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的竹简与中国竹简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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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的竹简与中国竹简文化

曾侯乙墓的竹简与中国竹简文化

在汉代蔡伦发明造纸术（实际上，蔡伦是在总结前人即西汉及以前的造纸经验的基础上，改进造纸工艺，利用树皮、碎布（麻布）、麻头、鱼网等原料精制出优质的纸）、大规模使用纸记载文字以前，我国古代的文字，最早是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称为甲骨文，从目前的考古研究结果看来是最早的），后来又有铸之于钟鼎、凿刻于石碑上的（称为金文或金石文）；而用于阅读的，则主要是书写于简牍（“简”为竹简和“牍【dú，读作：

独】”为木简）或丝帛上的。

简牍或丝帛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

因甲骨文、金文中的册字写作

、

，像把若干竹木简用绳编连的样子，似殷商已用简册。

按当时竹木器已普遍被应用，且甲骨、器上已见笔墨的痕迹，因而使用简牍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当以成熟，只是至今尚无实物出土，故未能定论。

今出土实物所见年代最早的简牍是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年代较晚的汉文简牍多为晋时期的，而以少数民族文字如吐蕃纹、西夏文书写的木简时间应该在唐代以降。

数量最多的是、汉至三国间的简牍，约占已出土简牍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简的体积大，分量重，保存使用不便，但质地坚牢，价格较帛低廉，为纸发明和普及前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和传播文化的工具。

东汉以后，乃渐为纸所代替。

纸（纸——形声，从糸【mì，读作：

蜜】、氏声；纸的原料本是破旧的丝绵，故从糸）出现以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是简、纸共用阶段。

考古发掘证实西汉已有纸，但当时纸的产量不多，价格也非常昂贵，所以简牍仍以其取材便利而继续被广泛使用，东汉晋间即简、纸并用时期。

由此看来，简牍的使用至少历时千年以上。

其后，纸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简牍或丝帛才渐渐为纸所代替。

由于本文主要谈及的是竹简，故牍、丝帛、纸等从略。

从以上可以得知：

汉朝以前竹简已成为广泛用于书写的主要材料之一。

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制作竹简的材料来源广泛，我国广区都产竹，且制作简便，并不难做到。

历年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国出土了大量的先及汉时期的竹简。

这些竹简一般每片长最短为不到20厘米、长则超过70厘米，宽不到1厘米，厚为0.1-0.2厘米。

每片简用毛笔书写八至四十字不等。

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为：

长为70-75厘米，宽1厘米左右。

别看小小的竹简，其实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

一、从“象形”文字上看，竹简蕴含着哪些中国文化？

在开始前，我们先要说说中国文字的构造。

中国文字旧有六书之说，即：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1、象形：

就是根据自然物象的形体特征进行摹画而创造文字，如：

日、月、山、水等。

2、指事：

是象形法的一种补充，从字的表现形态上审视出它的抽象含义，如：

“卜”在其上写作“上”，“卜”在其下写作“下”；还有：

刃、本、末等。

3、会意：

是象形法的一种拓展，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或形体）组合而成的，以表示一个新的意思。

组合的方式多种多样，交叉错综，这就是会意的方法所以“高产”、会意字所以多于象形字和指事字的原因。

所以可以说，会意是为了补救象形和指事的局限而创造出来的造字方法。

和象形、指事相比，会意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第一，它可以表示很多抽象的意义；第二，它的造字功能强。

《说文解字》收会意字1167个，比象形字、指事字多得多。

如：

“武”就是止戈为武的意思。

直到现在人们还用会意的方法创造简体汉字或方言字，例如“灶、尘、国、孬”等。

拿“人”和“木”说：

“人”和“人”可以组合为“从、众”等，“人”还可以和其他形体组合为“保、伐、戍、付、伍”等；“木”和“木”可以组合为“林、森”，“木”还可以和其他形体组合为“析、相、采、困”等。

因为会意字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的会合，所以可以表示许多抽象的、用象形或指事的方法难以表示的意义。

如“休、尘、取、采”等。

4、形声：

是对象形法的进一步拓展，将本质相同的一类事物并列在一起，赋予它们一个共同的意符（即表示意义的符号，也称义符）作为“形旁”，然后再根据各个事物称呼的不同，标以不同的“声旁”，从而组成许许多多的字，如：

