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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论文

篇一:

器官移植论文

分析器官移植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随着医学科研工作的迅猛发展、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突破、仪器设备的不断创新,器官移植在医疗中越来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快速发展,无数曾经无法治愈的病人通过器官移植手术获得了“新生”。

器官移植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在技术上真正有所突破器官移植技术在我国发展迅速,给广大病人带来了福音,使人类日益远离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胁,在延长生命时间和提高生命质量两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福祉,但器官移植技术在我国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障碍,与此同时,它所产生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同样引发了各个方面的深刻讨论,这无疑是其发展中遇到的挑战之一。

首先,器官移植中器管的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器官是一种稀有的卫生资源,因此不可能按需分配。

其分配标准一直是伦理学讨论的问题之一。

器官移植是救命的技术,而不应该是用来赚钱的技术。

优先分配给谁?

如果仅依据支付能力来分配器官这种稀缺资源,造成器官移植这种技术仅能为富人享有,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是不公正的。

政府、社会、医疗机构有责任使穷人也能得到这种技术服务。

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是人体

器官移植的基本要求.通过对我国器官移植资源分配的现状、提出实现我国器官移植资源分配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对策.首先,建立一个以医学器官移植专业协会为主的全国统一的人体器官供求信息库.其次,制定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患者排序和人体器

官分配的原则.最后,在设立伦理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管理和监督机构,以期实现我国器官等稀缺卫生资源分配的真正公平.

其次,在器官移植中存在着伦理问题。

第一,关于知情同意的伦理学问题,这是器官移植的首要伦理问题,除了烈性传染病和某些精神病以外,所有的医疗活动都需要建立在受术者知情自愿的基础之上,这也是现代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实践原则。

知情同意对于供体而言,就是强调自愿捐献,从尸体上摘除器官和组织,一定要有生前自愿捐献的书面或口头遗嘱;对于活体捐献者,知情同意更是不言而喻。

目前一般来源于受者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自愿献出器官的健康者。

如果接受者是至亲,而且处于关键时刻,合格的捐献者可能感到压力很大或者被迫成为一个捐献者。

他们可能不想成为一个捐献者,但他们可能在巨大的压力下这样做,如果他们不选择这样做,便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

所以人们必须关心确保给予预计的捐献者以进行自由选择所必需的心理和伦理空间。

第二,器官来源的伦理学问题,活体供体器官被摘除以后自身的健康会在一定程度上受损,据报道迄今已有20%的供肾者死于单肾切除,还有大量的移植中心报告活体供肾者切除一个肾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健康人提供器官,要作出自我牺牲,要冒出现并发症和危及预期寿命的风险。

供体“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提倡,但必须同时考虑其基本的健康利益不受侵犯。

活体供体的另一个伦理问题是器官的商业化。

器官作为一种稀有的卫生资源,是供不应求的,供体器官选择就成为器官移植的关键性问题。

哪一种收集方式更符合伦理道德和法律呢?

是自愿捐献是推定同意,还

是商业化交易?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现在甚至有些医院的卫生间门板上公然出现卖肾的广告,甚至某些国家暗地里有器官贸易中心或肾脏贸易市场,有钱人可以买到活体器官;甚至个别国家有专门绑架人口、取出脏器贩卖的匪帮,以及有个别医生滥用脑死亡获取器官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等。

我认为,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就要依靠政府,首先,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在我国,存在着器官移植相关法律不完善,器官移植缺乏监管,捐献器官的供体匮乏等问题,只有加强立法,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其次,树立新的伦理观念,由于人们还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旧的落后观念和各种偏见的影响,自愿贡献器官者仍为数很少,而这对器官的来源又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广泛利用宣传力量,加大宣传力度,从舆论导向、政府行为、社会公益、精神文明、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宣传医学知识,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形成自愿捐献器官的风气。

管理部门应坚持不懈的宣传器官移植、遗体捐献的意义,向社会公开其工作性质及工作程序,热忱为自愿捐献者服务。

器官移植中提出的伦理学问题很复杂,加快器官移植应用中非技术方面的研究与加快器官移植技术研究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我坚信,随着人们不断的探索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器官移植技术的前景会更好,一定会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潘威10352201X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篇二:

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分析=论文

大学研究生学位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

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分析

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分析

内容摘要:

器官移植是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对于挽救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病人的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器官移植产生的伦理道德争论和问题,直接影响了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本文重点探讨器官移植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并进行分析。

关键词:

器官移植,器官来源,器官供应,器官分配

器官移植技术是通过手术用一个健康的器官去替换该丧失功能而无法挽救的器官,从而使生命个体重新获得正常的生理机能。

①通常分为自体移植、同系移植、同种移植和异种移植。

它被誉为“21世纪医学之颠”,为人类医疗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已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器官移植而重新获得了健康。

1948年,肾透析机首次在波士顿被使用。

第一次人体之间的肾移植则出现于1954年。

之后,1959年用于免疫排斥问题的抑制药物被研制出来,1961年首次在人身上使用。

突破接踵而来,但是面临的困难也是巨大的,移植器官的短缺,器官分配的不平等日益困扰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

本文将重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器官来源的伦理问题分析

用于移植的器官主要有两个来源:

活人与死者,即所谓的活体供者和尸体供者。

虽然两种移植方式不同,但是却都面临着各自的伦理困境。

对活体供者而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较为敏感,关键的问题是征得同意。

如果接受者是至亲,而且处于危急时刻,合格的捐献者可能感到压力很大而被迫成为一个捐献者,其实内心里他们并不一定愿意成为一个捐献者,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又会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

所以人们必须关心确保给予这些预期的捐献者自由选择的心理和伦理空间。

此外,器官捐献要绝对自愿,这不仅意味着供者的知情同意,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威胁利诱的情景下的同意。

许多国家的医疗法规中,不是一、二级的亲属关系则禁止活体捐赠,也禁止对外国病人进行活体捐赠。

对于迫于贫困或其他压力下的“自愿”应该禁止,器官移植技术不能只为有钱的强势人群造福而给弱势人群带来更大的风险和伤害。

给予预期捐献者必要的心理空间,在我国尤其应该重视。

我国的社会伦理构成,注定了是一种血亲关系十分密切的构成结构,这种“不得不”捐献是情况是大量存在的,为了供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十分有必要考虑其主观意愿。

对于另外一种来源——尸体供者而言,从尸体上摘取器官,要有死者生前自愿捐献的书面或口头遗嘱,同时也要保证获得其亲属的同意,人死后能否捐献器官,受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的制约。

愿意死后捐献器官的人并不多,即使是先有约定,如果在死者家属处于极度悲伤时摘取器官则难以接受,在家属情绪好转后所摘取的器官功能又大受影响。

因此,尸体供者关键问题是改变公众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

其次,这里还有一个关键伦理问题是保证器官在取出之前,这个人已经死亡了。

这里涉及对脑死亡①张玲.器官移植的社会伦理思考.医学与社会,201X年5月

概念的争议。

死亡的判断直接关系到供体器官的质量,心跳呼吸停止之前摘取供体器官,因未受缺血的损害,是最理想供体。

按照我国传统的死亡概念,切取有心跳的人的器官,不仅不能为国民接受,而且也是不道德和违法的。

所以对尸体供者而言,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和死亡情况的判断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就显得很关键,如果移植医生为了某些个人利益,在供体未死亡的情况下实施了移植手术,无疑是一种变相的谋杀。

这里就需要有某些严格的监督机制来发挥作用。

二、器官供应的伦理问题分析

在所有的与移植相关的问题中,供应仍旧是最困难的,因为总是供不应求。

具体表现大致是移植手术成功率低,移植器官需求远大于供应。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表明的,全世界需紧急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20∶1,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靠药物维持可以等待但又必须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因而供体器官缺口相当大。

具体到我国而言,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很难接受一些新的具有现代性的理念,无法接受活体或尸体器官捐献。

与发达国家医院死亡尸解率高达80%~90%相比,中国医院每年尸体解剖数就很少。

这说明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是占了很大比重的。

但是即使是在国外,这一情况仍旧是不容乐观的,尽管人们表示自己不反对或者希望成为一个捐献者,但是大多数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成为一个捐献者,许多的家庭也不允许自己的亲属成为捐献者。

因此,获得器官的主要途径——捐献,一直没能提供满足的数量。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国外出台了两个主要的方案。

第一个是所谓的“退出性”解决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每个死去的人都被假定为一个器官捐献者,除非他明确提出异议,表示自己不愿成为捐献者。

这像是一种把捐献设为默认状态,不捐献反而是异常状态,但是这种解决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种半强迫的。

另外的一种解决方案是“要求的”解决方案,即,健康部门要主动去询问病人和他的亲属,是否愿意成为一个捐献者。

这种制度类似于协商和交流的方式,主动向病人询问可以最大程度的扩展捐献渠道,同时也尊重了个人的选择,避免患者的知情权受到伤害。

当然,这两种选择都不一定是最好的。

在这之外,容许个人器官的买卖是最简单快捷的方案,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相信全世界都同意,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同意这样做。

即使是在黑市有这样的活动,但是也是遭打击的目标。

因为如果放开器官交易,首先是会导致人口贩卖和暴力犯罪的高发,其次会导致穷人地位的进一步恶化,只有富人才能承受高额的器官移植费用,再次,这样的活动是对人器官的明码标价,无疑是对人尊严的一种轻视,在极为重视人权的西方社会是不会容许的。

三、器官分配的伦理问题分析

器官的分配问题是与供应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由谁来接受已有的器官呢?

