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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文档资料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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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TestonLewisTurningPointinChina?
-AnExplorationBasedonLaborMarginalProductivityofAgriculturalandIndustrialSectorsfrom1990to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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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i?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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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GuangdongWuyiUniversity,Jiangmen,Guangdong52902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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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ewisturningpointmarksasignificantleapfordualeconomyfromquantitativetoqualitativechange,whichindicateseconomicdevelopmenthasenteredanewreformingstage.InordertoproveChinahasarrivedatLewisturningpoint,thispaperhascalculated,comparedandanalyzedthelabormarginalproductivityofagricultureandindustrydepartmentfrom1990to2010,whichdemonstratedChinacrossedoverthefirstLewisturningpointandenteredanewstagein2005accordingtoLewis?
Ranis?
Feimodel.Tocompletelyeliminatetheproductivitygapbetweentwodepartmentsandachievesoleeconomy,itwilltakeabout32yearsatleastthroughstaticestimation,namelyChinawillarriveatthesecondLewisturningpointin2043.Atpresent,itisparticularlyessentialthatourgovernmentpromoteseconomic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bringsdownpotentialinflationriskeffectively,implementslabor?
intensiveindustrialdevelopmentstrategycorrectly,acceleratesthereformationoflaborandemploymentsystemasquicklyas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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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irstLewisturningpoint;thesecondLewisturningpoint;labormarginalproductivity;Lewis?
Ranis?
Fei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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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人口红利是中国和东亚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然而，这一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遵循的二元经济模式或迟或早将面临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重大转折与挑战，乃至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潜力。
对我国而言，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人口红利逐渐枯竭，资本边际报酬不断下降，过去依靠“要素驱动”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亟须转换到未来以“效率驱动”的科学增长模式。
因此，正确认识和理性考察“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这一重大“国情”变化，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农村发展政策与工业经济导向乃至劳动与人口政策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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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我国沿海地区逐渐向内地蔓延的“民工荒”以及农村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在目前阶段谈论刘易斯拐点为时尚早。
由于概念不明或方法未究，造成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王德文，2009）。
［1］?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认为我国已经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时代正在走向结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
利用农民工工资上涨、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转变等实证材料，证明我国在“十一五”期间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区间。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2011）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认中国已于2004年越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于2015年关闭。
王德文（2008）通过考察农民工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2010）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价格的时间序列，认为存在比较充分的证据显示我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
高铁梅（2011）基于对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变化的实证，表明我国已在2005年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
［3］?
周立（2011）通过民工荒、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新态势，综合判定我国农村显性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刘易斯拐点在金融危机后的2008―2009年已经到来。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或者即将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
吴要武（2007）从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等角度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4］?
日本学者大?
启二郎利用中国城镇制造业的实质工资变化判断中国已经到达了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田岛俊雄（2008）预计2013年前后中国将很快越过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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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关“我国刘易斯拐点已到来”的看法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曙光认为把“民工荒”称为所谓刘易斯拐点有些牵强，白南生（2009）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有待商榷，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现在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还为时过早。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还未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考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张丽宾（2011）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伟（2008）推算出我国刘易斯拐点至少在2026年之前不会到来。
［5］?
贾先文、黄正泉（2010）对照日本、韩国计算出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推算我国刘易斯拐点应在2030年前后出现。
孙自铎（2008）修正了蔡?
的相关数据，推算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有20年的转移时间。
［6］?
钟笑寒（2006））通过国际经验对比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劳动力仍有释放空间。
［7］?
张宗坪（2008）认为民工荒所显现出来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种种特征与刘易斯拐点的含意相悖，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并没有出现。
此外，钱文荣（2009）［8］?
、周祝平（2007）、韩俊（2007）、刘建进（2007）［9］?
、耿元（2008）［10］?
、燕晓飞（2009）、宋世方（2009）、陈衍（2010）等认为我国农业仍然存在数量可观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而是处在通往拐点的发展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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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认识，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
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的事实，一方面凸显检验刘易斯拐点的困难性，表明刘易斯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劳动力剩余形势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这一认识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政策实践层面的广泛关注性与极端重要性。
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尤其从实证上加以正确检验，从而避免对基本国情的“误判”，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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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研究文献不同，本文主要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Lewis-Ranis-FeiModel）”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表明我国的确已经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但要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仍然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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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易斯拐点的判断标准?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到最终枯竭的变化过程。
如何识别刘易斯拐点，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
一般的做法是，根据刘易斯拐点变化前后的一些重要特征，单独或综合运用以下经验标准来大致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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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工资标准，即剩余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可看做是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来临，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趋同则可以看做是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来临。
因此，若出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实际工资持续上升，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标志着出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变化。
白暮凯（BaiMooki，1982）采用此标准作为识别方法，认为韩国大约在1970年前后达到刘易斯拐点。
［11］?
