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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
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
原载《中国乡村研究》（黄宗智 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辑
在中国的乡村社会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
以往的研究表明，如果只是强调从乡民的感情和立场出发去体验乡村的生活，忘记了与来自大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的互动，是无从洞察中国乡村社会的实质的。
笔者也曾经说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乡村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
[1]不过，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当研究者使用一系列的例证和分析性概念来表达类似的理念时，我们仍需要更兼具“历史感”和“现场感”的“理解之同情”，从乡村社会的“内在和谐性”本身学习更富于弹性和超越感的思考方式。
1991年以来，笔者一直在广东省东部澄海市（1994年以前为澄海县）的樟林乡进行实地调查、文献收集和研究工作[2]，特别着重于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发展的关系的考察。
以往的研究也已经表明，在华南乡村社会中，围绕着村庙的活动，往往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文化资源和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存在实态。
庙宇在地域社会和信众心目中的“力量”，除了在各种仪式性行为中得以表达和强化之外，也常常依赖于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一系列“灵验传说”的存在。
笔者也通过对樟林乡民有关三山国王、火帝和天后等神祗信仰的研究，说明有关神明传说的流播实际上是一个成千上万次被“重复”的过程，“重复”不但使社区关于自己历史解释的“集体记忆”被保留下来，而且，通过这类传说的流播而得以“建构”的乡村关于自己历史的“故事”，实际上与从文字记载到意识形态不同层次的“国家”的历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而乡村的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又常常是通过超越乡村的更大范围的地域关系来表达的。
我们也发现，这种对与乡村故事或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的“保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不断经历着被“选择”的过程。
就樟林的情形而言，从传统时期的地方士绅到现代的本地知识分子，对于超越本村的较大地域范围的历史，无疑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的，他们也知道官方认可的关于地方历史的具有正统性的解释，这些都反映在他们自己的著述之中。
但是，有关神明来历和乡村历史新的故事，在乡村内部仍然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注意到，这些故事之所以能被接受并得以流传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恰好包涵了与故事形成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相契合的社会文化内涵，因而，乡村的历史也就可以通过对故事的解读得以更深入地了解。
这样，内容复杂并一直处于变化状态的乡村故事、具有多层次内涵的“国家”的历史与不同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的解读者之间，存在着动态并极富于多样性的关系。
本文试图讨论这种关系的若干侧面。
一、关于樟林地理与历史的简要描述
对于社会历史学者来说，樟林可算是个难得的研究地点。
从明代嘉靖年间“开村”时的“建寨呈文”开始，几百年间一直有各种文字记载留存下来。
可以想见的是，官方史志、官员笔记、本地读书人的记述和外来的现代研究者关于乡村历史的描述之间，一定有许多相互抵触之处。
本节的简要描述，是笔者对20世纪初以前乡村及周边地域历史的一般性理解。
樟林位于广东东部韩江三角洲平原的北部。
