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三曹在诗歌创作上的异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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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三曹在诗歌创作上的异同
浅析“三曹”人生及其诗歌创作
摘要：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
由于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汉末离乱的痛苦生活，所以能自觉继承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在诗中通过叙述丧乱及感叹身世，吐露建功立业的抱负，具有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独特风格。
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
“三曹”即汉、魏间诗人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
他们政治地位显赫，文学成就很高，成为当时文坛领袖，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
关键词：
三曹建安风骨刚健婉约慷慨
建安时期，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转变时期，此时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它已经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完全归之于抒一己情怀，但写此心，而不虑及其余。
曹氏父子是建安诗歌的集大成者，引领一代文坛。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邈英逸，故俊才云蒸”（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正是曹氏父子的诗歌创作为建安文学的兴盛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明珠并光照后世。
曹氏父子虽出自一家，但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使这三人的思想感情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形成迥异的文学内涵和艺术风格。
一
建安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这为想建功立业之人提供了可能，激发了士人追求功业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了事事多变，人生无常的深沉感叹。
这种环境为士人创造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境，从而形成了诗歌慷慨悲凉的独特格调，“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
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的诗歌中更是充满了“高古之骨，苍凉之气”（钟惺《古诗归》），但由于性格、际遇的不同，这种慷慨悲凉之气亦各有不同。
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是一个很有胆识的统治者。
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写下了大量的诗文，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
在他的诗歌中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有军事家的豪迈壮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有文学家的深邃思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由于他一生戎马倥璁，因此“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
如《观沧海》中对波涛水阔、海岛耸立、草木繁盛、气象万千的描写有吞吐宇宙之势。
徐世薄讲：
“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
在曹操的诗文中也有悲凉之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但其诗还是以豪迈纵横、气韵沉雄为主调。
曹操的诗苍劲雄浑，开一代诗风,鲜明地体现了“建安风骨”的特色。
“诗有文之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
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曹丕，敏感而多情，对人生的凄凉惆怅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多了悲凉之感而少了豪迈之气。
“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欢？
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催肝肺”，“忧来无方，人莫之知。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曹丕的诗清丽婉转，低徊哀怨，一改其父的豪迈之气，而充满“婉娈细秀”的公子气、文士气。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曹植是建安诗的集大成者，古人称为“建安之杰”。
他的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
曹植“生乎乱，长乎军”，曾随父“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这使他少年得志，豪情满怀，诗也呈现出慷慨之情，“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但是后来的政治囚徒生活，给他的慷慨笼罩了一层悲凉之气，使他既承传了其父的雄健又拥有了其兄的悲情，“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曦。
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
自顾非金石，咄挈令心悲”。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子健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
要之三曹各成绝极，使后人攀仰莫及。
”
二
曹操一生雄才伟略，建功立业；曹丕一生富贵闲适，安守父业；曹植一生壮志难酬，郁郁寡欢。
