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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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1、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别
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标志,是重视对学术作现代学科的分类。
传统学术的分类方法,是按经、史、子、集来分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四部之学。
晚清西方学术思想大规模传入,当时先进的学人开始对传统学术重新整合与分类。
王国维觉醒得最早,他比同时代其他学人更重视学术分类。
他曾说,“现在的世界是分类的世界”。
五四前后学术界提倡整理国故,方法之一,就是对传统学术作现代的分类,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
但5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长时期学术分类变得模糊而不明晰。
人们只知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几乎消匿了。
当时存在的倾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代替社会科学,所以经济学只讲《资本论》,政治学只讲《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学和人类学,则根本不存在了。
重新反思和检讨50年代以后的学科建设,问题之一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加区分,因此很多学科没有建立起来。
近20年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出版、研究和大学的学科分类逐渐明晰起来。
然则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分别到底在哪里?
一般地说,社会科学应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
我这样讲,也许有利于综合大学的学科建设。
因为在大学的学科设置问题上,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是相当重要的,而过去却得不到重视。
国外的大学,据我所知,是非常重视艺术史课程的。
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可以补充并帮助人文从业人
就是很高的,是乾嘉以后的又一个高峰期。
当然,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是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密,不用说,这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但代价则是通学之士越来越少了。
而为学开始阶段的博取与专精问题,是日后走向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的起点。
这是任何一个以学问为职志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3、借人讲话与借符号讲话问题
我是指学问的两种建构方式。
当然学问的建构,有各种途径和方法,所谓借人讲话和借符号讲话,更多的是对人文学术写作方式的表述。
哲学家,特别是那种纯哲学家,他们往往用符号讲话。
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范畴、概念。
西方这种学者比较多,因为西方有思辨的传统。
中国学者纯用符号讲话的比较少,只有一些佛学经典,另外还有金岳霖,他的《知识论》、《论道》,可以看作是用符号讲话的代表。
史学家一般借人讲话。
因为历史是人物的活动,离开人物的活动,就无所谓历史。
我个人大体上是借人讲话。
我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研究现代学术人物,无法不借人讲话。
现在学术界有一些青年学人也愿意借符号讲话,但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往往流于空疏。
很急于说一大堆话来建构自己的体系,实际上体系并不因之而建立起来。
这样的空疏之学,与其借符号讲话,还不如借人来讲话。
4、古今中西问题
做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古今中西的问题。
一般地说,我们需要做到知古知今,知中知西。
高一点的要求,应该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比较难,只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才能达到。
上一个世纪的一些大的学者,他们的学问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
我们初学做学问的人,我认为至少应该做到知古知今、知中知西。
而且应该明白,古今中西并不是对立体,而是应该互相打通的文化区域。
晚清时候,西潮汹涌,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受到冲击,把中西学问对立起来的现象非常普遍。
“中体西用”的说法,就是一种防范性的文化主张。
出发点是为了调和中西、“防弊”,结果是把“中”、“西”对立起来。
今天这种现象不应该再有了。
如果没有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对中国文化的界定就会失去水准的。
同样,作为中国的学者,非常重要的是不忘记本民族的
历史地位。
也就是应该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
也就是“数典”而不忘祖。
另外在古今关系问题上,学问的当代性问题也非常重要。
5、人文写作的主客互动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要讲究客观性,甚至需要汰去情感。
情感的介入有时可能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乾嘉考据学有六个要素,其中有一个要素是“断情感”。
研究中国学术史,我认为乾嘉学术中已经开始有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些萌芽,就是指这方面而言的。
人文科学虽然也讲究客观性,但研究者的主体性是非常突出的。
即使是历史学这种客观的科学,在历史写作中史学家的角色也不容忽视。
所以,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有“古典”、“今典”,我还提出有“近典”,他的主体参与非常明显。
史学家的角色在历史著作中若隐若现,甚至非常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历史的现在时”。
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柳如是别传》,邀我作文介绍,在文章的结尾我写道:
“天壤之间,有了《柳如是别传》这部书,活的史学,有生命的学术,历史的现在时,从此成为可能。
”历史的现在时这个观点,我自己认为非常重要,它涉及到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客互动问题。
6、人文从业人员的人文修养问题
首先遇到的是文史哲三科的分与合的问题。
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还是文学、哲学和历史。
学文学的需要走向历史和哲学。
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法,有个一贯的说法,就是“出文入史”。
要求学文学的人应该走入历史,认为只有走入历史,学问才能有成,否则单纯的文学是否能够成学,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只有“出文入史”才能成其为学。
但我个人的经验似乎有一个发现。
我是学文学出身,后来确实进到了史学的领域,甚至有一段时间还颇有一点很轻文学。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国际汉学会,我被分到历史组。
有时与朱维铮先生通电话,我总是说在步他的后尘。
但是在史与哲的领域逗留时间久了以后,慢慢发现,对文学还有一种不自觉的怀恋。
不仅仅是怀恋,慢慢发现在史与哲的研究中有文学的参与,能使学问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现代性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情商”,与“智商”相对的一个概念。
研究者说那些最高的天才不仅智商高,情商尤其高。
文学修养,其实应该是一个人情商的催化剂。
当你全身心进入史学与哲学的研究后,偶然会发现文学的添补和参与其作用有多大。
所以一个人文从业人员,他不仅应该通史通哲,而且应该有很好的文学修养。
哲学家如果没有文学的修养,将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缺陷,我觉得他起码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
事实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不具备好的文学修养。
就连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他的诗词写得也很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学与人”的问题,即做学问与做人的问题。
这是个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老问题。
在西方不格外强调这个问题。
西方学术界的普遍意识是,不认为做人与做学问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因为学问已经从主体分离出去,是客观的呈现,学问就是学问。
中国的学问则常常与人联系起来,倾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人格精神不那么好,他的学问也未必真做得好。
因此主张可以从文章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气象。
做大学问要有博大的胸怀、大的气象,然后有大儒、师儒之称。
不仅讲究学问,还讲究学养。
学养指学问的多方面的修养、多方面的准备,不仅仅是知识储备。
这其中有一项指标是学术的味道,我们在不同的做学问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出不同的味道。
7、论与史的问题
也就是材料和观点的问题。
一般做学问、写论文,材料和观点合得好,是初步的要求。
因为只有把这两者结合好了,才能有说服力、自圆其说。
过去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段时间强调“以论代史”,后来觉得不好,又提出“论从史出”。
其实两种说法都有些简单化。
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有另外一个派别,后来称为“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此一学派的重镇。
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的挖掘,把史料提到了第一位。
他说什么叫学问?
就是找材料,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陈寅恪的基本方法,也是在史中求史识。
总之用材料讲话。
翦伯赞从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反对放空炮”,同样是这个意思。
我可能是受了傅斯年、陈寅恪他们的影响,我看前人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看他们著作中涉及的材料,而不是寻
求他们的观点。
在材料与观点到底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上,我想首先不能把两者分开,但我个人更喜欢前人著作中有价值的材料。
8、学术与思想问题
学术与思想是不能分开的。
其实讲学术,很大程度上讲的就是学术思想。
但前几年,也许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文章,甚至包括我们很尊敬的学者的文章,他们在提倡有思想的学术或者有学术的思想。
当时我很诧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
学术和思想能够分开吗?
难道有没有思想的学术吗?
乾嘉学者的研究,他们一定程度上带有纯学术的特点,但他们的学术中没有思想吗?
没有思想怎么能建构自己的学术呢?
所以我认为,学术和思想是不能分开的。
我的这个看法牵涉到近20年中国学术界所谓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别问题。
有人说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
对此,本人不敢苟同。
我的看法是,80年代的学术界有不够扎实的倾向,由于学风不扎实,因此思想也就难以坚定。
9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风气比较扎实一点,因此有了一些不错的看得过去的著作,如是而已。
不必发明一个公式,说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
那么岂不是说80年代的思想没有或者少学术,90年代的学术没有或者少思想,逻辑上也不容易讲通。
9、发明与发现问题
从事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写论文、出版著作,总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别人没有涉猎过、没有讲过的东西。
这就是学术研究中的发明和发现问题。
发现指材料的发现,如甲骨文字、敦煌遗书的发现等等,这是20世纪的学术大发现。
小一些的如不时出现的考古新发现,以及每个研究者对课题范围之内的具体材料的发现。
前些时我探讨陈寅恪的家学渊源,有诸多材料说明陈寅恪的曾祖父陈琢如对王(阳明)学最为倾服,他的祖父陈宝箴也兼治“姚江”(王学)。
那么陈三立呢?
