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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选读》复习

[教学过程]

一、《史记》的人物刻画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

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

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

他在《伯夷列传》中写道: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的。

他在《游侠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

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

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有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

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

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觉得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

《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

《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

《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

《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

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

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

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

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

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

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

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

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

”(《苏秦列传》)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前往咸阳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赠钱三百,唯独萧何送给刘邦五百钱。

汉初封侯,刘邦为萧何益封二千户,用以报答先前多送二百钱的恩惠。

(《萧相国世家》)韩信为布衣时从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济他数十日,韩信封楚王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

”(《淮阴侯列传》)魏无知向刘邦引荐陈平,汉初剖符定封,陈平列举魏无知拔擢之功,魏无知得到刘邦赏赐。

(《陈丞相世家》)王陵对张苍有不杀之恩,“及苍贵,常父事王陵。

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

”(《张丞相列传》)

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

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

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

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无辜杀害,伍子胥奔亡吴国,借吴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伍子胥列传》)“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李将军列传》)主父偃为齐相,到达齐地之后,向昆弟宾客散发五百金,从此和他们断绝关系,不许再入家门,用以报复他在贫困时所遭到的冷遇。

(《平津侯主父列传》)知恩图报和以怨报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往往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体现出来。

苏秦对于借给自己百钱的人以百金相偿,而对在危困时几次要离开自己的随从则一文不赏。

(《苏秦列传》)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学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因此,对迫害过他的魏齐、须贾,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对搭救过他的王稽、郑安平,都请求秦王委以重任。

(《范雎蔡泽列传》)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

《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

《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富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项羽在焚烧秦都咸阳后一心想东归,说道: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项羽本纪》)项羽的这番话很有代表性,道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

司马迁也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苏秦富贵还乡,笑视兄弟妻嫂前恭后踞的变化,抒发对世态炎凉的感慨。

(《苏秦列传》)刘邦当了天子之后回到故乡,慷慨悲壮高唱《大风歌》,坦露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

(《高祖本纪》)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

《史记》中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

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

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

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

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

他喑噁叱咤,又言语呕呕。

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

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

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

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儿女情。

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

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

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

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

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

《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

《樊郦滕灌列传》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实,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儿女推到车下,后来的惠帝、鲁元公主有赖于夏侯婴的保护才幸免于难。

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之所以采用旁见侧出的写法,显然是有所忌讳,不得不如此。

信陵君是司马迁最欣赏的一位人物,在《魏公子列传》中称公子者凡147次,写了他一系列礼贤下士的事迹,塑造出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紧接着,在《范雎蔡泽列传》中,有一段和信陵君相关的故事:

秦昭王为范雎报仇,追捕魏齐甚急。

魏齐走投无路,和赵相虞卿一道向信陵君求援。

“信陵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

”魏齐听到这个消息自刭身亡,等到信陵君听从侯嬴的劝告决定接纳魏齐时,已经为时过晚。

司马迁对信陵君爱之过深,他没有把这个有损于信陵君光辉形象的事情写入本传,而是采用旁见侧出法加以处理。

《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二、《史记》的叙事艺术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

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

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

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

条。

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

《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

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

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

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

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

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

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如:

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

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

再看西汉人物传记:

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

公孙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

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

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

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

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

《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先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迹终结。

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

《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一系列相关的事件。

《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温舒事。

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吏群体。

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

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

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

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当然,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

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

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幸,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

而对于大将军卫青,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

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

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

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邦出谋划策也是天授。

司马迁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说:

“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

”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

《李斯列传》开头写了李斯这样一件事: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曰:

‘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

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

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

“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

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

《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

《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

《商君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

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

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

“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

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

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

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

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篇目。

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

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

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

《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重点篇目知识整理

《廉颇蔺相如列传》知识整理

1、通假字

可与不:

不,通“否”。

臣愿奉璧西入秦:

奉,通“捧”,用手托。

拜书送于庭:

庭,通“廷”,接受朝拜和处理政务的地方。

如有司案图:

案,通“按”,察看。

秦自缪公以来,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

缪,通“穆“。

唯大王与群臣孰计义之:

孰,通“熟”,仔细。

2、一词多义

负秦贪,负其强(依仗,凭借)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辜负,对不起)

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违背)

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使……承担)

廉颇闻之,肉袒负荆(背着)

使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派)

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出使)

乃使其从者衣褐(让)

大王乃遣一介之使(使臣)

引引赵使者蔺相如(引见,延请)

左右欲引相如去(拉)

相如引车避匿(牵,拉,引申为掉)

徒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白白地)

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只,只不过)

幸而君幸赦臣(幸好,侥幸)

而君幸于赵王(宠幸)

以以勇气闻于诸侯(凭)

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用,拿)

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来,连词)

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用以,用来)

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因为)

3、古今异义

拜为上卿——拜,授予官职

欲勿与,即患秦兵之来——患,忧虑,担心

请以咸阳为赵王寿-寿,向人敬酒或献礼

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去,离开;亲戚,近亲及姻亲

请指示王——指示,指给……看

于是相如前进缶——前进,上前进献

宣言曰:

我见相职必辱之——宣言,扬言,到处说

布衣之交——布衣,平民

4、词类活用

名词作动词

舍相如广成传舍——舍,安置住宿

左右欲刃相如——刃,用刀杀

乃使从者衣褐——衣,穿

名词作状语

而相如庭斥之-廷,在朝廷上

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间,从小路

使动用法

完璧归赵——完,使……完整

秦王恐其破璧——破,使……破碎

宁许以负秦曲——负,使……承担

毕礼而归之——归,使……回去

意动用法

且庸人尚羞之——羞,以……为羞耻

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先,以……为先;后,以……为后

5、文言句式

判断句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和氏璧,天下共传宝也

我为赵将

被动句

而君幸于赵王

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

倒装句

宾语前置:

何以知之

定语后置:

求人可使报秦者

介宾短语后置:

拜送书于廷

《高祖本纪》知识整理

一、实词积累

1、常用通假字

(1)此两家常折券弃责“责”通“债”

(2)遂坐上坐,无所诎“诎”通“屈”

(3)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憙,秦军解

“解”通“懈”

(4)无内诸侯军……距之

“内”通“纳”“距”通“拒”

(5)乃详尊怀王为义帝“详”通“佯”

(6)不如决策东乡

“乡”通“向”

2、古今异义词

(1)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家人:

句中古义“平民百姓”

今义“一家人”

作业:

句中古义“劳苦的工作”

今义“学习完成的功课”

(2)诽谤者族句中古义:

公开批评、议论

今义:

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

(3)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

句中古义:

规约,规章今义:

限制使不出范围

(4)稍征关中兵以自益

句中古义:

渐渐今义:

稍微

(5)始大人常以臣无赖

句中古义:

没有出息今义:

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的人

3、一词多义

(1)吕公者,好相人

(动词,给人看相)

无如季相

(名词,面相)

(2)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本来)

吕公因目固留高祖

(坚持)

(3)因重敬之,引入坐

(引领)

沛公引兵西

(率领)

(4)去辄烧绝栈道

(就)

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

(总是)

(5)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

(逃脱)

项羽解而东归

(解散诸侯军队)

二、词类活用

1、使动用法

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使……与众不同)

降章邯

(使……投降)

会项伯欲活张良

(使……活命)

沛公从百余骑

(使……跟从)

2、意动用法

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认为……奇怪)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以……为苦)

沛公然其计

(认为……正确)

3、名词活用为动词

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

(安家)

欲约分王关中

(称王)

秦王子婴素车白马

(驾着白马白车)

都彭城

(定都)

4、名词作状语

项羽与宋义北救赵

(向北)

夜往见良

(在夜间)

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

(在途中)

5、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

(与……交好)

高祖竟酒,后。

(留到最后)

吕媪怒吕公曰

(对……发火)

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

(赶在诸侯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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