这不仅使他们的文学风格不同，而且诗歌内容也有所不同。
曹操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诗反映的是汉末社会的动荡不安，百姓颠沛流漓，是“闵时悼乱，歌以述志”。
《薤露行》通过对外戚、宦官、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描写如“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反映了汉末统治集团政治腐败，祸国殃民的罪行，又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描述“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表达了诗人的愤怒、不满、对百姓痛苦境遇的同情，及由此产生的忧虑和哀伤。
东方树认为此诗“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姿真朴，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远”。
《蒿里行》较《薤露行》写得深刻。
《薤露行》写统治阶级内部之争，固然有诗人的愤怒与不满，而悲伤的情感落在宗庙被毁，宫室残破之上，以“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的典故加以抒发，想到百姓的不过是一句“号泣而且行”。
《蒿里行》不仅写群雄起兵、军阀混战，真实地记录了汉末诸侯拥兵自重，为争权而相互残杀的情景，而且直接落笔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勾画了战祸带来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悲惨景象，诗人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抒发了他的悲苦，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之感。
明人钟惺《古诗归》评此诗：
“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的另一类诗表现的是统一天下的雄心与吞吐宇宙气象的豪情。
《短歌行》开头便抒写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惟有杜康”。
接着通过对贤才的思念“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宴饮嘉宾“鼓瑟吹笙”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正因为曹操“设天网以该之，顿八闳以掩之”才开创建安文学的新局面。
最后诗人以周公吐哺的典故自喻，抒发其延揽人才，统一天下的鸿雁之志。
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发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倾向于个人感情的表达。
曹丕有宴游诗，抒情言志诗，但最能体现其诗水平的是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的诗。
《燕歌行》着意描绘出一幅萧条寂寞的深秋景象“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接着拟用少妇的口吻“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倾诉秋夜思念未归的丈夫的怀情和悲伤“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杂诗》是描写被迫离乡背井的游子思念故乡的苦闷之情。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
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为何在烈烈的北风中还要披衣彷徨？
因为“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可现实确是“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惟有“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
陈祚明说曹丕的《杂诗》“以自然为宗，言外有无穷悲慨，若不止故乡之思。
寄意不言，深远独绝，诗之上格”。
曹植同其父其兄不同，他的人生境遇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这也使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前后差别。
前期，因其天资聪明、才思敏捷，曹操甚是深爱，使其具有贵公子豪爽不羁的情趣，以及创立功业的壮志。
《白马篇》热情赞颂了边塞游侠驰骋沙场、奋勇杀敌，保疆卫土的英雄行为“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也表达了游侠忧国忘私、视死如归的爱国思想“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朱乾《乐府正义》说“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曹植实际寄托的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宏意，“吾虽薄德，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但是他恃才傲物，在王位争夺中败下阵来，最终只落得“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而“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宏愿，却在政治囚徒生活中破灭了。
政途的坎坷使他后期的诗歌充满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哀伤。
《赠白马王彪并序》以赠别的形式，书写了诗人悼死痛生，手足离异的苦恨“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怨“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流露出悲凉“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宣泄着愤怒“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同时又有劝慰“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同曹丕一样，曹植也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
但曹丕表达的是思乡行役之情，曹植表达的确是“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切切哀虑。
《美女篇》借美女因为不遇理想的配偶而“盛年”不嫁，“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抒发了曹植有才能，有理想却因不遇名主，才能不得施展，理想无法实现的慨叹。
