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莫言提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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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莫言提干
莫言提干
1
有一次，江干事跟莫言说，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电子计算机系招生，给了他们一个名额，问莫言要不要报名。
这时离考试有半年多时间，也就是1978年春左右，莫言的人生中获得了另外一个意外的机会，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也很困难。
有改变人生的机会，而且是这样一个想了多少年的上大学的机会，士兵莫言还是要努力抓住，不轻言放弃。
士兵莫言的报名资格一开始也还有问题。
他虽然自报初中毕业，却是小学文凭——如果小学也发文凭的话。
资格问题不说，那时文凭审查也不太严格。
士兵莫言要考计算机系前，数理化知识几乎为零。
语文和政治，士兵莫言自己估计还能对付，数理化是硬骨头，只能自学。
革命战士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这个困难摆在士兵莫言面前，他不上也得上了。
士兵莫言写信回家，让家里人把大哥的初中课本、高中课本甚至小学课本全都打包寄来给自己。
他先从数学学起。
单位有一个无线电技师，通数学，士兵莫言就向他请教，学了一些通分之类的知识，然后一路学下去，把高中的数学勉勉强强学完。
他还向部队旁边一所中学的老师求教。
士兵莫言一下岗，就跑到一个堆满劳动工具的小仓库里熬夜自学。
这个储藏室的墙上和地面，刻满了他写下的各种数学公式和物理算式。
这些公式和算式，莫言后来在1999年9月故地重游时，还依稀能从一个灶头上面密布的油烟里看到。
刻苦复习了半年，数学学完高中，物理学到初中，化学来不及自学，到七月，教导员忽然通知莫言说，不用复习了，名额没有了。
士兵莫言得到了通知后，半是遗憾，半是解脱。
遗憾的是他又一次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
当时大家的基础条件都一般，上考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说不定就蒙上了。
解脱的是，终于可以不用这样没日没夜地复习了。
如果士兵莫言当时考上大学，军队里就多了一个无线电技师或者计算机专家，说不定后来大有出息，考上国防大学的研究生，参与了银河计算机的研发，混进了中科院当上了院士……使劲地想吧，世界上就会少了一个“描写落后农村，给军队抹黑”的作家，多了一名专门研究高精尖科学技术壮大我军战斗力的军事科学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权威莫言院士的日常生活与普通老百姓将迥然而异。
他说一别人不敢说二，他说伪科学，别人只能说有道理。
他可以到处当客座教授、做学科带头人，到处领豪华高档住宅，私人物业遍天下。
他每年还能兼职拿津贴，一拿就是十几万，十几个地方。
他的孩子被有关方面安排得妥妥帖帖，舒舒服服，毫无后顾之忧。
他不用亲自动手，只需挂名。
计算机科学的权威加院士，其美好而牛逼的生活，不是文学从业者所能媲美的，连频频东窗事发的贪官都难望其项背……联想打住，毕竟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计算机系没有招到士兵莫言这位学历诡秘的学生，一切联想都是伪科学。
后来得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计算机系招生，目的是从部队里招一批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人来培养，以迎接新时代新技术挑战的新战争形势需要。
科学技术既然是第一生产力，显然也是第一战斗力，过去那种小米加步枪的战略思想，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了，军队也需要进行科技进步。
而莫言，不知道是哪方面、哪一个条件不符合，名额突然就没有了。
命运女神变成一个顽童，用草梗伸进睡得正香的人们鼻孔里把人撩拨醒，转身就溜了。
机会没有了，士兵莫言一度非常惆怅。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士兵莫言的刻苦复习并非没有好处。
他没有机会参加考试，却带来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当时部队跟风搞业余学校，士兵莫言当上了语文教员和数学教员——这个莫言的存在对当时的教育体制乃至现存的教育体制确实是一个像热气球一样巨大的讽刺。
