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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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王子今

2012-09-0309:

23:

46　　　来源：

《社会科学》2012年1期

　　内容提要：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

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

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

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

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

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关键词：

汉末党人处士政治风暴

　　作者简介：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由于儒学逐渐成为文化正统，主导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向，汉代儒生群体空前扩大。

东汉儒学地位空前提升，儒学教育空前普及，更出现“诸生横巷”①，儒者“布之于邦域”的形势。

而学问的“讹杂”和“汙滞”②，也已经引起注意。

分别表现儒者学术和道德流品等次的称谓，在《后汉书》中就可以看到“名儒”、“大儒”、“耆儒”、“通儒”、“宿儒”、“宏儒”、“硕儒”、“纯儒”、“儒宗”、“真儒生”以及“愚儒”、“竖儒”、“俗儒”、“浅儒”、“鄙儒”等多种。

这种名号的数量明显超过了《史记》和《汉书》，反映了儒学学者自身的分流。

其中有鲜明个性被称为“处士”者，政治态度和道德风范长期受到尊崇。

“处士”在汉末政治风暴中的表现，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一、汉代的“处士”

　　汉质帝时，作为国家儒学教育基地的太学的规模至于极盛，据《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记载：

“自是游学增盛”，太学生的数量超过三万人，一时“东京学者猥众”，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当时各郡国的地方官学也都得到优越的发展条件，而民间私学尤其繁荣。

许多儒学学者广收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

一些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授徒，名籍甚至不下万人。

张兴“聚徒”，弟子“著录且万人”，牟长门下诸生“著录前后万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③。

　　这些数量惊人的知识人的人生出路，除了通过察举制度成为官员，服务于汉王朝之外，又有以从事文化教育、经济经营的方式生存于民间者。

另有一些士人，则避居于体制之外，取与执政集团不合作的态度，成为“处士”。

　　“处士”作为汉代通行的社会称谓，一般指行政体制之外的民间有才德的士人。

《汉书》卷一三《异姓诸侯王表》颜师古注说到“处士”的定义：

“‘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

”唐代学者李贤为《后汉书》作注，也说：

“处士，有道蓺而在家者”④。

所谓“居家”、“在家”，是“处士”的基本特征。

《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辩议之辞亦言及“处士”：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决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

”所谓“崛然独立，决然独处”，或许与“处士”称谓的由来有某种关系。

而“寡偶少徒”，即社会交往有限，可能是这些人物通常的行为特征。

“处士”称谓和“处女”称谓据说亦有某种联系。

汉末人虞翻有这样的说法：

“凡士与女未用，皆称‘处’矣。

”⑤

　　“处士”模仿“许由”、“接舆”隐逸榜样，然而又自以为“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具备参与行政的操作能力和道德水平的资格。

所谓“时虽不用”，然而可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者，体现出其自我政治期许其实是相当高的。

　　《淮南子•俶真》：

“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

”体现出汉代社会职能限定的常规。

《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记载，异常天象日食出现，有诏公车征处士韦著咨询，韦著“称疾不至”，有司竟劾著大不敬，“请下所属正其罪”。

后来有人议奏：

“征不至”者，其实“足抑苟进之风”。

建议说明皇家“恩意”，如果依然抗命不至，再“详议其罚”。

于是再次征召，韦著“乃到”。

韦著拒绝“公车征”的行为，被认为“大不敬”，险遭罪罚，朝廷再次强令，不得不从命。

“处士”经常成为“圣朝弘养”作秀表演的道具。

他们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基本的议政条件显然也是难以真正具备的。

　　《后汉书》卷五六《种岱传》说“处士种岱”“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

种岱事迹，表现出“未建忠效用”，始终不从政，以及“生无印绶之荣，卒无官谥之号”所体现的与现实行政生活的距离。

也许透视“其虑”、“其心”，可以发现“处士”言行的正面意义。

　　二、汉末政治风暴及士人的立场

　　东汉中晚期，时政的昏暗，使得一些有胆识的士人奋起批判当朝权贵，揭露社会矛盾，发表不同政见。

汉桓帝、汉灵帝在位前后，主上荒暗，政治昏乱，于是在野知识人发出反抗声音，出现“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情形。

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大臣，裁量执政贵族，刚直不阿的品格，由此得以风行于世。

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的史例。

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使黑暗的政治势力被迫有所收敛。

所谓“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⑥，“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⑦，表现出中国古代以专制为行政特征的历史时期十分罕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场景。

