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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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
戴超武
［内容提要］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冷战国际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为国际学界所关注。
根据新近解密的中俄外交档案及相关论著来看，赫鲁晓夫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谈话的意图旨在改善中苏两国的关系，但是中苏同盟经过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
同时，中印边界冲突还使中共中央对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实质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重新认识。
［关键词］中印边界冲突，中苏分裂，古巴导弹危机
［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180-06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冷战国际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为国际学界所关注。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利用相关档案文献，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角度研究中印边界冲突在中苏分裂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中印边界冲突与几乎同时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的关系，对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和冲突第一阶段的态度和政策，已有的研究大多引用时任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回忆录以及中方的相关论著。
由于刘晓回忆录和中方有关论著对赫鲁晓夫谈话以及讲话的记载和论述，对认识和判断这一时期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印边界冲突对中苏分裂进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依据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和其他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对上述有关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一、赫鲁晓夫同刘晓的谈话和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
赫鲁晓夫在1962年10月13日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会谈及赫鲁晓夫在10月14日欢送刘晓离任的酒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被研究者们视为苏联为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中国的支持而作出的重要姿态。
对赫鲁晓夫两次谈话的内容，在可资利用的档案文献完全解密之前，研究者们基本上利用的是刘晓的回忆录、中国官方编撰的有关外交史和中印边界作战史等著作中的记载。
刘晓回忆录除记述赫鲁晓夫两次谈话的基本内容外，还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苏共中央10月14日为刘晓举行高规格的送别宴会的因素是“一九六二年十月爆发了一场加勒比海危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记载，赫鲁晓夫当时说：
苏联应古巴的要求，在古巴设置了中程导弹，以保卫古巴的安全。
他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
该书还记述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10月15日也“请刘晓转告中国政府”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
对于苏联上述表态的意图，吴冷西回忆录中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他写道：
“赫鲁晓夫采取这种态度，同当时美苏在加勒比海关系紧张有关，那时他需要中国支持。
”[1]
目前，俄国的有关档案已解密了赫鲁晓夫10月13日的谈话和14日的讲话记录；而从中国外交部现已解密的档案中，尚未发现记录赫鲁晓夫同刘晓这两次谈话的文献。
根据俄国的档案，赫鲁晓夫在10月13日同刘晓的会谈中首先阐述了苏联对国际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立场。
他指出：
帝国主义分子已在老挝、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印度尼西亚遭到了失败。
苏联不仅没在反动势力面前退让，反而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向埃及的纳赛尔提供飞机，给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提供潜水艇，甚至为这些设备配备了苏联军事人员。
在古巴，苏联通过向卡斯特罗提供武器和“其他手段”，“已控制了鳄鱼的腹部”。
赫鲁晓夫强调说：
虽然这些都花费甚巨，“但我们还在这样做，因为它符合革命力量的利益”。
对于中苏关系，赫鲁晓夫告诉刘晓：
“我们最渴望的梦想就是排除目前分离我们的寒流，重新回归我们在1958年之前所拥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我们两党有责任……建立一个坚如磐石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共同阵线。
”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赫鲁晓夫表示：
他认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诸如谈判、将部队后撤20公里等步骤，都是合理的，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不理智的；印度的立场“是以发号施令为基础，然而边界争端是不能用这种方式解决的”。
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而印度人仅仅是“朋友”。
对刘晓通报的中印边界紧张局势，赫鲁晓夫强调说，如果印度发起进攻，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
“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容许有中立。
中立将是背叛……我们将始终在一个阵营里，同甘共苦。
”在10月14日欢送刘晓的酒会上，赫鲁晓夫希望立即消除中苏同盟中存在的问题，翻开两党关系新的一页。
赫鲁晓夫再次告诉刘晓，作为中国的盟友，苏联将在中国同印度的冲突中站在中国的一边。
苏共中央领导人科兹洛夫、柯西金等表示：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意见，苏共中央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把俄国档案资料同刘晓回忆录以及中方外交史著作的记述加以对照，可以发现涉及到认识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有没有在10月13日和15日向中方通报有关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
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赫鲁晓夫同刘晓谈话的目的是什么?