简——形声；从竹、间【jiàn，读作：

剑；间为双音字——jiān，读作：

肩】声；本义：

竹简；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狭长竹片。

由此引申出中文单词：

竹简、简牍、简单、简直。

因为一片竹简只能写较少的字，所以古时常用文言文，进而又衍生出中文单词和成语典故：

简练、简介、简练、言简意赅、简明扼要、牍——为形声：

从片、卖声；“片”本指木头竖剖成的一半，古时用木片作书写材料，故从“片”。

本义：

古代写有文字的木片，也称木简。

5、转注：

用于两个字互为注释，彼此同义而不同形，如：

考、老两字同义不同形，如：

考——除了有试验、检查、研究等几个意思外，还有老、年纪大的意思：

寿考；也原指父亲，后多指已死的父亲：

先考，如丧考妣。

6、假借：

即借用一字去表达别的事物。

一般来说，如有一个无法描述的新事物，就借用一个发音接近或是属性近似的字根，来表达这个新事物。

如：

“又”，本来是指右手（最早可见于甲骨文），但后来被假借当作“也是”的意思。

闻，本意是用耳朵听东西的意思，但后来被假借成嗅觉的动词。

另外还有“汉字七体”的提法，即汉字书写的演变过程：

甲骨文（商）→金文（周）→小篆（）→隶书（汉）→楷书（晋）→行书（晋）→草书（唐）。

注：

古时称青铜为吉金，所以在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为金文；篆体主要发现在竹简上，所以“篆”字为形声；从竹，彖【tuàn，读作：

团的第四声】声；从竹即与竹简有关；本义：

即篆书；汉字的一种书体，通常包括大篆、小篆，一般指小篆。

根据历年考古的成果可知，至迟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中国人已经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毛笔；更重要的是，比之还要早的甲骨文（距今近3000年）中多次出现了

即“聿”【yù，读作：

玉；古代称笔】，其字形为手握笔杆。

这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是一致的，该书卷四聿部：

“聿，所以书也。

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

”又，“笔，谓之笔，从聿，从竹”，即繁体字“筆”。

学勤在《中国古史寻证》第七章：

简帛研究与学术思想——关于简帛学中指出：

“所有简牍，都是用墨笔书写的，没有刻字的。

”这就等于说：

出土的竹简均为墨书竹简。

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就是墨书竹简，同时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竹简。

如果在记载的容太多，一片竹简记不完怎么办？

那就记载在多片竹简上。

为了保证顺序不乱，人们又将写好字的一片片竹简用丝绳或牛皮带编连起来，或将一片片竹简先编连起来再写上字；据考证，曾侯乙墓出土竹简就是先编连好再写字的；因此古人就称之为“册”。

“册”的甲骨文为

，实际上就是“将一片片竹简编缀起来”的象形文字，金文、小篆为

。

在古代，这种编连好的竹简就类似现在装订或装潢好的本子或书籍，所以又衍生出：

史册、画册、手册、纪念册、花名册和相册等中文词组。

册也可作量词，如：

一册书。

《左传·序》疏里说得很形象，“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古时策与册同义，也称编连成册的竹简称为简册或简策，以后“册”就泛指书籍了。

除了“册”字外，“典”也是竹书时代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多士》记载：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即“册”和“典”都指的是用竹木简做成的书。

“典”的甲骨文为

，即在“册”的下面多了一双手，意为用双手把“册”供奉在上。

俞正燮《癸巳存稿》说：

“典者，尊藏之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经典”了；即“典”也是“册”，但不是一般的“册”。

到了金文和篆文时，册变为

，双手被省去，下面加一横两点即“丌”【jī，读作：

基；意思为垫物的器具、底座】，渐渐地演化成了现在的“典”字。

许慎认为“典”指的是五帝之书，五帝之书当然就是经典，所以就要高高地供于或搁在上面。

经典的书在后世是被奉为典，所以后来就引申出典型和准则、法则等意思来；把一些重要的礼仪称为典礼或大典；称作为标准的书籍为字典、词典、典籍，还有典故、引经据典、数典忘祖；与“雅”组合成新词“典雅”，以表示文章或人物的高雅，等等。