刘履说：
“子健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
”
三
钟嵘的《诗品》按《论语·雍也》：
“质胜问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评价标准，将曹氏父子分别放于上、中、下三品之中。
“质胜文则野”指的是诗的内容胜过诗的形式就使诗显得粗糙。
《诗品·下》：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就是指曹操的诗情感慷慨悲凉，但语言却不尚藻饰，过于质朴，缺乏艺术锤炼，如“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平淡叙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口语化。
“文胜质则史”指的是诗的形式胜过诗发内容就使诗显得单薄。
《诗品·中》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以百许篇，率鄙直如偶语”。
曹丕的诗语言清丽淡雅，通俗自然，但因其诗多是闺中愁怨，羁旅闲情，以妇人之语言诗，给人弱不禁风之感，也使诗显得柔而无力“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雅而无调“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平而无波“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指的是诗的内容与诗的形式相协调。
《诗品·上》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众多诗人中，钟嵘对曹植的评价最高，认为其文质兼备。
的确，曹植的诗情趣高雅，辞极赡丽，句颇尚工，语多致饰，风格雅致，时而通脱、灵秀“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时而沉郁艳丽“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
曹植的诗四海无人角此雄，曹植的才“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健独占八斗”。
以上是我按曹氏父子的生活景遇不同对他们的诗歌风格、诗歌内容、诗歌评价做的简单分析。
总体来看，“武帝雄才而失其粗”却“莽莽古直悲凉”，“子桓雅秀而伤于弱”却“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健天才流丽”，誉冠于古，“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
“三曹”诗风差异之因研究综述
撰稿：
中文系08级余婷婷日期：
2009-10-22
【摘要】
由于三曹都经历了汉末建安这个极其动乱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上所受的熏陶和接受的文化教育有着相同之处，这使得他们的诗歌有共同的“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特色。
同时因为他们生活经历、身份地位，个性特点，文学思想等方面的不同，三曹诗歌风格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本文就对三曹诗风以及导致其诗风差异之因的研究成果作一阶段性疏理。
关键词：
三曹；诗风；差异；原因
前言
在中国诗史上，建安诗坛和盛唐诗坛一样是一个令后之来者心驰神往的时代，也是古人称之为“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时代，现代学者誉之为“文的自觉”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不仅出现了建安七子、蔡琰等杰出的诗人，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曹氏父子。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则是建安文人的杰出代表。
试看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
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1]
三曹对建安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由于都经历了汉末建安这个极其动乱的历史时期，“三曹”的创作烙上了建安的时代烙印。
他们以自己的“悲凉慷慨”之情铸造出不朽的建安风骨。
然而，曹操的诗风，兼具慷慨雄劲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风格“便娟婉约”；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其诗风前期豪放刚健，后期深沉悲凉。
[2]是什么造就了三曹不同的诗风？
本文就对三曹诗风差异之因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一次阶段性的疏理，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一、三曹诗风研究概述
大部分研究者认同“三曹”诗皆多乐府。
曹操现存诗21首，全为乐府诗；曹丕现存诗44首,其中乐府诗24首，徒诗20首，乐府诗大幅度减少，仅占55%；曹植现存诗96首，乐府诗51首，徒诗45首，乐府诗占其诗歌的53%。
[3]然曹操以四言见长，曹丕以六言、七言、杂言创为新体，而曹植则大力书写五言诗。
三曹的诗歌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他们同“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然而在这同样的“建安风骨”中，他们的诗风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1.曹操诗风研究
社会意识和忧患意识是曹操诗歌最为重要的两方面内容。
他的诗歌多半是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诗歌的主要风格是慷慨悲凉、雄劲、质朴和古直。
以慷慨、雄劲为主，出以深沉，偏胜于阳刚，在诗中直陈其慨、直抒胸臆，有一种雄浑壮阔的悲壮美。
[4]钟嵘《诗品》说：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5]敖陶孙在其《诗评》中指出：
“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王世贞则在《艺苑危言》（卷三）说：
“曹公莽莽,古直悲凉。
”胡应麟在《诗蔽》（内编卷二）中道：
“魏武深沉古朴，骨力难侔。
”周履靖认为“魏武帝自然沉雄。
”沈潜德在《古诗源》（卷五）中说：
“孟德沉雄俊爽，时露霸气。
”[6]刘熙载也说：
“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
[7]鲁迅先生说曹操的文章是“清峻”的风格。
叶嘉莹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则认为曹操的四言体是继承了《诗经》的形式，属于古朴作风的一种。