在目前解密的有关赫鲁晓夫的这两次讲话的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赫鲁晓夫告诉刘晓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以及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采取措施的记载。
过去虽有研究者认为赫鲁晓夫在此次谈话中不可能向中方通报部署导弹的情况，但基本上都是基于推测。
另外，根据俄国档案的记载，米高扬是在肯尼迪10月22日公开宣布美国将对苏联开往古巴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之后，才在10月23日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向中方通报的，而不是中国外交史著作中所记载的10月15日。
[2]
另外，对于苏联是否在10月中旬之前向中方通报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还可以从苏联部署导弹计划制订和实施本身进行相应的判断。
由于整个导弹部署行动计划高度保密，苏联国内甚至都没有将有关情况通知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和驻联合国大使佐林。
赫鲁晓夫显然不可能在苏联正紧张秘密部署导弹的情况下，向中方通报有关情况。
而赫鲁晓夫之所以决定向古巴运送导弹的一个主要考虑是，他认为美国在11月中旬国会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发现苏联的部署行动。
这样，赫鲁晓夫在10月13日和14日同刘晓会谈以及米高扬15日会见刘晓的时候（如果米高扬在这一天会见刘晓的话），他们是无从想象出，在加勒比海上将会爆发后来那样的导弹危机，因而也就不可能在那时就要求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采取措施”。
另外还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史实是：
美国最早知道古巴正在修建导弹发射井的时间，也是在10月14日上午根据U－2侦察机所拍摄的照片作出的判断。
既然没有可能谈到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问题，那么，赫鲁晓夫这两次谈话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业已解密的档案文献和相关研究论著，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还是想修补中苏关系，避免中苏同盟最终破裂。
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后，中苏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给两党两国关系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并使得中苏分歧公开化。
但中苏两党都不愿走向破裂，赫鲁晓夫还不断作出友好姿态表示其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
在军事技术转让方面，赫鲁晓夫在1961年1月21日给中国政府的信件中表示：
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米格21－Ф13型战斗机的技术，并在中国建厂生产此种型号的战斗机。
为帮助中国渡过经济困难，赫鲁晓夫在1961年2月27日还决定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食糖。
另外，苏联用硬通货购买中国的1000吨白银，以便中国使用这些硬通货向其他国家购买粮食。
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对苏联的这些举措给予了极高评价。
但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中苏两党关系由于苏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抨击而再度紧张，特别是1962年4月中旬到5月底发生的“伊塔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致命的伤害。
因此，当中国向苏联通报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以及中国有可能采取“自卫反击”的时候，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如在边界争端这样的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的话，那么中国也肯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缓和同苏联的关系。
赫鲁晓夫此时的讲话，同后来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前以及冲突爆发后的第一阶段，赫鲁晓夫还在不同场合表明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从而也可较为清晰地认识赫鲁晓夫的政策目的。
他在10月11日和14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指出，印度的要求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我们对尼赫鲁感到失望”。
10月23日，赫鲁晓夫在同以乔治乌－德治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进行会谈时，专门谈到了尼赫鲁的政策和中印关系。
赫鲁晓夫表示：
总的说来，尼赫鲁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摇摆不定。
最近在国大党和反动势力的影响下，尼赫鲁似乎更加倒向帝国主义国家。
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实际上就是反动的。
中国方面最近已建议将各自的部队从双方边界线上后撤20公里，而印度方面在反动势力的压力下拒绝了这一建议，它们认为边界必须是“麦克马洪线”。
赫鲁晓夫此次谈话的核心几乎就是10月25日《真理报》社论的主旨。
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还谈到印度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和态度。
他批评印共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的观点，指出南布迪里巴德的行为将导致印共的分裂。
在10月30日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诺沃提尼会谈时，赫鲁晓夫说，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不会变得更糟，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印度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采取了错误的立场”[3]。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同乔治乌－德治和诺沃提尼会谈时，古巴导弹危机已开始，赫鲁晓夫在此时依然表示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10月22日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明苏联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和态度。