韩江三角洲平原是由于韩江带来的泥沙淤积，于6000年前开始形成的，至今平原仍在发育。
平原形成过程中韩江不断分汊，最后分19口从澄海县入海[3]。
韩江最北面的支流为北溪，由北溪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河山尾溪，进入韩江干流，直达潮州府城的水路，是传统时期韩江中上游地区最便捷的入海船运通道。
北溪入海口与三角洲北缘的莲花山之间有条宽2--3公里的狭长冲积带，成为三角洲往东北方向进入福建省的必经之路，明清两代广东通往福建的驿路在此通过，民国时汕（头）樟（林）公路和（潮）安黄（岗）公路亦在此地交汇。
樟林就位于这个交汇点上，北依莲花山，南扼北溪口。
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年）饶平县设县以前，此地归潮州府海阳县管辖，成化十四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隶属饶平县，嘉靖四十四年澄海设县以后，樟林逐渐成为该县北部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市场中心。
樟林作为一个聚落，是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为了抵御倭寇、海盗而形成的。
在此之前，樟林“先民”是一些散居在现在的樟林乡北面的莲花山麓的渔民或蛋户。
嘉靖三十五年樟林聚落的形成，是当时潮州乡村社会军事化、聚落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其直接原因是沿海地区盗乱不止，地方动荡[4]。
樟林开村以后，还经历过多次被海盗破寨掳掠的事件。
樟林及其周围地区，迟至清代康熙年间才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
此前，由于王朝更迭之际南明政权（包括郑成功的武装力量）与清朝军队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以及地方上的盗匪活动，樟林一直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
康熙三年（1664年）潮州沿海实施“迁海”，樟林因地处“界外”，全乡被拆毁。
康熙八年（1669年）“复界”，樟林乡得以重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之后，樟林逐渐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乾隆、嘉庆年间樟林港贸易达到其全盛时期，从樟林港出发的“红头船”北上上海、天津，南下广州、琼州，以至东南亚各国，而在韩江干流和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水网中行驶的各种内河船只更使樟林成为一个繁盛的转口贸易据点[5]。
贸易的发展，促使商人、船主以及其他与商业活动有关的各色人等云集樟林，港口两岸出现了新兴街等新的商业街区。
随着帆船贸易的发展，樟林社区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乾隆中叶以后，社区中心出现了长发、古新、广盛、仙桥、洽兴、顺兴、永兴和仙园等八个商业街区，加上其周围的东社、西社、南社、北社、塘西社和仙陇社，形;了所谓“六社八街”的格局[6]。
在东、西、南、北四社中央，有一个用石墙环绕的城寨，康熙至雍正年间，这里逐渐成为樟林及邻近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建有樟林巡检司、守备署、汛署、驿塘（急递铺）等行政和军事机构，这些机构又建立了文祠、武帝庙和城隍庙等有官方色彩的庙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距樟林仅30余公里的汕头成为新增的通商口岸。
至1866年，当年汕头港入口外国船舶已有525艘，总运输量为211800余吨，洋货输入额达3889000余关平两[7]，帆船贸易时代的樟林实在难以望其项背。
从此之后，除了维持与邻近的东里、南澳、汕头等地的短途客货运输外，樟林港在传统时代作为“河海交汇之墟，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8]的景象也一去不复返了。
在此期间，樟林最明显的变化是，本地人大量出洋谋生，侨居海外，整个社区的生计和地方建设越来越依赖于侨汇，终于由传统贸易港口衍变为一个典型的侨乡[9]。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根据官方的行政区划，我们现在所说的“樟林乡”，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