一次翻检《散原精舍文集》,突然在一篇陈三立写的墓志铭中,分明看到下列字样:
“涉学派,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
”陈三立自己声明他倾向王学,再没有比这更可靠的证据了。
这条材料,对研究义宁之学的渊源来说,应算做一个发现。
学术发明是指学理上的发明。
钱大昕是清代的史学家,也是音韵学家。
他在音韵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上古汉语没有轻唇音。
这在学术上既是发现又是发明。
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爬梳比较几百种中外典籍文献,他得出一个结论: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这个结论,在学术上就是重要的发明。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祈望在学术上有所发明和发现。
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从业人员,如果写了很多文章、著作,却没有一点发明和发现,这样的研究,其学术意义就大为降低了。
但现在的文章、出版物很多,有发明、发现的却很少。
10、学术论文的文体规范问题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重视学术规范问题并且有所倡导,这与我个人有一点点关系。
我主持的《中国文化》杂志,在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相当重视学术规范的研讨,专门邀请在美国学习多年的几位中青年学人,举行学术规范的座谈。
他们所受训练系统,学术上有自己独立的建树,包括现在执教于南加州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阎云翔等。
陈平原、汪晖等主持的《学人》杂志,也有一段时期比较重视学术规范的讨论。
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也发表不少关于学术规范的探讨文章。
这些探讨起到了带领性质,使90年代的学术界开始有了重视学术规范的一定自觉。
但是还非常不够,现在的学风又趋于浮躁,失范现象越来越严重。
学术规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前人和他人的成果问题。
很多论文和著作吸收了前人或他人的学术成果,而不注明出处。
这在学术上是大不德。
学术论文写作,即使是从前人或别人那里受到了启发,也应该申明。
大学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立下风范,如果发现掠夺了别人的学术成果,这样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应该不予通过。
国外学术界非常重视这方面的规范。
一篇正规的论文,别人的意见总是规规整整地写在那里,别人研究到何种程度,而自己提出了什么不同的问题,清清楚楚。
我们的一些论文写作,可以说完全不管别人怎么讲。
比如我所关注的陈寅恪研究,我看到不少文章都是在重复叙述,完全不顾哪个问题谁最先提出、谁最先发现的。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例如注明出处,被认为是论文写作的规范的规范。
因此有的学者提出,看一篇论文,不需要看文章本身,只要看后面的注释就可以知道文章的水平。
结果现在有的文章,喜欢作大面积的注释,不该加注的也加注,徒增篇幅。
11、学问有什么用
有一次,我在北大历史系给研究生讲课,那天天气特别冷,而且是在晚上,听我讲王国维和陈寅恪两个大学问家同时也是两个悲剧人物的故事。
大家进入了学术人物与环境的特殊氛围,情绪显得低落。
有个听讲者问:
“学问有什么用?
”我说:
“我其实也觉得没什么用,首先解决不了你现在的情绪低落问题。
这需要暖气和阳光一类的东西。
”
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法学,用处是可以看得到的。
人文科学如文学、哲学、历史学,它的用处在哪里?
古人有“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的说法,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人文科学的作用,是眼睛不容易看到的。
人文科学的作用不是现在时,而是将来时,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宋代大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朱熹,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真是一语中的之言。
如果很多人都有机会念书,就会形成集体的文化积淀,每个人都有人文方面的修养,这样的人群的气质就不同了。
所以教育的普及非常重要。
如果中国是一个实现了普及大学教育的社会,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现在的中国人这个样子了。
人文修养、读书,首先可以变化一个人的气质,然后蔚为大观,就可以慢慢转移社会的风气。
另外学术还是一种象征,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
我在过去文章中,讲过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
王国维说一个国家有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
而大学,就是拥有最高学术的学府。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1931年发表就职演说,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李大钊在纪念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的文章里也强调:
“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
”陈寅恪的一个文化理想,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尊礼大儒。
总之人文科学的作用,对个人来说是变化气质,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则是可以转移风气。
12、声名与沉寂
学问做得好,文章发表得多,著作出版得多,必然会相应的产生一定的名气即知名度。
但名气、知名度和学问本身并不是一回事。
大学问家往往是沉寂的。
没有一个大的学者,没有一个学术上有大的成绩的人,没有经历过学术上的沉寂时期。
我找不到反证的例子。
王国维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1912年与罗振玉一起到日本,住在京都的乡下,几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系统读罗振玉大云书库的藏书,这个时候他几乎与世隔绝。
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没有人否认,然而这得力于他1927至1937年在日本的十年苦读。
陈寅恪更不用说,他一生都在学问堆里,不求闻达,不求为世人所知。
季羡林先生的学问,也是经常在极端的沉寂中做出的,他的最重要的译作、卷帙浩繁的《罗摩衍那》,是在十年动乱与浩劫之中翻译完成的,一边看传达室,一边在小纸条上翻译。
李泽厚现在名气很大,其实他是一个喜欢独处、相当沉寂的人。
他很少参加会议。
他关于康德的书是在下放干校期间写成的。
而且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那些学问深积的著作,并不一定很快得到人们的认识理解。
所以古人有“藏之名山”的说法,把著书立说叫做“名山事业”。
陈寅恪更是认定他的著作不会见容于当世,不止一次地说“后世相知或有缘”。
对学人和学问的理解,不一定取决于研究领域的相近和相同,还有一个“学缘”的问题。
总之声名和声望固然很好,但沉寂也是很美的。
不为人所知也许比为人所知更有学问的力量。
“老树著花无丑枝”,大学问家、大学者的声名,自然是美的。
所以连学位都不要的陈寅恪,在给甘于寂寞的学者杨树达写的序中说:
“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儒宗所应具。
”重要的,是要做到名实相符。
(光明网--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