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陶行知思想开展有效性教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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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陶行知思想开展有效性教学
学习陶行知思想，开展有效性教学
陶行知太伟大了，而我对他了解的确太少了。
迄今为止，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论作有成千上万篇，仅上世纪90年代就有1331篇。
带着一种顶礼膜拜的心情，我通过各种途径走近着陶行知先生的世界，目的是想真切的了解他的教育思想，哪怕只是一些片段。
陶行知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历史教材中了解到的。
那个时候给学生上文化史部分的内容，只是按照教学参考书中的注释进行简单处理就行了，因为作为文化史的内容在各级考试中不做要求，于是就既不深挖也不拓展。
就连做老师的我也很惭愧的是为什么毛泽东评价陶性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宋庆龄赞誉他为“万世师表”……对于这样的评价也没有深入的研究过。
1999年，我有幸参与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臧荣先生等主编的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学大纲及教材分析》中“中国近代史（下）文化史内容分析及教学建议”部分内容的写作，其中涉及到了陶行知，当时与北京市教研中心的张桂芳老师探讨到陶行知其人时她很感慨且激动的说：
“陶行知作为中国近代后期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国内在现当代也没有能超过他的教育思想的人，真是应该好好写写啊！
”
是啊，真是应该好好写写。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就产生了一种要走近陶行知先生的情愫。
也就是在臧荣先生主编的这本书中，关于陶行知我是依据材料并限于篇幅这样写的：
陶行知是近代著名人民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
1923年至1926年期间，他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大力开展平民教育，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
他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立志把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作为自己一生的大事业。
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从事乡村教育运动，探索中国新教育的道路。
他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教育要同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强调“教学做合一”，强调教育与生活相结合。
他认为实行“教学做合一”，手脑并用才能求得真知，才能培养学生社会生活、生产合创造能力，这是一种崭新的教育方法论。
他把教育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他的教育实践和理论，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和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
（臧荣等主编《初中历史教学大纲及教材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11月，154-155页）
不难看出，我当时对陶行知先生的了解还是比较抽象的，即使是他的教育思想也只是一知半解。
关于“教育救国”的说法有所了解，但关于“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并不是很明白，更不能将他的教育教学思想与自己的教育实践结合起来。
2000年11月12日，有机会聆听了北京市教育学院梅汝莉教授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我国现行教育内在联系》的报告。
报告共包括五个方面：
陶行知思想与教育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教师之间内在逻辑联系；陶行知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命题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关于问题的价值；对教学本质的阐释等。
当时倍受启发。
尤其是从中认识到了陶行知关于教育的价值判断中的教育是一把双刃剑的论述，如“教育有真假之分，假教育可以害国海民”，所以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宁做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认识到了他关于教育的人文本质的论述，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理发出的才能达到心的深处，教育是人教人，离开教师人格则达不到教育目的，教师的人格是最大的教育力量。
教师的服务精神关系着国家命运安危，而金钱恰恰是破坏这种服务精神的天敌。
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自立立人、自化化人。
无爱心是教育的异化。
热爱是最好的导师，它是一种境界，超越了责任心……
11月13日，我又随区青年干部培训班对北京十七中进行了考察，这是一座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校，1946年由当时北平京东第一村高碑店小学校长王瑞黎在此建立“高碑店工学团”（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1952年正式改名为“北京市地第十七中学”。
据该校高校长介绍说：
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启蒙者、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他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教育现代化，并揭示了现代化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律。
他揭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现代化就是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异和向前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和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为中国现代化构建了全民族共有、共治、共享的教育系统工程。
陶西平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始终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教育人民少生孩子），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要求（如为民族办教育，办教育为民族），而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最大的理论意义。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系列学习与思考的基础上，我于2003年在某杂志上发表文章《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启示》，现将该文第二部分摘录于此：
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指导我们实践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在教育价值观上实现由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转变为教育为人的终身发展服务。
只有人得到了发展，才能保证社会的发展。
这也是对教育本质合教育价值的科学阐述。
我们要把素质教育的教育观、教育方向、科学方法的教育观统一起来，既要从宏观上着眼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还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要注重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育人。