　　清流士人在“党人”遭迫害的党锢之祸中的表现，体现了以正义立场勇敢面对黑暗政治的时代精神。

鲁迅曾经写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⑧“党人”的精神，正以刚直象征着“中国的脊梁”。

而太学生多次集会“诣阙”请愿显现出政治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上也放射着夺目的“光耀”⑨。

　　东汉晚期除灾疫导致的对社会的严重摧残之外，又经历党锢之祸、黄巾暴动、董卓之乱以及后来的军阀集团的武力争夺，中国大地经历了严重的痛苦磨难。

拥有丰富的个人学术储备的知识人，在汉末政治风暴中有着不同的表现。

　　汉末拥有政治实力的军阀，有的本人也是士人。

比如曹操，以才智谋略实现了局部社会的安定，区域经济的发展。

亦有如蔡邕者，因高层权争的复杂激烈，以悲剧形式结束了自己的学术人生。

而孔融这样的个性独异的学者，与强权政治既有合作也有抗争的立场，后来因“有讪谤之言”，竟受“弃市”之刑⑩。

以才学参政的杨修、荀彧、郭嘉等士人，则各有不同的境遇。

诸葛亮本来以“处士”身份躬耕南阳，后来却因刘备三顾茅庐，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

刘备得诸葛亮，所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之说（11），后世传为君臣关系至契的佳话。

武则天诗作中所谓“君臣德合，鱼水斯同”（12），是一种政治宣传。

而李白诗有“刘葛鱼水本无二”句（13），又如他的“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14），以及李中“鱼水从相得，山河遂有归”（15），岑参“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16），皮日休“下以契鱼水，上以合风云”（17），权德舆“云龙谐理代，鱼水见深恩”（18）等等，都在“鱼水”二字中暗含某种个人政治理想。

古代士人的“鱼水君臣”幻想，是专制制度下特有的文化现象。

诸葛亮的形象后来逐渐得以神化，成为智慧的象征，有历代文士借以寄托功名抱负的因素，也是我们应当看到的（19）。

　　汉末政治风暴中，又有“处士”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

申屠蟠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申屠蟠故事

　　《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记录了申屠蟠的主要事迹。

包括少年时就表现出的“孝”、“义”等方面的高志卓行，皆为舆论称美，于是早有“高士”之名，成为社会道德典范。

当然，学识的优异，是他成为名士的基本条件。

　　对于来自上层社会出于欣赏的优遇，申屠蟠竟然一概拒绝。

例如：

“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临殁，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

遇司隶从事于河巩之间，从事义之，为封传护送，蟠不肯受，投传于地而去。

事毕还学。

”申屠蟠多次拒绝权力集团的征举，构成他人格力量最突出的特征。

即晋人皇甫谧所赞扬的：

“前后凡蒲车特征皆不就。

”（20）申屠蟠面对权力者的“召”、“辟”、“举”、“征”，以“不行”、“不就”、“不诣”、“不至”为回应。

对于诱引入仕的劝说，或“不答”，或“笑而不应”，表现出内心的高傲。

　　在汉末特殊的动荡时代，申屠蟠的另一表现值得我们注意。

即“党锢”之祸发生时的异常清醒。

当时，政坛清议风行，一些士人有乐观的心态，“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

而申屠蟠则感叹道：

“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

”于是“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

两年之后，激进士人果然遭遇“党锢”迫害，“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

申屠蟠以为文化将有“焚书坑儒”之祸的判断，竟然成为准确的预言。

　　申屠蟠的人生道路选择与指向政治成功者不同，成为“处士”的模范。

他多次拒绝征举，在“党人”肩负社会责任积极挽救政治危局的时代，亦取全面回避的态度，“绝迹于梁砀之间”。

作为彻底的“处士”，申屠蟠始终不与当政者合作，不为最高权力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立场。

　　然而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的行为，又表现出和激进的太学生们的区别（21）。

他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士史”、知识人心态史的学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

　　四、对“处士”明哲自恤的评价

　　后世对申屠蟠的评价各有褒贬，亦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的声音。

　　严格说来，“处士”要彻底地避世，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宋代学者叶适表扬“蟠得退之时”，又说：