人体器官是一种稀有的卫生资源,是不可能按需分配的。

这就给医生在进行器官分配时面临伦理难题,即可供移植的器官和技术总是有限的,那么谁应先接受移植手术?

这是如何选择病人的问题。

因此在器官分配时要着重把握好一些几个标准。

首先要考虑的是医学原则,其标准应由医务人员判断。

在器官移植前,必须对病人

进行全面的评估,掌握合适的适应症与禁忌症,移植术后才可能有良好的医学结果。

医学原则体现了“需要决定”的最基础的公平原则。

第二是伦理学原则,其实质是一个社会标准问题。

如对社会贡献大的人理应得到报偿,即照顾性原则;未来对社会作用的社会价值问题,即前瞻性原则;在家庭中地位和作用问题,即家庭角色原则等。

第三是个人和社会的应付能力标准。

个人应付能力即病人配合治疗的能力,社会应付能力即病人与治疗有关的日常生活条件,如家庭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病人对他周围人的重要性、社会支持能力等。

第四还存在行为方式及情感趋向问题。

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判断,病例的选择应着眼于科学发展及技术成功的因素。

若从人道主义观点分析,则应由医学观点来选择移植对象,用非医学因素挑选受体不符合公平原则。

尽管有很多让器官分配体系合理化的努力和重重原则的出现,但是歧视问题仍旧严重。

这里还延伸出一个伦理问题。

即1995年,美国垒球的传奇人物米基·曼特尔,因为自身的恶习——酗酒导致肝硬化,从而接受肝移植。

这样的人可以看作是自愿放弃健康的人,是否有必要通过移植救助他们。

此外,是否该限制移植者的移植次数。

一个人是否只能接受一个器官?

一个人是否应连续的接受器官直到手术成功吗?

还是要限制这个移植次数?

这个次数又该是多少?

相信这样的伦理问题是无解的。

器官移植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将人类的社会伦理思考推向了进步。

人们不得不考虑移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伦理、法律和技术层面。

尤其是在伦理层面,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如基因技术的应用,影响了人类对待移植的认知态度,同时,这种态度的转变也必将决定新的移植技术的走向。

参考文献:

1.张玲.器官移植的社会伦理思考.医学与社会,201X年5月

2.吕军.叶章群.李倩.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问题及对策.中国医学伦理学,201X年2月

3.赵志鸿.器官移植中的道德难题与解决对策.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1X年30期

4.唐媛,吴易雄,李建华.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成因及伦理研究.中国现代医学,201X年4月

5.托马斯〃香农.生命伦理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X年1月

篇三:

同种器官移植医学伦理学论文

一、器官移植的定义及发展

(一)器官移植含义

(二)器官移植发展

二、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问题

(一)“人是机器”与人格同一化

(二)与公共医疗资源短缺的矛盾

(三)医生所面临的伦理压力

(四)器官商品化

三、人体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

(一)人类尊严原则

(二)自主原则

(三)谨慎原则

(四)公正原则

(五)互助准则

四、器官移植未来展望

(一)俄罗斯男子换脑手术

(二)3D打印技术

参考文献

一、器官移植的定义与发展

(一)器官移植的含义

器官移植是通过手术等方法,替换某一个体体内已损伤的、病态或衰竭的器官,也指将体内的器官移位[1]。

各方对器官移植的定义不同,但是器官移植的基本内容都已包括。

总的来说,器官移植就是指在医学上,以挽救人的生命和提高生存质量为目的、以手术为手段,将一个保持生命特质的、健康的人体器官移植到病人体内,使病人身体重新康复的医疗方法。

(二)器官移植的发展

器官移植的概念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只不过那时候的人们并没有对人体有足够的认识。

在西方,古希腊伟大的诗人荷马曾描述过狮头羊身蛇尾的嵌合体。

在《圣经·创世纪》中,讲述了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的故事;在东方,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子》一书中记载神医扁鹊为鲁公扈和赵齐婴作了开胸术,两人互换心脏,治愈了疾病。

