个十分沉重而深刻的问题：
当群众还没有感受到思想革命的曙光，还没有从长期的冬眠中苏醒，政治革命必然要遭到挫折或失败。
“孤独的精神战士，虽然为民众而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
”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一个比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更可悲的悲剧：
那就是他小说中所塑造的“看客”们想到了要“拯救群众”，而群众却不懂得他们，革命者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们在行动上就已严重脱离了群众，这样的革命注定是要失败的。
鲁迅在他的小说描写中紧紧抓住看客们集体无意识的愚昧和麻木以及革命者的悲哀来昭示这一深刻悲剧：
他在小说中无意的提及到社会生活的原型：
“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看客们“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再看华家茶馆中这些由老、中、青、壮几代人所组成的看客，对革命的无知、对革命者牺牲的漠然和不解，对刽子手的敬畏、对封建迷信的执迷和对现实的茫然。
“花白胡子”顽固而偏执，青壮年的“驼背五少爷”已显得暮气十足，“二十多岁的人”简直“霉气”熏人，他们赞扬着人血馒头的“药效”，正是因为看客们有这种落后、愚昧的行为，他们才会嘲笑夏瑜的造反，挖苦革命是“发了疯了”。
革命者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牺牲，被流言所误解的冷漠、麻木的集体无意识的消解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笑料,革命者和叛逆者却都成了他们口中、眼中、乃至心中不可理解的怪物。
《孔乙己》的主人公，活着被看客们当作奚落的对象,死了更是谁也记他不着。
咸亨酒店里的人们嘲笑孔乙己，但他们自己事实上也只不过是观赏孔乙己这个悲剧人物的悲剧性看客而已。
他们同样被那个吃人的封建社会的传统偏见和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思想蒙住了眼睛，他们看不见也想不到自己的可笑。
凡是孔乙己感到难堪的，他们都感到满足，就是孔乙己的痛苦、穷困、甚至死亡，都成了他们谈笑取乐的材料。
孔乙己的悲哀是他做了封建文化和科举制度的牺牲者还不自知，面对严酷的现实还视封建规范为神圣。
而酒店里那冷漠、旁观、麻木、世故、巧滑的人们，让我看到了反动腐朽文化的土壤。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社会环境下人们由于自我的不觉醒和无意识所造成的悲哀。
这类人，是受封建思想毒害之深而未能觉悟,更是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的显现。
（二）“看客”：
一群构筑时代悲剧的被损害的庸众
《祝福》通过祥林嫂“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人生的描述，典型地反映了在封建礼教和迷信所毒害下的旧中国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吃人礼教的罪恶。
她一生灾难频仍，经历了初婚新寡、捆卖再嫁、夫死于殇、再嫁又寡,被鲁镇人认为“败坏风俗”的不祥之物，身心倍受摧残，最后倒毙在祝福前夜的大雪之中。
祥林嫂的悲剧是当时的人们集体无意识思维下的悲剧，祥林嫂是在自身不觉悟的个体无意识条件下被封建礼教的“四大绳索”绳锯而死。
在鲁镇，人们无法容纳她，她永远只能作为一个被损害的不实者而被“看”。
她处在一个强大到分不清其为何物、又无所不要的“势力”中，活得没有理由，不幸得无人同情,死得廖无声息。
惨死者不知她惨死的根源，杀人者无须举起屠刀，而杀人和惨死的悲剧由整个社会顺理成章地完成了。
鲁迅在小说中用犀利的笔法给我们展示那个人吃人社会下的人们的一种群体思想——即集体无意识。
小说中还揭示了旧中国的下层劳动妇女在旧的社会关系中由于自身的无意识、不觉醒使得她们被剥夺得毫无人生价值和道德价值，揭露了整个旧的社会关系是人吃人，从肉体到灵魂地吃人。
《伤逝》中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主”的子君和涓生,他们的日常生活,时时处在被别人“看”，在其他“看客”的审视之中:
“送她出门,照例是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里的那个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
”“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的行业,说明个性解放和自由婚姻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多么大的异端！
当子君重新回到父亲的烈日一般威严和旁人的塞过冰霜的冷眼之下，之后不久他就怀着极大的矛盾和痛苦走向死亡。
这是子君在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大背景下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和他的人生归宿，小说更深刻的告诉了人们: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鲁迅通过小说的创作强烈的控诉了那个黑暗的社会是一个毁灭青春、毁灭美、毁灭人性的社会，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子君和涓生的爱情碾碎，以及毁灭他们对于生活的希望和对生的渴求。
”［11］《伤逝》中借子君和涓生这一对新式青年的爱情悲剧，隐藏着“五四”文化思潮在古老沉滞的中国的悲剧。
他把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中国老百姓的悲惨遭遇放到沉滞的罪恶社会环境中描写，表明了他对“看客”形象既同情其悲剧命运，又带有鞭挞了社会结构的悲剧性功能。
《示众》是鲁迅唯一的一篇专门书写“看客”的小说。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鲁迅有意放逐文化理性，强化“看客”的精神本质。
这里没有任何文化冲突和社会冲突，只是一群人看一个人。
“被看者”是一个被警察用绳子栓住的男人，他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被悬置起来。