她认为“古直”是指，曹操的诗风是古朴的、不加雕饰的。
“悲凉之句”则是一种气魄很大的悲慨，使人产生近于苍凉的感觉。
[8]徐公持认为，“无论何种题材何种主旨，曹操诗歌有一最基本的情调，此即慷慨悲凉。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实际上就是曹操诗歌风格的自我概括。
”[9]陈庆元认为“古直”，一方面是说曹操的诗比较接近汉乐府和《古诗》，较为古朴，不事雕绘；另一方面则是对渐趋华丽、注重文采的曹丕、曹植而言，同为建安使人，曹操的诗风和曹丕、曹植有明显不同。
[10]还有学者说“操诗古拙质朴、沉郁悲凉、雄浑豪放。
”[11]等。
显然，曹操的诗风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质朴自然，语言不事雕琢，形式比较自由。
二是敞露内容世界，抒发沉郁的情感，形成一种悲凉、沉雄的风格。
《诗品》是一本较早的对建安时代诗人批评的书，作者钟嵘将汉魏到齐梁之间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
在《诗品》中曹操是被放在下品的，被放在下品的，自然是作者认为比较一般的诗人。
现在看来，钟嵘对曹操品第的评价其实不太公平。
然而，他对曹操的评语“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却是深有体会之言。
他确实掌握了曹操风格上的特色，在钟嵘之后的研究者们大都沿用了“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一观点。
此外，他们也尝试从气韵等角度分析曹操的诗风，把曹操的诗风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
2.曹丕诗风研究
关于曹丕的诗歌，历来争议都是比较大的。
在钟嵘的《诗品》里，曹丕的诗排在中品。
而曹植却是排在上品。
很显然，《诗品》认为曹丕不如曹植。
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认为两个人各有长短；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认为，曹丕比曹植好得多。
[12]
曹丕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是以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愁思为内容，其诗歌表现出细腻真切、委婉含蓄、清丽脱俗、跌宕多姿的文士风格。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
”在《铭箴》中说：
“其才清采”。
[13]钟嵘《诗品》说：
“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
”[14]周履靖在《骚壇秘语》（卷中）中指出：
“魏文帝，自然浮俊。
”陆时雍说:
“子恒逸而近风”。
[15]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评价“读子恒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冷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
”“微风远韵，映带人心于哀乐，非子恒其孰得哉。
”等。
同时，他的《姜斋诗话》也指出：
“子恒精思逸韵”。
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五）中说：
“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陈柞明也在其《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中说：
“魏文帝如西子捧心，挽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
”
[16]徐公持则认为：
“曹丕的诗歌揣摩人物心理相当逼真，加之刻画细腻，所以写得凄婉悲凉，颇得韵致。
”[17]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说：
“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
”陈庆元评价曹丕诗：
“终觉得悲凉深沉，雄浑壮伟略有不足，曹丕诗多文士气。
”[18]还有学者认为曹丕诗最能打动人心的还在于其诗具有悲婉凄清、低回纤弱、秀雅温柔的风格。
更有前人以美媛喻曹丕诗，曰：
“子恒如美媛”等。
曹丕的诗歌情感内在，风格含蓄，情感并不那么突兀、豪气逼人，呈现出一种恬静柔和的阴柔之美，表现出清逸、婉约的风格。
他的诗不强烈的刺激，却是一种缓慢的感染。
在钟嵘在《诗品》中大力批评了曹丕之后，有这么一些人，不肯用心思，也不愿动脑筋。
人云亦云，人家说曹丕的诗不好，他们也附会说不好，殊不知是哪里不好。
唯独南朝梁时的刘勰，力排钟嵘之论，他说: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
称曹丕的诗歌是清逸的风格。
这种看法，可谓卓识。
他的这种看法也影响了后世。
如王世贞、王夫之等。
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文学理念更趋于完善,研究者们对于曹丕诗风的研究也更加的理性、客观、成熟。
3.曹植诗风研究
三曹父子在诗坛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曹植。
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的发展趋向于骈偶与华丽，注重诗歌对偶、铺陈和雕饰的曹植刚好顺应了诗歌发展的潮流。
起到了“与人以阶梯”的作用。
曹植诗歌的内容及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他前期诗歌主要是表达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
后期的诗歌则重在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矛盾激起的悲愤。
所以曹植前期的诗歌呈现出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的风格，而后期的诗风隐曲深沉、哀伤忧愤。
[19]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20]钟嵘《诗品》说：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21]刘勰则认为他“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
杨广说他“词藻华致”。
敖陶孙在《诗评》中指出：
“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周履靖在《骚壇秘语》（卷中）说：
“曹子建斫削精洁，自然沉健。
”吴琪《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说：
“子建之时，檃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