苏联在备忘录中说：
苏联“完全支持你们通过谈判解决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的愿望。
谈判会阻止冲突的进一步尖锐化并为和平解决冲突制造气氛”。
“这样的路线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的。
”苏联支持中国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即麦克马洪线并不是已定的国界线。
它是沉痛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4]。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10月25日，《真理报》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题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普遍和平”的社论。
社论谴责印度受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已成为冲突的罪魁祸首；同时批评了印度共产党滑向民族沙文主义，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这是苏联公开表明自己立场、支持中国的标志。
苏联在11月初还向中方提供有关印度的情报。
契尔沃年科在11月3日和5日向中方通报了赫鲁晓夫与尼赫鲁的通信，以及苏印两国官员会谈的情况等。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示好，并未产生预期的结果。
因为此时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苏两党自1959年以来所有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
因此，毛泽东在听了刘晓的汇报后决定暂不答复苏联。
在刘晓离任的七个星期后，中国才派出前驻印度大使潘自力担任新的驻苏大使，而这一阶段恰好是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期。
契尔沃年科多次要求面见毛泽东，但都未能如愿。
除在10月20日向契尔沃年科通报边界冲突爆发的情况后，中方极少再向苏联通报有关情况。
对苏联要求中方解释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的请求，中国也只是笼统告之：
这段传统习惯线基本上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而行的。
但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对苏联在边界冲突爆发后没有立即表态感到非常不满。
章汉夫10月24日，在接见朝鲜驻华使馆参赞时说：
“谁在侵略，谁拒绝谈判，谁进攻，谁搞颠覆，都是印度。
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了解真相，了解中国的立场，支持我们，我们表示感谢。
苏联报纸至今一字未提。
”[5]《真理报》10月25日的社论并未引起中方进一步的反应；《人民日报》在转载《真理报》社论时只是把它放在北越外长支持中国的讲话和北朝鲜支持中国的声明之后。
《人民日报》10月25日支持古巴反美的社论，也早于《真理报》社论几个小时。
10月24日中国政府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遭到了尼赫鲁的拒绝。
随后，《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发表的《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的文章中，虽然批评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但同时意在抨击苏联同印度这样的“反动的民族主义国家”交朋友的政策。
中共中央在11月14日向全国省、市、自治区发出的通知中特别指出：
“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揭露了尼赫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撕破了尼赫鲁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的假面具，暴露了帝国主义指使印度反动派进行反华反人民的阴谋，同时也使赫鲁晓夫集团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
”[6]与此同时，中国对苏联在这一时期向印度出售军事物资特别是作战飞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愤怒，并判定这是苏联依然继续“偏袒”印度的重要标志。
二、苏联向印度出售军事装备、古巴导弹危机和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政策的变化
有关苏联向印度出售军事物资的问题，后来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
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7]。
而赫鲁晓夫则认为，苏联向印度出售先进的军事武器和装备，是社会主义阵营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争取印度的重要手段之一。
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时，印度已接收八架运输机，米格21型战斗机尚未交付。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技术之后，却在原子能领域加强同印度的合作，并在1962年10月就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问题达成协议。
鉴于苏印的此种军事合作，中国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就指责苏联说：
苏联以低价卖给印度战斗机，这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赫鲁晓夫在10月13日同刘晓会谈时也对此作了特别的解释。
他指出：
“了解这种情况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出售不会影响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冲突中的力量对比。
没有人可以只用直升机和运输机打仗，也没有人可以使用这些飞机赢得战争。
”[8]刘晓在离任前拜会米高扬时曾提到这一问题。
周恩来在10月8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特别强调：
印度使用的苏制米式直升飞机和苏制运输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
对中方的抱怨，赫鲁晓夫希望向中国提供战斗机以表明自己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因此，契尔沃年科在10月8日同周恩来会谈时曾提出，苏联将同意在中国生产改进型的米格21PF型战斗机，并提供技术援助。
这一举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尚属第一次，但中国并未接受这一提议。
[9]另外，为进一步向中国表明苏联的政策立场，赫鲁晓夫在10月14日下令推迟向印度交付米格21型战斗机。
对周恩来在10月8日会谈中所关注的苏联卖给印度飞机和直升飞机的问题，契尔沃年科10月22日正式向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备忘录解释说：