他根本就没有上过几年学，却一次一次地当上了老师。
在县棉花加工厂的业余学校上过课，混进革命部队里还是当老师。
一个自己都没有好好上过学的人，竟然当上了教官。
教官莫言语文有基础，毕竟有大量的阅读垫底，一直也没有怎么放弃，自学也方便，在县棉花加工厂也特别加强过，不成问题。
有趣地是，他才自学了半年不到的数学，也敢上台讲课。
他面对的那些学员，很多都是老高中生，1968年就入伍的兵。
教官莫言准备很充分，也很努力。
主管局的领导王政委来视察，点名要听莫言的讲课。
教导员跟莫言说了，让他好好准备。
下一课正好讲三角函数，莫言晚上使劲地准备，三道例题也反复琢磨，尽量做到滚瓜烂熟，不打无准备的仗。
第二天讲课，王政委和他带来的干事都在旁听。
教官莫言开头难免有些紧张，好在准备充分，课堂上听讲的战士们也提不出让莫言抓瞎的问题。
这节课就顺顺当当上完了。
课后，王政委问莫言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莫言说，我哪里上过大学啊，我是农村兵。
王政委很惊讶，就记住了莫言的名字。
当然是他的真名“管谟业”。
后来，他们开上大卡车，带王政委去看海。
驾驶员旁边空着两个座位，王政委上去，还空着一个，政委就喊：
小管，你上来。
人家教导员和主任都披着大衣坐在大卡车后面呢，“小管”却受到这么隆重的对待。
露脸的机会接二连三出现。
莫言他们单位有30多亩地麦子，正赶上秋收季节。
在农村，跟他爷爷这样的高手相比，他自惭形秽，跟城市兵相比，他就算是寂寞高手了。
莫言故意让其他12个人从东边往西割，他一个人从西往东割。
东方和西方两路向中间挺进，然后汇合。
割完麦子一看，莫言一个人割的跟人家12个人割的一样多。
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
不合格的青年农民，在部队里当上了劳动专家。
1979年7月，莫言返回老家结婚，不到一个星期，就接到电报，让他立即归队。
一到部队，领导就让他打包到保定去报到。
人生啊人生。
莫言那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
未来的大幕，毕竟在他的面前撩开了神秘的一角。
里面灯火辉煌，人声鼎沸。
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成为这帷幕后面的一员，莫言的心就不能不激动起来。
士兵莫言，就这样，正式地变成了教官莫言。
因为还没有提干，他是战士级教官，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
2
1979年7月底或者8月初，莫言收拾了自己的包裹，来到了保定郊区的狼牙山脚下，进入了训练大队，当上了一名“战士”级教官，负责训练从江苏无锡一带招来的高中生。
战士教官莫言在训练这些新兵时，下了狠劲，把一些新兵都训哭了。
他想出成绩，好好表现自己。
训练新兵的教官大多是从政治工程学院下来的，负责上文化课。
老战士教官莫言一开始负责队列，后来也慢慢地上文化课。
一晃之间，三年过去了，新兵变成了老兵。
按照惯例，一般新兵当了三年，没有提干转干的，都会复员返乡。
莫言这名老兵没有复员，也没有提干。
他以一名老兵的资格，干着干部的事情。
在训练大队，老兵莫言另外一个工作是保密员。
局里把老兵莫言调到训练大队，本来是想给他提干的。
领导说，小管刚来，要观察一段时间。
到了这年、1979年底，总政治部忽然下了一个文件，说以后不再从战士里面直接提干，所有干部必须经过院校或者是训练大队的培训才能提干。
要命的还有一条，战士年龄超过24岁不能提干——莫言1976年参军时就整21岁，1979年底他已经24周岁半都过了，眼看年历翻到了1980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年代，他25岁了，总政治部却下了这样一个文件，正好卡在莫言的年龄上。
老兵莫言花明不久柳又暗，前途刚有又不清。
1978年在黄县站岗之余，警卫班班长班长莫言因为前途迷惘，开始暗暗地写作，想从晦暗中摸索出一线亮光。
调入局训练大队后，有了提干希望，这一激励，莫言就把写作的兴趣撂在一边，努力工作，希望自己的良好表现能博得领导的赏识，顺利转干。
1979年底总政文件下达之后，老兵莫言不知如何去从，心情极度苦闷。
他在部队里四年，待惯了，返乡已经很不适应。
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回去了。
不回去又能到哪里去呢？
这段时间，老兵莫言迷惘苦闷之余，又开始了发疯阅读，努力写作。
他盲人摸象，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投。
这些稿子大多石沉大海，有去无回，令人气馁。