明清两朝的所有地方志中，“樟林”和“塘西”始终是作为澄海县（嘉靖四十一年以前为饶平县）苏湾都江北堡的两条不同的村落被记载下来的[10]，尽管乾隆以后塘西已成为本地人所谓的“六社八街”格局的一个社。
民国以后的行政区划中，在“八街”的范围内设立了樟林镇，而“六社”和后来兴起的“新兴街”则成为七条独立的“乡”[11]。
本地和周围地域的人们观念上关于“樟林”的界定，与国家的行政区划并不一致。
另外，不管是官方的记载，还是在民间的传说中，关于樟林“开村”初期历史的记忆，在很长的时间里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且充满舛误。
例如，嘉庆《澄海县志》称：
樟林城寨“创自明初，后为贼毁”[12]。
樟林当地还一直流传有海盗“曾阿三打破樟林寨”的传说[13]，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曾阿三又名曾钯头，正德年间活跃于广东东部的潮州和惠州一带[14]。
以上两个说法也被后来的研究这所沿用[15]。
这1981年8月在文物普查的过程中，当地发现了一批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嘉庆年间本村历史文件的抄本[16]，其中有一部分为与修筑樟林城寨以及开村早期历史有关的档案资料，嘉靖三十五年原散居于莲花山麓的各个小村落的排年户共15姓户丁上呈潮州知府，请求在山下埔地合建新聚落设防自卫，是为樟林开村之始。
至此才确知，樟林寨建于明初记载和“曾阿三打破樟林寨”的传说并不可靠。
不过，在《樟林乡土史料》中有一段长达3200字的关于樟林本地历史的记述，无标题，落款“时康熙戊辰正月望日八十三岁上林氏撰”，其中详细记载了樟林开村之后100余年间10多次被盗贼“破寨”的经过[17]，由此推想，“曾阿三打破樟林寨”的传说，仍可视为乡民对开村早期历史记忆的部分存留。
二、传说在什么意义上反映了事实：
以天后宫的故事为例
笔者曾经通过对樟林神庙系统的考察，说明乡村庙宇的空间格局及其内部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文化积淀的结果。
多因素互动的、多重迭合的庙宇的“信仰空间”，一直处于生生不息的发展之中。
与其说某一“共时态”中所见之乡村庙宇的相互关系，反映的是特定地域支配关系的“空间结构”，还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复杂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
“信仰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迭合的动态的社会心理的“时间历程”。
以往的研究，常常把民间信仰作为乡村社会结构和地域支配关系的象征或标志物，而更重要的恐怕是对“信仰空间”之所以存在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场景的了解，以及对于更加复杂的社会心理情形的感悟[18]。
本节通过樟林四个天后宫传说的分析，说明在长达数百年的社区发展过程中，有关这些天后宫的灵验传说和后人对天后宫历史的解释，如何反映出村落历史和社区性质的变化。
这四个天后宫分别是莲花山麓石壁头地方的灵感宫、原位于村外沙埔（红内埔）之上的“暗芒宫”（已毁）、港口的近海处的新围天后宫和地处社区中心的城内天后宫。
1、灵感宫与关于开村前历史的传说
如前所述，从元代至明中叶，樟林村的居民一直散居在今樟林北面的莲花山麓，由蔡厝围、程厝围、周厝围、驿后、胜塘、后沟、小陇、大陇等小乡里组成，归东陇河泊所管辖[19]。
东陇河泊所是当时潮州府的三个河泊所之一[20]。
成化十四年以前樟林居民仅负担军役和渔课[21]，这是明代蛋户和渔户承担的主要赋役，说明其生计应以渔业为主要来源，组成“樟林村”的各个聚落单位都是小渔村。
在1981年文物普查种发现那批地方档案之前，当地文人并不知道樟林建寨的确切年份。
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先辈以渔为业，居住于莲花山麓的若干小渔村这一点却坚信不疑，并流传着许多与开村有关的历史传说。
用于支持这种信念和传说的主要根据，就是至今尚存的位于莲花山南麓石壁头地方的祭祀妈祖的“灵感宫”的存在。
“灵感宫”现在被当地人依谐音转称为“娘感宫”，是一座极不起眼的蕞尔小庙：
灵感宫在石壁头山脚下，宽广数尺，正中有浮雕石壁，天后肃穆居中而坐，二使女侍于两侧，宫门横额镌“灵感宫”三字。
[22]
康熙年间自称为“上林氏”的一位当地乡绅指出，开村之前“灵感宫”就是莲花山边的若干小村落的“境主”：
尝考山边草洋内则有陆厝围，坑埔之南则有周厝围，此乃前人屋居，后搬为田。
至万历、崇祯又遭水堆积为埔，本里各姓俱有田在焉。
又石壁头小墩下则为境主天后娘灵感宫，驿后、胜塘、后沟则为诸姓里居。
此先人传习，以为元初之烟址也。
[23]
当地文人相信“灵感宫”建于元代，并以此作为樟林人早已在本地定居的历史证据，是经过一番细致的考据的：
从宫名冠以灵感二字推断，此神宇当建于元代中后期。