2、在课堂教学观上由关注注重教师的“教”转变为更加关注学生的“学”。
具体体现在，课堂教学改革必须把握四个结合：
教师的主导与学生的主体相结合，以学生的主体为主，谋求教学做合一；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以培养能力为主，突出学生的创造精神合实践能力；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以课堂教学为主；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以过程管理为主。
3、在学生观上坚持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的学生观、各有个性的学生观和处在发展中的学生观。
所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就是说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人，教育教学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教育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学会设问、学会探索、学会合作，把学生的自主学习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
所谓学生是各有个性的，就是说学生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教学中既要研究学生的共性，又要研究学生的个性，要转变过去的“目中无人”现象，作到“目中有人”，进而实现“教书育人”。
所谓学生处在发展中，就是说教育是“人”学，理应促进人的发展，教学中要辨证的看待学生，关注学生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发展，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
4、在教师观上要转变观念，重新定位，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坚持育人为本的教师观、与学生共同成长的教师观、善于为学生营造成长环境的教师观、具备爱的情感、行为和艺术的教师观、富有现代人意识的教师观、不当“教书匠”要做教育家的教师观等。
前些日子，又认真仔细的阅读了陶行知教育文集，在阅读与思考中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了整体的了解和初步的认识，也才发现以前对他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理解的确浅薄，因此也就只能写出以上的这些“正确的废话”类的文字。
1891年10月18日，他出生在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他一生都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不断地探索着中国新教育道路，大力倡导“教育救国”且身体力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难得可贵的“生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从1913—1946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经历了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关于教育的论述中的确闪现着现代化气息。
1913—1926年是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立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留学归国后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兼带教务主任。
1918年提出生活与教育不能分离的相互关系。
1919年提出教学改革的思想。
1919年4月21日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在中国是最先提出创造精神的教育家，被蒋梦麟称为“教育界的福音”。
在这一阶段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被广泛接受。
1921年组织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会，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说，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
1923年8月，开始推广平民教育，成立了南京安徽公学。
1925年把“教学合一”发展为“教学做合一”。
1926年倡导乡村教育运动，开始争取设立试验乡村学校。
这一时期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关于教育救国思想。
他通过在国内外的学习后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教育救国”的重要性，也是他树立教育救国的关键时期。
教育救国思想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的最低层的积淀层。
他所谓的“教育救国”主要是借教育为一方阵地来从事救亡图存的事业。
他明确提出：
“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他就是为了“教育”这一大事而来的，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把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作为自己一生的大事业，他倾其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通过教育以改造社会这一大事，直到1946年因积劳成疾病逝。
早在191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哈特莱大街1010号公寓里给该大学师范学院院长J.E.罗素的信中说:
“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
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
我矢志以教育行政为毕生事业,这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的基督教男青年会上促成的。
”这一年他才25岁。
1923年12月23日在中华教育改进促进社三周年纪念会及羊市大市平民教育会成立上报告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务时的讲话中说：
“卫生问题、生计问题、道德问题、娱乐问题，以及种种别的问题都待解决，都是从事社会改造者不忍放弃的问题。
但是人民不能识字读书也是个待解决的问题，恐怕是一个基本问题。
”
2、关于教育功能的认识。
1918年5月，陶行知在向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演讲《师范生应有之观念》中指出：
（一）教育乃最有效力之事业。
教育能改良个人之天性，教育乃取恶性中之善分子，去善性中之恶分子；教育能养成共和之要素（共和有两大要素：
一须有正当领袖，一须有认识正当领袖之国民）；教育能传播非遗传的文化，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教育为最有可为之事。
（二）教育乃一种快乐之事业。
（三）各种教育之职业皆须视为平等。
（四）教育为给儿童需要之事业。
教育者，乃为教养学生而设，全以学生为中心，故开办学校，聘请教师，无一非为学生也。
（五）教育为制造社会需要的事业。
当然，陶行知还十分客观的指出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并不完全属于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而是具有两面性。
原载1926年11月5日《徽音》月刊第29、30期合刊中的《我的学校观》中提出：
学校的势力不小。
他能教坏的变好，也能教好的变坏。
他能叫人做龙，也能叫人做蛇。
他能叫人多活几岁，也能叫人早死几年。
教育就是一把双刃剑，不良的教育是“毁人不倦”。
3、关于“教学做合一”思想。
这一时期，也是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思想逐渐形成的阶段，之所以说是“教学做合一”思想逐渐形成，是因为先有“教学合一”，后来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教学做合一”。