把写好、编好的竹简卷起来，就叫“卷”，就成了中国古代的书籍。

“开卷有益”这个成语就由此引申而来的。

后来书籍所用的第x卷等，也是由此引申而来的。

同理，对于可以舒展和弯转成圆筒形的书画称为长卷、画卷；还有案卷、卷軸等。

用竹简书写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写错了，可以刮削掉重写。

所以伴随着出土的竹简，往往还会出土有刮削用的铜削或铁削（削即为削刀）。

曾侯乙墓就出土了两件铜削。

其实，古时的读书人及政客常常随身带着刀和笔及墨，作为竹简的书写工具。

笔和墨主要用途是在竹简上书写文字，刀的主要用途是刮削掉写错的文字以便重写，并非用于刻字。

因此，历代的文职官员也就被称作“刀笔吏”。

南朝·宋·义庆《世说新语·容止》：

“使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

既毕，令间谍问曰：

‘王如何？

’匈奴使答曰：

‘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注释】床：

指坐榻；王：

操；捉刀人：

指拿着笔的旁侍。

古代的侍从，有专门的刀笔吏，所以这里的“刀”实为修改竹简错字的小型工具。

整段文字的意思是：

武帝将要会见匈奴使臣，认为自己形象丑陋，不能够威慑远方的国家，让季珪代替自己。

武帝亲自拿着写字用的刀具和笔站在一边充当旁侍。

见面完毕以后，让间谍问（匈奴使臣）“王怎么样？

”使臣回答“王风雅威望不同常人，但床边举着刀的那个人，才是真英雄。

”自宋元后，人们又往往将讼师幕僚称作“刀笔吏”，顾名思义就是谓其深谙法律之规则，文笔犀利，用笔如刀。

“刀笔吏”如刀之笔的操纵，往往使许多案件乾坤陡转，或无中生有，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成语“捉刀代笔”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意思为代人出力或代写文章或替人考试等。

不过，现在替人考试有了新的名称，叫“枪手”。

我们再看一下：

删除的“删”。

“删”为会意：

从刀、从册。

册是简册，前面提到：

把若干竹简编连在一起叫“册”。

简册的容有问题，就用刀刮掉，所以从“刀”。

本义：

削除。

其常用词组有：

删除、删改、删掉等等。

现在虽早已不是竹书时代了，但在诸如“书籍”、“字典”、“法典”、“账簿”、“平等（等——会意，从竹、寺声。

本义：

整齐的简册）”、“信笺（“笺”——形声，从竹、戋（jiān）声；本义：

注释；后拓展为书信的代称）”、“虎符”（符——信也。

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

——《说文解字》：

有铜虎符，竹使符，或曰五寸，古用圭璋，其后乃以符代之）、“户口簿”、“练习簿”和“罄竹难书（罄:

尽；竹：

古代写字的竹简。

罄竹难书原指要写的事太多，写不过来。

后用来形容罪行极多，写也写不尽）”、“功垂竹帛”等“对簿公堂”（簿：

文状、起诉书之类；对簿：

受审问；公堂：

旧指官吏审理案件的地方。

在法庭上受审问。

）等字词和成语中，都还明显地保留着竹书时代的痕迹。

二、从竹简制作工序上看，蕴含着哪些中国文化？

竹简的制作工序蕴含着哪些中国文化呢？

竹简的制作工艺大概有这么几道工序：

首先要选择上等的青竹，此“青竹”指绿色之竹，并称其为“青”。

然后，将竹子截成若干段，劈削成一定长宽的竹片。

一般而言，竹简的尺寸——长：

从近20厘米至60厘米不等，宽：

1厘米，厚：

0.2-0.3厘米。

由于竹子的表面有一层竹青，含有油水成分，不易写字，又易被虫蛀；所以古人就想出了火烤的办法，即把竹简放到火上炙烤，这就是第三道工序。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书写，另一方面也使竹简去除了水分而起到防腐防蠹的作用。

烘烤之时，本来新鲜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了水珠，像出汗一样。

可见，火烤是竹简制作的重要工序。

于是人们就把这道工序叫做“杀青”或“汗青”、“汗简”，其中“汗青”、“汗简”还成了竹简的代名词。

最后，刮去青皮，将文章写在竹简上。

在书写竹简时，常常用毛笔先把初稿写在“烘烤后的竹简”的竹青上；因为竹青光滑，如果要修改只需揩去就行了；初稿改定后，杀削去竹青，把定稿写在竹白上。

有一种说法，这道工序才叫做“杀青”。

从上可见，关于杀青有不同的说法，如感兴趣可参见《汗简、汗青、杀青辨》（高大伦）。

因此，后来人们又用“杀青”泛指书籍定稿或著作完成、影视拍摄完竣或制作完成，等等。

前面说到，人们会将一片片的竹简用丝绳或牛皮带编连成册，用来编连竹简的丝绳或牛皮带叫做“编”，由此又引申出后来书籍所用的第x编。

与纸书相比，竹书不易翻烂，但编串的绳子却会腐烂或磨断。

例如：

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上的绳子就腐烂了，一般出土竹简的绳子大都腐烂了。

有一个典故叫“韦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著），说的是：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读《易》，韦编三绝。