元文宗天历二年，加海神天妃封号共八字，其首两字为“灵感”，加后之全封号为：
“灵感助顺福德徽烈广济辅圣庇民显佑护国明著天妃”。
四十三年后之明太祖洪武五年改封为“昭孝纯正乎济感应圣妃”。
又三十七年后之成祖永乐七年再改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慈弘仁普济天妃”。
樟林先民名天妃宫不用汉人封号而用蒙古人封号，其原因只能是此神庙之盖建，当在元文宗天历二年之后，元王朝覆灭之前，至迟不下于洪武五年。
[24]
实际上，历代皇朝对天后的褒封，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版的《敕封天后志》记载，与天后信仰有关的敕封中，“灵感”二字最早是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出现的，是年天后之父被加封为“灵感嘉佑侯”。
而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对天后的封号则为“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感助顺福惠徽烈明著天妃”[25]，与前引之考证不同。
另外，据明末清初成书的《天妃显圣录》记载，天历二年的封号是“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威助顺福惠徽烈明著天妃”[26]，《敕封天后志》中的“灵感”二字在成书更早的《天妃显圣录》中被记载为“灵威”。
更有意思的是，成书更早的《元史》的记载又与上引说法不同：
“（天历二年冬十月）己亥，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
赐庙额曰灵慈，遣使致祭”[27]。
对天后信仰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的李献璋教授，据此认为《天妃显圣录》“列举的神号很多不正确，……诰文中的‘诰封二十字’，恐怕是‘一十字’的误抄，我觉得记作‘二十字’是恣意集中封号凑数”[28]。
可见，讲元代天妃的封号已有“灵感”二字，很可能是清代人臆想的结果。
但是，这完全不影响樟林人把壁头天后宫的庙名，作为推断先人活动遗迹的证据。
1950年代初，灵感宫被毁，只剩下掩没于草丛之中的刻有天后和两位侍女像的一幅不大的浮雕。
但这个庙宇曾经存在的事实，仍然被当地人不断的强调，因为它已经被视为村落的历史渊源主要标志。
原樟林中学校长、本地公认的对樟林地方史最有研究的学者李绍雄先生，于1990年出版很有影响的《樟林沧桑录》一书，该书一再提到“灵感宫”的存在，强调：
从宫的命名和建筑形式看来，灵感宫建于元初。
作为樟林先民的‘元初烟址’的标志，应是可信的。
[29]
2、“暗芒宫”传说与开村初期的社会动乱
嘉靖三十五年n林乡众筑寨合村的主要理由，是为了防御倭寇和海盗的骚扰。
不过，城寨的建立并未意味着灾难的结束。
从嘉靖末年至清代康熙初年，潮州地区与整个东南沿海一样，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经受了山贼、海盗为祸，南明与清兵拉锯作战，以及“迁海”等一系列动乱事件的冲击，地方社会一直处于动荡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之中。
樟林在嘉靖至崇祯年间多次被海盗进袭，不断经历着建寨----破寨----再建寨----再破寨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有关这一时期本地天后崇拜的传说，也与海盗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樟东路天后宫，原名暗芒宫，年久后人误为暗巷宫。
昔日乃祀于红肉埔村内。
当日王化未敷，沿海皆盗。
红肉埔亦是盗窟。
独一妇性甚贞洁，虽居盗窟而不为盗，率子业渔。
该村屡犯劫案，官府派员侦缉，有伪饰补者，见该村出补竹器，多遗芝麻器中，察其居民，原非业农，何多有此物。
而近一船被劫，恰多载芝麻，则该村所劫无疑。
官府遂（派）大军，乘贼人除夕必尽回家度年，一网打尽之。
固此妇本属善良，王兵来剿，玉石岂有辩乎？
可是心地光明，吉祥自为之呵护，古人之言果非妄语。
此妇先于前日白昼遇一老姥，谓之曰：
“妇，汝不日若见龟爬出门限，大祸即至。
宜即刻逃出里外以避之，且必负我同走。
切记”。
言讫，转眼不见。
知为神明下示，遂牢记心中。
至除夕祭祀祖先，桌上有此壳龟不觉倾落地上，拾之，更有跳出门外者。
一时触动上日神明嘱语，必是宫中圣母。
时已入夜，遂率其子收拾细软物件，同入宫中，背了圣母神像，逃出里门。
官已来围捕矣。
母乃匿暗芒中，因得免祸。
益感天后神恩，后遂建庙于此，故名暗芒宫。
[30]
这个传说的蓝本是当地相当有名的“劫皇姑船案”故事：
“野老相传，明之中叶，有皇姑楼船从此经过，沿海诸盗纠而劫之，红肉埔贼亦与焉”[31]。
其时正是樟林开村前后的事情。