那个时候，部队的激励制度很优厚，一名士兵能够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可以记三等功，如果能在《解放军报》或者《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文章，那就更是一下子脱颖而出，全军闻名了。
那个时期，确实有很多男战士和女兵都通过写作的途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当时的文坛里，活跃着一大批军队作家的身影。
老兵莫言也想从写作上突出重围。
当时受训练的新兵很多，政治工程学院的政治教员不够用，江干事替莫言找到了一个继续待在部队里的办法。
他问莫言能不能讲政治。
莫言在讲课上有特殊才能，前世大概是学贯五车、但是科举失败的私塾先生，说不定就是那个命中注定一辈子潦倒的文曲星、淄川的落第秀才蒲松龄再度下凡投胎。
新时代新风尚，这回，落第秀才把故事讲到了部队里，讲到了狼牙山脚下，讲到了长城外古道边，一直讲啊讲啊，讲到了莫斯科。
江干事支了这个妙招，老兵莫言赶紧答应，立刻准备。
当时的政治课，讲的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门，万变不离其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莫言找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学习，备课，死记硬背。
莫言记忆力好，备课很轻松。
为了镇住学生，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他跑到河边一片白杨树林里对着那些队列整齐如学员们的树木滔滔不绝地演说。
当时的学生对能够脱稿讲课的老师都很崇拜，莫言就专门背诵接下来要讲授的内容，到了课堂上侃侃而谈，看起来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很受学员的欢迎。
作为一名战士，老兵莫言已经服役6年了。
从1979年至1981年，老兵莫言一直待在局训练大队里，算是兼课教官，却无正式编制。
老兵莫言的津贴当时已经涨到了每月26元，而那时一般士兵是6元，干部是52元却还要交纳伙食费。
待遇上，老兵莫言已经获得了一名士兵的最高级待遇了。
但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样总是吊着，不上不下，却让老兵莫言为渺茫的前途而感到焦虑不安。
这样一年一年地过，转眼就到了1981年。
莫言努力写作，终于在保定文联办的《莲池》杂志1981年第5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在1982年第2期的《莲池》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丑兵》。
《春夜雨霏霏》和《丑兵》发表后，对改变莫言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每篇小说有72元钱的稿费，两篇小说发表后，莫言得到了144元稿费。
当时干部月工资仅为52元，相比之下，两个短篇小说的稿费相当于一名干部的三个月的工资（当时似乎没有额外的奖金这一说），一个短篇小说相当于干部一个半月工资或者相当于那个时期一个熟练工人两个月的工资——那个时候还要每天没完没了地上班，一个星期只休息一天。
从劳动产出比上看，发表小说的劳动价值，实在是太高，太令人向往了。
当时莫言两篇小说的稿酬折算到现在，按一个普通科级干部工资每月2000元的三倍计算——国家统计局2006年6月12公告，2005年全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364元人民币——这两个短篇小说当时的现金收益价值相当于现在的6000元左右。
我们再看看现在的稿费收入：
同样是两个短篇小说，假设千字80元，每篇8千字，不扣税可得640元，共1280元，如果扣税，只有1100多元。
也就是说，现在的文学价值较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贬值了5倍。
而物价呢？
单以生活必需的日用品做比较：
大米从两毛钱涨到了三块钱一斤，涨了15倍；猪肉从不到一元钱涨到15元钱一斤，涨了15倍。
稿费贬值5倍，猪肉升值15倍，一乘一除，从肉价上讲，文学价值已经贬值了40倍。
在当时，拥有144元巨款，莫言购买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的梦想实现了，他还有多余的钱宴请自己的哥们儿。
最重要的是，因为发表了小说，他引起了局里领导的注意。
局里领导开始知道，训练大队有一个老战士，业务水平高，写的材料好，课上得不错，还发表作品，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