然其浑雄苍老，有时或不及乃父，清莹悲凉，有时或不及乃兄。
”陈柞明说其诗歌“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凄婉、写得萧瑟、悲凉入听，有的流丽如意、以秀逸为长等”。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一）说：
“子建乐府诸篇，意厚词詹，气格雄浑。
”[22]胡应麟称赞其诗“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辞极瞻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
[23]王世贞《艺苑危言》卷三云:
“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
材太高，辞太华。
”[24]许伯虬云:
“（子建诗歌）婉而不险，质而不靡，蓄而不虚，节而不巧，忧愤而有余悲，其可谓古之遗声也已。
”[25]黄侃在《诗品义疏》里说:
“文彩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
余冠英在《三曹诗选·前言》里说:
“民歌像清泉流过花园似的浸润着曹植的诗篇。
”[26]袁行霈则在《中国文学史》中谈到：
“曹植文采气骨兼备”。
还有学者认为“植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曹植前期华丽，长于描写，短于言情，后期诗作，既长于描写，又长于言情，既富于想象，也富于意境，既富丽堂皇，也深情宛转”[27]等。
在中国诗歌里，有一类是属于纯情诗人的作品，有一类是属于理性诗人的作品。
曹植和曹丕也恰好是这么两种不同的类型。
曹丕比较接近理性诗人的类型，曹植则比较接近纯情诗人的类型。
理性诗人总是有他的节制和反省，无论外边发生什么事，他都要经过自我思考和消化。
在这种思考和消化的过程中，他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在，或者说他内心有他自己的一个主宰。
所以，理性的诗人往往比较接近固定的风格，纵有变化，也不会很大很明显。
纯情诗人则不同，他们对外界的反应是直接的，比较缺乏节制和反省。
事情怎样来了，他就怎样直接地反射回去。
这样的诗人，他作品的风格也就很容易随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曹植的诗风便分成了前期和后期。
他少年时才思敏捷，又受到其父的宠爱和欣赏，所以前期的诗风任纵发扬。
到后期环境起了变化，心情抑郁不平，风格也就起了变化，写了很多感慨和牢骚之辞。
实际上，这些感慨牢骚之辞仍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刚刚受到压制的时候，他感到无法忍受，因此感慨牢骚表现为激愤和直接。
可是当他的哥哥曹丕过世，侄子即位，他的政治状况仍没有改善，晚年更加抑郁苦闷，从而他的感慨牢骚也就从直接的激愤转变为间接的喻托。
二、三曹诗风差异之因研究
三曹诗文以及其在文学史上的煊赫地位，自古以来是文人学者关注的焦点，经久不衰。
许多学者、研究者对三曹诗歌风格的评价甚多，而就其风格形成的原因，相对而言却尚少。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有涉及此方面研究的学者一般从三曹的生活经历、身份地位，个性特点，文学思想等原因对其诗风差异进行考究。
1.三曹的生活经历、身份地位研究
三曹所处的时代、地位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
曹操与曹丕、曹植兄弟，两代之间，经历相差悬殊。
曹丕和曹植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不同的地位和遭遇又使两人亦迥然有别。
曹操身逢乱世，是曹氏基业的开拓者，他所经历的磨难，作为“守成之君”的曹丕，负有“公子之重”的曹植都远远不及。
曹操从初登仕途，便锋芒显露。
棒杀犯禁，不避豪强，威震洛阳；在济南“禁淫祀”，除残去秽，以致开罪权臣。
后来讨伐董卓，起兵于陈留，斡旋于各军阀之间，直到初平三年，曹操为充州牧，收编了青州黄巾降卒三十万，军力方定。
后征袁术、伐陶谦、战吕布、破张绣、灭袁绍，荃夷群雄，挟天子以令诸侯，北征乌桓、袁氏兄弟，遂定北方。
建安十二年，曹操又开始南征，对吴蜀用兵。
破荆州，下江陵，西征马超。
曹操经过这么多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亲历艰难险阻，也目睹了人民的流离之苦。
这为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情感、思想方面都奠定了基础。
其次，曹操对于统一事业的追求，对其文学风格的决定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由于他的大部分诗作都产生于戎马的征途中，没有用更多的时间推敲文字，对于他的诗歌质朴、古直的风格的形成应当也有一定的影响。
[28]叶嘉莹认为，在曹操的诗里往往表现出一种悲哀的情怀。
那是因为凡事英雄豪杰之士，当他们衰老的时候，都有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恐惧和悲慨。
凡事英雄豪杰，都希望留下一番丰功伟绩，曹操觉得他所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他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所以对人生的短暂感到悲哀。
曹操把这种恐惧和悲哀都写到作品里面了。
[29]
曹丕虽然也曾“生长于戎马之间”，但经历远不如曹操那样复杂多难。
自赤壁之战后，鼎足之势已成，他基本生活在“区宇方辑”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同时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既没有曹操叱咤风云的经历，也没有曹植的那种辛酸遭遇。
他对于时代的使命、人生的苦难，就没有曹操和曹植那样痛切的感受、深刻的认识，更没有曹操那样壮阔的胸怀、渊深的见识、沉雄的气韵。
因而他的绝大部分诗作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多是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之作及一些宴游诗、游仙诗。
作品感情上比不上曹植的深沉，也赶不上曹操的真切，形之于言就没有曹操、曹植那样个性鲜明了。
曹植自幼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学气氛的家庭中，少年时曾因超凡出众的文学才能而得到曹操的宠爱，同曹丕一样过着“怜风月，押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公子生活。
但因他“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加上“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最终失去了曹操的宠爱，没有得到太子之位。
建安末年，曹丕称帝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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