“方汉人以名相高，故避名为难。

名不可避，而退之所得，多于进矣。

然当时知此者甚少”（22）。

宋人曾巩《咏史二首》其一写道：

“京室天下归，飞甍无余地。

国士忧社稷，涂人养声利。

贵贱竞一时，峨冠各麟次。

子龙独幽远，聘召漠无意。

”（23）“子龙”就是申屠蟠。

诗句说申屠蟠“无意”“聘召”，表明其志向“独幽远”。

这里所谓“幽远”的深意，人们或许也会各有体会。

　　拒绝征召，清醒避世，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正如明代学者崔铣所分析：

“预知莽之奸而避之，孔休一人而已。

不畏卓之威而拒之，申屠蟠一人而已。

士之有识者，可贵矣夫。

”（24）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申屠蟠的精神确实“可贵”，是“有识”亦有胆的。

不过，他的勇气，和面对政治高压慷慨赴死的“党人”们相比，当然又属于另一个层次。

　　《资治通鉴》卷五六“汉灵帝建宁二年”有司马光的一篇史论，对于申屠蟠发表了评价甚高的赞语：

“臣光曰：

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

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

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司马光的意见，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其中对“党人”冒险力争，以致应为“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承担责任的批评，我们今天读来无论如何也是难以赞同的。