莫言发表了小说之后，渐渐地时来运转。
政治部肖副主任和宣传科科长来训练大队调查，就在保密室隔壁谈论莫言的事情。
训练大队领导说到莫言确实是一个人才，这样的人才不提干实在太可惜了。
作为一个战士，他的年龄太大了，但是作为一名干部，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还很年轻。
肖副主任听到这个反映，沉思片刻说，那好，明天我们去听一下这个小管的课。
你们不要提前告诉他，我们悄悄来。
这次对话，隔壁保密室里的老兵莫言听得一清二楚。
莫言知道，自己能不能最后脱离土地，成败在此一举。
他的心嗵嗵嗵地跳了起来——或许是砰砰砰地跳起来。
在这种时刻，无论多么庸俗地进行煽情都不为过。
在此之前，莫言错过了太多的机会，命运女神也跟他开了太多的玩笑。
到1982年，莫言已经是一个有七年兵龄的老兵了。
在训练大队，他是一个没有干部编制的特殊政治教员，不是干部的干部，战士中的战士。
如果不能尽快转干，他就没有太多机会了。
如果这次错过，他的人生可能就得从头再来。
这个从头再来的“头”是哪里？
也许就是高密东北乡，他老家，那些麦田，那些表情迟钝的乡亲们，那种终日劳作的没有尽头的生活。
他的人生画了一个大圈，从开始到出发，走了很漫长很曲折很有戏剧性的道路，可能重新回到原点。
这是莫言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人生命运。
如果这样的话，他可就比高加林惨多了。
老兵莫言一夜未眠，他思考再三，对自己第二天要上的新课临时做了调整。
他对新课没有十成的把握，万一哪个环节出了一点纰漏，就可能给肖副主任不好的印象，他提干的最后希望就可能彻底泡汤了。
莫言把自己第二天的课临时调整为复习。
他要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当了7年兵，青年教官莫言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背得滚瓜烂熟。
第二天一走进教室，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老兵莫言一眼看见教室的后排坐着政治部肖副主任宣传科科长和训练大队的队长和政委，就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他的脑子和舌头一下子就不灵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战士级教官莫言在一次貌似普通的政治课上，迎来了四个事先没有张扬的旁听者。
这四个人，就好像是西方电影里的法官，他们将在认真倾听完莫言的申诉之后，做出公正而终极的判决。
他们将在这堂政治课上完之后，决定他的命运。
他们是命运的判官。
在这之后，莫言只有两个结局：
一是不幸遭遇人生的最后总溃败，丢盔卸甲地被打回原形，打点自己的包袱灰溜溜地回到家乡。
二是命中遇贵人，时来运转，枯树逢了春，鲤鱼跳了龙门。
他的上课水平一旦得到肖副主任他们的认可，一举提干成功，实现农转非大跨越，永久性地吃上国家粮，不管是春雨夏涝秋旱还是冬寒，不管是丰收还是歉收，不管是村长还是村支书，都不能影响他的一日三餐了。
作为一个成色十足的农民子弟，又没有在高考时挤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如果不能提干成功，莫言逃离土地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他当然还有写作这最后的一条路。
在这条比独木桥还狭窄的路上，晃动着无数个苦闷的身影。
上课头5分钟，青年教官莫言紧张得舌头不能正常运转。
他豁出去了。
他抬头望着天花板，滔滔不绝地说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影响生产力等等，绕来绕去，就是这些概念，这些问题了。
他像一只被语言的鞭子抽动着的陀螺，飞快地旋转。
他的声音越来越洪亮，教材里的知识自己迫不及待地蹦极跳，一个接一个弹出来。
青年教官莫言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他的舌头没有青蛙灵敏，只能顺其自然，让那些闪闪发光的辞藻自己乘坐着舌头的滑梯旋转冲下，就像冬奥会的滑雪跳台最后一个动作那样，在空中旋转，翻滚，然后袅袅地落下……
课上到最后，隔壁教室都来抗议了，说管教官上课，旁边的教室都受影响。
课终于结束了。
宣传科科长传达了肖副主任的意见，说课上得不错水平很高，但有待规范。
假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
课讲完之后，青年教官莫言就心里忐忑不安地返乡了。
暑假里，待在老家的莫言收到训练大队政治处一个干事的来信，信里告诉他说，他的提干申请被批下来了。