“到目前为止，苏联一共卖给印度8架AH－12型飞机和20架M－4型直升飞机。
很明显，这几架飞机没有什么军事意义，也不会影响力量的对比。
”[10]
中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态度和反应，对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苏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开和加深，双方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
要认识古巴导弹危机同中印边界冲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在赫鲁晓夫对中印边界冲突态度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除前文所提的苏联向中国通报在古巴部署导弹情况的日期外，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苏联部署导弹的决定和进展情况，赫鲁晓夫决定从古巴撤出导弹后希望中国支持他的行动，中国的反应对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采取新政策，特别是苏联恢复对印度的军售的影响。
有关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意图，学界已进行了系统而详实的研究。
对于赫鲁晓夫的决定，米高扬、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持有不同意见，但并未说服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确信，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美国不会发现苏联的部署行动，因而应在此之前完成导弹部署；等国会选举结束后，他计划访问华盛顿，并当面告诉肯尼迪有关情况，届时肯尼迪除了接受现实外没有别的选择。
赫鲁晓夫甚至认为，到11月告诉肯尼迪有关部署导弹的消息后，美苏关系将会得到改善。
1962年5月24日，赫鲁晓夫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和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正式讨论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问题。
导弹部署计划由苏联国防委员会和苏军总参谋部负责制订，7月4日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批准后，赫鲁晓夫在7月7日予以批准。
到10月22日，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力量共计有41902名军人，12枚“月神”战术核导弹，42枚中程导弹，80枚巡航导弹，42架伊尔28型轰炸机（其中7架完成组装），42架米格21型战斗机，24处地空导弹基地。
[11]
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后，美国决策者经过内部讨论，决定采取海上封锁的措施，禁止一切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物资。
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古巴导弹危机全面展开。
10月24日上午10时，美军正式实施海上封锁；就在同一天上午，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表示希望解决导弹危机，因为在他看来，继续与肯尼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会有什么成效，所以他提议运送导弹的船只停止前进，或就地等待封锁结束，或返航。
10月25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从古巴撤出导弹。
26日，苏联船只全部掉头返回苏联，《真理报》当天头版标题是《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28日上午，赫鲁晓夫主持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承诺不入侵古巴，苏联撤出导弹，主席团还决定立即广播给肯尼迪的信件。
肯尼迪听到苏联答复的广播稿后如释重负，肯尼迪政府通过“美国之音”发表了欢迎赫鲁晓夫决定的声明。
至此，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局势开始缓和。
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事后对撤出导弹的决定作了辩解。
如果赫鲁晓夫在10月22日之后需要中国支持他，那么也是需要中国支持他撤回导弹的决定，《真理报》10月25日发表的社论毫无疑问是要达到这一目的。
但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
对于古巴导弹危机，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场是：
“我们反对的是苏联在美国的要挟面前惊惶失措，放弃维护古巴政府的主权，也反对美国要求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
”陈毅后来明确指出：
“我们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把核武器运进古巴，既然运进去，就不应该随便搬走。
运进去经过古巴同意，撤出来也必须经过古巴同意。
随便运，随便撤，都是错误的。
苏联不是依靠人民，依靠反帝反殖的力量，而是依靠核武器，以古巴为赌注同美国赌博。
”[12]此外，中共中央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支持古巴，从11月3日至6日，连续在古巴驻华大使馆前举行群众集会，据报道有超过500万人参加集会。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表一系列声明和文章，通过赞扬古巴的反美斗争，批评苏联的政策立场，将中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分歧公之于众。
在这些声明、社论和文章中，中共中央只字不提苏联在结束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作用。
而《人民日报》在11月5日发表的题为“大无畏的古巴人民是最强大的战略武器”的社论，更是将赫鲁晓夫的政策称为“绥靖政策”。
11月16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再次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可能是对这一时期苏联政策的一个回答。
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作出这样的反应，是试图利用几乎导致发生核灾难的事件来积累政治资本。
于是，赫鲁晓夫决定改变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
11月5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文章，再次表明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中立立场。
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多次发泄他对中国政策的强烈不满。
苏联外交部在一份报告中说：