李月（2008）验证了台湾出现刘易斯拐点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
［12］
二是数量标准,即通过测算边际产出等于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来判定。
如果观察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则预示着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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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结构标准，即从宏观经济结构比率上，例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城市化率、收入分配差距等等，来大致界定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区间。
例如，黎煦（2007）归纳了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拐点特征，认为人均GDP在300至500美元且农业劳动力比重为40%―50%时会出现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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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综合标准，即同时结合使用工资标准、数量标准和结构标准来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例如，蔡?
通过农民工工资上涨、农民工供给数量短缺、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转变等，论证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
白南生、钱文荣、周祝平、刘伟等则主要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精确测算数据、农民工供求结构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无法走向均衡，以及劳动力工资占GDP比重明显下降等角度来证明现我国尚未出现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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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标准大都是基于经验观察得出的判断指针，能否正确评判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了来自实践层面的质疑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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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资标准，刘易斯本人认为，资本积累大于人口增长、不利于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存在工会压力等等都可能成为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工资提高的原因，因此工资上涨并不一定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
［13］?
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可能提高。
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城市产业工人工资高涨，并不能说明日本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目前，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主要论据就是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化，对此，唐茂华认为目前我国工资上涨主要由外生变化引起的，工资上涨不完全是市场原因。
张宗坪（2008）认为近年来中央一系列三农政策，调动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国家经济政策改变了农民的比较收益，而不是工业部门把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造成的工资水平提高。
崔传义（2011）认为不宜简单套用刘易斯理论提出的工资增长等显示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的标志。
从实际工资增长率来看，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小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
农民工工资增长更多的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同步增长，而不是单独的特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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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量标准，从实证角度看，测定劳动力剩余数量仍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由于方法和数据上的差异，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结果自然有很大分歧。
对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就业之后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目前还缺少权威性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实证研究的支持（王德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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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结构标准，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依此理论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时，需要更充分、全面、深入、细致的指标分析，而目前我国的统计指标体系并不能提供支撑。
如果简单地从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指标和局部现象分析，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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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决定从刘易斯理论模型出发，采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变化来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正如日本学者南亮进所指出，判断刘易斯拐点应该根据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工资水平。
从实证角度看，南亮进（Minami，1968）［14］?
和白暮凯（Bai，1982）利用日本、韩国的资料分析发现，在两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都观察到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农业工资水平的持续变化，据此表明两国在其经济发展阶段上出了刘易斯拐点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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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变化规律?
1961年，拉尼斯、费景汉（RanisandFei）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在内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即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5］?
（1961），提出了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要经历两个拐点的论述。
发展中国家既存在生产效率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又存在高效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充斥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0（甚至为负）的剩余劳动力，以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水平无限地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随着工业部门规模不断扩大，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吸收完毕，继续吸收劳动力转移必然导致工资水平提高，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
此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不存在实质性的城乡收入差距，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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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图，OA轴代表农业部门投入的劳动力，OB轴代表农业总产出，曲线ORCX代表农业总产出曲线，其边际生产率递减，水平段CX表示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这意味着将AD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农业，农业总产出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平均产品线OX代表农业部门的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之前保持不变。
剩余劳动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边际生产率为0的劳动力，如图中的AD所示；二是边际生产率大于0但小于平均收入的劳动力，如图中的DP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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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存在三个不同的阶段以及两个转折点，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依次经历从“0”（甚至为负）到逐渐提高，再到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持平的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人均农业剩余等于不变的制度工资水平，劳动力转移对工业和农业均无影响；第二阶段，由于将边际生产率大于0的劳动力转移出来，农业总产出将下降，从而出现农产品短缺，引起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工资上涨；到第三阶段，当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工业和农业部门所面临的劳动供给曲线均为正斜率，两部门工资将由市场来决定。
拉尼斯和费景汉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临界点称为“短缺点”，也即刘易斯第一拐点，此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从“0”（甚至为负）转变为“正”且逐渐提高；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临界点称为“产业化点”，也即刘易斯第二拐点，此时，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趋于相等。
因此，通过测算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并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进行比较，就能判断出所处的刘易斯拐点或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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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数据与实证结果?
（一）我国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测算?
考虑到农业总产出曲线存在边际生产率递减，因此借鉴高铁梅、范晓非（2011）的处理办法，引入劳动投入的平方项，并使用1990―2010年农业投入产出的时序数据估计农业总产出曲线，待估计的农业总产出曲线实证模型的回归方程形式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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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t=α?
0+α?
1L?
t+α?
2L?
2?
t+α?
3GT?
t+α?
4S?
t+ε?
t?
（1）?