他的这一思想其实属于“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其中明显的体现着教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当前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思想不谋而合，很是值得借鉴。
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先生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1号上发表论文《教学合一》指出：
“依我看来，教学合一，有三个理由：
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
大凡世界上的先生可分三种：
第一种只会教书；第二种不是教书，乃是教学生；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上移到学生身上来了，不像从前拿学生配书本，现在他拿书本来配学生了。
凡是学生需要的，他都拿来给他们。
但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教师能给予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这就把教和学联络起来了。
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
对于一个问题，不是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讲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
得了这种经验理想，然后学生才能探知识得本源，求知识得归宿，对于世间一切真理，不难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了。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金教育家所主张的‘自动’。
所以要想自得自动，必先有教学生学的先生。
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怎样学就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
教与学不能分离，教师不能忽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和价值，更不能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潜在能力。
教师要依据学生的需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表见解、不断发展。
真正有价值的课堂是教学过程中充满着兴奋和激情的课堂，是始终充满着朝气和活力的课堂。
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
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好的先生，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
时常研究学问，就能时常找到新理。
不能年年照样画葫芦。
”教师要树立自我批判与更新的素质，在时代发展的路途上，增强自我教育的能力，不断的改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不断的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让自己的学识修养、心性修养和精神修养都得到修炼，成为有比较深厚文化底蕴的智者。
1925年，他正式提出“教学做合一”思想。
什么是教学做合一？
他进一步解释为：
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
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
教学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教学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
“教学做合一”的实质就是教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活，生活对人而言是最大的概念，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生活得更美好。
在当前的课程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中，要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不但要强调重视课堂教学生活，而且要强调重视一切课外生活，要让教育教学活动不断的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要。
我在阅读与体会陶行知先生关于“教学做合一”思想的过程中，有一种内心的震撼，震撼于他在上世纪20年代关于教与学关系、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论述竟然如此清晰和前卫，这也正是当前课程改革中我们很多教师始终把握不好而且也是很多学者花费大量笔墨来不断阐述的问题。
通过阅读这段论述，我似乎明白了其实教育是有着一定的不以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现象。
当然，还有一层意思是终于明白了特级教师成学江为什么在为我的《历史学科主体性教育》写的书评的题目竟然是《教的法子是基于学的法子》。
幕然回首，自己在近年里所从事的一系列关于课堂教学的研究问题却全在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中，最大的体会就是自己的学识太浅薄了，真是“学而后知困”。
教学的基本问题是教学生学会继而会学，归根到底是“教学生学”，这就要求在教学中必须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不但要突出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主动建构，而且要注重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和更新知识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组织师生交往、互动，实现共同发展，让课堂真正成为师生探究真知的场所，成为师生生命成长的空间，成为师生心心交融的驿站。
正因为这样，我在2008年6月18日的北京教育学院组织的“祥云行动——提高高中校长课改领导力跟进培训”小组研讨汇报会上也是用以上观点做结束语的，旨在说明我们天天思考的关于如何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近百年前竟然被陶行知先生阐述的如此清晰。
真是“今人”不如“古人”啊！
4、关于教育改造思想。
陶行知先生倡导的教育是新教育，而新教育主要是培养国民以适应国家发展需要，这是对杜威关于“教育是继续经验的改造”观点的深化。
他指出：
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就是用新的学理，新的方法，来改造学生的经验。
我认为他1919年7月22日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讲习会上发表的《新教育》讲话中提到的“新教育方法”部分中的“共同生活”应该是当前经常频繁出现的“学会合作”。
原文为“所以要国民有共和的精神，先要学生有共和的精神；要学生有共和的精神，先要使他有共同的生活，有互助的力量。
”在“注重启发”部分又引杜威的话来阐述“启发”为“教学生的法子，先要使他发生疑问；查出他疑难的地方；使他想种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些方法之中，选出顶有成效的法子，去试试看对不对；如其不对，就换个法子，如其对了，再去研究一下。
”这其实就是课堂教学改革中不断追求的如何引导学生通过问题的解决而掌握一种研究的品质和方法。
1923年1月15日，他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的《教育与科学方法》中就明确提出了科学方法的五个步骤：
第一步，要觉得很有困难；第二步，晓得困难的所在，就是要找出困难之点来；第三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想出种种方法；第四步，在众多想出的法子中去选择；第五步，用所选择方法来实验。
用他当时用了两个形象比喻来说明科学方法的重要性：
第一种现象：
如一个学生坐在洋车上，叫车夫拉着拼命的跑几十里，结果自然是学生逸，车夫苦。
但让学生自己再回来恐怕还是不能。
第二种现象：
如一去不坐车，不识路就问警察，自然是辛苦一点，但走到回来时，保管还能回来。
掌握科学方法就如第二种现象。
同时，关于学校内部德育管理与教学管理之间关系的阐述，也是十分到位的。