“暗芒宫”实际建立的时间已不可考，有意思的是，这个流传至今的有关妈祖显灵的传说，与我们对明代中后期当地社会环境的了解竟如此的一致[32]。
对本研究而言，这个传说中最有意思的内容有二，一是当时本地人“盗”、“民”难分；二是官兵平盗时玉石俱焚，百姓有散居小村迁入防守严密的城寨，与其说是防盗，更不如说是为了躲兵。
而这些正是该时期潮州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至于官军侵害民间和百姓为逃避官军滋扰而搬入大村居住的情况，在当时的地方记载中也举不胜举[33]。
“红肉埔”位于樟林村南面，早已无人居住，现在农民在此地耕作时，有时还可挖到一些烂砖破瓦，樟林人讲就是所谓“红肉埔村”的遗存。
在以上的传说中，天后为了逃避兵祸而迁居樟林，这也正是明代中后期樟林人自己的经历。
3、樟林港兴起与新围天后宫的建立
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之后，樟林由于其位于“河海交汇”之区，有最便捷水路通往府城和韩江上游的有利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当时最著名所近海帆船贸易口岸之一，乾隆、嘉庆年间樟林港贸易达到其全盛时期。
在此期间，各地客商、船户和其他外来人口大量到樟林定居，社区的范围不断扩大。
就在樟林港贸易最繁盛的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间（1787--1792年），在接近港口入海的新围地方，修筑了当时广东省最大的天后宫。
这座天后宫的建筑据说是以福建泉州的天后宫为蓝本的，其形制和规模至今仍被当地文人引以为荣：
全座结构紧密，建筑形式为中轴线宫殿式建筑。
计有正殿、前栋、梳妆楼（望海楼）、拜亭、东西两庑及周围埕道、后座、戏台等，占地数亩。
……大门前有池塘，塘边巨型灰狮一对，高二米余。
门前石狮、石鼓各一对。
大门后面，有清代著名书法家刘墉写的“海国安澜”巨匾。
[34]
在新围天后宫东西两庑有乾隆五十六年所立的22块建庙捐款碑，从碑记的内容可以看出，捐款者包括了粤东、闽南沿海数县的官员和士绅，也包括了来自韩江上游的嘉应州和大埔县的信众，而最主要的捐献这则是樟林港的“商船户”、“众槽船舵公”和商号。
每年天后诞时，前来拜祭的包括了闽粤交界地方数县的信众。
本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陈达教授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在进行“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课题的研究时，曾在樟林做过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有关天后的“灵验”故事，都与航海安全有关。
试举一例如下：
汕头某村（即樟林----引者注）有一位绅士，其曾祖尝和暹罗通商。
有一次其“红头船”遭遇极大的危险，一日某绅以其曾祖的“像赞”示著者，内有一段说：
“曾祖考讳仆字仁灼，前朝敕授儒林郎，六品封典。
祖即高祖峰之五公子也。
自少习庭训，长兴航业。
中途遭飓风，飘流琉球百岛，船及货物均为岛民吞没。
祖只身背神像渡海，得达山东，行乞以归，已一年矣。
当时家人闻船漂落无踪，意谓沉没，即居丧如礼，庆归服除。
祖至是一身之外，别无长物，再向亲友借贷造船，航往南北两洋。
惜所运仅木材树皮诸贱物，不能获利，晏如也。
会星洲烟土跌价，勉办多少，回国运往上海。
船次崖门，门吏以此船向运贱货，免查挥去，抵上海烟土获利甚丰。
惊识广东烧烟起衅，崖门不查，化祸为福，迨天赐欤？
遂捐资修黄河决口，使臣嘉许，达部册封”。
[35]
新围天后宫因为其建筑规模巨大，建筑精美，一直被视为视为樟林古港最重要标志物。
樟林的多座天后宫中，只有新围天后宫被载入《澄海县志》[36]。
本世纪40至60年代，李献璋先生在从事《妈祖信仰研究》一书的写作时，也注意到新围天后宫的存在[37]。
当代学者在论述广东的天后信仰时，仍然会提到新围天后宫规模居全省之冠：
乾隆年间樟林兴建的一座新天后宫（当地人称妈祖新宫）占地近十亩，历时六年，宏规巨制、堂皇壮丽为粤东之冠，这与当时樟林在粤东的经济地位适相匹配。
[38]
但是，近代以后随着汕头港的兴起和海上贸易方式的改变，庙宇的主要支持者逐渐离开樟林，新围天后宫日渐破败。
经过1918年的八级大地震和1922“八二风灾”，天后宫的大门和正殿倒塌，仅余两庑和殿后的“梳妆楼”。
1949年以后，其地成为民居。
近年在此居住，自称来自莆田的林姓人家，重新为天后设立小神龛拜祭，但香火极为稀落。
而且，根据调查时得到的印象，这些自称妈祖后人的林姓人家在此居住，其目的与其说是要延续妈祖的香火，还不如说是为了等待这个已经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时有重建呼声的庙宇修复时，得到一笔搬迁的补偿费。
4、城内天后宫与有关“亥爷”的传说
前述三座天后宫实际上都位于社区以外，真正位于樟林社区内部的天后宫是乾隆五十九年在樟林城寨内修建的“城内天后宫”。