（1）式中，Y、L、L?
2、GT和S分别表示农业实际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农业从业人数的平方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作物播种面积。
其中，农业固定资产投资GT和农作物播种面积S为模型的控制变量，t为年份，ε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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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程中各变量数据分别查找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农业实际总产值由年鉴中的农林牧渔总产值经过第一产业平减指数（1990=1）平减后得到，农业从业人数由年鉴中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据表示。
由于没有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据，本文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城乡划分）中的农村部分的投资数据加以代替，并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1）平减得到。
经过数据整理，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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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回归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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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t=-88121.52+5.43L?
t?
0.000078L?
2?
t+1.71GT?
t+0.31St?
+ε?
t
（2）?
（-2.42）（2.83）（-3.02）（9.08）（1.83）?
R?
2=0.98F=414.68?
由
（2）式可知，方程拟合状况良好，各项指标十分理想，括号中的t检验值表明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再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为平稳。
进一步，根据方程
（2）得到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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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
L=?
Y?
t?
L?
t=5.43－0.000156L?
t?
（3）?
由此计算出1990―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结果见表2所示。
从1990―2004年，我国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一直为负，从2005年开始转变为正，此后逐年提高，年均增长9?
29%。
根据“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可以判断在2005年我国正式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
实证结果支持蔡?
、高铁梅等学者关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研究观点。
（二）我国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测算?
对于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测算，本文参考曲?
（2010）的做法，首先估计出我国工业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再根据估计出的生产函数中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和相应的产出与劳动力数量计算出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
［16］?
我国工业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数型）的待估方程形式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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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Y?
t=β?
0+β?
1?
ln?
L?
t+β?
2?
ln?
K?
t+β?
3?
ln?
E?
t+μ?
t?
（4）?
（4）式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亿元），L代表工业劳动投入（万人），K代表资本投入总量（亿元），E代表工业中间性投入，t表示年份，μ表示误差项，其余为待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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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各变量数据分别查找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0》。
工业总产值由年鉴中的GDP平减指数（1978=1）折算成（1990=1）的平减指数再平减后得到，劳动投入由年鉴中的工业从业人员数表示。
关于资本投入总量，由于没有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据，不便于直接计算历年工业部门资本存量值，所以本文采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替代指标，然后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1）平减得到。
工业中间性投入选用工业能源消耗总量（万吨标准煤）作为代理变量，以控制中间投入因素对模型估计所带来的影响。
此外，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各指标均作对数化处理。
模型的回归方程估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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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Y?
t=-12.55+0.76lnL?
t+0.75lnK?
t+0.79lnE?
t+μ?
t（5）?
（-9.43）（3.68）（5.74）（2.55）?
R?
2=0.99F=643.25?
由（5）式可知，方程拟合状况较好，回归系数显著。
在此基础上，很容易推导得到我国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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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L?
=?
YtLt?
=eβ0?
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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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β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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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
β2?
E?
tβ3=β1?
?
Yt?
Lt?
=0.76×Yt?
Lt（6）?
由（6）式计算出1990―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结果如表3所示。
从1990―2010年，我国工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呈现逐年提高趋势，年均增长4%。
到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约为农业部门的5倍左右。
如图2所示，要完全消除此生产率缺口，达到两者相等的所谓“刘易斯第二拐点”从而实现“一元经济”还有相当长的过程。
按照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年均增长9?
29%，工业部门年均增长4%，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静态估计下，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赶上工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至少需要32年左右，即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
因此，在未来的32年中，我国仍将处于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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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图2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比较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的确已经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
目前，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约为农业部门的5倍左右。
要完全消除此生产率缺口，达到两者相等的所谓“刘易斯第二拐点”从而实现“一元经济”，理论上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
因此，在本世纪中叶之前的30年中，我国仍将处于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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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启示?
1．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寓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
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后，劳动力要素价格上涨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劳动力工资上涨与“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将打破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在低附加值领域维持低成本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经济运行必须转移到依靠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实现内涵式增长的轨道上，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劳动工资上升带来的影响，从而规避“人口诅咒”，获得“二次人口红利”和持续增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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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
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后，将直接导致低端劳动力工资普遍上涨，由此推动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进而引发以农产品价格带动为特征的通货膨胀。
历史数据表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均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出现食品、农产品价格相对工业品快速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现象。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两波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都与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有关，比如2007―2008年的猪肉涨价，以及2010―2011年的农产品轮番涨价，其深层次的原因正是刘易斯拐点到来后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推高了农产品、服务业的价格，系统性地抬高了CPI的波动中轴。
这对解释当前我国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仍然出现通货膨胀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当前我国在治理通货膨胀时，要更加重视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使有关调控政策具有针对性。
?
3．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
拉尼斯和费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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