这是当前很多学校普遍存在的且需要加以改变的现实问题，很多学校一般设教务处和德育处，管教学的主任不闻不问德育，管德育的主任也懒得涉足教学，互相之间各有领地，都“恪守本分”而不越雷池半步，从而导致教育与教学两张皮。
更为有意思的是，近年来伴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有些地区和学校竟然在学校管理体制和职能部门的设置上进一步细划，打破传统的教务处和德育处设置，重新设置了学生部和课程部。
真不知道这样的设置能否更好的将教育与教学有机的融合起来。
原载1926年11月5日《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23期中的《南京中等学校训育研究会》中阐述了教育与训育的关系。
训育上还有个最不幸的事体，这事就是教育与训育分家，把教育看作知识范围以内的事，训育看作品行范围以内的事，以为学习知识与修养品德是受不同的原理支配的，甚至于一校之中管教务与训育者不相接洽，或背道而驰。
殊不知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是受同一学习心理定律之支配的，我们如果强为分家，必至自相矛盾，必至教知识的不管品行，管品行的不学无术。
所以我们希望担任训育的人要打破知识、品行分家的二元论，而在知识品行合一上研究些办法出来。
5、关于教师素养问题。
新教育必须有新教师。
作为新教师，不但要有信仰心（事业心）、责任心、共和精神（合作精神），而且要有开辟精神、试验精神。
所谓实验精神，主要是指教师的目光要深，要有创造精神，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
所谓开辟精神，主要是指教师的目光要远，要“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教师必须处理好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这是进行教育教学的前提合基础。
“亲其师，信其道。
”他在《师生共同生活——给姚文采弟的信》中说：
“最重要的是教职员合学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风，共守校规。
我认为这是改进中学教育合一切学校教育的大关键。
所以从学生进校之日起，全校教职员要偕同旧生以身作则，拿全副精神来同化新生。
住校的教职员也断不能例外，如有例外，一定失败。
”原载1924年12月8日《教育与人生》60期题名为《南京安徽公学创学旨趣》中提出：
我们最注重师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
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功守。
我们深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
教师对教师，学生对教师，教师对学生，学生对学生，精神都要融合，都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校之中，人与人的隔阂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
（我想起了当年余秋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首先做的一项重大改革便是全力以赴地简化学院内部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些生命机体的发展。
）我们都是学生，教师的一部分生活也是学生，就要负学问的责任。
做学问最忌的是玄想，武断，尽信书，以差不多自足，以一家言自封。
我们要极力地锻炼学生，使他们得到观察，知疑，假设，试验，实证，推想，会通，分析，正确，种种能力和态度，去探求真理的泉源。
简单地说，我们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
1925年12月1日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的《学生的精神》中提出：
现在中国许多学生及一般教员，有一个很大的通病，就是容易“自满”。
不论研究何种学问，只有相当的了解，既洋洋自得，心满意足。
尤其是在过教员生活的，觉得自己处在教师地位，不必再去用功研究了。
只有“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学生精神包括三方面：
学生求学须具有科学的精神；要改造社会必具有委婉的精神；应付环境必具有坚强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
我认为，他在1926年12月10日《新教育评论》上发表的《我们的信条》中关于乡村教师的十八条信条就是他心中的新教师的标准，其实也是对这一阶段他的教育思想的全面总结。
这十八条信条是：
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
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
我们深信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
我们深信教法学法做法合一。
我们深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
我们深信教师应当以身作则。
我们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我们深信教师应当应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
我们深信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最好的教育。
我们深信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非金钱所能买得来，就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尤不可因钱少而推诿。
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1927—1930年是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国民政府统治建立且国共两党对峙时期，他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提出了晓庄精神，致力于办好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社会。
在各种演讲和文章中系统阐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
这一阶段他还创办了一些乡村中心小学、幼稚园、民众夜校、救火会等，普及乡村教育。
这一时期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关于教育改进的问题。
1930年他为《教育大辞书》撰写的辞条《教育改进》中提出教育改进的办法是：
（一）办教育者必须承认所办教育尚未尽善尽美，确有改进的可能。
（二）改进教育者必须明白自己的问题，又必须明白他人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
（三）教育界共同之问题应同心协力共谋解决与改进。
（四）调查参观仅为取别人之所知以益已之所不知，会议仅为合各人之所知以成公众之所不知，吾人决不能藉此种方法以发现新理。
（五）调查必须有工具，方能明白问题之所在；试验亦必须有工具，方能考核方法为实效。
（六）教育之学术，非可独立存在。
2、对“教学做合一”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和推广。
对于他的教育的核心思想，这应该是贯穿于他教育思想的每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创办晓庄师范来对这一思想进行试验和推广。
1927年8月14日，他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演讲稿《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校旨趣》中说：
“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
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全部的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
”他有一个比喻让我很受启发，那就是在课程改革中应该如何对待本土理论和外来思想。
（教育不能像拉东洋车）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
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也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
要在中国实际生活上面找问题，一面实行工作，一面极力谋改进和解决。
192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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