“城内天后宫”建在城寨中央两条主要街巷的交汇处，但传说中庙宇的建立不具有官方色彩，甚至也不是由乡众或其他信众合力建筑的，而完全是本地一个姓林的商船船主个人出资修建的。
“城内天后宫”规模不大，只是一间面积约20平方米屋子，神台的摆设与潮州地区一般天后宫并无二致，中间是天后，两侧为花公花妈和福德老爷，神台前面的供桌上站着千里眼和顺风耳。
庙宇内部布局最不平常之处，就是在天后像右前方的庙门一侧，有一头面对天后、虎视耽耽的大猪塑像，当地人称之为“亥爷”。
目前城内天后宫在樟林各座天后宫中是香火最为鼎盛的，作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地人对该庙的宗教热情，不仅仅出自对妈祖的崇拜，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当地流传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关于“亥爷”的传说。
城南门内天后庙，乾隆壬子年北社和春号红头船船主林某所建。
相传某幼年失怙，家境贫寒，母思再醮，方处村外，有大猪挡路，污了衣裳，乃委诸天意，绝再嫁之念而矢志抚孤。
后某行洋船起家，盖建此神宇，因感念前事，特塑泥猪一头，拜祀庙内，与血食焉。
樟林谚曰：
‘亥爷得饭妈祖福’，即指此。
[39]
听了这个在本社区几乎家喻户晓的故事后进入天后宫，总是免不了产生“亥爷”蹲在门口是为了防止天后出门的联想。
“亥爷”的存在及其相关的传说，破坏了天后宫应有的大度、端庄、和谐的气氛，使人想到社区内部唯一的这座天后宫，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天后的信仰，还不如说是这个成年男子常出远门的侨乡和港埠对在家妇女贞操的关注。
在这个特定的氛围中，天后作为女性的象征，实际上受到的是歧视，甚至是亵渎。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个故事使城内天后宫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一直香火旺盛。
实际上，城内天后宫是目前樟林社区中唯一“活着”的，仍有较多信众，每年三月初三“天后诞”时有众多的妇女前来拜祭的天后庙。
城内天后宫至今仍保持生命力的理由可多方面理解，包括庙宇位于社区中央，来往方便，容易进入平常百姓日常生活的“视野”；传说中这个庙宇的建设者是樟林本地人，他的生活经历代表了樟林人心目中的成功者的“理想模型”；传说的内容虽然不算文雅，但却充分表达了普通女人生活的艰辛，较易引起一般人同情的联想等等。
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就是在现代的口头传说中，林姓船主的身份变成到南洋“过番”的华侨，他发财后回家探母，听母亲讲了前面的故事，就建了这座天后宫[40]。
这与清末以后樟林人大量出洋，樟林成为著名侨乡，百姓日常生活和社区公共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侨汇的历史变迁，是相吻合的。
而且，传说内容的适当“修正”，也吸引了不少从海外回来探亲的华侨前来拜祭。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发现，据说在社区发展不同阶段建立的这四个天后宫，其相关的传说读直接间接地反映了不同阶段历史的特点。
以往有关村庙的灵验传说的研究，往往侧重于考察这些传说所蕴涵的文化象征意义，以及传说所反映的村落内部和村落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我们的研究也许可以说明，在一个有较长时期的文献性历史记录的社会里，对灵验传说的解读，还有助于对乡村发展历史的理解。
我们知道，在村庙的实际运作中，灵验故事的创造与流播，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
与庙宇活动有关的信众和周围的人们，每天都在重复他们知道的传说，同时他们也参与了故事的“创作”与“再创作”，通过这样的过程表达、宣泄自己的体验、情感和生活目的。
樟林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历史这只“无形之手”实际上可能对林林总总的各种各样传说进行了某种“选择”，使传说中与实际历史过程相契合的内容，在漫长的流播过程中，得以保留下来。
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人们对社区历史的“集体记忆”。
在这里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如何理解百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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