就这样，莫言就由一名古董级战士政治教官，升级为菜虫级正排政治教官。
这一跃，不啻于腾云驾雾，也可以说乌鸦变凤凰。
为了这看起来并不复杂的一跃，莫言花了整整7年时间。
这里寥寥的几千字根本无法真正传达出莫言这些年在部队里的漫长历程和酸甜苦辣。
莫言收到这封信，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毫无疑问是百感交集，脑袋一阵乱哄哄的，一阵空洞洞的。
接到这份通知信件，他终于可以正式地跟土地吻别，安安心心地吃他的国家粮，再也不用回农村务农了。
莫言要跟庄稼再见，跟镢头再见，跟镰刀再见，跟村头的大树再见，跟那条破败的小桥再见。
拜拜了土地，拜拜了乡亲们！
莫言后来才知道，为了帮助他提干，局政治部主任和干部科科长带着莫言的材料和他在《莲池》上发表的两篇小说直接跑到总参干部部去做公关工作。
他们跟总参干部部的领导说，管谟业这名战士是难得的人才，不提干太可惜了，一定要提。
总参干部部的领导也不是那么死板的，他们就说，既然这样，你们回去打个报告，我们就同意。
那时的干部真是单纯，真是可爱，真是爱惜人才，一点都不懂得搞腐败，搞钱权交易，要向他们致敬。
如果换到现在，人才莫言还能发芽吗？
还能由小苗而长成大树吗？
莫言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干部。
一等人，是公仆。
莫言这个干部的身份，不算公仆，貌似公仆，胜似公仆。
正排级教官莫言虽然暂时还是干部食物链中的最低端，但他毕竟混进了这个食物链中。
3
好事情接二连三，青年教官莫言刚刚接到提干的通知不到两个月，1982年初秋，他又接到调令，把他从河北保定的狼牙山脚下，调到北京长城脚下的延庆。
从狼牙山到燕山，青年教官莫言虽然提干，当上了干部，仍然是在城市的边缘打游击。
燕山上的长城风景，跟狼牙山、跟渤海湾，跟他的老家高密东北乡，又截然不同。
那种大开大合的风景，那种长城外古道边的苍凉，超越了狼牙山的峭拔，活的历史用传奇的风光漫入青年教官莫言的眼帘。
这种感觉一定很古怪，甚至有些荒诞感。
刚接到调令时，青年教官莫言还找江干事，说不太愿意去北京。
他说刚刚在保定这边的文坛混得有些脸熟，到北京又是人生地不熟了。
江干事毕竟有见识，他说，北京是首都，大杂志多，更有发展前途。
得到江干事这么一点拨，青年教官莫言算是一语点醒梦中人，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了。
挟着新科作家新版干部的好心情，青年教官莫言来到首都北京郊区，自我感觉非常好，有时难免会尾巴翘翘。
他居高远望，一派秋光尽收，激动得屁滚尿流。
北京，北京，这就是北京了。
长城外，古道边，青年教官莫言老老实实地写新闻稿件和报告。
从1982年秋到1983年底，他作为一个负责新闻方面的干事，跑了一些地方，写了不少新闻稿件，仍然感到自己的兴趣不在食物链的攀爬上，他还是渴望写作。
干事莫言努力地写，又接连在《莲池》杂志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
《为了孩子》前面已经提到过，发表在1982年《莲池》第5期上，内容大概源自他小时候被冤枉说把堂弟从树上推下来的那个惨痛记忆。
被创作教条所束缚，莫言给小说安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
接下来的两个短篇小说《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在莫言的创作生涯中，在他的命运转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作家孙犁读到他的小说，在《天津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给予肯定：
去年的一期《莲池》，登了莫言一篇小说，题为《民间音乐》。
我读过后，觉得写得不错。
他写一个小瞎子，好乐器，天黑到达一个小镇，为一女店主收留。
女店主想利用他的音乐天才，作为一种生财之道。
小瞎子不愿意，很悲哀，一个人又向远方走去了。
事情虽不甚典型，但也反映当前农村集镇一些生活风貌，以及从事商业的人们的一些心理变化。
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
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
孙犁在文坛上地位崇高，他的推崇，对莫言后来的成名有重要推动作用。
（原刊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11期，系廖增湖先生撰《莫言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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