正如同时代清醒士人对司马光这一段“臣光曰”的评议：

“此篇论明哲保身之道，深责汉末诸贤危言取实祸之非。

”（25）其实，司马光这篇史论透露的心思，所宣传的“明哲保身之道”，才真的会使人们感叹：

“不亦悲乎”！

　　以“明哲保身”作为表扬申屠蟠的主题词，是多见的情形。

朱熹曾经说：

“乱世保身之难，申屠蟠事可见。

”（26）宋人钱时也写道：

“申屠蟠一穷处士耳，前不陷于党锢，后不罹于贼网，超然远韵，不可众玷，万世之下，与有光荣。

君子审诸。

”（27）以为申屠蟠的“万世”“光荣”表现于处世自安的智慧，“前不陷于党锢，后不罹于贼网”。

宋人王开祖《儒志编》中发表了这样的历史人物评论：

“知进退，识时变，临物而不惑者，其惟申屠蟠乎！

太学之兴也，士之盛也，莫不振衣引足，愿居其间。

吾独指秦以为病焉，及群党坐于徽棘之中，我独优游于外，人皆以妄死，我独保正命以没，可谓独立君子达吉凶之命者也。

使若人而生于秦，其智足以自黙，秦能驱而害之乎？

”清人田雯《咏史》诗写道：

“盛名世所嫉，曹节起衅端。

独有垫巾人，不受异患干。

张俭为亡命，投止生波澜。

何如自剪发，身居林虑山。

缅怀昔战国，拥篲以盘桓。

卒成坑儒祸，为之发长叹。

梁砀同佣隶，屏迹申屠蟠。

”（28）也以“党人”的人生悲剧作为反衬来赞扬申屠蟠选择的正确。

面对“患”“祸”，能够“屏迹”自安，被看作智慧人生的表现。

这种意识对于我们的民族心理渍染之深重，绵延之长久，今人读书至此，也不免“为之发长叹”。

　　当“群党”遭遇强权残害时，“我独优游于外”，就可以私心得意吗？

当“党人”中坚以死捍卫自身信念时，“我独保正命以没”，难道就是“独立君子达吉凶之命者”吗？

而正义的牺牲，竟然被看似明达的儒学思想领袖诬为“人皆以妄死”！

就士风的主流看，比较汉代和宋代，不能不感叹儒心的堕变。

　　不过，明代东林故事则又显现出儒士面对黑暗政治的感奋之心和勇毅精神。

以至清代学者何焯品评《后汉书》，就《申屠蟠传》“太学生争慕其风”至“今之谓矣”一段文字感叹道：

“明季清流，何以竟不戒前车”（29）！

明人郑善夫《长歌行》言及申屠蟠事：

“凤凰楼下党锢成，浊流岂但十一士。

君不见申屠蟠灭迹烟霞里，又不见郭林宗涉世终泥滓。

”（30）诗人在阐述归隐“烟霞”的心思，说到“党锢”悲剧，笔调沉痛，也绝不似一些宋儒语句流露出轻薄和麻木。

　　清乾隆帝写道：

“申屠蟠见几而作，独免党锢之祸。

至是又不为董卓所屈，异乎荀爽诸人。

若蟠者，真无愧于‘处士’之名矣！

”（31）作为帝制时代最高执政者的帝王，他们真心看重的“处士”，看来就是申屠蟠这样的人。

乾隆还写道：

“申屠蟠未入仕，本可以囊括自全。

独惜陈蕃、李膺等，号为贤者，既得时居位，足弭小人之变，所处非申屠蟠比。

乃亦囿于清流虚声，率以拘牵，坐失事机，难辞责贤之备，不可徒诿之运会使然也。

”（32）又乾隆《读申屠蟠传》也有这样的诗句：

“多士清流太皎皎，由来尾大难为掉。

汉纲陵夷何足云，言高致锢不为少。

飘然惟有申屠生，孤鹤盘空绝群鸟。

林下鸿名播士林，逸气凌凌光日表。

”这位清代皇帝在欣赏申屠蟠“飘然”“逸气”的时候，仍然忘不了同时发表对汉末“清流”的指责。

　　元代学者刘埙就王安石《读〈后汉书〉》有所议论：

“荆公《读〈后汉书〉》云：

‘党锢纷纷果是非，当时高士见几微。

可怜窦武陈蕃辈，欲与天争汉鼎归。

’公之意盖有取于申屠蟠之知几而深致，叹于蕃、武之蹈祸，未为非也。

然蕃、武忠君爱国，辞严谊正，不暇自恤，故蹈危机。

其失在于疏尔。

忠愤凛凛，霜日争严，此岂可厚诬者！

人人如蟠，信明哲矣，一诿诸天，如王室何？

”（33）以对“蕃、武忠君爱国，辞严谊正，不暇自恤，故蹈危机”，“忠愤凛凛，霜日争严”的赞美移用于所有的“党人”，无疑是适宜的。

刘埙的清醒之见，可以洗刷一些宋儒对东汉“党人”胆识、气节和牺牲精神的“厚诬”。

而所谓“人人如蟠，信明哲矣，一诿诸天，如王室何”的质问，显然表现出了更深沉的社会思想的境界。

　　不过，我们也许不能同意以“王室”如何作为政治史的价值评断标尺的意见。

顾炎武曾经有“亡国”与“亡天下”的英明辨析。

他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34）所谓“亡天下”与一姓王朝崩坏的“亡国”不同，是文化的毁丧，正义的坠灭。

以对“亡天下”的忧虑和责任心认识汉末政治风暴中的“忠愤凛凛，霜日争严”，“辞严谊正，不暇自恤”，自愿大步勇“蹈危机”者，也许才是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有益于真切理解我们民族精神的刚正内质的。

即使作具体分析，“党人”们的政治意愿，并不是“欲与天争汉鼎归”，当然也不可仅仅以“忠君爱国”简单化地概括。

　　注释：

　　①《后汉书》卷四八《翟酺传》。

　　②《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

　　③《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

　　④《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李贤注。

　　⑤（唐）李鼎祚：

《周易集解》卷七《咸•象传》引虞翻曰。

　　⑥《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

　　⑦《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

　　⑧鲁迅：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⑨以政治诉求为主题的太学生运动，其实西汉时期已经出现。

参见王子今《西汉长安的太学生运动》，《唐都学刊》2008年第6期。

　　⑩《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11）《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

　　（12）《旧唐书》卷三○《音乐志三》。

　　（13）《君道曲》，载《李太白文集》卷三。

　　（14）《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载《李太白文集》卷七。

　　（15）《读蜀志》，载《全唐诗》卷七四八。

　　（16）《先主武侯庙》，载《石仓历代诗选》卷四○。

　　（17）《李太尉晟》，载《唐文粹》卷一五上。

　　（18）《奉和于司空二十五丈新卜城南郊居接司徒公别墅即事书情奉献兼呈李裴相公》，载《权文公集》卷四《杂诗》。

　　（19）参见王子今《诸葛亮与夷陵之败》，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

（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诸葛亮的神话》，《学习时报》2001年11月19日。

　　（20）《高士传》卷下《申屠蟠》。

　　（21）参见王子今《论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兼说汉代“处士”的文化表现与历史形象》，《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

　　（22）《习学记言》卷二六《后汉书列传》。

　　（23）《元丰类稿》卷二《古诗》。

　　（24）《士翼》卷三《言下》。

　　（25）（宋）熊节撰，熊刚大注：

《性理群书句解》卷八《说》“保身说”条。

　　（26）《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历代二》。

　　（27）《两汉笔记》卷一二《献帝》。

　　（28）《古欢堂集》卷三《五言古诗》。

　　（29）《义门读书记》卷二三《后汉书》。

　　（30）《少谷集》卷三《七言古诗》。

　　（31）《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一二下“十二月征处士申屠蟠不至”条“发明”题下。

　　（32）《评鉴阐要》卷三《后汉•灵帝》“党锢之祸惟申屠蟠独免目”。

　　（33）《隐居通议》卷一一《诗歌六》。

　　（34）《日知录》卷一三《正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