这些神话或是古文记载真实性或不可考,但是可以看到古代人民对器官移植想法的萌芽和实践。

而器官移植的真正临床应用一直到二十世纪才逐渐成为了现实。

1905年,美国籍学者莱克西斯·卡雷尔把一只小狗的心脏移植到了大狗的颈部,作为器官移植的先驱获得191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1967年,南非开普敦的巴纳德医生成功完成了第一例人体心脏移植手术。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包括肝移植、肾移植等移植手术。

1974年第一例肾移植成功,1978年第一例肝移植成功,1978年上海第一例心脏移植成功。

1979年,我国卫生部、同济医科大学成立了卫生部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规模开展了肾、肝、心、肺、胰岛等器官的移植及相关器官的联合移植。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各种器官移植技术均已进入全面的实际应用阶段。

器官移植这项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

二、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问题

(一)“人是机器”

器官移植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就之一。

自1902年莱克西斯·卡雷尔的狗心脏移植开始,人体器官移植已经蓬勃发展,到现在已经具有一套较完善的医疗应用体系。

到目前,除了大脑外,几乎所有重要的组织和器官,如心脏、肾脏、肝脏、角膜、骨髓等,都已经实现了人体的器官移植,并得到了成功。

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到现在在技术层面上,已经可以实现人脑的移植。

同时细胞工程、组织工程学与克隆技术的发展,也会带动器官移植的发展,终将为之提供充足的器官,并为将来批量培养备用器官及进而开设器官银行,从而为大大延长人的寿命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

但是器官移植在技术上的成熟与可行性并不代表它的普遍有效性,不代表它的实际应用前景有多光明。

首先任何技术的应用都是有风险的,器官移植作为一项新型医疗手段,是存在未知风险的。

其次,也是伦理学所考虑的,器官移植触及了人类一切价值的核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触及人对自身生命的完整性的理解,触及人的身心关系和人格的同一性[2]。

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器官移植将会变为什么样子:

医生面对着众多器官,

根据病人需求,挑选着适配的器官,病人说换什么就换什么,喜欢蓝眼睛就换角膜,喜欢三个肾就再加一个,而医生则负责将这些零件组装到病人身上。

这样的病人或许更像是医生的作品,或是说人是人定制的作品。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和拉美特利提出的“人是机器”的古老观念正在复活,这种观念的复活和技术应用的人文环境的相应变化,特别是宗教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性的减弱,渐渐淡化了生命的神秘感。

生命是值得敬畏的,就算神秘感已经淡化,但也应当去保持一个人应有的样子,而不是像机器般随意添加减少零件。

这就需要生物学家和医生担起器官移植发展方向正确性引导的重任,也是对生物学家和医生道德水平的考量。

(二)人的同一性与人格同一性

如果说一个人换了角膜,人们会觉得他还是原来那个人;如果他还换了肾脏,还换了心脏,还换了肝,几乎除了大脑外能换的都换了,人们还会觉得他还是原来那个人吗?

如果他连大脑都换了呢?

如果他只换了大脑呢?

可能看法就不一致了。

那么什么是人?

人的本质是什么呢?

人格的同一性又是什么呢?

人改变到什么程度我们会说他的人格同一性发生改变了呢?

器官移植绝不是简单的器官的机械叠加,如果一个人的器官发生了替换,那么他的心理素质在一定程度一定会发生变化。

这些已有实例证实。

对于“人”这一概念,哲学家们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探讨,不同的人给出的定义不同。

而我赞同马克思的说法。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性动物,没有人能脱离社会独自存在,绝对孤立的人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具有“人”的地位的。

所以说人的本质不在与人的生物层面的生命,而在于人的社会层面的生命,即人的社会性。

在人的本质问题中包含着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人格同一性问题。

这一问题在哲学上,它主要是指作为生命个体的自己,无论是在何时何地都始终保持着的是自己的同一性。

从生物学层面上来讲,人格的同一性是基于一个人在遗传上的独一无二性,遗传上的连续性,他的自我发展能力

【】人格在本体上的连续性要以生理—心理的连续性为前提3。

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人格

的存在是以理性和自我反思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个体的肉体特征为根据的。

按照洛克的逻辑,人的同一性(完整性)要根据身体来判断,而人格同一性要根据意识特别是记忆来规定。

我们不难发现,洛克将两个逻辑上包容的概念看成两个并列的概念,人的同一性应当包含人格的同一性而不是与人格同一性相并列的东西,前者比后者外延更广。

或者换个例子理解,我们人体细胞代谢大概是二十多天就会更新一轮,那么二十天后我们还是我们么,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体了,那么为什么我还是原来那个我呢?