曰：

“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大意为：

春秋时期孔子十分好学，晚年还坚持研究《易经》，他反复钻研该书，把该书的捆竹简的牛皮带都磨断了三次，终于把研究的心得写成十篇文章，即《十翼》。

后人把《十翼》与《易经》附在一起，作为《易经》的补充部分。

“韦编三绝”也是成语——韦：

经去毛加工制成的柔皮；韦编：

用熟牛皮绳把竹简编连起来；三：

概数，表示多次；绝：

断。

比喻读书勤奋刻苦，把编连竹简的皮绳都磨断了三次。

“编”还用作形容一部著作的一部分，如：

缩编、上编、编、外编、第一编、第二编，等等。

其实，仔细研究“编”字的构造：

编中就带有“冊”（“冊”为册的异体字，同义）。

带有“编”的常用词组有：

编纂、编写、编年史、编辑、编造、编排，成语有：

断简残编（简：

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编：

编连简的细长皮条；断简残编指残缺不全的书籍。

），等等，都与“册”有关，即与竹简有关了。

其他带有册的字：

扁——会意：

从户、从册；本义：

在门户上题字。

古同匾。

扁为扁额，题字的长方形牌子，后作“匾”。

篇——形声：

从竹、扁声；本义：

竹简；带有“篇”的常用词组有：

篇章、诗篇、篇幅、连篇累牍、千篇一律、长篇大论，等等。

可见，“杀青”、“汗青”和“汗简”等，都是由制作竹简的工序而来的（其中的“汗”和“杀”应为动词），渐渐地引入到我们现在的语言使用习惯当中。

说到“汗青”，最有名的就数宋代大臣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末二句）。

这里的“汗青”又是指的是什么呢？

三、从竹简记载的容看，蕴含着哪些中国文化？

古时，竹简主要记载史书、典籍、符命、遣策、公文、文书和卜筮祭祷记录等。

一般来说，长的竹简常用于书写儒家经典；短的竹简常用其记载诸子事迹及史传。

从出土的古代竹简来看，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厘米），因此称律令为“三尺律”；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厘米）；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厘米），因此人们又称信为“尺简”、“尺书”，但较少用，更常用的是“尺牍”（即木简）。

1、史书

前面我们讲了，将一片片竹简编连起来，然后写上字，即称为册。

如果竹简记载的容为历史，就称为史书或史册。

如：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校友伟国向母校捐赠了其从境外买来的2388枚战国竹简，其中就有《尚书》、《系年》、《筮法》等。

《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中国民族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记载了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

自西晋发现《汲冢竹书》（亦称竹书纪年、汲冢纪年）之后，《系年》是一千七百多年来发现的代以前的完整史书。

还有《战国策》，就是当时用竹简编连成册的一部史书。

我们常常说：

载入史册也是同理。

前面我们讲到，“汗青”或“汗简”为竹简的代名词。

如果竹简记载的容为历史，自然也可以称为“青史”，如我们常用的成语“名垂青史”（垂：

传下去，传留后世；青：

青简，竹简；青史：

原指写在竹简上的记事（如历史），后指史书。

）名垂青史就是把事迹记载在历史书籍上，形容功业巨大，永垂不朽，名声永留史册。

还有成语“青史留名”、“永垂青史”意思都是相近的。

由此可见，“史册”与“汗青”应该是同义词，当然可以通用。

不过，在正式谈论历史记载意思的时候，还是多用“史册”。

在诗词中，因平仄或是押韵以及亮音的需要，常有人喜用“汗青”。

这就是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用“汗青”的原因。

2、典籍

典籍就是古代重要文献的总称，也泛指古代图书。

“典”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讲讲“籍”，“籍”为形声，从竹、耤【jí，读作：

及】声；古书以竹制成，故从“竹”；本义：

登记册，户口册。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典籍按容分为四大部类：

经、史、子、集——经：

经书，指儒家经典著作；史：

史书，即正史；子：

先百家著作、；集：

文集，即诗词汇编。

3、符命

《说文解字·册部》：

“册，符命也。

诸侯进受于王也。

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

”意思是说，长短不一的竹简用两根绳子编串在一起就是象形的“册”了，而“册”的作用是书写天子的符命，即诸侯进见天子时接受册封的命令。

符命的“符”为形声，从竹、付声，即为竹字偏旁、读作付。

实际上，“册”的书写容要广得多，并不局限于天子的符命，

4、遣策

许多出土的竹简往往记载的是墓葬下葬物品的清单，现在称之为遣策。

其实，先古籍中并无“遣策”一词，《辞源》和《辞海》中也没有这个词条。

1955年，史树青先生在《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中指出：

“从以上四十三简的初步考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竹简都是写的各种器物名称，其部分都是衣衾锦绣之属，还有少数的铜、铁、竹、木器具。