他不是夏瑜那样的革命者，不是娟生、子君、魏连殳等觉醒者，也不是祥林嫂、单四嫂子那样的苦难者。
“看客”是街头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男女老少，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他们同样没有任何文化性和社会性。
这样在“看客”与“被看者”之间，我们无法进行进步与落后的社会理性判断，也无法进行觉醒与愚昧的文化价值判断。
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看客”那贪婪的精神本质。
是那种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人们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行为。
这里，鲁迅只是用了非常冷漠的笔调记下了这一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
先生用叙述的笔墨描述着“看客”的外部行为、动作。
但是，透过这些“看客”的无聊、麻木的表情，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一个集体无意识下的无边的精神海洋，蕴涵着巨大的精神威慑力量。
鲁迅针对这种社会现象曾说：
“社会太寂寞了，有了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
人类是喜欢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者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
”［12］这种对“看客”的愤怒，就十分明确地将“看客”心态置于人类欲望的海洋之中了。
（三）“看客”:
浓墨重彩的揭示了我们民族悲剧的最痛处
鲁迅小说中关于看客，是他把当时整个社会中的很多生活原型都作为看客形象的存在来进行描述，表现了鲁迅先生作为先觉者或主人公内心一汪死水中的一点微澜，虽能掀动一线波纹，却随即为黑暗所湮没。
在读者的眼里，被看者也是看客，而看客即也是被看者，他们互为看客。
看客们不仅是社会秩序的牺牲品，而且是积极的参与者。
“看客的暴力”是无形的，看客的意识是人们内心深处无意识的反映，即人性精神领域的无意识的反映。
看客的存在是“被看”和死亡的前提，小说中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暴虐意义的场所。
《狂人日记》以狂人“变态”的心理和眼光来看世界，迫使读者在一个超越常规的语境中重新审视平时熟视无睹的、习以为常的生活。
这样就打破了历史的常规的不可怀疑性，用“吃人”道出了中国封建历史的本质。
“小说通过‘狂人’被诬为‘疯子’，遭到更严重的迫害，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战斗呐喊，塑造了一个在‘五四’前夜觉醒的反封建的斗士形象。
狂人相对于那个社会，是个孤独者，是社会的‘异己’存在，他怀疑一切，包括现存的和已存的，他认为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吃人和被吃人的两个集团的对立：
一面是赵贵翁、古久先生等吃人的封建统治者，一面是佃户、狂人等被吃者、被压迫者。
”［13］
阿Q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却不知革命为何物，最后被反动势力推上断头台，而“未庄”的民众反映如何呢？
未庄的舆论是“被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一个可笑的死囚啊，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他们像蚂蚁般地拥到街道旁，张着嘴出神地看，对阿Q“无师自通”地说出来的话，发出豺狼嗥叫般的喝彩声。
他们不肯对阿Q的无辜被处死发生怀疑,在他们眼里，存在的一切秩序和规矩都是合理的、神圣的。
他们就是这样喜欢从别人的遭殃中寻找自己的乐趣，尽管是杀头，只要被杀的是别人，他们也只当作一场好戏去欣赏，没有任何觉悟和同情心,从而无情鞭挞了这种奴性十足的“看客哲学”。
阿Q及其未庄民众，是中国特定时代整整一代人的苦难经历。
《示众》更典型地表现了国民看客的心态，触及国民劣根性之最痛处。
它以事件为中心，重点写了社会气氛和社会心理。
囚犯刚被拉到街头，“霎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有人“弯了腰,去研究（犯人） 背心上的文字，终于读了起来”。
作者痛心地揭示道德麻木的看客之多，遍及之广，运用速写法，去表现他们一样的麻木、无聊，一样的漠不关心他人的痛苦，一样浑浑噩噩地生活。
鲁迅以其一系列“几乎无事的悲剧”，展示国民灵魂，从国民心理上揭示封建文化的沉疴，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成就和丰富了他特有的深刻和博大。
三、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成的根源
虽然鲁迅小说中所塑造的看客对与自己地位相等身份类似的当事人动辄逃避离弃、嘲弄讥笑、无情无义，但他们对诸如赵太爷、赵七爷之类的上层人物却是迷信服从，尊敬备至的，这可算是此类看客的又一显著特点。
如当赵七爷向七斤家走来时，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请七爷到他们家吃饭。
像赵七爷这类自私、冷酷、无情的上层人物视民如草芥，却受民众敬畏，在我来，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奴性。
这种奴性就是“看客”形成的根源。
（一）“看客”形象形成的历史根源
其形成主要因为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赋予了统治阶级各阶层人物种种特权，这些特权保障了他们任意搜刮、鱼肉、宰割下层民众，民众因而生“畏”；因稍有不从便会动辄获罪，于是因“畏”而生服从。
又因为上层人物多享受教育的权利，比下层民众有见识、晓事理、懂变通、会钻营，故使下层民众迷信而生“敬”。
再者：
因为统治阶级的教育、政治制度限定了下层民众的人生导向钱财权势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
因此，下层民众看客群体的这种媚上奴隶心理，其实是统治阶级专制迫害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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