是因为人格同一性没有发生改变,而人的同一性的改变并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存在。

从生物学上讲,人格的同一性基于一个人在遗传上的独一无二性,遗传上的连续性,他的自我发展能力,人格在本体上的连续性以生理)心理的连续性为前提。

所以,器官移植的限度是,只要最大限度地维持了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的连续性,我们就保持了他(她)的人格同一性基础,否则就等于取消了这个人的存在[2]。

(三)与公共医疗资源短缺的矛盾

在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下,每个人都有个公平的享受公共医疗的权利,然而器官移植通常会花费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且术后并发症多,病人存活率并不够高,这势必会导致器官移植高花费和公共医疗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

越是贫困的国家,公共医疗资源越短缺,就更需要病人承担更多的医疗费用,否则对其他人就不公平。

但是任何一项技术都是从低安全性到高安全性,从高风险到低风险发展的,都是需要大量的临床积累以及财政的倾斜,器官移植技术也是如此。

但是财政拨款过多,又会压榨别的医疗费用,所

以这(研发与医疗经费比例)之间的平衡需要多方协调确定。

(四)医生所面临的伦理压力

同种器官移植根据供体来源可分为活体器官移植和尸体器官移植。

在活体器官移植过程中,由于受体情况的危急性,医护人员通常会以受体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受体患者是我的病人,我应该对他负责。

这就会导致对供体的不公平,或多或少会对供体患者的选择做出不适当的影响。

所以这就需要医生在两者之间保持中立,不对任何一方产生诱导。

在尸体器官移植过程中,存在两个伦理问题。

一是死者生前同意器官移植,而家属不同意,死者死后是否还要进行器官移植。

二是死亡时间的判断标准,供体死后其器官应当尽快的进行移植,那么是以传统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死亡标准,还是以现代医学的脑死亡为判断标准呢?

以现在的脑死亡为判断标准的话,由于目前脑死亡是医生的主观判断,没有相应仪器检测,势必会造成死者家属对医生的质疑:

为什么一些生命体征还在,就放弃治疗?

怀疑医生没有尽心尽力去抢救。

医生在面对死亡时间判断上应当考虑两方面,一是供体确无生还可能,二是尽可能保证器官的新鲜性。

同时在面对一个供体器官,多个受体等待时,器官的分配也是对医生道德水平的考验。

此时首先考虑医学标准,其次是综合社会标准。

医学标准是指根据病人的病情和当时的医疗技术筛选受体。

主要从移植的必要性、迫切性,成功的可能性,预期寿命的长短来考虑。

它取决于医学科学和医务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

社会标准是指根据病人的社会价值、应付能力等社会因素筛选器官移植的受体。

社会价值主要是看病人过去或未来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但有时社会价值的评价是困难的。

(五)器官商品化

对康德来说,人应遵循的一个绝对命令是:

“你一定要这样行动:

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你始终要把人看成目的,而不要把他作为工具或手段”。

而器官商品化则将人作为一种手段,这无疑是对人尊严的一种践踏。

一旦器官商品化,人的尊严将毁于一旦,并在整个社会导致道德全面滑坡的连锁反应。

一些犯罪集团将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残害他人,以出卖其器官获取高额不义之财。

器官商品化说到底是器官供需之间的矛盾,即供应过少与需求极多之间的矛盾,所以不仅仅要规范器官移植行业,限制器官来源;更应该做的是寻求新的技术手段,例如干细胞及克隆技术、3D打印技术等,来解决器官来源不足的问题。

三、人体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

器官移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是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健康利益的需要,在开展这项技术时,医务人员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则,以保证器官移植技术真正造福于人民根据以上对器官移植伦理问题的分析,我们对器官移植的道德原则可作如下基本的概述:

(一)知倩同意的原则

应与供者和受者双方或其亲属或法定代理人充分讨论器官移植的程序,客观地说明已知的危险和可能发生的危害‘,让病人对器官移植有充分的理解,并尊重病人自主作出的决定

(二)保护供受体双方利益的原则

器官移植要充分考虑供体和受体的利益,尽最大努力将损伤降到最小的程度,将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医务人员虽然有责任帮助那些器官衰竭、面临死亡的人重新获得生命,

但对供体的健康和生命同样负有保护的责任.不能因为受体的需要,而放弃对供体生命的救治或健康的维护。

同时要严格选择受体,使其受移植后必须“利大于弊”。

(三)公平的原则

即在器官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公正的分配这些器官,确定谁有获得有限器官的优先权。

应制订相应的医学和社会标准来分配器官,并建立伦理委员会来作出分配的决定〔.尽可能使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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