……我们可以把这批竹简叫做‘遣册’，就是生人赠送死者的物品清单。

”叶恭绰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序中提出：

此物出自冢墓，第一联想，应和墓中人有关，又应和葬事有关，而略考其文，则统为器名。

考之《仪礼•既夕礼》“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

书遣于策。

”疏（即注释、解释）云：

“聘礼记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遣送死者明器之等，并赠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故书之于策。

”贾释云“编连为策，不编为简”。

又《士丧礼•既夕》第十三有读赗、都遣一节，……且策中所书各物，大抵皆金属、丝属，其为赗赠遣送之物，无可以者，因断此项竹简，当即《仪礼》中之遣策，以符湘友，皆以为然。

学勤亦指出：

“仰天湖竹简的性质是遣策，《仪礼·既夕礼》有‘书遣于策’，注‘遣犹送也，谓所当藏物’。

又有‘书賵于方’，注‘书賵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

这组简实兼有两者的容。

”（《谈近年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

学勤还将五里牌、仰天湖、长台关三批材料放在一起分析，指出：

这些竹简都是遣策。

“五里牌遣策和仰天湖遣策相似，但不像后者那样附记赙赠者的人名。

”（《战国题铭概述》1959年）饶宗颐也有类似的判断（《战国楚简笺证》，1955年）。

（注：

“策”为形声，从竹、朿声【cì，读作：

次】；意同“册”，两字古书通用。

前面也说到，古时策与册同义。

实际上，“冊”和“策”均为册的异体字。

）

此后“遣策”或“遣册”，作为此类出土品的名称被学界广为接受。

从研究看，虽不断有学者指出“遣策”一词既不见于文献，更非自名，总觉得这一命名存有遗憾，但从多年各地墓葬出土简牍的情况看，无论“遣册”还是“遣策”，不仅大体符合文献本义及古人注疏，也与墓葬发现情况基本吻合，故虽学界对其一直略有异议，但却使用不缀。

通过学者对文献及出土简牍实物的分析，“遣策”这种记载墓遣送之物的账单，大体具有如下特点：

开头多具题记，登记有车马、兵器、饮食、起居、衣冠服饰等容的赗赠物品，在未扰时组成由若干枚简编连成一文书。

当然，无论战国墓还是汉墓，均发现“遣策”所登记“遣送”物的数量甚至种类，存在与实际发掘所获不一致的情况发生。

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就属于遣策。

最后我们用一个大家熟悉成语结束我们的话题：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人们常爱用“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来称誉或形容他人的知识渊博、才学高深。

它们分别出自两个典故：

“五车”出自《庄子·天下》篇：

“惠施有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译文：

（战国人）惠施的方术很多，本事很大，他读的书要五辆车拉，道术杂乱无章，言辞多有不当。

所谓“其书五车”是指他的藏书丰富可装五车。

由于东汉以前的书都是用竹简制成的，每片上写有字，串起来就成了书。

所以，书多就必须用车拉了。

当然，那时的五车书虽与现在的五车书不可等量齐观，但拥有五车藏书也可谓“饱学之士”了，后遂用“学富五车”指书多或形容读书多，学问深了。

“八斗”是南朝诗人灵运称颂三国诗人植时用的比喻。

他说：

“天下才有一石，子建（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后来人们便把“才高八斗”这个成语比喻文才高超的人。

竹简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我国的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革命，它把文字从社会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推向普罗大众。

用竹简及竹管毛笔来记录文字也影响了汉字的形体，形成了古代书籍的简册制度和汉文的竖排行文格式（从“册”字就可以看出，写在“简”上的字应该是竖排的，写字的时候用左手铺开“卷”、右手写字，阅读时亦是如此。

实际上汉字是既能横排又能竖排的）。

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曾侯乙墓竹简蕴含着这么丰富的中国竹简文化，真可谓：

中国文化真乃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