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危险的时候，当需要两国“形成统一战线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时”，中国除了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声明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支持苏联。
[13]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11月14日决定恢复对印度的军售，12架米格－21型战斗机陆续运达印度，第一批4架战斗机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为苏联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标志。
中国对苏联此举的反应极为强烈。
在中共中央看来，苏联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是“出卖我国，背叛盟友”。
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余湛1962年12月12日同苏联代办梅晓滋夫就中印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特别表明了中方对苏联向印度出售军火的愤恨。
余湛说：
你们给印度武器，印度用你们给它的飞机、汽车把军队运送到前线向我们进攻。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我们对此十分愤慨。
……问题不在于数量，你再多给些我们也不在乎。
但是你们这样做，是在政治上给印度很大的支持。
尼赫鲁这样顽固，不愿和平解决问题，你们要负一部分责任。
……使印度感到它背后除了美国支持外，还有苏联的支持。
[14]
对于赫鲁晓夫政策的变化，章汉夫在11月7日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说：
为什么从10月25日到31日仅仅5天之内就发生了变化?
那是因为在25日古巴的局势非常紧张，赫鲁晓夫害怕，怕得要死……因此赫鲁晓夫就骗我们，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
[15]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起初试图以苏联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方面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苏联，因此短期内对中印边界冲突持观望态度。
但是，“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美苏核对抗的危机中，受到了美国公开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丢面子。
他对我们坚决支持古巴的立场，对我们反对肯尼迪提出而经他同意的对古巴进行国际监察的侵犯古巴主权的行为，恼羞成怒。
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赫鲁晓夫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华浪潮”。
中共中央明确的结论是，“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一味迁就的错误政策，缺乏原则”[16]。
三、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苏分裂进程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共和苏共“在某些原则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诸如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支持各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南斯拉夫等等问题”。
而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持印度是“国际修正主义伙同印度反动派打击、孤立我国”的最好证明。
中国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文件显示，中国认为“1963年以来，苏联就中印边界问题反华比以前更加公开露骨，更加恶毒嚣张”。
因此，赫鲁晓夫“是个叛徒，不是无产阶级”；他同敌人勾结，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可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同他团结起来”。
中共中央领导人从1962年底开始强调，要在国际斗争中同修正主义争夺领导权。
[17]这样，中苏同盟经过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
中印边界冲突还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实质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
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招牌，印度已经同英美结了盟。
有人说我们把印度推向西方，实际上我们不推，它已经倒向西方”[18]。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猛烈抨击印度共产党特别是印共主席丹吉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态度。
中国根据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进一步加强中国核力量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认为苏联之所以“勾结敌人，在核扩散问题上出卖我们”，是因为“修正主义害怕马克思主义会变得强大起来”，害怕中国拥有核武器。
因此在危机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
发展和拥有核武器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家利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冷战与中印边界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09YJA770017）的中期成果；本项目还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
B406）的资助。
]
注释：
[1]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12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24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498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178—179页。
[2]Radchenko，TwoSunsintheHeavens，p.3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8—249页。
[3]PeterOpris，“Indian-Soviet-ChineseRelationsinBucharest'sPerspective”，pap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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