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专题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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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专题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二专题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毛泽东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经过延安整风，1945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正式确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确立
（一）三次武装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
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因此，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的解放，迫切需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继续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面对蒋介石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
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顽强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
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
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过去不重视武装斗争以及在国共合作、土地革命等问题上的错误，指出：
“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
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至1928年底，全国各地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出现了群雄四起、挽救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南昌起义正式爆发。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占领了南昌，并颁布了革命政纲，宣布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随后，起义部队按预定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准备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
10月初，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因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而陷于失败。
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粤北和湖南等地，坚持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湖南，传达会议精神，领导改组湖南省委和准备发动湘赣两省的秋收起义。
改组后的湖南省委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湘赣边界的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参加秋收起义的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民自卫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安源煤矿工人武装，共约五千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起义部队计划先攻占修水、铜鼓、安源，然后向长沙进攻。
起义开始时，工农革命军曾取得一些战斗的胜利，但不久便相继失利。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9日在浏阳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改变进攻长沙的计划，决定率领起义军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和山区寻求立足地，保存力量，再图发展。
29日，起义队伍到达江西永新县，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
三湾改编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把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向敌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对于保存和发展革命阵地，坚持和发展革命武装斗争有着重大的意义，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起点。
秋收起义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27年12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五千余人，利用粤桂军阀混战的时机，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市区的绝大部分，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
但是，在起义后的第三天，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它的失败又一次证明，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心城市的统治大大加强起来的情况下，想通过城市武装暴动和攻占大城市来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后，乘当时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之机，恢复和建立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边界各县建立赤卫队、暴动队，团结改造地方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各级工农革命政权，等等。
至1928年2月，初步建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两军会合后，运用毛泽东、朱德创造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接连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两次“会剿”，使根据地、革命政权、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
特别是6月23日龙源口大捷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达到了全盛时期。
12月，彭德怀、滕代远又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七百余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在当地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配合下，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红军。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
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
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1930年5月，红五军和湘鄂赣、湘赣根据地的红十六军、红八军合编组成红三军团。
在总指挥彭德怀和政委滕代远领导下，红三军团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6月，红四军和闽西、赣南的红十二军、红二十军合编成红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
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1931年9月，赣南和闽西根据地联成一片。
至此，拥有21个县、250万人口，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胜利发展的同时，其他地区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利用军阀混战的空隙，相继获得很大发展。
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10万余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陕西等十余省，开辟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其中主要的有：
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洪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潘忠汝、吴光浩、徐向前等领导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已发展成燎原之势。
（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
为了总结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正确指出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大会认为，中国革命现正处于低潮，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
中共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大会的缺点是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并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
党的六大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
（1）中国是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
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占优势，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同时，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中国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因而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和坚持。
（2）中国经过国民革命的地方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3）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
（4）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5）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党的政策的正确。
进而，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原因在于：
（1）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
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
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创造条件。
（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强大的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
无产阶级必须把落后的乡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才能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使之成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为了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判了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轻视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只知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和马列主义本本上的片言只语的教条主义倾向，深刻阐明了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正是坚持了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才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大革命失败后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人农村，党员和红军的大部分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组成，加上游击战争的环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和红军内部来。
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党和红军就不可能完成农村包围城市的任务。
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如何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
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建党、建军的原理，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南昌起义以来建党建军的历史经验，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把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把红军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土地革命的风暴迅速兴起。
为了指导和规范土地革命斗争，统一土地政策，湘赣边区政府于1928年12月制定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
后来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逐步调整和完善党的土地革命政策。
在多次实践、反复摸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还形成了一个分配土地的正确办法，即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和任务，它的开展和深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战争，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蒋桂冯阎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就调集重兵，从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先后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军事“围剿”。
根据地军民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连连粉碎了蒋介石的进剿。
红军和根据地更加发展壮大。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主要是：
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速决战、歼灭战、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等等。
后来，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了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
（三）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正当全国的工农红军与革命根据地胜利发展的时候，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把持了中央领导机关，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以教条主义为特征，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政策：
在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进攻路线”，以取得一省或者数省的首先胜利；在组织路线上，大搞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把大批“左”倾教条主义者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则扣上各种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先是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后来又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不仅丧失了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使党的白区工作遭到惨重损失，而且导致了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坚持错误的军事方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造成红军行动迟缓，处处被动。
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损失惨重。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重兵集结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红军的处境危险至极。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这一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于是，红军在占领湖南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进军。
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
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
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
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南下乌江，佯攻贵州，调出滇军，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会师。
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推动全国革命向前发展。
但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因对形势的悲观估计而反对红军北上，主张南下川康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并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逃跑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共同北上。
然而，部队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又擅自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南下，并使用阴谋手段，企图危害中央。
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遂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穿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踏过岷山千里雪，翻越六盘山高峰，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在陕北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
至此，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张国焘率领被他欺骗的红军南下后，自立“中央”，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因部队屡遭挫折，损失惨重，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天全、芦山，退却到西康的甘孜。
1935年11月，原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也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
在经历了千难万险，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之后，于1936年7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亦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支持下，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
张国焘被迫取消非法的“中央”，同意北上。
同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红军指战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冲破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险阻，克服了党被分裂的危险，终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经过长征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宝贵的精华。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的胜利，使共产党和红军进入了抗日的前方阵地，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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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节选）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
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
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
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
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
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
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
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
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
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
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
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
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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